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侃夫

宋侃夫(1909一1991)，江西省萍鄉人。1925年4月，加入國民黨。後加入共青團組織。1926年，轉為中共黨員。後任杭州支部工作指導委員會書記。1931年初，他調往中央特科學習無線電報務；9月，赴鄂豫皖蘇區。此後，他隨紅四方面軍部隊參加了數次反圍剿戰鬥、萬里長征和西路軍西征寧夏。1938年7月，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46年底，到晉冀魯豫根據地工作。1949年7月，湖北沙市解放後，一直在湖北省任職。1978年10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1年4月4日，在武漢病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宋侃夫
• 別名：民奎，坎福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出生地：江西萍鄉
• 職業：軍人
• 畢業院校：延安中央黨校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參與組建紅四方面軍電台

人物簡介

宋侃夫，1909年9月出生於江西萍鄉。1922年隨父到浙江，1924年在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浙江大學前身）讀書。192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紅軍時期，他長期任電台報務員、處長、局長，對紅軍通信聯絡、電信建設、偵破敵軍軍事情報發揮了重大作用。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總支部書記，延安大學秘書長。

宋侃夫

解放戰爭時期和全國解放後，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十二縱隊及江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中共沙市市委書記，武漢市市長、市委書記，湖北省委常務書記兼武漢市委第一書記、中央中南局委員。1978年10月，當選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在黨的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1年4月4日，在武漢逝世。

主要經歷

1922年宋侃夫隨父親到浙江，在杭州市立國小讀完高小課程後，就讀於浙江省杭州甲種工業專門學校。

1925年4月，他加入國民黨。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在聲援上海工人的正義行動中表現出色，經人介紹加入了共青團組織。

1926年10月18日，中共杭州地委在西湖公眾運動場召開市民慶祝大會，他上台作了支持夏超獨立的演講，而成為全市學生界的知名人物。

1926年冬，杭州黨組織決定將他轉為中共黨員，暫時負責杭州團的工作。

1927年2月赴武漢，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處鼓動科任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久，他回到杭州。8月，杭州支部工作指導委員會成立，他任書記；統一管理全市62個支部的577名黨團員。9月，因叛徒出賣他被捕，解至國民黨浙江陸軍監獄。

1928年6月，轉到國民黨浙江省反省院普通院。

1930年4月，他獲準保外就醫，於是他趁機與共青團杭州中心市委書記接上了關係；9月，他從杭州到上海，任上海法南區委秘書長、組織部長。

1931年初，他調往中央特科學習無線電報務；9月，赴鄂豫皖蘇區，在軍委參謀部負責諜報和機要工作。此後，他隨紅四方面軍部隊參加了數次反圍剿戰鬥和萬里長征。

1936年10月，又隨西路軍西征寧夏，先後任電務處長、統管紅軍電台的三局局長。

1938年7月，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1939年3月，畢業後他先後在陝北公學、延安工人學校、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和延安大學，任組織科長、黨總支書記、幹部處長、政治處主任、秘書長等職務。

1946年底，他重返部隊，到晉冀魯豫根據地工作。

1947年8月，他被任命為第十二縱隊政治部主任；11月，任江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兼縱隊黨委和軍區黨委委員。1949年7月，湖北沙市解放後，他一直在湖北省任職。先後任沙市軍管會主任、中共沙市市委書記、湖北省委委員、省總工會主席、省勞動局局長、省委城工部部長；中共武漢市委常委、武漢市副市長、市長、市委第二書記、市委第一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常務書記兼武漢市委第一書記、中央中南局委員。

1978年10月，他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

1982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91年4月4日，在武漢病逝。

傳奇故事

老家江西萍鄉人民對宋侃夫的最初了解，是發生在1930年的一件傳奇故事。

那年秋天，宋家突然放出話：他們家早年去浙江讀書的兒子宋侃夫，前幾天在湖南衡山南嶽廟進香返回的途中不幸淹死在湘江。接著，便見宋家在祠堂里設“靈堂”，又派人從湖南打撈回“屍體”，並把靈柩停放在萍鄉城內最有名望的古剎“寶積寺”，大做道場；出殯那天，還讓“八仙”扛著棺木，經衙門、過鬧市，大擺排場。

對宋家的這場“喪事”，許多人覺得有些蹊蹺：宋家兒子少小離家，一直未回，突然“死”去，又這么大張旗鼓辦“喪事”，究竟有什麼名堂？

過了不久，人們才知道，宋家的那場“喪事”，竟是一個“迷魂陣”。原來，宋侃夫到浙江後不久，便受進步思想的影響，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他僅16歲，便參加了“五卅”愛國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7年曾在武漢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1927年秋，他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面對敵人的嚴刑審訊，宋侃夫堅強不屈。敵人抓不到把柄，只得將他投入監獄。後來，經過他父親的疏通，於1930年春保外就醫。

宋侃夫剛一邁出監獄門，就同黨組織取得聯繫；隨後，又趁家裡要他回萍鄉完婚的機會，避開監視人，直奔上海，找到黨中央，投入了新的革命鬥爭。

宋侃夫這一走，可愁壞了家裡人：保外就醫期滿，怎么交差？正在束手無策之時，恰聞萍鄉有一批人去進香，因翻船淹死了3人。於是，宋家想出一個“瞞天過海”的辦法，在鄰村買下一具屍體，移花接木地上演了那場“喪事”，不僅在萍鄉縣衙門前大肆操辦，還在城郊造了座假墓。

學習無線電

1930年，宋侃夫在中共上海法南區委工作，大約在四五月份，中央通過江南省委派陳壽昌(後進入蘇區，犧牲)找宋侃夫談話，要宋侃夫到中央特科工作，原因是宋侃夫曾學過點電機專業。宋侃夫說：“我都丟光了。”他說：“你有基礎，可以邊學邊幹嘛。”宋侃夫是在1925年五卅運動中，參加共青團後又轉黨的。參加革命後一直在地下做青年學生和工人的工作，對於在學校時學過的電機知識都已荒廢了，真是沒有想到，早已丟掉的專業，又要撿回來。既然組織已經決定了，宋侃夫只好再從頭學起。

和宋侃夫在一起的還有湘鄂西蘇區派來的兩個年輕同志，他們先在滬東華德路租了一間房子。宋侃夫的任務是幫助他們學習，負責三人的組織生活和衣食住行。不久，陳壽昌派翁瑛(後進入蘇區，叛變)為他們講授無線電和電機工程的一般基礎知識，還給他們一本無線電課本和英文的袖珍本《業餘無線電學》要他們學習。他們從組裝三個電子管的收音機開始，然後四管、五管，同時他們還要學報務，學普通電碼，伍雲甫、王子綱又先後用手鍵教他們收抄練習。那時年輕，手巧眼明，學得非常順利。兩個多月後，他們就可以每分鐘收英文120個字母，阿拉伯數字則可達到80到100個，並曾用他們自己安裝的15瓦功率的發報機，為附近地區我黨的地下電台做試驗性的通報。當第一次叫通時，他們興奮異常。後來和他們聯繫的還有吳永康(1937年在西路軍犧牲)，吳永康在北四川路開了個電器行，需要的設備、器材、元件，大多數是他送來的。

為了避免外界的懷疑，不能在一個地方久住。不久，他們搬到滬西小沙溝路和康垴脫路交界的地方，此時湘鄂西蘇區來的兩個年輕同志已經回原地去了，組織上又派來兩個同志，一個是湘鄂贛蘇區來的，姓王(後來發現他常到舞廳去玩，組織上不放心，將他調走了)，一個已經忘記了姓名。有一天，陳壽昌突然闖了進來，他臉色陰沉，神情嚴肅，進門後就從衣袋中掏出一卷鈔票，往桌上一放，對宋侃夫說：“小宋，現在外面很緊張，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點開水外，從現在起，不要往外面跑，在小飯鋪包飯吃，讓他們按時給你們送。”又說：“估計要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不可能找你們聯繫，翁瑛和伍、王兩位同志也不可能到你們這裡來了，你們自己學吧。”事後宋侃夫才知道是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了。雖然顧不知道他們的地址，但此人很精，對黨中央情況非常熟悉，因此我們要格外小心。兩三個月後，陳壽昌才再來和他們聯繫，並對宋侃夫說：“翁瑛已去中央蘇區。”不久，王子綱也和宋侃夫取得了聯繫。又不久，中央派樂少華接替陳壽昌領導他們。樂是外行，業務上宋侃夫他們不僅自學，而且還要教別的同志學習。

在小沙溝路住得太久了，宋侃夫他們只好又搬回原來的地方。這時，那兩個同志也走了，組織上又派來徐以新和宋侃夫同住。經過觀察了解，他們發現房東是個流氓頭子，拉幫結夥，人員來往更是複雜，同官方也有聯繫。經常到宋侃夫的房間串門，宋侃夫對他十分戒備警惕，不再搞發報的東西。總之，一切檔案以及任何能引起他懷疑的東西都不在家裡存放。宋侃夫兩人只有一把鑰匙，出門總是把鑰匙交給老闆娘，以示我們對她的信任，也表示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

經過將近一年的學習，宋侃夫已基本上掌握了無線電通訊的基本技術。這時，紅軍的革命戰爭發展得很快，宋侃夫預感到新的戰鬥任務正在等待他們。果然不出所料，1931年9月，樂少華向宋侃夫傳達了中央的決定：“在中央搞無線電通訊的一些同志，要進入蘇區，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並要求他們在動身之前記好四套密碼。為了避免進入蘇區時發生意外，密碼不能寫在紙上帶去，要背熟記在心裡，到蘇區後再默寫出來。要宋侃夫記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蘇區、湘鄂西蘇區、贛東北蘇區聯繫的密碼。要徐以新記住的是與上海中央聯繫的密碼。樂少華還告訴他們這個任務是由當時特科負責人黃平(後叛變)制定並指定他們去完成的。

創建電台

1931年11月，宋侃夫到達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蔡威、王子綱、徐以新等人一起投入了創建電台的艱苦工作中。當時，紅四方面軍組建未久，電信工作幾乎一片空白。宋侃夫、蔡威等人將紅軍在戰鬥中繳獲的電台和無線電器材仔細清理後，發現連一部完整的電台也湊不齊。沒有電台，無線電通信工作也就無從談起，因此，宋侃夫被暫時分配到軍委會參謀部，負責分管諜報和機要，同時還負責編印軍委出版的油印小報《軍事通訊》。

宋侃夫與徐向前、王子綱、曾傳六合影

宋侃夫擔負起了彭楊軍事政治學校第一、第二期特種兵訓練班無線電專科的教學任務，主講英語課，為紅四方面軍無線電工作的創建儲備了人才。他還和蔡威一起從部隊不斷繳獲的破舊發電機、收發報機中仔細挑選出可用的零件，為創建電台作準備。1931年12月，黃安戰役結束，紅四方面軍全殲了國民黨軍趙冠英第六十九師，繳獲了一部較完整的電台，並俘虜了2名報務員、1名機務員。1932年2月，紅四方面軍在商(城)潢（川）戰役中又繳獲了張鍅部的一部電台。為保證電台安全、完整地轉運到後方，宋侃夫騎馬趕到前線指揮部去接收，得到了徐向前總指揮的熱情接待。徐向前叮囑宋侃夫仔細檢查電台，看是否還缺什麼，臨行前又讓人挑選了兩匹好馬，送給宋侃夫和蔡威。

1932年2月，紅四方面軍的第一部電台在河南省新集(今新縣縣城)南門外鍾家飯的一間簡陋小屋中誕生了。宋侃夫任電台負責人，兼管譯電。他夜以繼日地堅守在電台旁，一面抄收國民黨中央社新聞，一面呼叫上海中共中央和周圍鄰近的革命根據地，很快就與中央革命根據地、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溝通了聯絡。他們發出的第一份電報，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報告紅四方面軍的部隊建制情況。以後，陸續收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發來的一些政策性檔案，例如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對待地主富農政策、城市政策等等，這些檔案對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建設發揮了重大的指導作用。由於電台功率和天線高度等技術條件的限制，紅四方面軍與中共中央的聯絡一直未能溝通，只能通過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電台轉發電報。

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紅四方面軍取得了蘇家埠戰役的重大勝利。這次戰役繳獲了4部電台和大批無線電器材。這推動紅四方面軍電台擴建成兩個台，並與中共中央電台接上了信號。宋侃夫擔任一台台長，隨方面軍總指揮部和軍委會行動。面對人手不足、技術力量薄弱、青年學員不能獨立工作等諸多困難，宋侃夫身兼數職，日夜守候在電台旁，一面隨時保持與中共中央和各個革命根據地的聯絡，一面監聽國民黨電台廣播，為方面軍首長提供敵情情報。

1932年8月，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利，被迫於10月越過平漢鐵路向西實行戰略轉移。由於電台器材龐雜、沉重，行軍作戰格外艱難。宋侃夫帶領電台全體同志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帶著龐大沉重的電台設備翻越重重大山，跨過道道江河，千方百計保護電台不受損傷。西進途中，部隊缺衣少食，甚至連食鹽都沒有，還要頂風冒雪行軍作戰，環境異常艱險。有好幾次，由於找不到房子，宋侃夫只好把電台架在野外工作，國民黨軍的子彈“嗖、嗖”地從工作檯面上掠過，宋侃夫鎮定自若，從容操作。在他的領導下，紅四方面軍電台轉戰鄂、豫、皖、陝、川5省，行程數千里，始終保持了電信聯絡的暢通，並跟隨總部抵川北通江。

紅四方面軍以通江、南江、巴中為中心建立了川陝根據地後，因為有了安全、穩定的環境，無線電通信工作發展很快。1933年春，紅四方面軍在涪陽壩新建了第三台，同時成立了電務處，統一管理全方面軍無線電通信、機要工作和幹部訓練。宋侃夫任電務處處長兼第三台台長，統管報務、機要、譯電和行政工作。隨後，紅四方面軍又相繼建立了第四、第五兩個電台，並開辦了兩期無線電訓練班，培訓了一批無線電通信工作骨幹。這是紅四方面軍電台發展的全盛時期。

人物評價

宋侃夫是我黨第一代無線電通訊和技術偵察專家之一，作為來自上海的“火種”，他與蔡威、王子綱並稱紅四方面軍“情報三傑”，他們三人聯手於1933年2月解開四川軍閥的密碼——“通密”，為紅四方面軍在反“三路圍攻”、“六路圍攻”和配合紅軍長征方面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

長徵結束後，毛澤東高度評價和讚揚曾希聖與宋侃夫領導的軍委三局：“沒有二局，紅軍長征是不可想像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