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潘涅庫克

安東尼·潘涅庫克

安東尼·潘涅庫克(1873——1960)是荷蘭人,有名的天文學家。他因自己的政治活動和參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理論討論而成為國際著名人物。本世紀初,他同罕·羅蘭·霍爾斯特、赫爾曼·哥爾特一起代表荷蘭社會民主黨左翼,並在 1909年由於反對過分強調議會主義,而同哥爾特集團一起被開除出黨。此後,他同哥爾特創立了新的左翼政黨,這個黨在1918年以後發展由威·拉維斯泰因、戴·懷恩科普和塞東領導的共產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安東尼潘涅庫克
  • 國籍:荷蘭
  • 出生日期:1873
  • 逝世日期:1960
個人簡介,個人論調,戰後時光,與列寧意見相左,批判史達林,解析蘇聯,推崇列寧主義,晚年的他,

個人簡介

安東尼·潘涅庫克的時期,是作為政論家在德國社會民主義運動中活動,並擔任柏林黨校的教師。當時發表的關於倫理學和社會主義、關於未來的國家、關於工人鬥爭、關於馬克思主義達爾文主義等著作,是他在工人協會中的講稿在《萊比錫人民報》上的發表的文章(如《工人鬥爭》一文),主要是通俗性的小冊子。從這些著作中可以得出結論,潘涅庫克當時贊同前面提到過的狄慈根主義者集團的主張,並出版了狄慈根的某些著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對政治鬥爭問題及其理論概括具有非常開闊的思想和實際感受。
在這些文章中,他堅持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擁護當時在考茨基的著作中最明確地反映出來的路線。他把愛爾福特綱領的第二步著作看作是考茨基對資本主義時期提出的要求,但它們“同時也開闢了社會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進一步和平發展的道路”。
但是他對資產階級國家不抱任何幻想,而認為必須把他摧毀,這使得他在當時就已經同卡爾·考茨基和其他中派分子(更不用說同修正主義)明確地劃清了界限。正因為如此,不久以後他同卡爾?考茨基發生了激烈的論戰。在上面提到的《萊比錫人民報》上發表的文章中,他已經指出,現代國家決不是人民團體的代表,而是有產階級的代表。社會民主黨非常願意通過和平的道路來改造社會,但這是幻想。有產階級局不會放棄自己的地位和政權,因此暴力革命是必要的。

個人論調

在關於工人運動中的策略分歧的文章中,他更詳盡和更深刻地論述了自己的觀點。這是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最巧妙和最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著作之一。潘涅庫克在開頭論述了階級鬥爭的目的和無產階級的力量,辯證地概括了改良(即進化)和革命的問題。他認為,這只是統一的辯證過程的兩個方面,因此無產階級不能發誓只偏重一個方面,而應當注重整個過程;這種觀點是使新的無產階級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區別於資產階級思想的根本要點。
正因為如此,“無政府主義和修正主義是工人運動中的兩大資產階級派別。它們把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同無產階級的觀點揉合在一起”。潘涅庫克繼續說,可以更正確地把他們稱作小資產階級的派別。因為,大資產階級對現狀感到滿意,與此相反,小資產階級則始終是一個對現狀表示反抗的不滿的階級。因此,“無政府主義是變得日益野化的小資產者的意識形態,而修正主義是變得日益馴化的小資產者的意識形態”。
關於議會鬥爭,潘涅庫克更加尖銳地強調指出,它對於工人階級的覺悟和發展是有益的,但是打算通過議會制掌握政權,那是空想。“議會制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正常形式”,[7]資產階級始終竭盡全力用各種選舉法或甚至限制選舉權來使無產階級無法取得勝利。“可見,這就表明,統治階級擁有足夠的手段,把以普選權為基礎的議會民主制變成民主的幌子。通過選票可以掌握政權的觀念已經變得如此荒誕無稽,以致工人只有在資產階級允許他們掌握政權的時候才能執政”。
因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的組織。但是直接管理國家的人不僅利用國家為統治階級謀利益,而且也為自己謀利益。“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國家政權在一定限度內完成了資主的政權,那時看來好像是獨立的。官僚成了具有自己利益的獨立階級,甚至企圖違反資產階級的利益來貫徹自己的利益。”但是官僚只能在較小的範圍內這么做,因為他們在根本上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可見官僚也是一個剝削制度,因此他們的利益與無產階級的利益完全對立。
潘涅庫克在上述這本書中對一系列其他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有關工會的爭論中,以及在談到當時德國工會執行的徹底改良主義的政策時,潘涅庫克首先斷定,這些工會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組成部分。因此,它們的首要任務是為改善生活條件和儘量限制剝削而鬥爭。它們的這一任務仍然處在“資本主義的範圍之內,而沒有越出資本主義的界限”。
但是這只是工會存在的一個方面。資產階級社會的不斷發展也使得工會不再成為保守的機構,並放棄中立性,同政黨發生最緊密的聯繫,在工人階級總的鬥爭範圍內爭取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樣,它們終於成了“對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重要因素。“這樣做並不是要在上述目的和任務之外提出其他新的目的和任務,而僅僅是為了使自己的特殊任務和改善勞動條件而鬥爭能夠更好地完成。並不是自覺提出的目的或綱領,而是現實本身,使它們變成了革命的機關。這又一次表明,無產階級的革命目的同日常的鬥爭有著多么緊密地聯繫,並且是怎樣從這一鬥爭中產生出來的。”
當時潘涅庫克已經站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翼,並同羅莎·盧森堡卡爾·李卜克內西弗蘭茨·梅林以及自己的同胞赫·哥爾特、罕·羅蘭—霍爾斯特一起得出結論,工人階級的鬥爭已進入革命的階段,因此民眾罷工的問題應當用與過去不同的另一種方式提出來。他認為,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第三階段已經到來,它的特點是,過去積累下來的強大的力量和高漲的熱情將轉變為奪取政權的鬥爭。“在這場最後的革命鬥爭中,無產階級鬥爭的各個方面,雖然在議會制時期各個獨立的、相互對立的、現在都聯合成統一的整體了。民眾性罷工,在議會制時期是日常的策略手段,是‘革命的演習’,是不現實的輕率行動,而現在成了強大的現實了。”
如果無產階級的民眾組織開始進行政治活動,那么民眾性罷工是強迫統治階級接受工人階級意志的唯一的適當的手段。政治運動和工會運動之間目標的對立在這裡已經消除了。工人階級這時應當統一地提出一定的政治目的。這就是說,與自己的工會統一行動。工人應當“運用工會武器和罷工,作為反對國家政權的民眾性運動,以達到政治目的。在民眾性罷工中,無產階級鬥爭的兩個方式結合在一起了;在這裡,政治考慮和工會紀律現象就像是一個統一的戰士的善於思考的頭腦和強壯有力的雙手。”
潘涅庫克對中間階級、中間階層連同知識分子的分析是非常合乎實際的,他指出了他們的地位和心理,以及對待這些階層的社會主義策略,在該書最後,他簡短地分析了意識形態問題,認為它是在思想上反映一個階級的生活關係和生活目標的各種觀念、觀點和目的的體系,並強調指出社會主義是當代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由於社會主義意味著反資本主義,因此完全可以理解,這一思想也將被資本所統治和奴役的世界其他地區所接受。因此“社會主義主張一切民族的自決權,而反對任何壓迫、奴役和專制主義。由此產生了被壓迫民族對社會主義的強烈同情。”
完全可以理解,潘涅庫克由於具有這樣的觀點,很快就不僅同社會民主黨的修正主義派別發生衝突,而且同中派、首先是同日益倒向修正主義政策的考茨基發生衝突。大戰爆發以前,他同考茨基在民眾性罷工、議會制和對待資產階級國家的態度等問題上進行了激烈的論戰。大戰期間,潘涅庫克在齊美爾瓦爾得和昆塔爾會議上支持列寧和其他布爾什維克的活動;貫徹執行第二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的決議,向帝國主義宣布國內戰爭。他同羅蘭—霍爾斯特一起在大戰期間出版了《先驅》雜誌,刊登歐洲左派社會黨人的許多文章和評論。

戰後時光

與列寧意見相左

戰後,潘涅庫克作為德國共產黨左翼的領導人之一,在共產黨參加選舉和工會的問題上不同意列寧的意見,他當時的觀點詳盡地表述在一篇論述世界革命的發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策略的文章中,該文刊登在1920年共產國際的《共產主義》雜誌上。潘涅庫克繼續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認為經濟崩潰是對革命的最大的影響,而當時歐洲一切比較發達的國家都處於這種經濟崩潰之中。這就要求明確地劃清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的界限,不容許把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方法變成第三國際的策略,而這種做法,在他看來,已經開始露出苗頭。儘管議會活動和工會活動是第二國際時期必要的和合乎規律的鬥爭形式。但是在無產階級的鬥爭進入革命階段的時刻形勢發生了變化。現在,“議會制的必然趨勢是阻礙民眾自己進行革命所必需的積極性”。議會制加強領袖對民眾的權勢,因而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也毀了領袖。民眾的覺醒和他們的積極開展活動時分階段前進的。“在這條獨立和自我解放道路上的一個階段就是廢棄議會制。”無產階級的民眾性行動,直到民眾性罷工和國內戰爭,構成了共產黨人的策略基礎。只有民眾性運動才能摧毀帝國主義。但是,正如“議會制代表了領袖對工人民眾的精神實力,同樣,工會運動決定了領袖對工人民眾的物質實力”如果說工會運動在第一階段是無產階級的自然的組織,但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那么在革命的時代,工會就會與無產階級對立。潘涅庫克在這篇文章中也提出了應當摧毀舊的國家機器的論點,並得出結論說,革命的最重要的內容是讓“民眾自己經管自己的事——管理社會和生產,因此這是任何不讓民眾進行統治和管理的組織形式都是反革命的和有害的:所以它應當由另一種能夠讓工人自己積極活動和決定一切的革命形式所代替”。
潘涅庫克認為,這種形式就是俄國革命創造的蘇維埃制度。潘涅庫克由於自己的這些激進的左翼觀點,而同哥爾特一起,成了德國共產黨左翼反對派的理論領袖。1919年10月德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因左翼反對派的這種傾向而把北部、西北部、下薩克森、柏林和德勒斯登的整個黨組織開除出黨。被開除的足以在1920年4月成立了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潘涅庫克是新黨在理論上最強有力的人物之一,同時也是荷蘭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原先提出的觀點成了新左翼活動的基礎:反對議會制,反工會活動,按工人委員會的組織原則組織無產階級,從各個工廠組織、經過它們的代表、到州的組織和全國組織。雖然新黨當時被第三國際接納為“有發言權的同情者成員”,但是黨的領導卻日益脫離列寧對歐洲革命今後進程的觀點,這一點我們在後面探的共產主義左翼的一章中還將談到。

批判史達林

但是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內部也很快發生了分裂,而潘涅庫克當時已有五十歲了,也日益回過頭去從事自己在天文學領域的科學研究工作。1925年他成了阿姆斯特丹皇家科學院的院士,而在1932年就任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正式教授。他雖然在天文學領域取得了重大的科學成就,但並沒有與自己過去的政治生涯割斷聯繫,直到他漫長一生的晚期,仍然堅信自己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觀點,特別是關於工人委員會的觀點(他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實質)。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他必然會以十分嚴峻的批評態度來評價當時在史達林的領導下蘇聯社會主義的退化,他是對這種新的社會經濟制度的第一批重要的批判者之一。對這種制度知道今天仍然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存在著截然相反的看法。
在這個他所寫的比較重要的著作中,首先應當提到《作為哲學家的列寧》一書。在談到列寧的哲學觀點和他對經驗批判主義的批判時,潘涅庫克職責列寧把馬赫和阿芬那留斯沒有想過的東西(比如否定客觀現實、唯我輪)強加在他們頭上,以便易於開展他們的批判。總的說來,在談到列寧的哲學觀點時,潘涅庫克清楚地看到,當時列寧實際上是從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來考察許多哲學問題,因此列寧是“藉助資產階級唯物主義觀點”[24]來駁斥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
潘涅庫克在對史達林主義這種解決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式進行有根據的尖銳批判時,有時對列寧也採取了不正確的、不客氣的、而且是矛盾的態度。例如,他在書的一開頭肯定,從1917年俄國革命來看,“列寧和他的黨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是馬克思主義最好的和最成功的代表者”,可是他在同一段中卻要列寧對後來俄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負責,他甚至指責《國家與革命》,可是打擊知道,列寧在這本書中最激進和最徹底地堅持了工人委員會和國家消亡的原則。在另一個地方,潘涅庫克也同他前面的說法陷入了矛盾,因為他說,“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神話”。

解析蘇聯

潘涅庫克和另外幾個馬克思主義左翼理論家的一項偉大的、可以說是歷史性的功績,就是他們最先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撇開意識形態的盲目性,對蘇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發生和出現的事件作出回答。正如我們已經強調過的,潘涅庫克由於徹底堅持委員會的思想,因而能比當時大部分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更明確和更深刻地看出,在史達林主義時期沒有實現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偉大的根本思想,倒是建立了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潘涅庫克認為,在這種制度下,無產階級受到官僚的統治,官僚是新的統治和剝削階級。“在俄國占統治地位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那裡稱作國家社會主義,或甚至稱作共產主義);生產機構在共產黨領導人的指引下由國家官僚組成。這種國家官僚作為新的統治階級,直接支配產品,從而也支配剩餘價值,而工人階級則象打短工那樣受到剝削。”
潘涅庫克認為,第三國際的全部策略由於是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制定的,因而對歐洲是不正確的。他和其他的左翼同志一起拋棄了關於新的布爾什維克類型的革命應當由特殊的黨和領袖來領導馴服的民眾的論點。儘管列寧從來沒有同歐洲共產黨人提出過革命方案,而且正好在批評當時的“共產主義左派”(潘涅庫克就屬於這個“左派”)的文章中明確地強調在探索各國的道路時必須儘量採取辯證的態度,可是潘涅庫克卻把史達林以及後來第三國際領導在這些問題上的實際所作所為強加在列寧的頭上,硬說列寧主張歐洲發達的國家也採用同樣的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因為他所了解的資本主義“只是殖民地的資本主義,他所了解的社會革命只是推翻大地主和沙皇的專制政體”,——這種說法至少是十分幼稚的。但是潘涅庫克的批評卻正好打中了史達林和它的才能平庸的官僚,他們假借馬克思和列寧的名字,玩弄具有深遠歷史後果的騙局。潘涅庫克根據他過去的觀點,認為進行歐洲革命應當由工人階級來“掌握生產,掌握自己的生活來源和自己的勞動過程。這是真正廢除資本主義。如果工人階級無知地和滿懷信心地跟隨一個作為深謀遠慮的領導者的黨的指引,那么單靠這樣的工人階級是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如果工人階級本身、整個階級、每一個個人都從自己的觀察中知道應該做什麼,從而懂得和看到鬥爭的條件、關係和手段,那么他們就能達到目的。工人階級、每一個個人應當自己行動,自己決定;為此應當自己思考,自己領會。只有這樣,工人階級才能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個真正的階級組織,以委員會為形式的組織。”

推崇列寧主義

最後在談到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時,潘涅庫克認為它是“對黨的歷史的非常精彩的評述”,它為俄國哲學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理論模式。在革命以後,那裡把“列寧主義”推崇為國家的官方哲學,而在潘涅庫克看來,列寧主義其實就是自然科學唯物主義和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學說的結合。“這種唯物主義哲學,對於新的俄國知識分子民眾(他們滿懷激情把自然科學和技術看作他們所管理的生產基礎)連同還信仰宗教的原先的農民(他們是唯一的反抗力量),是一種真正地道的學說。新的俄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遼闊的王國的新統治階級,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廣闊的前景。”

晚年的他

直到晚年,潘涅庫克依然堅持自己的這些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寫了一本關於工人委員會的書,把蘇聯的發展看作是革命向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蛻變。他認為這一過程早在1918——1919年就開始了,因為當時工廠中工廠的廠長的管理取代了工人的管理。可是後來,當國家資本主義牢牢地紮根,技術上,政治上的領導人發展成強大的官僚,變成新階級和整個生產機構的主人的時候,對立就更加強大了。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俄國工人,就像一百年前的歐洲那樣,在微薄的工資、惡劣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重軛下呻吟。“此外,他們沒有任何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沒有自己的報刊,從而沒有任何通過反對新主人的鬥爭以衝破現狀的可能。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對於工人來說,意味著西歐的老資本主義更加沉重的奴役。”
潘涅庫克以自己的理論活動和政治活動超出了第二國際的水平。他沒有接受(特別是在稍後時期)把第三國際的原則,而是以自己的反對任何議會制、反對工會、反對把黨變成當代環境下的領導力量的激進的左翼觀點,在革命的策略方面,與自己的同志一起構成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少數派,他們必然脫離政治鬥爭的主流而處於孤立狀態。但是,潘涅庫克關於工人委員會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和實質的觀點,也使他超出了第三國際後期的水平,而成為歷史性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參與當代鬥爭和代表當代願望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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