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區椿樹街道魏染社區前身為魏染胡同。而關於它的名字的來歷那就眾說紛紜了。但其主要有兩種說法。一說這兒曾住過一個染匠，專為老百姓染衣服，所以就叫魏染胡同。另一說兒，明朝的大太監魏忠賢就住在這兒。當時閹黨一手遮天，百姓苦不堪言。後來魏忠賢倒了，人們就管這胡同叫魏閹胡同。由於這名不雅，後來就改成了魏染胡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宣武區椿樹街道魏染社區
- 外文名：無
- 性質：社區
- 前身：魏染胡同
簡介,胡同里的革命,名人與胡同,
簡介
</p> 魏染胡同宣武區椿樹街道魏染社區前身就是魏染胡同，而關於它的名字的來歷那就眾說紛紜了。但其主要有兩種說法。一說這兒曾住過一個染匠，專為老百姓染衣服。也許您覺得奇怪，當時的百姓還有錢染布嗎？那不都是有錢的人才能穿的嗎？其實這兒所說的染布並非有錢人家為了漂亮而染的花布。當時，百姓生活窮苦，一件衣服要穿上好幾年，衣服都洗得掉色了。但只要沒破，他們就拿到染匠這而重新上一下色，一般只有黑的、藍的這幾種顏色。上色之後他們又能穿上好幾年呢。由於這染匠姓魏，所以就叫魏染胡同。另一說兒，明朝的大太監魏忠賢就住在這兒。當時閹黨一手遮天，百姓苦不堪言。後來魏忠賢倒了，人們就管這胡同叫魏閹胡同。由於這名不雅，後來就改成了魏染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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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染胡同
胡同里的革命
在魏染胡同中間路東，有一座淺灰色的兩層西式小樓，大門兩側有點歐式風格的石柱有些不同凡響，似在向人顯示其往昔的榮耀，樓門上方的中央，鐫刻著3個俊秀的行楷大字“京報館”，據說這是當年小樓主人、也是我國新聞事業先驅者邵飄萍的手跡。1926年，<京報>社長——邵飄萍就在這裡被反動軍閥張作霖逮捕並殺害。（邵飄萍，名振青，字飄萍。1884年11月1日出生於浙江金華。）
1918年10月5日，《京報》初辦於前門外三眼井胡同38號，後來又遷到了琉璃廠小沙土園胡同。在《京報》創辦的那一年，北京大學成立了一個新聞學研究會。在五四運動前那段時間，邵飄萍每星期天上午都要去主講新聞學，並介紹其新聞採訪經驗。當時在北大擔任圖書館助理員的毛澤東就是在這時與邵飄萍相識。
1920年9月17日，經過邵飄萍的努力，新的京報館在宣武門外魏染胡同落成。一層是傳達室和經營所，編輯部與經理室在二層。在報館附近還辦了印刷廠，專門設有一個秘密印刷室，為共產黨組織印刷秘密檔案。
“二·七”慘案後，《京報》大量刊登支持工人、聲援罷工鬥爭的文章，邵飄萍親自撰文怒斥軍閥野蠻罪行。吳佩孚看了之後氣得咬牙切齒，惡狠狠地在紙上寫下邵飄萍的名字。馬克思誕辰105周年時，《京報》破天荒地出版了一期紀念馬克思專號，免費贈送讀者。“五卅”慘案發生後，邵飄萍下令《京報》停止刊登日、英廣告，同時免費刊登愛國廣告。
這時期的《京報》以真實的報導和犀利的言論，揭露政治的陰暗，並為民眾吶喊請命。它旗幟鮮明地反對段祺瑞政府，強烈譴責當局製造的“三·一八”殺害學生、民眾的惡行，並在《京報》上開闢特刊，歷數軍閥“討赤”“親日”等等罪狀，《京報》由此獲得了廣大民眾的歡迎，但邵飄萍和他的《京報》也因此受到反動軍閥的仇視，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邵飄萍為改變《京報》有些“談花說草或專捧女明星”的周刊的低俗格調，又創辦了幾個新周刊，其中的《京報·副刊》和《莽原》周刊在當時頗得讀者好評，並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寫下重要一筆。魯迅先生曾多次到此商議稿件，並親自主編了《京報》的《莽原》周刊。
1926年4月24日，邵飄萍家中打來電話，告知報館和家裡都有些事需要辦理。邵飄萍心急如焚，決定回報館看看。邵飄萍先打電話給北京《大陸報》社長張翰舉，詢問外面的情況。張翰舉欺騙邵說：“形勢已緩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放心回來吧，保管沒事!”邵飄萍輕信了張的謊言。
下午5時許，邵飄萍借著夜幕的掩護，乘車趕到報館。一名內奸將他回報館的訊息向張作霖政府告密。邵飄萍將一則事先寫好的《飄萍啟事》交給了他的妻子，準備刊出。在這則啟事中，他大義凜然地斥責軍閥以討赤為名來屠殺人民民眾。又仔細商議了《京報》館繼續維持下去的諸多問題與辦法，他在報館僅呆了一個小時，便又乘車匆忙離去。而此時的報館已經被軍警監視起來。當邵飄萍乘車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時，突然遭到偵緝隊的阻攔。荷槍實彈的警察將邵飄萍押到警廳。
晚8時左右，警察廳偵緝隊300餘人團團包圍了《京報》館。他們闖入報館，搜走邵飄萍所著《新俄國之研究》一書的底稿，查封報館，並派軍警守門，嚴禁任何人員出入。
4月25日凌晨4時，邵飄萍夫人湯修慧及家人才獲悉邵飄萍被捕的訊息。湯修慧立即通告各方面人士，懇請緊急營救邵飄萍。邵飄萍被捕的訊息一傳開，在新聞界引發了強烈的震盪。
4月25日下午3時，新聞界召開會議商討營救邵飄萍的辦法。會議當即決定，由上海新聞報、時報、商報等13家新聞單位各派一名代表，集體去遊說張學良。
下午5時，劉煌等13名代表分乘4輛汽車到石老娘胡同，會見了張學良軍長。大家再三懇請軍方能本著尊重輿論的善意，釋放或監禁邵飄萍，以免其死。張學良告訴代表們：“逮捕飄萍一事，老帥與子玉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並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此時飄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與飄萍私交亦不淺，時有函札往來。惟此次……礙難挽回而事又經各方決定，餘一個亦難做主。”代表們耐心解釋，再三懇請，言以利害，而張學良始終不為動容。張最後說：“飄萍雖死，已可揚名，諸君何必如此，強我所難。”張表示：他寧肯“一一負荊請罪”，但“此事實無挽回餘地”。談判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張學良要參加一個會議，起身送客，代表們含淚而歸。
1926年4月26日凌晨1時許，直奉魯晉總執法處提審邵飄萍。審問進行了2個多小時，最終以“宣傳赤化”之罪名殺害於北京天橋東刑場，時年41歲。
對於邵飄萍擲地有聲的文與人，馮玉祥將軍做過這樣的評價：“飄萍一枝筆，抵過十萬軍。”
邵飄萍被害後，他的遺孀、也是我國早期的女新聞工作者湯修慧又繼承了其夫的遺志，於1928年恢復出版了《京報》。之後，因時局動盪幾經離亂，《京報》時停時出。日本投降後，湯修慧回到北京，又繼續辦起《京報》，但不久，因不堪累累負債，不得已將《京報》館抵押出去，《京報》至此終刊。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將京報館舍發還給邵飄萍遺孀，此後，湯修慧先生就一直居住在京報館後面的一座小院裡，直至1986年3月去世。北京魏染胡同里的京報館舊址也已被闢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82年4月26日，在邵飄萍英勇犧牲的56周年之際，北京市人民政府將邵飄萍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墓。《京報》館南側的四合院就是邵飄萍的故居。
京報館和邵飄萍故居位於魏染胡同30、32號，虎坊橋十字路口向西數，北面第三個胡同就是魏染胡同，胡同中間路東即是，如今已經是居民大雜院。
名人與胡同
推薦傑出報人邵飄萍遇難已80多年了。其夫人湯修慧是我國早期不平凡的女報人，是邵飄萍生死不渝的伴侶和忠實助手。她於1986年3月2日在北京家中辭世，享年96歲。她的人生之旅頗具傳奇色彩。
湯修慧祖籍江蘇吳縣，少女時在杭州省立女子師範念書，生得亭亭玉立，儀態大方。在課餘之暇，經常在自家開的照相館裡協助料理賬務。這時，一位風度翩翩的男士常到照相館來搭話，日久兩人生情，這位男士就是邵飄萍。1906年，他們在浙江金華結為夫婦。邵飄萍初創《京報》時，湯修慧是得力助手，協助丈夫約稿，參與編輯，還經常撰寫評論文章，抨擊壓迫婦女、僱傭童工等醜惡的社會現象，文筆樸實生動，顯示了較高的文學修養和見識。在京期間，湯修慧經常去前門外珠市口八大胡同，她一口蘇州話和窯子裡南班姑娘言語相通，常仗義幫助她們向窯子老闆討公道，幫她們將血汗錢寄回家鄉。湯修慧在南班姑娘口中，打聽到很多政治要聞、秘聞，如直系軍閥曹錕為當上大總統，用搜刮來的70萬大洋，秘密收買幾十名國會議員投他的票。這條醜聞，由曹錕的親信李存青逛窯子時泄露出來，在《京報》上作頭版新聞刊出，還加了評論，一時輿論譁然。曹錕惱羞成怒，下令查封《京報》，通緝邵飄萍（他已躲進東交民巷使館區）。後來，經湯修慧奔走疏通，才使《京報》復業。1926年元旦，奉系與直系合作，控制了京津等地，從直系反戈殺出的馮玉祥在夾攻下失利。邵飄萍同情馮玉祥，伸張社會正義，他力排眾議，在《京報》特刊上，將各路軍閥的照片登在第一版，標題加“奉民公敵張作霖”“直民公敵李景林”、“魯民公敵張宗昌”、“除通電外，一無所成吳佩孚”……這一攻擊愉快是愉快，卻有著很大的風險。首先是張作霖發火，他面責參謀長楊宇霆懲辦《京報》。楊宇霆不願槍殺新聞記者承擔千古罵名，他把責任推給投靠奉軍的軍閥張宗昌，要他整頓新聞界，整肅名單第一名就是“京報的邵飄萍”。奸詐的張宗昌表面上放風說：“過去的舊賬俺就一筆勾銷啦，跟那個耍筆桿子的沒啥多計較的，他識相些就算啦。”但他又私下交代警備司令王崎：抓住邵飄萍立即槍斃，邵只得躲進東交民巷內的蘇聯大使館。湯修慧利用各種關係，向奉軍的一些高級將領遊說，又拜訪過張作相、萬福麟等人，還給張學良寫過信，盡力幫助邵飄萍擺脫困境。其後，邵飄萍的朋友張雙耳又出面用錢疏通。邵飄萍以為風險過去了，湯修慧不放心，讓他多提防，邵飄萍沒有在意。4月24日凌晨，邵飄萍從家中坐車去報社，才下汽車，就被十幾名等在那裡的持槍憲兵拉上大卡車，到了憲兵司令部……邵飄萍遇害後，湯修慧強忍悲痛操辦了喪事，並在奉軍高級人士中打通關節，使被查封的《京報》得以復刊。湯修慧繼續了邵飄萍的遺志仍致力於關心社會關心時局，立論客觀公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督促批評政府，該報發的一些時評與雜文就含蓄地批評過蔣介石利用召開裁軍會議排斥西北軍、桂系等舉措。儘管較暖和，但仍遭到南京國民黨當局的嫉恨。1929年10月3日《京報》再度停刊。經湯修慧四處奔走，《京報》才又復刊。湯修慧活躍在新聞戰線上，足跡遍於天津、太原、泰山、漢口等地。她注重第一手材料，親自參加重要事件、人物等採訪工作。1934年初，湯修慧出讓了《京報》的大半股權，也很少過問社務，她致力於北方婦女界抗日救亡活動，名字常見之於平、津報刊。1945年8月，日本投降，湯修慧在北京繼續辦起《京報》。天天四大版，因印刷設備、新聞紙張等多半是湯修慧借債購進的，編輯部人手不足，開支日增廣告日少，入不敷出，不久便負債累累，不得不將京報館抵押出去，公布停刊。新中國成立後，湯修慧留居北京，她作為愛國人士參加宣武區政協會時，經常呼籲恢復出版《京報》，還兩度寫信給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政府重視她的意見，後來就將京報館發還給她。她一直居住在那兒。十年動亂後期，湯修慧被遣返浙江金華，在農場種過蔬菜養過豬。1979年湯修慧回到北京，仍住在北京魏染胡同京報館後院。她晚年體弱多病，行走不便，雙眼已近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