山寺暮

山寺暮

《山寺暮》是1937年6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的第一部散文集,作者是嚴文井。該書5月15日付排,6月15日刊行,出版周期為1個月;為靳以主編的《現代散文新集》(共12本)之一種;首印2000冊,定價3角;封面為120克銅版紙,大小為17.3厘米×12.3厘米;杏黃色封底,白色字型“山寺暮”橫排中間。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山寺暮
  • 作者嚴文井
  • 出版社: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 出版時間:1937年6月
  • 定價: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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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本

初版本無序跋,內收《山寺暮》《黑色鳥》《長城旅客夢》《給匆忙走路的人》《平原的謠曲》《小雄及其他》《世故的小丑》《秘密》《陽光的記憶》《風雨》共10篇。其中,尤以《風雨》影響最大。如今留存於世的初版本已極為少見(中國現代文學館唐弢文庫、巴金文庫各藏一冊),又由於該書為小開本(“袖珍本”),薄薄一冊,便於攜帶,其版本收藏價值較為珍貴。

再版本

1983年9月,《山寺暮》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增訂再版。首印12000冊,定價0.45元。淺葉綠色封面,封面大小為16.2厘米×11厘米,上畫晚秋荷葉,粗線條勾勒,別有一番“暮”之意味。書名由吳祖光題寫,“山寺暮”豎排封面左上側。整體上看,再版本的封面設計要優於初版本。再版本除保留初版中的篇目外,又收入《三個晚上》《枯黑的手》《世界一點也不稀奇》《僅僅寫了“一天”的日記》《談悲哀》《人與貓》《春夜過黃河》《旅行的開始》《我吃了一串葡萄》等發表於上個世紀30年代的作品。卷首有作者1936年相片一張,卷末有《附錄:過去生活里的一個漣漪》和《再版後記》,現留存於世的再版本較多,各大圖書館均有收藏,尤其常見,其中不乏作者簽名本、贈送本。

收藏價值

《山寺暮》的收藏價值越來越被看好,有兩方面可供說明。一、良友初版本現已進入版本拍賣市場,且市值成倍增長。其中有兩本曾出現,皆為八五品相。一冊以起拍100元,終拍530元的價格被拍走。從2011-08-22 21:39:07到2011-08-25 21:05:00拍賣結束,出價達44次之多,以此可窺見競拍之激烈;另一冊現仍在掛牌中,標價1000元,版本的稀有性決定了其不愁買家。二、再版本中的簽名本成為藏家的新寵。文人之間彼此題名、贈書既是傳統,也是交流方式。現流通於市面的非簽名再版本較多,價格基本在10元以下,但作者簽名本,尤其是贈給名家的簽名本,則因其無形的附加值而出現了幾十倍的增長。網上有兩本:一本是贈給李納、朱丹夫婦的,題贈時間為1984年2月23日;另一本是贈給周明的,題贈時間為1984年1月14日。李、朱、周都算文化名人,書價隨之猛漲,也合乎情理。前者現已刪除,具體價格已查無對證;後者標價為500元,其價格已接近初版本的拍賣價了。這都說明,1983年帶作者簽名的再版本已越來越引起收藏家的關注。隨著時間的推演,非簽名再版本肯定會成為收藏的“熱點”,因為“小開本”、吳祖光的題字、有意味的封面設計等等都賦予再版本以物質形態的獨特性。

奠定地位

《山寺暮》的初版,展露了青年嚴文井的文學才華,初步奠定其散文家的地位。國中時代,他廣泛閱讀了魯迅郭沫若蔣光慈郁達夫等新文學名家的作品;高中時代受到“新感覺派”影響,從《現代》中接觸到喬伊斯、福克納等人的作品,並以其技法開始練筆;在北平圖書館當小職員時代(1937年3月辭職),他廣泛閱讀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全面開拓了視野;1935年後,受到沈從文、蕭乾、靳以等京派文人的無私幫助和慷慨提攜……這都可表明,青年嚴文井的成長及文學創作,更多受益於新文學精神的哺育與引導。而11歲時受到國語老師表揚的作文《春遊》,14歲時寫的紀念早夭的七弟的《表弟之死》,以及以筆名“青蔓”發表的《三個晚上》《枯黑的手》《晨行》等作品,都可見出青年嚴文井在文學上的悟性和才華。早期的散文皆為有感而發,不拘形式,達意含蓄,文字精練,透露出青年人的朝氣和文體實驗的銳氣。1937年,按章靳以要求,他從早期的作品中精選了10篇文章,結集出版。初版本里的這些文章可看作是其對早期文學才華和創作成績的一次集中顯示。
《山寺暮》的初版,顯示了京派文人之間的良好生態。收入這個文集裡的文章,此前多發表於《大公報·文藝副刊》《武漢日報·文藝副刊》。這與沈從文的舉薦,蕭乾、凌叔華的扶持分不開。他們合力推介一位年輕作家,並不遺餘力地在創作和發表方面給予指導、幫助,特別是沈從文寫信勸導其“不要寫得太多太快”、“多動手修改自己的文章”的教誨,更是讓嚴文井謹記並受益一生。至於沈從文每一兩月就召集他們在北海或中山公園喝茶、交談的經歷,則更是一段文壇佳話。1937年,靳以為嚴文井出版了其文學生涯中的第一本書《山寺暮》,這對嚴文井的影響自是不小。而蕭乾對嚴文井的文學影響更是直接而深遠。正是蕭乾不遺餘力的推薦,其散文《風雨》才被出版家趙家璧收入《二十人所選短篇佳作選》。以上論述可以合併簡化如下:嚴文井向名刊、名家投稿→投給沈從文,但被其棄用→沈從文向蕭乾薦稿→蕭乾採納、發表→蕭乾將《風雨》等文章推薦給趙家璧→趙家璧將之納入選本。它將(作者)創作、(作品)發表、(流通)出版、(讀者)接受等四個要素的功能運演到了最佳效果。置身於這個流程中的嚴文井及其作品得到最大化地傳播。

藝術價值

當然,更凸顯《山寺暮》地位的,還是它的藝術價值。這些作品以飄忽的意象、自由的結構、不斷跳躍的情緒和唯美、詩意的文字,既彰顯了現代文學語言(特別是其中的象徵、隱喻、通感)向內指涉的魅力,也顯示了“美文”這種文體在1930年代多元發展樣態中的一種可能向度。《山寺暮》《黑色鳥》《長城旅客夢》《陽光的記憶》,都像極了何其芳《畫夢錄》的風格。在這幾篇作品中,事物的有形與無形、情感的可言與不可言、精神的“此在”與“彼在”,更多以“詩歌”方式呈現;《秘密》《小雄及其他》《世故的小丑》多用小說的筆法,有故事、有人物、有場景、有對話,特別是那些有寓言意味的章節和含蓄抒情、細緻達意的段落,則更接近日常生活的表象和質理;《給匆忙走路的人》《平原的謠曲》則分別具有哲理散文和抒情散文的品質,這種寫法更多接近我們所熟悉的現代散文傳統;而《風雨》共有14個章節組成,各章內容互不關聯,整體樣態(形式)近於小說,但寫法卻是散文的。而從個別章節、句法看,它又是詩歌或散文詩的質地。總之,詩歌中的抒情性、小說中的故事性、最前沿的歐美技法(比如“意識流”、蒙太奇)等各種文體要素非常明顯地內含於他的這些名為“散文”的作品肌理中。這綜合生成了一種效果——表達的純粹之美與作家的內在心性互為表里,結構的形式之美與豐富的象徵意蘊相得益彰。
《山寺暮》的出版,也宣告了嚴文井唯美至上藝術時代的終結。1937年7月,中國全面抗戰的爆發,在啟蒙與救亡、個體與集體之間,後者對前者的要求越來越峻急、合理、合法。此後,包括嚴文井在內的“小京派”們奔赴延安,並在那裡從事抗戰文藝工作,這不僅是那個時代的要求,也是一部分有志青年心嚮往之的事。然而,對於嚴文井、何其芳、卞之琳這一類小知識分子作家來說,那種沉醉於個體詩藝和純粹精神的審美思維已經與延安的意識形態要求不相符了,故創作轉型是必然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煩惱》的創作和出版,則標誌著其身份和審美轉向的基本完成。但他並沒有沿著這一條路繼續走下去,而是另闢蹊徑,將視角和精力轉向兒童文學創作。
《山寺暮》的再版,也是預示文學“向內轉”時代到來前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文學的向內轉,即從內部感覺和體驗來把握和形塑外部世界,並以心理學意義的時空觀念,經營篇章結構,這樣,語言、主題、情節等等都不再據守傳統文法規則,而表現為突出的個體化特徵。雖然文學的主體性,向內轉的整體風尚,在1985年後才逐漸顯現,但其先期表征已在創作和出版領域內發生了。文學創作中的”地下文學”、“朦朧詩”自不必說,而在出版領域內,舊作再版和譯著初版實際上更是走在了這種思潮的前頭。具體到《山寺暮》,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再版本已經視同為再創作了,這不僅因為裡邊重新收入了10篇文章,從而改變了初版本的本初樣態,還因為此版本的存在與1980年代前期人文理念和文學本體論的再次萌發構成了某種關聯。何以這樣說?首先,《山寺暮》的再版是新時期出版環境漸趨開放的結果。其次,再版本中的20篇散文,無論內容和風格,確實與文學“向內轉”後所展現的文學脈象有更多相似性。比如,在《我吃了一串葡萄》中,主體的自我分裂,“我”與影子的相互駁詰,這與在80年代文學中屢屢出現的生者與死者、人與靈魂之間的對話場景何其相似。早在30年代,嚴文井就已經實驗過這類現代藝術技法,其審美體驗與語言實踐的現代性,也可謂先鋒而前衛。如果照此思路一直寫下去,誰又會否認他不會成為《畫夢錄》時代的何其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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