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家妓
- 起源：戰國時代
- 概述：豪門大戶家中所蓄養的歌妓
- 注音：jiā jì
起源,出處,
起源
史紀呂不韋列傳云：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輿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逐獻其姬。姬自匿其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逐立姬為夫人。邯鄲諸姬，本屬官妓，不韋納之，畜於家中，以供個人娛樂，逐為家妓之濫觴。（摘自歷史學家黃現璠著：《唐代社會概略》 ，商務印書館，1936年3月初版）
出處
什麼叫“家妓”呢?王書奴先生在《中國娼妓史》中這樣定義：“家妓，就是蓄養在家庭中的**，而不是在坊曲的。家妓大半是能歌舞樂曲的，……其地位似介於婢、妾之間。”台灣李敖先生在《且從青史看青樓》中說得更為簡捷明白，“家妓是養在豪門中的**，算是自備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兩種表述，其內涵是相同的。
中國官營娼妓大致可分為兩種情形：即專供皇帝獨自享用的“宮妓”和為各級文武百官服務的“妓”。在中國封建社會，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尊嚴與權利，他們高踞於整個社會金字塔的尖頂上“君臨天下”，可以任意占有無數的絕色美女；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嫖妓有時卻要受到一定的約束、限制，甚或禁止。故家妓的出現，是勢所必然的事情，既可視為宮妓的“平民化”、“擴大化”，亦可視為官妓的“私有化”、官員嫖妓的“合法化”。總而言之，家妓是中國官妓制度的一種補充形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曾發揮了極其特殊的功能。
(一)家妓的始行時期
秦以前一般官僚貴族蓄養家妓的情況，史籍記載的很少，這裡我們試舉兩例：其一，《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賄晉侯以女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事情發生在周靈王十年(公元前562年)，晉悼公將鄭國送來的樂師、歌女、樂器的一半賞賜給大臣魏絳，以獎勵他和戎的戰功，其中有女樂八人。其二，《史記·呂不韋列傳》云：“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同居。”這或許是家妓的濫觴。縱觀歷史，帝王后宮妃嬪無數，更有大量女樂、宮妓以助其聲色之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侯將相，官僚貴族競相仿效，也在家中蓄養數目不等的能歌善舞的美女，這就是“家妓”。王書奴先生曰：“蓄養家妓風氣，始於漢代，而極盛於南北朝。”
兩漢時期，蓄養家妓的風氣開始流行起來，有著這方面的文獻記載比比皆是：
《漢書·貢禹傳》載：“武帝之時，宮人達數千，宣帝之時，諸侯有妻妾數百人，豪富吏民蓄歌妓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
為了眷戀人生和主宰自我生存的命運，士人們也開始及時行樂，盡情享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道德節操被拋棄，像碩學大儒馬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但他“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字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後漢書·馬融傳》)。何等的風流浪漫。
二)家妓的極盛時期
魏晉的時代是一個格外注重精神生活的時代。人們對精神自由的嚮往，對獨立人格的追求和對個體存在的思考，就產生了所謂“魏晉風度”。魏晉風度從社會風範和時代精神的特徵來看，是指士人言語的“清談玄遠”，行為的“放蕩不羈”，思想的“放任自流”，氣質的“粗獷浪漫”。
從行為方面論，其時，無論是世代簪纓之族，還是鐘鳴鼎食之家，多縱情聲色，蓄養家妓，“寵臣群下，亦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妓填室；鴻商巨賈，舞女成群。競相誇大，玄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為禁令。”(《太平御覽》引裴子野《宋略》)因而使家妓的發展出現了空前未有的盛況。
王書奴先生就魏晉南北朝時代狎玩家妓的九種不同情形做了歸納，這裡不妨略作補充引錄如下：
(1)因蓄養家妓而貪污受賄者有之
“幼文所貪橫，家累千金，女妓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牆之間，聽其管弦。”(《宋書·杜驥傳》)
(2)因狎玩家妓而極盡奢侈者有之
“好筵宴，京師珍羞，罔不畢有。……大起園囿，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游過。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北史·夏侯道遷傳》)
(3)因貪家妓聲色快樂而非朝賀不出門者有之
“妓妾數十人，競美容工藝，慶之優遊無事，盡日歡愉，非朝賀不出門。”(《宋書·沈慶之傳》)
(4)因貪戀家妓美色老而不疲者有之
“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蓄妓，壞曰：‘我少好音律。老時方解，平生嗜欲無復存，惟未能遣此耳’。”(《南史·張壞傳》)
張壞到了豁牙半齒，說話漏氣，眼神欠佳，迎風掉淚的年紀，卻依然蓄養家妓，捏住小女子的玉臂，從臉看到胸，從頭品到腳，實乃老而胡塗，老而失態，老而不尊，老而不識務，貽人笑柄耳!
(5)因取悅家妓高興而納其為妾者有之
“惟以聲色自娛，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北史·高聰傳》)不管有子無子，家妓均注籍為妾，高聰已不要臉到了飢不擇食、禮儀掃地的地步了。
(6)因爭奪家妓而丟掉烏紗帽者有之
廣州刺史何恢走馬上任前，宴請朝廷權貴阮佃夫喝酒，豈料家有數十位**的“權執”又看上了何恢的家妓張耀華。“佃夫見耀華，頻求於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坐免。”(《南史·何恢傳》)何恢是個既愛官職又愛美人的呆子，最終讓阮佃夫找了一個藉口罷了官，報了一箭“奪色受辱”之仇。
(7)因蓄養家妓而媲美於帝王之家者有之
僅就蓄養家妓的數量之多，縱慾享樂的華侈而言，北魏的元雍和元琛可與帝王之家媲美。《洛陽伽藍記》雲高陽王元雍“宅第匹於帝宮，俊仆六千，**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所未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髮響，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繁竹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
河間王元琛更效仿西晉石崇、王愷故事，與元雍明爭暗鬥，試比風流誰更高。史載，他大興土木，營造館舍園囿，蓄養歌舞家妓三百人，藝貌冠絕當時，“曳羅綺，飾金翠”，家庭侈靡，聲妓紛葩，極盡風流之能事。他還時常大會宗室賓客，“陳女樂及諸名馬”，藉以炫耀。他遺留後世的名言為：“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一副暴發戶心態昭然若揭。
(8)因爭豪鬥富殺家妓取樂者有之
西晉時，新貴石崇和世家貴族王愷爭豪鬥富，發展到競相殺人以助興取樂的地步。王愷請豪客到他家飲酒，使家妓吹笛助興，家妓吹笛時稍微走了點聲韻，王愷立即叫人將她拉出去打死，席上一座改容，而王愷卻依然談笑風生。石崇更變本加厲，草菅人命。《世說新語·汰侈》載：“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宴，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大將軍王敦為激怒石崇，每當美人向他勸酒時故意不飲，石崇一氣之下，竟在酒席上連續殺了三個行酒家妓，如此殘惡，令人髮指。
石崇放浪形骸，賞玩家妓的方法也古怪離奇。他常常挑選容顏相近、服飾相同的前妓侍立兩側，身上分別佩帶雕玉龍佩和溶金鳳釵，召喚她們時不呼姓名，而依聽龍佩聲和看鳳釵色，玉聲輕靠前，金色艷者居後，以此分辨美女，決定美色家妓進出的順序。又如，他將沉香末撒在象牙床上，讓妓妾上床踐踏，倘若沉香末上沒有留下腳印，便賜給珍珠百粒；倘若沉香末上踏有腳印，即令其節食減肥，以示懲罰。
石崇在眾多的家妓中最寵愛的是綠珠，然而因爭奪綠珠，他卻丟了性命。《晉書·石崇傳》載：“石崇有妓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使人求焉。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曰：‘任所擇’。使者曰：‘受旨索綠珠’。崇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告秀，秀勸趙王倫殺之。”孫秀惱羞成怒，遂告發石崇結黨齊王司馬冏圖謀不軌，趙王司馬倫遂發兵圍捕石崇。結果強權戰勝了富豪，綠珠被迫跳樓自殺，石崇也終遭斬首棄市之報應。
(9)因蓄養家妓追趕時髦而不管母親寒苦者有之
本來狎玩家妓是貴族官僚有錢人家的專利，可流風所及，一些文人士子不管家境狀況如何，也尋找感官的烈性刺激，仿效這種生活方式。劉宋時的范曄是最典型的例子。《宋書·范曄傳》載：“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止住單巷，唯有一廚，盛樵採，子弟冬無被，叔父單布衣。”為了日夜風流，卻不管年邁母親和幼小子女的死活，留了一個壞名聲，遭千年唾罵。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人的覺醒與性的覺醒，既有思想上、哲學上高度進步的一面，也確有社會政治上消極、頹喪、淫靡、腐敗的一面。
(三)家妓的抑制時期
隋朝雖然是個短命王朝，但卻保留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蓄養家妓的習尚。《隋書·楊素傳》說他“家僮數千，**妓妾曳羅綺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隋書·字文述傳》載：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後房妓妾百餘人。”隋初立有戰功的武將，皇帝除加封晉爵外，還賜**、女樂作為獎賞。如越國公楊素“風氣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楊)諒之妓妾二十人”(《冊府元龜》卷三八三)；宋國公賀若弼“賜女樂二部”(《隋書·賀若弼傳》)；右武衛大將軍竇榮定是隋文帝楊堅姊夫，因率九總管入大漠擊突厥有功，“賜西涼女樂一部”、“吳樂一部”(《隋書·竇榮定傳》)；左武衛將軍樊子蓋因征遼東有功，進爵濟公，“賜女樂五十人”(《隋書·樊子蓋傳》)；又如左驍衛將軍董純、右武衛大將軍李景、上大將軍楊義臣均因戰功顯赫，而賜“女妓十人”。
隋煬帝設立教坊，其目的在於廣納歌舞藝人，縱情聲色。但此御用機構正式開張之後，女樂受其管理，官妓開始興盛，貴族、官吏在外嫖妓頗為便利，客觀上對家妓蓄養之風起到了一定的阻抑作用。
唐代有關家妓蓄養的情況，不絕史書。有關家妓的稱謂，也不盡相同，有“女樂”、“歌舞人”，有“音聲人”、“侍姬”等。裴鉶《崑崙奴》描寫大曆年間(766—779)一等勛臣郭子儀家中竟有“十院歌妓”。《太平廣記》卷二七三載：李願為刑部尚書時，家有“女妓百餘人”。《全唐詩話》云：長慶二年(822)李逢吉為兵部尚書時，有“姬四十餘人”。《釵小志》曰：大和九年(835)鄭注遷工部尚書，充翰林學士，家有“姬妾百餘”。除去這些貴族官僚外，富商大賈也不例外。如長安富戶孫逢年家中，“妓妾曳綺者二百餘人”(《雲仙雜記》卷八)。
唐朝的文人也大多熱衷於此道，故唐詩中也經常有詠及家妓的詩名。白居易曾攜家妓與牛家妓樂合宴聯歡，好不風流，詩人詩興大發：
玉管清弦聲旖旎，翠釵紅袖坐參差。?
兩家合奏洞房夜，八月連陰秋雨時。?
歌臉有情凝睇久，舞腰無力轉裙遲。?
人間歡樂無過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與牛家妓樂雨後合宴》)
司空睹生性風流，家蓄散花仙子、美妓霓裳，過著“小紅低唱我吹簫”的富貴生活。豈料“白髮紅顏未了情”，自個就年老體病、萬般無奈只好將家妓轉讓。豁達之餘賦詩一首，既是惋惜，又是感嘆：?
萬事傷心在目前，一身垂淚對花筵。?
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病中嫁女妓》)
家妓大多是由買賣、贈送、轉讓等途徑而來，也有的完全是被強奪來的。武則天時，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家妓窈娘，色藝冠絕，朝野聞名，“知之寵之，為之不婚”。梁王武延嗣垂涎已久，竟強行奪去。喬知之思念不已，痛憤成疾。窈娘知悉，泣淚成血，遂暗中請人傳詩給他，“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隨後，投井自殺。武延嗣遷怒於喬知之，將他誣陷下獄而死(《朝野僉載》卷二)。此例一；李逢吉聞劉禹錫“有妓善歌，時稱尤物”，便陰謀奪之。一日，他在中堂前擺宴，邀劉禹錫與朝中幾個大臣赴宴。賓客各攜寵妓，如期雲集。酒足飯飽，李逢吉卻扣住劉禹錫的愛妓不放，眾人“傾都驚異，無敢言者”。劉禹錫計無所出，忍氣吞聲，回家作詩一首致李，請將家妓放還。第二天，劉禹錫約了幾個朋友前去拜謁，李逢吉“相見如常”，含笑曰：“好詩，大好詩!”可就是不放人。眾人目瞪口呆，黯然而退。劉禹錫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懷妓四首》，其中有“鳳得新巢有去心”、“雖有生離死一般”等句(《太平廣記》卷二七三)。此例二；寧王李憲家有寵妓數十人皆姿色出眾，可他吃著碗裡的，看著鍋里的仍不知足，偏又看中了鄰近賣餅師傅的漂亮老婆，遂強奪進府。一年之後，忽問她：“汝復憶餅師否?”她默然不語。寧王良心受到譴責，遂將餅師召來，讓他們夫妻相見。當時在座客人見這夫妻倆抱頭痛哭，無不為之悽然。寧王令諸文士以此事為題賦詩吟詠，王維才思敏捷，先成一首曰：“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本事詩·情感》)隨後，寧王便放她回家與丈夫團圓。先仗勢欺人、強霸民妻，後詠詩消遣、物歸原主，寧王的冷酷陰險、沽名釣譽“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例三。
互相搶奪家妓，肆意虐待家妓，甚至爭風吃醋、摧殘致死家妓，在唐朝是屢見不鮮的事情，以致變成了一個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對這一社會問題，朝廷並非放任自流，而是依據官員品級的高低作出明確規定。《唐會要》卷三十四載：神龍二年(706)九月唐中宗李顯下詔：“三品以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已上，女樂不過三人。”天寶二年(743)九月二日，唐玄宗又再次下詔：“五品已上正員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當家畜絲竹，以展歡娛。”《舊唐書·職官志》、《唐六典》，也均有類似的記載。
(四)家妓的衰微時期
唐代對於官吏，沒有“冶遊”禁令，故官吏都風流放蕩。宋代對官吏嫖妓約束甚嚴，規定凡“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古今圖書集成·娼妓部》引《委巷叢談》)張舜民《畫墁錄》說：“嘉祐以前，提刑點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率禁，至屬官亦同。”否則，一經發現，便會受到處罰。此略舉一二如下：
劉渙官并州，與營妓游，黜通判磁州。?
(《宋史·劉渙傳》)
(《宋史·蔣堂傳》)
(《宋史·王洙傳》)
當時，中央派往各州縣的地方官僚，一般是不帶妻子赴任的，於是許多地方官僚便蓄妓納妾，以解性方面的燃眉之渴。由於宋代對於私人蓄妓並無官品限制，故一些中下層官僚、文人士大夫也紛紛仿效，蓄妓之風較為普遍。
宋代蓄妓之風儘管較為普遍，但規模和人數比之前朝卻少多了。韓琦官至宰相，“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宋朝事實類蒼》卷八)；熙寧七年(1074)代王安石為相的韓絳，“家妓十餘人”(《侯靖錄》)；宣和二年(1120)王黼代蔡京執政，勾結宦官梁師成，公開賣官，貪黷無厭，也只不過“家妓十數人”(《玉照新志》)；蘇軾“有歌舞妓數人”(《軒渠錄》)；歐陽修“有歌妓**姝”(《韻語陽秋》)。元代的家妓，已呈急速衰頹之勢。之所以如此，大體有兩個原因：首先，朝廷整風齊俗、社會調控的結果。為了維護封建禮教，蒙古統治者制訂了不少法律，強令人們遵從。這些法令的條目不少，主要是關於婚姻的。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忽必烈“申明以良為娼之禁”。(《續文獻通考》卷十四)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忽必烈再次下詔：“禁官吏軍民賣所娶江南良家女子及為娼者，賣買者兩罪之，官沒其值，人復其良。”(《元史·世祖本紀》)法律條文，又具體規定：諸職官娶娼為妻者受解職、離異的處罰，笞五十七下；有妻妾復娶妻妾者笞四十七下，離異；受財以妻轉嫁者，杖六十七下，追還聘財；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下，離異；強迫妻妾為娼者受杖刑；居官時調戲、強姦民妻、寡婦，或與娼優先奸後娶為妾者，受杖刑、解職的處罰。如此嚴厲的舉措，這就直接或間接地抑制和扼制了家妓蓄養之風。其次，地方官妓有“當番承應”的義務，官僚們又有任意叫妓的自由，因而家妓衰落是必然的事情。
明朝自朱元璋始，皇帝有賞賜諸王“樂工二十七戶”的規矩。因而明代宗室各王仍舊蓄妓玩妓，“遊戲無度，挾娼樂，裸男女雜坐”(《明史·魯荒王檀傳》)。如此荒淫無恥，有失體統，引起了朝野的關注。嘉靖四十四年(1565)，“禮官言諸王府有廣置女樂淫縱宴樂，或因而私娶致冒濫者，及詔令後各行裁革。如遇迎接詔敕拜進表箴，朝賀宴享當用樂者，即於本府吹鼓手教演充用。”(《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三)明世宗朱厚遂下令裁革諸王妓樂，對家妓的盛行給予強有力的壓制，在當時還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明世宗死後，神宗朱翊鈞即位，張居正為內閣首輔，大權在握，實行改革。張居正改革取得了比商鞅、王安石變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為垂危的明王朝贏得了生的轉機。然而，張居正的生活卻是窮奢極欲，妻妾成群，沉迷於房中術。他的“下部熱症”，王世貞說：“得之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八，申時行傳)沈德符也說，張居正“以餌房中藥過多”，內熱不僅發於下部，還發於頭部，冬天不能戴貂皮帽(《萬曆野獲編》卷九)。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等人上疏奏請恢復諸王樂戶，神宗敕曰：“即以先年各府所退出者給還二十七戶備用，但不得狎近女樂，致有冒濫之弊”(《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三)。至此，明世宗下令裁革的諸王妓樂，又得以復辟、回潮。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然而，屍骨未寒，對他的殘酷清算已被煽起，有力地支持過改革的明神宗，這時轉而反對改革，而原來受到打擊的保守勢力，這時迅速集結到皇權下。萬曆皇帝以張居正“罪該斷棺戮屍”，給予抄家、奪爵的極端懲處，酷吏藉機“大加拷問，窮追硬索”，“居正家屬斃獄者十數人”，製造了一樁更大的冤案。
萬曆皇帝對張居正改革的清算，意味著政治上的大倒退。生活上，明神宗是個酒色之徒，他在沉湎女色的同時，又玩弄“十俊”——十名俊秀的小太監，“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萬曆野獲編》卷二一)。所以年紀輕輕，身體卻虛空得很，經常頭暈目眩、不能視朝。萬曆十七年(1589)大理左評事雒於仁以極大的勇氣寫了一本奏疏，批評皇上品行與私生活：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者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萬曆邸鈔》，萬曆十七年己丑卷)
結果明神宗不但不聽，反而摘了雒於仁的烏紗帽。萬曆皇帝好酒、好色、好財、好氣，終其一生，都未曾改變，為後世子孫留下一個極壞的榜樣。所以，明末官妓依然醉舞酣歌，家妓迴光返照，正如張篤慶《明季詠史》詩云：“國恥不言教戰士，明危亟欲選才人。”
總而言之，家妓是私家蓄養的女樂、歌舞人，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財富的重要表征之一，是主人的娛樂工具和**工具。作為官妓制度的補充，它隨著中國官妓制度的消亡而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