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故居

孟浩然故居

孟浩然故居澗南園所在具體位置,歷來不能確認,半世紀來,有關學者認為在襄陽城南漢水西岸峴山附近。孟浩然故居澗南園不在漢水西岸,而在東岸的院崗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孟浩然故居
  • 地理位置:院崗村
  • 類型:景觀景點
  • 全名:孟浩然故居澗南園
孟氏後裔,地理原貌,有關地理,

孟氏後裔

在沒有遺址的情況下,找到後裔,進而依據後裔的居住地推斷孟浩然故里,不失為一條路徑。其中,一直沒得到認真考校的孟母段氏墓志銘十分值得研究。此銘於1958年出土於襄陽城南漢水左(東)岸的古院崗後崗村。系平整土地時從本村孟巷孟氏家族的祖塋地一明墓中掘出,因損毀較重,部分文字無法辨認。銘文如下:
□□□第承直郎北京戶部清吏司主事、郡人峴濱柯維恭 □士第正議大夫、北京大理寺侍郎、郡人鳴峴鄭繼之 撰文 進士加四品明□□□□山東兗州同知郡人□蓭王繼聖 書 墓之有志也,以示不忘也,惟士□子□言懿行,足垂不朽者,必勒石,俾來禩有所考□□云:有母儀□,婦道可式可訓者,亦啟子壼范,亦楷模也。可無所志以銘乎?襄郡城南江之東,古院崗世孟姓者,乃唐孟浩然先賢遺裔也。奕業相延不知幾十代,傳及處士孟公希曾,娶孺人段氏,生伯子應元、仲子應旂。伯子娶劉氏,生孫五:(以下約300字述段氏婦道養育之恩,此從略)享年七十有七。說者曰:仁者必有壽,德厚後必昌,於郡孺人亦大快矣。孺人生於嘉靖辛卯二月十七日,卒於萬曆丁未八月十七日。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葬於處士之墓右。伯子應元□□□□□□□余志,予忝梓里,嘗慕浩然公而固有意於其志□□之不□志銘□□銘曰(以下銘文四句十六字,從略)○3 銘文可以說明的第一點是,古院崗後崗村孟巷的孟姓乃孟浩然遺裔。此點可從三方面得到肯定,其一是撰志年代距唐未遠,柯維恭、鄭繼之之說可信度高。孟浩然卒於公元740年,此墓志銘作於公元1607年,距唐僅800多年,其間僅隔宋元兩朝;其二,墓志銘撰寫者的身份顯赫,文史涵養高,應當言之有據。其中鄭繼之是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歷任四川副使、太僕少卿、大理寺卿、吏部尚書等顯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為萬曆四十年所修《襄陽縣誌》作序。像這樣的文化人,一般是尊重歷史、出言有據的。如果說撰志人諛墓,似無充足理由,因為墓主的身份是一介平民,其子孟應元也是處士,墓誌稱他“業儒,博通今古”,或許屬於鄉村知識分子,這樣的身份地位不足以使鄭繼之諛墓。再次,諛墓通常只在德行、業績等方面表現出來,至於宗族淵源,特別是與歷史名人相關的事體,古人是不敢輕下妄語的。
綜上所述,基本可以肯定,院崗孟巷孟姓為孟浩然後裔。而“古院崗世孟姓者”中的“世”乃世代之意,說明該地的孟氏家族自古及今居住於此,那么,據此推斷此地為孟浩然故居地當不為妄說。
孟浩然故居

地理原貌

據王維《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洲)○4”可知,孟浩然故居距蔡洲極近,那么弄清蔡洲的今昔位置對於考察孟氏故居是很有幫助的。 查《水經》:“(沔水)又從(襄陽)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沔水中有魚梁洲。沔水又徑桃林亭東。沔水又東南,徑蔡洲。”在“桃林亭”句下注曰:“又徑峴山東。○5”
據《荊州圖經》:“峴山東南一十里,江中有蔡洲,漢長水校尉蔡瑁所居。○6”峴山是一個沒有移動的對照座標,其東南一十里處是漢水東岸名為大旺洲的村子。此村東三里即古院崗後崗村。大旺洲是不是古蔡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按記載古蔡洲在江中,而今天的大旺洲則在東岸上,這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古蔡洲移動了位置,由“江中”爬上了岸。
水經注》說:“(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7”據上引《水經》,沔水從峴山始折向東南,經過蔡洲之後繼續向東南流去,而不是像今天這樣從峴山、鳳林山一帶垂直南下,沿西山而行。當年,在峴山之南與蔡洲之間有一個廣闊的角形地帶,洄湖即在其上。也就是說,蔡洲存在的時候,其北面、東面是主河道,其西是支流,支流岸上有大片陸地,陸地上有洄湖。但是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變遷發生了,後來主河道與支流換位,蔡洲西端受到江流沖刷,西岸也向西崩塌、拓展,其上的陸地向後退縮,洄湖崩塌於江水中(這就是洄湖消失的原因)。而蔡洲之東的河道漸漸淤塞、抬高,形成了新的東岸,實際上是東岸向西延伸了三里,並在岸上逐漸出現了大旺洲、老營盤等村落。於是江中的蔡洲消失了。這就是漢水即沔水千餘年來的演變大體情形。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知道了,蔡洲遠離峴山、鳳林山一帶的西岸,東岸,即大旺洲一帶。古院崗後崗村距此三里,所以王維此詩有此句之慨嘆。
我訪問過世居鹿門山麓、漢江邊的周老漢,他79歲,他對我談到過大旺洲一帶過去的水災情形,獲知了兩點:第一,老漢聽上輩人傳說,漢水原來是經大旺洲村北向東流,與淳河相匯,再南折到鹿門山麓,流入宜城縣界。至今山麓的岩石上還留有拉縴磨出的深槽。後來,漢水改道向西南觀音閣方向流去。此說與《水經注》所說“(漢水)又東南徑蔡洲”中的“東南”二字完全吻合。第二,周老漢說,上世紀50年代沒修防洪堤,一漲大水大旺洲村邊就進了江水,可以行船。民國二十四年漢江發大水,洪水再次從大旺洲村北南下,水後在村東留下數里長的大沙包。古院崗後崗村老人亦有同樣說法,並舉出實證,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古院崗後崗村西一里余處仍有大面積的沙灘、沙包,這是當年河道通過的殘留物。第三,據古院崗後崗村老年人口口相傳,當年河道即從古院崗後崗村西通過,作為物證,村西高阜邊的石牌坊留有當年的拉縴磨出的凹槽。上世紀50年代,漢水上游沒建丹江水庫,秋汛時洪水衝上江岸,直達古院崗後崗村下。
查閱清代同治年間《襄陽縣誌》沔水地圖,大旺洲也標在江中,這圖正好與當年老人的說法相參證,並與《水經》暗合。
踏勘古院崗後崗村地形地貌,仍可清晰辨認舊河道河岸的大體形勢。該村村北俯臨一線高阜,高可十米餘,繞至村西即向南延伸直達鹿門山附近;高阜之西、之北是低平沙地。高阜之下有一條古溪當地人呼為北溝,沿高阜而行直達鹿門山下,匯入淳河,再入漢水。
潘新藻先生對這段沔水加按曰:“(沔水)至峴山之東,又向南折,復向東轉,東會淳河,抵鹿門山而西南轉入宜城界矣。○8” (“而”當是“之”字之誤。)
村北的河汊或回流,即為孟詩中屢屢稱述的“北澗”,古溪“北溝”乃是其遺存。孟浩然的居家和田園因處於澗南,故稱“澗南園”。
都下送辛大之鄂》:“予亦忘機者,田園在漢陰。因君故鄉去,遙寄式微吟。”《秦中苦雨思歸,贈袁丞相、賀侍郎》:“苦學三十載,閉門江漢陰。”皆稱家在漢陰。據上述,古院崗後崗村在漢唐時期地處沔水東岸曲隈,距離江中的蔡洲極近,其北為沔水支流或洄流,十分寬闊;據山南水北為陽,反之為陰的傳統說法,該村地處“漢陰”。據此,完全可以說,孟氏故里澗南園即在院崗村後崗孟巷。

有關地理

但陳貽焮先生認為“澗南園即在峴山附近○9”,“南園正在南郭外○10”,但這並不符合地理地貌的真實。峴山在城南七里,漢水西岸。查《水經》及注,以及其它文獻,襄陽城南漢水西岸特別是峴山附近,根本沒有這樣的水系。峴山之南雖有一個洄湖,但湖不是澗,且洄湖早有定名,孟氏不會自造新詞。而峴山之北至襄陽城之間乃一帶平曠之野,除一條襄渠(水)外別無水系,亦無所謂“北澗”。既然西岸無北澗,孟氏故里就不可能在這邊;而江東正有一個這樣的水系或地貌,且與孟詩描述相吻合。以下試就陳貽焮先生所論及之孟詩有關詩句或關鍵字,結合江東後崗村一帶地貌,再證後崗村即孟氏澗南園。
首先說說“北澗”。孟詩《澗南即事,貽皎上人》中寫道:“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北澗泛舟》寫道:“北澗流恆滿,浮舟觸處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二詩描述了詩人家居時的日常生活。據詩意,孟氏故里不僅確有一個北澗,而且面積和流量都很大,可以泛舟其上,隨意遨遊。這是陳先生也確認的。如上所述,這樣開闊的水面在西岸峴山南北是不可能的。陳先生由上二詩推斷《白雲先生王迥見訪》一詩中“家在鹿門山,常游澗澤水”的“澗澤水”即北澗,白雲先生造訪是順路○11。我以為有理,但值得商榷。問題仍然在北澗。我以為把北澗置於後崗村則更合情理。該村處於鹿門山與襄陽城一線中間,而且緊靠魚梁渡口即南渡頭東岸,王迥出山入城必由此過江,順路造訪,實在是順理成章。若按陳先生意見,由於渡口西岸在峴山之北數里,那倒是不順路了。
次說“南渡頭”和魚梁洲。《送張祥之房陵》有“我家南渡頭,慣習野人舟。日夕弄清淺,林湍逆上流”之句。襄陽沔水古渡,城東有東津(渡),城南有南渡頭。南渡頭即“魚梁渡頭爭渡喧”之處,靠近城東南江上的魚梁洲。每一渡頭有兩岸,東岸在古院崗後崗村稍偏北,故孟詩稱“我家南渡頭”。因靠近南渡頭,所以《夜歸鹿門歌》中說“魚梁渡頭爭渡喧……我亦乘舟歸鹿門”;由於後崗村距鹿門山很近,所以能夠很短時間內就“忽到龐公棲隱處”。而渡頭西岸在峴山之北數里處(這是由魚梁洲的位置推定的),如果按陳先生之說,澗南園在峴山附近,那么到鹿門山去就無須溯江北上到魚梁渡頭了。其次,這裡到鹿門山的路程也較從江東出發為遠,不可能“忽到”龐公棲隱處。
陳先生認為《南山下與老圃期種瓜》一詩中“樵牧南山近,林閭北郭賒”之南山不指鹿門山而指峴山○12。這正好說反了。他認為鹿門山與襄陽相距三十里,“若指鹿門山,則論遠近就不當著眼於郭了。正因近郭,故有‘林閭北郭賒’句”。陳先生這裡顯然把“北郭”理解為襄陽城北之郭,即北門。問題出在對詩人視點的理解錯誤。我以為,這裡的“南”“北”者,當以澗南園為視點,即詩人立足於此而南北觀望和言說,那么,詩人站在東岸的後崗村,舉目南望,“南面之山”正是鹿門山;因為距此僅數里之遙,所以為“近”也。而翹首北望,“北面之郭”乃是襄陽城;賒者,遠也;因為襄陽城距此地約十五華里,較之鹿門山,所以為“賒”也。若南山系指峴山,北郭系指城北之郭(北城門),而“南園正在南郭外○13”,詩人何越“南郭”而言“北郭”耶?於理欠通,“南”“北”亦不能對舉(“南面的山”只能對應“北面的城”,而不能對應“城的北面”)。況且,若將澗南園置於漢水西岸一帶,則位處城南諸山東麓,詩人若要稱述山峰,則只能稱“西山”而不可稱“南山”了。陳先生對當地地理不熟,故解析該詩有牽強之處。
白居易《游襄陽懷孟浩然》亦可參證:
楚山碧岩岩,漢水碧湯湯。秀氣結成象,孟氏之文章。
今我諷遺文,思人至其鄉。清風無人繼,日暮空襄陽。
南望鹿門山,藹若有餘芳。舊隱不知處,雲深樹蒼蒼。
詩里明確說作者到了孟氏家鄉(“至其鄉”),又明確說南邊是鹿門山(“南望鹿門山”),據後四句的詩意,站在孟氏故鄉可以清楚地看見鹿門山上的樹木,但見白雲繚繞林間。說明此地距鹿門山不遠,若如陳說在峴山一帶,因有至少二十里之遙,且鹿門山海拔僅350米,只能看見一個低低的山影,哪裡能看見林木?且從方位上來說,在峴山北是看不見鹿門山的,在峴山南看鹿門山,鹿門山已偏東,則只能稱“東望”了。無論從距離之遠近或觀望之方向,考其實地,古院崗後崗村均正當其地。
再說“襄水曲”。《早寒江上有懷(江上思歸)》:“水落雁南度,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襄水這裡指的是沔水即漢水,上文所述可知,古院崗後崗村當時所處位置正在沔水曲隈,正是典型的“襄水曲處”。而江右遠離漢水,無此地貌。(有人認為“襄水曲”中的襄水是指襄陽城南由鴨湖向東南分支而出的襄渠。這是不對的。因為這條水太小,名氣、氣勢均不大,不足以入孟詩;且無北澗、洞湖之類水域。鹿門山孟浩然紀念館裡有一幅南渠的照片,標明為“澗南園”故址,是很不妥當的。)
再說“冶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說“食鮮疾動,終於冶城南園”,陳先生認為這冶城當在襄陽近郭,峴山附近,因年代久遠,這箇舊時的小地名今已不傳了。又推測或因避諱“李治”而改“治城”為冶城,那就系指襄陽城了○14。後者顯然不通,澗南園與襄陽城絕遠,兩者不能同為一地。關於冶城的歷史資料的確十分匱乏,筆者實地踏勘調查,得知後崗村自古及今保留下一套完整的地名,該村中間稱為“都察院”(“院崗”一句即“都察院所在的崗阜”之意),村東村西分別有地名“東鼓樓”“西鼓樓”,村東田野稱馬道。老人稱本村早先是一座城。結合孟詩《游明禪師西山蘭若》中的“日暮方辭去,田園歸冶城”,說明冶城與南園同為一地,那么,結合以上歷史地理的考察,暫將它理解為孟詩中的冶城也是不無道理的。
最後說說“洞湖”。“洞湖”一詞,在孟詩中出現了兩次。《溯江至武昌》:“家本洞湖上”。《尋張五回夜園作》:“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洞湖。”有人認為“洞湖”是“洄湖”之誤,我則以為“洞湖”是實有其地,並非誤寫。理由一:筆誤不可能連續出現兩次,孟詩明明寫著“洞湖”,有什麼理由硬要說它是誤寫呢?理由二:如果說《水經注》上提到洄湖而沒提到洞湖,所以洞湖不存在,這推論也是不嚴密的。事實上孟詩里許多地名都沒寫進《水經注》等地理歷史著作(比如南澗、北澗),我們不能因此而懷疑它們的存在。理由三:恰恰相反,我認為洞湖是後崗村附近的一個湖。《水經》記載:“沔水又東南,逕邑城北。沔水又東,合洞口。○15” 邑城是東漢習郁的封地,在漢水西岸鳳林山之南數里處,其對岸就是古院崗村偏南一帶。對這一段話中的“洞口”潘新藻先生加按曰:洞水就是發源於棗陽的白水,即滾河,古時它從東津灣之南入沔,而後來改道北入淯水(唐白河)從樊城東北的龍口(古鄾子國,今張灣附近)入沔,“昔日洞口,當在邑城對岸之東南也,今淤。○16”漢唐時期,這一帶地勢低下,水網縱橫,在洞水入口處形成一個湖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此說成立,那么湖以水名,這個湖就應該是洞湖。後來洞水改道北走,湖亦漸淤,後人遂不能知,於是便臆斷其為洄湖之誤。
《尋張五回夜園作》中的“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洞湖”二句也告訴我們,洞湖非洄湖之誤。這兩句詩的意思是,聽說張五近來到龐公隱居的鹿門山做隱士去了,他的家遷移到那裡,離洞湖很近了。這兩句詩連起來說就是:“龐公隱”處“近洞湖”。如上所引證,鹿門山距洞水或洞湖是很近的。陳貽焮先生在註裡說:“據《清一統志》知襄陽西南郊有檀溪湖、鴨湖等不少湖泊。當時或有叫洞湖的,而其名今不傳,亦未可知。”陳先生只知江西有湖,而不知江東亦有洞水和洞湖,因有是語;但其態度是誠實可敬的。回到前頭再說《白雲先生王迥見訪》一詩中“家在鹿門山,常游澗澤水”的“澗澤水”是否北澗。我以為這是明確的,即它極可能是洞湖附近那一些大大小小的湖泊澗溪,因為“澗澤水”三字含義豐富,非止一種積水形態,澗為流水,澤為停水,洞湖近鹿門,王迥得以“常游”。
陳先生重點分析了《登鹿門山懷古》和《夜歸鹿門歌》二詩,以佐證澗南園“在襄陽南郭外峴山附近江村中”的觀點○17。陳先生把自澗南園乘舟赴鹿門的水程分為三段,其中第一段即起始段為“澗南園到峴山北面北澗入漢處北澗自西而東順流一段。”意思就是澗南園位置在峴山西北方向,否則怎么會“自西而東順流”才能到“峴山北面北澗入漢處”呢?但如本節第一段所論,峴山之北乃為平野,西北為望楚山等,其中沒有類似水系。陳先生的分析顯系想像所致。但陳先生分析後認為“自澗南園開船出發,到鹿門山不須很長時間”,並再舉《夜歸鹿門歌》等詩為證,這倒是極正確的。如上所述,院崗村距鹿門西麓不過數里而已。而且乘船前往,無須繞行,可直接南下到鹿門山西峰,再東折到主峰下登山。但我認為《登鹿門山懷古》所寫的這次游鹿門山並不是從澗南園出發,而是同朋友一起從魚梁洲或襄陽城出發,所以“乘流越江峴”,即經過峴山一帶。若從澗南園出發則無須經過峴山。作為佐證,詩中的“回艫”一詞值得注意,艫乃舳艫的簡稱,而舳艫者,“船方長為舳艫”也,錢大昕如是說。這樣的大船孟家是無力也不必置辦的;其次,舳艫是遊船的規模,說明同游者眾,非大船不可。《夜歸鹿門歌》所記不是偕友同行,所以只說“乘舟”而不說“乘艫”。詩里詩外沒有證據或線索說明詩人一定是從澗南園出發的。事實上詩人交遊廣泛,優遊山水,唱和宴集,居家的日子並不是很多的,在襄陽城裡宴集之後同游鹿門應是情理之中的。總之,歷史地理明擺在那裡,它是一塊硬骨頭,誰遇到它都得修正自己的揣測。
孟浩然故居澗南園確切位置歷來眾說紛紜,不能落實○18;究其原因,蓋在於對古襄陽沔水的歷史地理不甚瞭然,對其變遷缺乏研究,誤將澗南園放在了西岸,違背了歷史實際,所以無論怎樣解釋總有紕漏,難圓其說。還其歷史本來位置,則一通百通。當然尚有諸多未解之謎一時難以盡釋,故撰此拙文以待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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