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士忌酒反抗

威士忌反抗（英語：Whiskey Rebellion），又叫威士忌起義（英語：Whiskey Insurrection），是一場在1791年——1794年間發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抗稅運動。美國聯邦政府的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尤其是為了清償獨立戰爭中欠下的債務，由國會通過了一項稅法。西部農民成了這項稅法的最大受害者。他們通過將穀物釀成威士忌解決穀物運輸和儲存的問題，作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同時由於西部邊疆地區缺乏現金，威士忌酒通常還被用作交換媒介。對威士忌酒徵收消費稅引起了西部農民的不滿。他們開始抵制納稅，並採取了一些抗議措施。

抗議運動在1794年達到了高潮。這年，漢密爾頓派遣執法官戴維·倫諾克斯到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給拒絕納稅的釀酒商發傳票，要他們到法庭候審。從而導致大量武裝民兵襲擊了稅官約翰·內維爾將軍的住宅。華盛頓總統隨後派遣了特使前往西部與暴亂者談判，同時徵調軍隊準備鎮壓。1794年10月，華盛頓總統親率大約15000名來自新澤西州、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士兵前往鎮壓暴亂。暴亂分子在軍隊到來前就已四處逃散，因而軍隊沒有遭到任何抵抗。最後有20名嫌疑人被捕受審，其中只有2人被判刑，總統隨後便赦免了他們。暴亂被鎮壓以後，威士忌酒消費稅依舊徵收的不順利。托馬斯·傑斐遜在1801年就任總統後，就和國會一起迅速將該稅取消了。

基本介紹

• 名稱：威士忌酒反抗
• 地點：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西部
• 時間：1791年- 794年
• 參戰方：西部邊疆地區的抗稅者，美國聯邦政府
• 結果：抗稅者的暴亂被聯邦軍隊平息，抗稅行為依然存在
• 參戰方兵力：抗稅者 最多時7000人
  美國聯邦政府 15000人
• 傷亡情況：3-4個叛亂者死亡
  0-13名士兵在鎮壓行動中死亡；大約12名死於疾病或意外
  2個平民被聯邦軍隊誤殺
• 主要指揮官：喬治·華盛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亨利·李三世

暴亂背景

威士忌酒消費稅

1789年3月4日，美國聯邦政府宣告成立，憲法正式生效。獨立戰爭時期的大陸軍總司令喬治·華盛頓將軍於當年4月6日被推選為第一任美國總統。華盛頓就任總統後，他和他的政府在財政上碰到很大的困難。全國各地的交易計算方式繁多，除了使用西班牙、法國和英國貨幣外，在當時的美國西部地區還盛行物物交換。同時，在獨立戰爭時期由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發行的債券已經大幅貶值，但仍然在市場上流通。據統計，內債計有四千兩百萬美元，其中各州的債務為兩千五百萬美元，而對其他國家所負的外債則為一千兩百萬美元。聯邦政府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負責整頓聯邦的財政工作。1790年1月他提出了《關於公共信貸的報告》，建議按照債券的面值進行一切債務清償，“以昭示對所有權的尊重”。2月，國會通過了報告。同年6月，國會又通過《債務承擔法令》，決定由聯邦政府承擔各州在戰時所欠的全部債務。

為了增加預算收入，國會於1791年3月通過《國產酒稅法案》（有時也被稱為威士忌法案），規定對用小麥釀造的酒類徵收消費稅。這是第一個由聯邦政府對國內產品徵稅的稅種。儘管稅收在政治上是極不受歡迎的，但漢密爾頓認為威士忌酒消費稅應該是政府徵稅中最能被接受的稅。同時社會上也有一些改革者支持漢密爾頓，他們希望藉助這項所謂的“罪孽罪”來喚起公眾對酒精危害的認識。1791年11月，喬治·華盛頓劃分了稅區，任命了監察官和稽查員並設定了他們的薪俸。

西部農民的不滿

威士忌酒消費稅立刻引起了爭議，西部農民認為這項稅收是對他們的不公。對那些從事半自然經濟的農民來說，威士忌酒乃是一種收入項目，他們通過小型蒸餾爐釀造威士忌酒來補貼家用。西部地區的農民，特別是賓夕法尼亞州、維吉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一帶的農民，由於路途遙遠，道路失修，在把小麥供應到東部城市的市場中經歷過不少困難。於是他們把小麥釀成威士忌酒來解決這一困難，同時還有利可圖。威士忌酒稅一出，使得西部農民不如東部糧農有競爭力了。另外，在邊境上由於現金短缺，威士忌酒通常是作為一種交換媒介的。多數人根本沒有足夠的現金來交納稅款。威士忌酒消費稅對於西部貧農來說本質上是一種東部富人不須支付的所得稅。

對於威士忌酒稅的最大異議就是制定該項稅法時並無當地代表的參與，而這正是他們參加革命所要竭力阻止的。許多抗稅者都是退伍老兵。在西部人民眼中，這些人為了自由而戰，為了抵禦新興的中部州而戰。此外，異議還在於他們為什麼要為他人的債務買單？徵收這種消費稅來清償國債，歸根到底也就是為了塞滿投機商的腰包，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了。

同時小農們也抗議漢密爾頓對於大型釀酒廠的稅收減免，而這些大型釀酒廠基本都在東部地區。威士忌酒消費稅的支付方式主要兩種：按固定稅費支付、按加侖數支付。大型釀酒廠能夠量產，而且運輸成本低，又不會壞，因而負擔得起固定稅費。他們的生產效率越高，每加侖支付的消費稅越少（根據漢密爾頓的數據最低的可到6 美分）。而小農不能整年滿負荷生產，同時生產出的穀物運輸成本也高，在儲運過程中還常常發生霉爛，最終他們以每加侖9美分來支付消費稅，這就是使得他們缺乏了競爭力。不論是否是漢密爾頓有意為之，大型釀酒廠看到了徵稅對他們的好處，自然他們是支持這項稅收的。

除了威士忌酒稅外，西部人還認為政府的稅收不會用來為他們辦多少實事。其中最主要的是聯邦政府並沒有竭盡全力保衛西部邊疆地區。另外，西班牙（那時擁有路易斯安那）禁止西部人利用密西西比河進行商業航運。既然政府既未能阻止印第安人的襲擊，又未能迫使西班牙開放密西西比河：西部人問道，他們幹嘛還要白白交稅呢？

最後，漢密爾頓決定只對威士忌徵收銷售稅，表現出對西部邊民的文化欠考慮。在西部，威士忌成了人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東西。那裡人們時常感受到失望和恐懼，幾乎人人喝酒，老黑麥威士忌往往是惟一的選擇。教堂牧師為教友效勞，教友是用威士忌給牧師酬勞。地主若是沒有威士忌供應農場工人，就留不住工人給他幹活。許多人的威士忌都是自產自銷。如此重要的一種產品要交稅，西部人都怒恨難消。

抗議活動

許多西部邊疆的定居者以請願的形式反對威士忌酒消費稅。請願失敗以後，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人民建立了法律之外的組織來主張廢除這一法令。抗稅地區主要集中在西南的四個縣：費耶特、阿利根尼、華盛頓和威斯特摩蘭。1791年7 月21 日在費耶特縣的紅石舊堡召開了一個預備會議。該會議呼籲選舉代表去參加9月上旬匹茲堡的一個更加正式的集會。匹茲堡集會是由布雷肯里奇為代表的溫和派召集的，旨在阻止抗議活動的暴力化。集會向賓夕法尼亞州議會和美國眾議院（此時在費城）遞交了請願書。迫於壓力，消費稅法於1792年5月修改。修改的內容包括由來自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國會議員威廉·芬德利所倡導的將稅收削減1美分，但新稅法仍然未能消除西部人民的不滿。

"賓夕法尼亞州著名的威士忌暴亂", 被塗上柏油、插上羽毛的收稅者遊街（1880年繪）

阻止抗議活動暴力化的努力是不成功的。1791年9月11日，新上任的稅官羅伯特·詹森被16名身著女士裝束的男子塗上了油污，頭上插上了羽毛。但是詹森沒有罷休，他說服了法官給那伙人發出拘捕令。負責遞送拘捕令的法官助手自然害怕，就讓一個不識字的放牛娃替他送文書。倒霉的放牛娃挨了鞭打，也被塗抹油污和插上羽毛，還被捆在一棵樹上。由於暴力事件不斷，1791年和1792年上半年的稅並未能徵收上來。而消費稅的支持者則辯稱，這和殖民地時期沒有代表的情況下徵稅是不同的，因為這些稅法是由全國人民選出的代表通過的。

威士忌暴亂傳統意義上僅限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西部，但阿巴拉契亞地區各州（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的西部縣均出現了抗稅。在肯塔基州的邊境地區，威士忌酒稅同樣未能被徵收，因為沒人能被說服去執行法律或者起訴逃稅者。總之，南起喬治亞，北至新英格蘭西部，都有人反對威士忌酒銷售稅，抗稅現象很普遍。在許多地方，財政當局甚至連一個稅官都找不到。漢密爾頓主張軍事鎮壓北卡羅來納州西部的暴力抗議活動，但法務部長埃德蒙·倫道夫認為並沒有足夠的合法證據來證明必須採取如此的行動。

1792年8月在匹茲堡舉行了第二次抗議威士忌酒稅的集會。此次集會較之第一次更為激進：布雷肯里奇、芬德利等溫和派並沒有參加。一個叫做明戈溪協會的軍事組織主導了此次集會並提出了激進的要求。該協會的一些成員曾參加過獨立戰爭，他們豎起了自由之竿，組織了通訊委員會，並控制了當地民兵。他們成立了法律之外的法院，阻礙關於債務收集和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的訴訟。

漢密爾頓認為此次集會是對聯邦政府運作的一個極大威脅。1792年9月，漢密爾頓派遣賓夕法尼亞的稅官喬治·克萊默到該州西部進行調查。克萊默易裝調查以及恐嚇當地官員等一系列愚蠢的行為加劇了緊張的局勢。他誇大其詞的報告對華盛頓政府的最終決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華盛頓和漢密爾頓視賓夕法尼亞州對聯邦政府法律的反抗為奇恥大辱，因為當時的首都就位於賓夕法尼亞州。漢密爾頓草擬了一份總統公告來譴責抗稅行為，並把交付給法務部長倫道夫。倫道夫對公告中一些尖銳的措辭進行了修改。1792年9月15日，華盛頓簽署了這份公告。公告被四處散發並刊登在多份報紙上。

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聯邦稅務稽查員約翰·內維爾將軍決意執行稅法。內維爾將軍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富有的農場主，更是擁有一個大型的釀酒廠。他起初是反對消費稅的，但旋即改變了主意，這引起了眾多賓夕法尼亞州西部一些人的不滿。1792 年8月，內維爾在匹茲堡租了一間房屋作為他的徵稅辦公室。房東在明戈溪協會的暴力威脅下出賣了內維爾。從此，賓夕法尼亞人不僅將目標集中在稅官身上，同時與這些稅官合作的人也面臨騷擾。署名“Tom the Tinker”的匿名文章威脅那些企圖遵守威士忌酒稅法的人，比如他們的穀倉會被焚毀或者蒸餾裝置會被搗毀。

1793年，抗稅行為在阿巴拉契亞的西部邊疆地區持續了整整一年，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尤甚。6月，在華盛頓縣大約有100人焚燒了內維爾的畫像。9月22日晚，人們衝進了費耶特縣稅官班傑明·威爾斯的家中，威脅說如果他不交出他的委任狀，就馬上將他處死。華盛頓總統懸賞這些行兇者，但是沒有成功。

暴亂高潮

1794年抗議運動達到了高潮。5月，漢密爾頓也許是存心挑起事端，派了美國執法官戴維·倫諾克斯到賓州西部給60家釀酒商發傳票，要他們到法庭候審。[44]根據隨後生效的法律，收到這些傳票的釀酒商須前往費城的聯邦法院。對於西部邊疆地區的農民，這樣的旅程是昂貴的，也是費時的，會讓他們入不敷出。在威廉·芬德利的要求下，國會於6月5日修改了法律，允許審判在當地法院進行。而在此之前，戴維·倫諾克斯元帥已被派遣去傳喚拖欠稅款的釀酒商前往費城。法務部長威廉·布拉德福德之後堅持認為法令並不意味著要強制服從法律，同時聯邦政府也非有意讓審判在費城進行。

這些事件的時機後來被證明是有爭議的。作為漢密爾頓的政治苦敵，芬德利在他關於這次叛亂的書中堅持認為漢密爾頓通過傳送傳票來蓄意煽動暴亂。1963年，哈密爾頓文集的編輯者、歷史學家雅庫布·庫克認為這一控訴是“荒謬的”，稱之為“陰謀論觀點”，誇大了漢密爾頓對於聯邦政府的控制。1986年，歷史學家托馬斯·斯洛特爭辯道，在那時暴亂的突然爆發歸咎於“一連串諷刺意味的巧合”，儘管“對於動機的質疑必須始終保持”。2006年，威廉·侯蘭德認為，漢密爾頓、布拉德福德和洛里有意識地追求一系列的行動，來煽動“為聯邦的軍事壓制辯護的暴力”。根據侯蘭德的研究，漢密爾頓從1783年紐堡危機開始就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努力。在那次危機中，他構想了用軍事力量鎮壓民眾的抗稅行為。而直接稅的目的在於促進國家團結，以犧牲普通納稅人的利益來滿足債權人的利益。歷史學家S·E·莫里森相信，漢密爾頓大體上希望通過實施稅收法“更多的作為一種社會規範的方式，而不是稅收的來源”。

涼亭山之戰

倫諾克斯元帥順利地傳達了大部分傳票。然而在1794年7月15日，當倫諾克斯在內維爾的陪同下來到農場主威廉·米勒的家時，出現了問題。米勒氣得要死，拒絕接受傳票。倫諾克斯跟米勒爭吵，這時內維爾看見三四十個人朝米勒家走過來。他們原先在附近田野幹活，聽說兩個聯邦官員要抓米勒，就扛著乾草叉和火槍過來了，邊走邊喝威士忌。當他們得知這兩個官員並不是來逮捕米勒以後，倒是平靜下來了。但是，在倫諾克斯和內維爾騎馬離去時，有人在他們背後開了一槍。這一槍是朝天放的，還是朝人放的，誰也說不清。

倫諾克斯此行的使命，很快在當地傳開了。至少30名明戈溪協會的民兵，這時集合起來，決定向內維爾的府第——涼亭山——進發，他們以為倫諾克斯是在那裡想把他抓起來。1794年7月16日上午，他們包圍了內維爾的房屋。內維爾從屋裡開槍，打死了造反派之一的奧利弗·米勒。那伙人朝裡屋里開火，內維爾的奴隸則朝外射擊，雙方交火。不久，那伙人撤退到附近的沙發堡等待增援。

1794年7月17日下午，大約600名民兵在參加過獨立戰爭的詹姆斯·麥克法蘭少校的帶領下包圍了涼亭山。內維爾將軍則從匹茲堡請來了10名士兵保護他。這10名士兵是奉內維爾妻子的妹夫亞伯拉罕·派屈克少校之命前來的。這些士兵趕緊把內維爾悄悄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此時戴維·倫諾克斯和內維爾將軍的兒子普雷斯利·內維爾回到了這裡，隨後被造反派所抓。在幾輪徒勞的談判以後，婦女兒童被允許離開，然後雙方開始火併。雙方激戰了一個鐘頭後，麥克法蘭下令停火，因為有人看到屋內豎起了白旗。當麥克法蘭走近時，突然被屋內射出的子彈擊中，重傷致死。憤怒的民兵們把內維爾的府第燒個精光。派屈克少校投降。涼亭山之戰的具體傷亡人數不是很清楚：麥克法蘭和另外一個或兩個民兵身亡；一個士兵可能因傷致死。造反派遣散了剩下的士兵，但把派屈克、倫諾克斯和普雷斯利扣押，隨後他們成功逃脫。

匹茲堡遊行

1794年7月18日，麥克法蘭被授予了一個英雄般的葬禮。他的被謀殺——按照造反派的說法——激化了局勢。布雷肯里奇這樣的溫和派極力要求限制民眾的行為。戴維·布拉德福德這樣的激進派則督促暴力抗議。1794年7月26日，布拉德福德帶領一夥人洗劫了正要離開匹茲堡的美國郵政署，因為他們想要知道是誰在反對他們。在發現一些指控造反派的信件後，布拉德福德和他的同夥要求在位於匹茲堡以東13公里的布拉多克戰場進行軍事集會。

8月1日，大約有7000人在布拉多克戰場集會。這是整個抗議開始以來最大規模的集會。人群中最多的是無地的貧苦大眾。絕對大多數並沒有威士忌蒸餾器。對威士忌酒消費稅的不滿最終激起了其它行業對政府的不滿。而這時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和威士忌酒稅並沒有關聯的有錢人。一些最為激進的份子想要在被他們稱為罪惡之城（所多瑪）的匹茲堡遊行，洗劫富人的房屋，然後將整個城鎮燒毀。其他人想要攻打費耶特堡壘——這是受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鼓舞，想要把斷頭台引入美國。據說，戴維·布拉德福德自比為法國恐怖統治的領導者羅伯斯庇爾。在布拉多克戰場，有一個演說宣稱要從美國獨立出去，加入西班牙或者英國。激進派升起了一面專門設計的旗幟來昭示他們的獨立。旗幟上繪有六個條紋，分別代表參加集會的六個縣：五個來自賓夕法尼亞（阿利根尼、貝德福、費耶特、華盛頓和威斯特摩蘭）；一個來自維吉尼亞（俄亥俄縣）。

匹茲堡的市民擴散了威脅。他們驅逐了三個人，正是這三個人被攔截的信中給造反派定了罪。同時匹茲堡市民還通過派遣代表到布拉多克戰場來表示他們對集會的支持。最終，溫和派布雷肯里奇成功地將民眾的行為限制在遊行上。在匹茲堡，只有派屈克少校的穀倉被燒。

1794年8月14日，六縣代表大會在帕金遜渡口召開，即如今的莫農加西拉。代表大會達成了由布雷肯里奇、加勒廷、戴維·布拉德福德和赫爾曼·赫斯本德（貝德福縣代表）起草的決議。赫斯本德是當地的知名人士，是一個激進的民主擁護者。大會還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和由華盛頓總統派至西部的和平特使會談。

聯邦的反應

華盛頓總統面對著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可能的武裝叛亂，處理得十分謹慎。儘管他決意要維護聯邦政府的權威，但他也不想和民眾的意見走得太疏遠。他認為保住西部邊疆才能維持全國的團結，使北方和南方聯結成一體。可是他控制不了西部邊疆。他要求內閣遞交如何處理此次危機的書面意見。內閣一致認為應當採取強硬措施，除了此時已是國務卿的埃德蒙·倫道夫，他認為應當採取和平對話的方式。華盛頓做了兩手準備：他既派遣了和平特使，又著手招募民兵軍隊。華盛頓懷疑和平特使並不能解決問題，而軍隊有必要應付將來可能的鎮壓。同時，漢密爾頓開始以“Tully”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報紙撰寫文章，譴責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民眾暴動並鼓吹軍事鎮壓。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均認為新成立的民主共和黨是此次民眾騷亂的根源。在軍隊招募前，需要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確認1792年民兵法案的在當地已經失去執行力。1794年8月4日，詹姆斯·威爾遜大法官遞交了他的意見。意見認為，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已經進入了叛亂狀態。

華盛頓為了創建獨立的合眾國而歷盡艱辛，長期戰鬥。在戰勝了英國以後，新的國家有可能陷於無政府狀態，這時華盛頓又是堅決主張制定新憲法的領導人之一。他全心全意致力於創建和鞏固一個團結的新國家。可是如今的政黨活動、地區矛盾和敵國陰謀使他的全部心血都有可能付諸東流。是時候該發出信息，表明政府將認真執法，國家將保衛自己的領土，由憲法提出並由13個州批准的共和實驗將要堅持，決不能一遇挑戰就放棄。華盛頓決心用聯邦軍隊鎮壓賓州西部的動亂。8月7日，華盛頓懷著“最深沉的遺憾心情”發布總統公告，軍隊將會介入鎮壓叛亂。他要求叛亂分子在9月1日前解散。

和平談判

1794年8月上旬，華盛頓派遣了三個特使前往西部，這三個人均是賓夕法尼亞人：威廉·布拉德福德將軍、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賈斯珀·耶茨、參議員詹姆斯·羅斯。從8月21日開始，特使會見了由布雷肯里奇和加勒廷等西部人組成的委員會。政府特使提出委員會必須一致同意放棄暴力行為、遵守聯邦法律，然後舉行公投來讓當地人民決定是否同意上述條款。同意這些條款的人將在未來的起訴中予以特赦。

由溫和派和激進派組成的委員會勉強達成一致意見。1794年9月11日舉行的公投同樣表現出複雜的結果。一些小鎮壓倒性地支持遵守聯邦法律，而在窮苦的和無地的農民占據多數的地區則表示反對政府。特使的最終報告建議採取軍事措施來保證法律的執行。儘管局勢是趨向緩和的，於是西部派遣了兩名代表——威廉·芬德利和戴維·雷迪克去見華盛頓，要求停止進軍，但華盛頓和漢密爾頓拒絕了這一要求，稱如果撤軍只會使暴力再現。

聯邦軍隊遠征

民兵從新澤西州、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東部徵召。由12950名士兵組成的軍隊以當時美國的標準是相當龐大的：獨立戰爭時期華盛頓領導的軍隊規模都比這要小。可是誰來統帥這支軍隊呢?要問誰曾經領導這年輕的國家度過最嚴重的考驗，那答案只能有一個。在8月底9月初，總統決定親自掛帥。在職總統親自統領軍隊出征，這是頭一回，也是唯一的一回。華盛頓自己為什麼決定這樣做，旁人不得而知。但他親自掌握軍隊，起碼可以達到兩個目的。第一，總統希望對軍隊的行動起一種節制的作用。倘若軍隊對待賓州西部的公民嚴厲得過分，人民對政府的支持就會很快減弱。一位觀察家指出過，華盛頓帶兵時一向是“不知疲倦”地教育官兵“小心尊重同胞公民的權利”。第二，他親自出馬，會比任何其他的舉措都更有效地證明政府要維護法律尊嚴的決心。

由於自願參軍人數不多，只能採用徵兵的形式來填充隊伍。因此逃兵是相當廣泛的。在東部地區，強制徵兵甚至導致了抗議和騷亂。維吉尼亞州東部的 三個縣出現了武裝抗議徵兵。在馬里蘭州，托馬斯·李州長派遣800 人去鎮壓騷亂，大概有150人被捕。

令聯邦官員擔憂的是，在徵兵的同時許多地方都豎起了自由之竿。1794年9月11日，賓夕法尼亞的卡萊爾豎起了自由之竿。當聯邦軍隊在9月下旬到達卡萊爾時，豎起旗幟的嫌疑人被圍捕。整個行動中兩名平民被殺。1794年9月29日，一個手無寸鐵的男孩死於一名官員的手槍走火。2天后，一名男子由於拒捕而被刺殺。華盛頓總統下令逮捕這兩名士兵，然後將他們交予當局處理。州法院法官確定以上均是誤殺，因而釋放了這兩名士兵。

10月初，這支聯邦軍隊集結於賓州的卡萊爾。華盛頓離開費城去卡萊爾時，一定回想起他率軍征戰的日子。他最初統帥大陸軍隊與英軍交戰，已是將近20年前了。而此時他要指揮的這支軍隊，卻是要對付自己的同胞，同胞中的許多人準會覺得他和他領導的政府是像英國國王一樣壓迫老百姓。暴亂分子當中很可能還有些人當年曾經跟隨他一起鬧革命，如今卻成了對立面。這決非他所願看到的局面。

1794年10月9日，在前往馬里蘭州坎伯蘭堡壘檢閱軍隊的南翼前，華盛頓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貝特福會見了西部代表。確信聯邦軍隊會受到很小的抵抗，華盛頓將軍隊指揮權交給了維吉尼亞州長、獨立戰爭的英雄亨利·李三世。華盛頓隨後回到了費城，而漢密爾頓仍然保有軍隊顧問的職務。

結果證明，聯邦政府是過高估計了暴亂分子的抵抗決心。賓州西部的動亂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8—9月間，西部各縣代表開會時，只有很少的人主張脫離聯邦或抗擊聯邦軍隊。當西部人們得知華盛頓親自統率聯邦軍隊向西邊進發時，暴亂的頭頭們有的屈服了，比如戴維·布拉德福德躲進了荒野之中。軍隊繼續西進，但抵達鬧事的那些地方後，發現已沒有什麼事情要做了。經過兩個月的調查，有20名嫌疑人被送到費城受審。最終，聯邦大陪審團以叛國罪起訴了24人。許多被告逃脫了逮捕，因此最後只有10人接受了聯邦法院的審判。只有菲利普·威戈和約翰·米歇爾被判有罪。威戈動手毆打了一名稅官並燒毀了他的房子；米歇爾則是被戴維·布拉德福德指認搶劫了美國郵政。他們都被判處絞刑，但華盛頓總統特赦了他們。傑斐遜就此嘲諷說：“一場叛亂被宣布和公告於世，被派兵討伐，卻始終未被找到。”

評價

華盛頓政府對威士忌酒暴亂的鎮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華盛頓以堅決行動消除威脅，就證明了聯邦政府是維護法律的。許多人仍然擔心政府會摧毀他們所珍惜的自由。但正如華盛頓總統在他的告別演說中所指出的，一個強有力的而不是軟弱的政府正是“你們在家時的寧靜、你們在外時的和平、你們的安全、你們的繁榮以及你們如此高度珍視的自由的主要支柱”。

然而華盛頓政府及其支持者通常不會提到，威士忌酒消費稅仍然很難徵收，許多西部人民依舊拒絕納稅。這一事件促進了政黨在美國的形成。反對華盛頓和漢密爾頓為代表的聯邦黨的共和黨人傑斐遜在1801年就任總統後，就和國會一起迅速將該稅取消了。

這場暴亂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什麼樣的抗議是憲法允許的？法制史學家克里斯蒂安·G·弗里茨認為，即使在憲法批准之後，關於合眾國主權的認識仍然沒有達成一致。聯邦主義者認為聯邦擁有主權，因為聯邦“政府直接產生於合眾國人民，並以合眾國人民的名義‘確認和建立’”。因此在獨立戰爭中允許的激進的抗議行為就不再合法了。但是威士忌酒暴亂的參與者和他們的辯護者認為，革命帶來了集體主權，因此人民擁有集體的權利以憲法之外的方式改變或者挑戰政府。

歷史學家史蒂芬·博伊德認為，對威士忌酒暴亂的鎮壓最終促進了西部反聯邦主義者對憲法的接受，通過投票支持共和黨人的形式而非直接向政府抗議來尋求變革。而聯邦黨方面則接受了民眾在治理中能夠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儘管聯邦黨試圖通過1798 年敵視和煽動叛亂法案限制批評政府的言論自由，但聯邦黨再也沒有挑戰集會自由和請願的權利。

威士忌暴亂發生不久以後，演員兼編劇蘇珊·娜羅森寫了一個題為“志願者”的音樂舞台劇。音樂由作曲家亞歷山大·雷納爾創作。音樂劇已經失傳，而音樂流傳了下來，顯示了娜羅森是親聯邦黨的。音樂劇慶祝了成功鎮壓暴亂的聯邦軍隊。1795年1月，華盛頓總統攜妻子馬莎·華盛頓觀看了表演。

在L·尼爾·史密斯的架空歷史小說《The Probability Broach》中，艾伯特·加勒廷勸說軍隊不要鎮壓暴亂，而是向首都進軍，以叛國罪將華盛頓處決，將修訂過的邦聯條例取代憲法。結果，美利堅合眾國成為了一個名叫北美聯邦的自由主義的烏托邦。

在阿夫拉姆·戴維森和沃德·摩爾的諷刺小說《Joyleg, A Folly》中，一個參與了獨立戰爭和威士忌酒暴亂的退伍老兵在田納西州的邊遠地區被發現還活著。他通過把泡在自己釀的威士忌中，生存了好幾個世紀，滑稽地面對20世紀60年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