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

社會生態學家、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是美國當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領軍人物,他近年發表的《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一書,是當代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又一學術力作。在該書中,奧康納以其獨特的理論視角,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存在著的所謂”理論空場”,對當今世界出現的生態問題,探究其理論根源。他通過重新解讀自然的觀念,力圖賦予自然以歷史和文化的內涵,並以這樣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來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理論,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會勞動之間的關係,以此重構歷史唯物主義。他還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理想——生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進行探討,提出了自己的創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
  • 領軍人物:詹姆斯·奧康納
  • 作品: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
  • 首次提出時間:1866
產生,構建,

產生

(一)“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社會背景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最有影響的思潮之一。自德國科學家海克爾於1866年首次提出生態學這一概念以來,迄今已一個多世紀了。但實際上,生態科學作為當代自然科學的一個新的整體學科,卻是在2O世紀6O年代才凸現出來的。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加劇以及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日益彰顯,生態作為“問題”被提到了議事日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產生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無疑代表了我們這個世紀(20世紀一一引者注)的最後歲月里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新階段。”“現代性的根本後果之一是全球化。”目前的生態危機也呈現出全球擴散態勢,日益成為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這一切引起了西方知識分子的高度關注。《自然的理由》是美國當代社會生態學家詹姆斯·奧康納研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力作。在該書中,奧康納對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思潮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產生,進行了理性的反思,認為它的產生離不開下述社會背景:
首先,三種“古典管理模式”的瓦解,即西方國家的階級和解、社會民主以及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制度的削弱;東方國家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巨大推動下)的變化;南部國家(傳統意義上的不發達“第三世界”)在大蕭條和二戰期間所發展起來的那些半自給自足式的民族主義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管理模式的瓦解和消亡。
其次,資本的地區化和全球化,以及作為資本在政治意識形態維度上的孿生兄弟的新自由主義的傳播,再加上各種類型的環境一生態和社會政治問題的成倍增加。
在上述背景之下,形成了新社會運動(例如:女權主義、種族、生態運動等)和工人運動向生活領域的擴展,作為反映這種社會變化的理論之一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以及與之相應的新的社會實踐活動一生態學社會主義,也就孕育而生。
(二)“理論空場”的存在是構建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直接動因
奧康納指出:“當今世界經濟的主要輪廓幾乎可以從馬克思的經典文本所凸顯出來的理論視域中被解讀出來,”因此,在蘇東劇變以後,馬克思主義依然是可信的,從而也就指明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是馬克思的經典文本。在奧康納看來,經典馬克思主義雖然存在“生態感受性”的缺失,但的確存在生態學視角的理論基因。針對有的學者攻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態學問題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奧康納辯解說,馬克思“在關於社會的觀點中包含有人類不再異化於自然界,人類對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資本積累邏輯的基礎上,而是一方面以個人和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們今天所謂的生態學的理性生產為直接基礎”。同時,他指出,馬克思的觀點中的確不包含把自然界指認為生產力以及指認為終極目的的所謂的生態社會思想。
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思想的追溯中,奧康納肯定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功績。他指出:“盧卡奇作了一個重要的發現: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以資本主義經濟在19世紀所獲得的發展為前提條件的)正處在物化之中,這一觀點相繼被阿多諾、霍克海默爾、馬爾庫塞以及其他一些批判理論家所採納。他們這些人對具體的社會和國家的批判是馬克思當年對商品和資本拜物教的批判的一種邏輯上的自然延續。奧康納對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前蘇聯和東歐的實踐則持否定態度。“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的革命其實與歷史唯物主義觀念或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深層的規範性要素並沒有關係⋯⋯。”
奧康納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試圖嘗試的是環境運動和社會主義的一種對話,但作為一種社會變化的新的理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何以可能呢?他的回答是,馬克思的“理論空場”的存在。“對地球的摯愛,地球中心主義的倫理學以及南部國家的土著居民和農民的生計問題,這些政治生態學所主要關心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難道不是被遺忘了嗎?”“理論空場”的存在成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生長點,正是基於這一點,他力圖對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進行重構。
(三) 生態問題是建構生態學馬克思理論的現實動因
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看來,資本將自然看成是資源的“水龍頭”和廢棄物的“污水池”。尊重生態規律與發展資本主義是矛盾的。資本的擴張成為一種無限制的必然趨勢,奧康納指出:在“自然界本身的節奏和周期是根本不同於資本運作的節奏和周期的。”今天,環境問題已經是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集中體現,對資本主義進行生態批判,無疑成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批判的重要領域。
首先,從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歷史進程來看,環境問題是資本主義矛盾發展邏輯的當代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問題在當代的集中體現,而生態問題“應該被視為資本主義時期所凸現出的各種歷史問題之發展的頂點”“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結構轉型至少用一種粗略的邏輯,書寫了其自身的歷史敘事,這種歷史敘事與發生在政治、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作為整體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或‘自然’領域所發生的變化是相對應的。”
其次,在奧康納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視域中,“人類歷史和自然界的歷史無疑是處在一種辯證的相互作用關係之中的;他們認知到了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本質,意識到了構建一種能夠清楚地闡明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關係的理論的必要性;至少可以說,他們具備一種潛在的生態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視域。”馬克思一方面十分關注把總體上的勞動力生產過程和具體的生產過程統一起來,用今天的話說即“生態規則性”過程。另一方面,他對當時的生態問題,“如農業中土地質量和數量問題的討論很感興趣。”這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構建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前提。
再次,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出現的奴隸制、農奴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等三種勞動組織形式具有不同的生態後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馬克思主義理論把全部社會發展史歸結為勞動發展史,但是,解讀勞動史必須聯繫自然史。勞動史和自然史是相輔相成的,奧康納指出:“自然史或多或少是人類勞動史的一部分。“自然史是勞動史內在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能否解決生態問題,成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構建的一個基點。

構建

(一)“自然”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位缺失
奧康納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一個重要內容在於他對自然概念的獨特理解。他首先列舉了《韋伯斯特新世界詞典》中“自然”一詞的概念,根據他的考證,自然(nature)來源於拉丁文“nasci”,本義為“出生”的意思。認為亞里士多德首次將自然的含義由“本質”、“基質”擴展為過程的規律、趨勢。接著,他指出自然概念的第三種用法是“種類”以及“物質世界的整體”,並認為這種用法主要體現在資本主義的啟蒙思想中。資本主義啟蒙思想認為“自然”是一種事物的集合體,是一種可以隨意拆分的商品,“自然”常常被理解為一個被動的、惰性的概念,被理解為“事物的堆積”,在這種工具主義思路的支配下,自然僅僅被視為某種為人類的利益而存在的東西。關於自然概念的第四種含義是“人的初始狀態”和“自然景觀”。這種自然概念作為浪漫主義運動的核心出現並流行於19世紀,我們可視之為對自然的工具主義理解的理論反駁。奧康納並不滿足以上對自然的諸種理解,他認為應該把自然概念的變革與資本主義社會日常生活客觀實踐方面的革命性轉變放在一起考慮。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奧康納是想從自然生態學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並試圖導引出某種批判的革命張力。他認為自然概念應具有“條件”和“環境”的含義,且應被理解為作為前提而存在的必需之物,“人類是依賴於‘對生命構成影響的外在條件’,即環境或‘自然’的”。
其實,自然具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特性:一是“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運作性”;二是“自然的終極目的性”。奧康納認為,對這兩個特徵的忽視或否定,導致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的“自然”地位的缺失。奧康納指出,“歷史唯物主義的確沒有一種(或只在很弱的意義上具體)研究勞動過程中的生態和自然界之自主過程(“自然系統”)的自然理論。”由於缺少“自然的終極目的性”觀念,傳統歷史唯物主義只把自然當作生產、生活隨意掘取的資源和馴化的對象。他所謂的“自然的終極目的性”,是說自然界本身的存在就是它自身的最終目的,這一目的具有無條件的至上性。他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突出的是社會關係與物質技術關係之間的緊張關係,雖然成功論證了在不同生產方式中,自然界遭遇不同的社會性建構,但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運作卻“邊緣化”了;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突出了“人化自然”,卻未強調人類歷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轉型問題,正因為這一點,奧康納在將馬克思定位於”前人類學”的話語言說,並未真正歷史地建構歷史唯物主義。
奧康納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一切社會的發展,都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的結構及態勢的“不平衡的和聯合性的”發展過程。他指出,如果沒有正確的“自然”觀念,就無法揭示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內在機制。奧康納認為,資本主義矛盾依照政治、經濟、社會一文化、生態的邏輯線索展開。從歷史書寫的演進邏輯來看,現代西方的歷史敘事邏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是一致的。之所以如此,根源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缺乏自主運作性和終極目的性從而缺乏應有的社會結構地位的自然觀。到了2O世紀晚期,在不斷發展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以及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一文化必然性的框架內,出現自然資本化,或者說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式的自然,由此也開始了與這種自然所展開的鬥爭。“以環境的歷史為書寫內容是最新也許是最後的一種歷史書寫類型”。奧康納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唯物辯證的歷史觀首先就要遵守自然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及其對歷史發展的制約性。
(二)文化維度和自然維度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理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理論
奧康納指出,“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在任何地方提供對其歷史研究方法的系統說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致力於探尋一種能將正確理解的‘自然’以及在這一理解基礎上的‘文化的’主題,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或物質生產的範疇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論模式”,以期為重建歷史唯物主義提供理論前提。奧康納將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即“歷史唯物主義觀念”,認作是一種“源自於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歷史解釋觀”,這一點事實上也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構”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奧康納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構”是以協作為介入點的。他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中,文化和自然的主題之所以被忽視或弱化,是因為源自協作未被全面理解(例如:協作所應具有的文化形式或自然系統中的“協作”內涵)而被單方面處理。傳統馬克思主義中存在著“技術決定論”理論傾向,在這種觀點看來,決定一個具體的協作模式之性質的是現有的生產工具和生產對象、技術水平以及自然條件,即“技術決定論”;而受盧卡奇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學者從現有“權力關係”的起源角度推導出協作模式的性質,即“權力關係決定論”(此觀點受馬克斯·韋伯的影響)。奧康納則認為協作應或多或少建立在文化規範和生態樣式的基礎上,即由技術、權力關係、文化和自然“四因素”決定,進而將協作和勞動關係模式與歷史的變遷和發展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生產關係內的變化引起協作關係進而影響生產力水平的變化。在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中,自然系統的協作內涵沒有應有的地位,因此也沒有自然維度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理論,他認為,要修正、完善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協作範疇是一個明顯的介入點,從此出發,我們可以深入到對歷史唯物主義觀念加以修正的計畫之中,以此來有效地清理文化、社會勞動與自然界之間的辯證關係”。他批評了傳統歷史唯物主義輕自然重技術的“技術決定論”的理論傾向,認為馬克思帶著技術決定論的偏見將協作模式歸因於技術的作法是不對的,並認為任何一種協作模式既是一種生產力也是一種生產關係。奧康納誇大了協助模式的生產關係性質,並將之視為與技術同等重要的因素。
他認為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具有“前人類學的”的性質,指出馬克思“對化學的興趣要遠遠大於生物學的興趣”。而他則要在這一理論中摻進自然的內容。為此,他提出兩對新概念:“自然的生產力”“自然的生產關係”和“文化的生產力”“文化的生產關係"。他認為,“自然的生產力”和“自然的生產關係”同“文化的生產力”和“文化的生產關係”在社會發展中具有同樣的作用,因此,這兩對概念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也應具有同樣的地位。“自然的生產力”,指的是自然系統或自然過程不僅僅是生產過程的“合作者”,而且是“自主的合作者”。奧康納認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內涵應向內向外得到擴展,即向外擴展到物質自然界,向內延伸到生物學維度。自然系統的自主性運作使它成為“自主性的生產力”,任何生產都必須受到自然條件的規定和制約。“‘自然’的生產關係意味著自然條件或自然過程(不管是否受人類活動的影響)的一定形式,與任何其他因素相比,對任何一個既定的社會形態或階級結構的發展,提供更為多樣的可能性。”生產關係總是建立在自然條件之上。我們知道,馬克思始終將自然和歷史視為一個辯證統一體,認為兩者是密不可分的,而青年盧卡奇卻開了將兩者割裂開來的先河,他及其後繼者們都強調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歷史理論。對歷史的強調本身並沒有錯,關鍵在於它造成了這樣一種假象,即似乎馬克思主義無自然理論。而事實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本身就包含自然的概念在內,因為在馬克思那裡,兩者是同一個過程,沒有無自然的歷史,也沒有無歷史的自然。另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也不必延伸到生物學領域,不能因為它沒有涉及具體的生態學理論,就認為它是不全面的。在奧康納看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都有客觀性和主觀性雙重維度。生產力的客觀性維度表現在,它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或通過勞動從自然界中獲得的)生產資料和再生產工具以及生產對象。生產力的主觀性維度是指它除了包括總體上的活勞動力外,還包含著受到文化實踐活動影響的勞動力的不同組合或協作方式。生產關係的客觀維度是指,生產的發展是以價值規律、競爭規律、資本的集中與壟斷規律以及其他的一些發展規律為基礎的。生產關係同時也是主觀的,因為它所包含的財富範疇同時具有文化的意蘊,它建構的特定的勞動關係、分配關係也受制於具體的文化實踐。
奧康納強調自然,是為了說明自然應該和文化一樣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給予應有的地位。為此,他提出了“文化生產力”和“文化生產關係”概念。文化的生產力就是生產力中的文化內容和生產力存在及其作用的文化方式。文化的生產關係就是生產關係的文化內容及其存在和作用的文化方式。奧康納將文化維度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理論表述為:“生產力始終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勞動關係是由各種文化實踐、技術和工藝水平、生產工具和生產對象的發展水平、維持勞動力價格穩定的能力、階級的力量等因素多元決定。”因此,他說,“由於沒能領悟到社會歷史或現代人類學的真實意蘊,馬克思事實上是不可能真正歷史地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他斷言,從這個層面上講,馬克思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的視域中作為建構者的地位已經喪失。在他看來,作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協作模式的勞動關係,在一定意義上總是一定勞動者群體的文化結果,如果對文化的主導模式、法律體系的作用、管理者控制勞動者的意識形態不甚了解,就根本不能理解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結合(協作)的具體形式,連對生產關係本身也難以獲得真切理解。根據上述理論,奧康納認為,既然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來說明社會形態及其運動,那么,“文化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與“自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以及自然和文化相互作用關係的揭示,充分表明自然、文化和社會勞動在整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互動性。
(三)社會勞動觀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構
社會勞動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主題。奧康納闡述了人類史與自然史的互動作用,社會勞動則在人類歷史與自然歷史之間起著調節作用。他認為社會勞動是在社會和自然界之間的“一個物質性的臨界面”,基於對傳統歷史唯物主義存在的上述缺陷的理解,他提出了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的任務。他認為,無論如何,“勞動”範疇應該仍然保持它在歷史唯物主義體系中的中心位置,奧康納的“勞動”範疇既不是指單純的“物質生產”活動,也不是僅僅指勞動者從事的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而是廣泛的“社會勞動”。
社會勞動在一系列的關係中獲得自己的特徵。首先,社會勞動具有“自然的特徵”。即社會勞動建立在自然系統基礎之上,同時,自然系統對勞動具有調節作用,人類的勞動不能無視自然的客觀性和規律性。其次,社會勞動具有“文化的特徵”。即人類的勞動不僅僅是純客觀物質生產和按照價值規律交換的過程,實際上它是建構在文化規範和文化實踐的基礎上的。勞動產品在生產之前和在出售之時,當然也包括在消費之時,總是被文化中介了的,文化賦予物質產品以意義。在商品社會中,商品的使用價值已經不再是物的“自然”有用性,而是商品的“文化”有用性。離開文化,就無法理解商品的價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勞動的文化特徵和自然特徵同時表明,社會是自然、文化和社會勞動的多元互動作用系統。社會勞動與文化、自然一起成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理論核心。
以此勞動觀為基礎,奧康納提出了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構想。第一步,對協作和勞動關係模式與歷史的變遷和發展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奧康納所講的協作包括人與自然的協作和人與人的協作。協作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控制,而是雙方對等、彼此尊重獨立性、自主性的合作。以此協作模式來理解勞動關係,並考察協作、勞動與歷史的變遷和發展的關係,將會得出與傳統歷史唯物主義不同的結論。第二步,“建構一種能夠闡釋文化與自然界對所有者和統治階級的力量產生影響或起促進作用的方式。所有者或統治階級的這種力量正是把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因素聯合起來並對之施加強制作甩的力量。”他相信,新的社會勞動觀將會重寫歷史,重構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全新體系。在這種修正或重構中,“社會勞動仍然保持著它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中心範疇的地位,但作為日常生活之規範和意義的現代人類學維度上的文化範疇,以及作為一種自主(往往是不可預測的)生產力的現代生態學維度上的自然範疇,都對社會勞動範疇進行了質疑並使之豐富。”其新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就是全新的自然觀、文化觀和勞動觀,圍繞自然、文化和勞動的關係解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建構社會發展的新模式。
(四)資本主義和自然:可持續的資本主義何以可能
奧康納指出,儘管馬克思恩格斯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導致的社會動盪問題的重要理論家,但他們確實沒有把生態破壞問題視為其資本主義的積累與社會經濟轉型理論中的中心問題。他們沒能準確地預見資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構自身的能力,所以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是生態學家。“馬克思恩格斯不是‘生態經濟學家’,但他們意識到了資本主義對資源、生態及人類本性的破壞作用。他們由此出發的理論前提是:自然僅僅是資本的出發點,而不是歸宿。”奧康納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理論都集中研究交換價值、抽象勞動、資本利潤和資本的生產過程,而忽視了使用價值、具體勞動、需求和資本的生產條件對於資本主義的否定性以及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意義。其結果,這些理論只能從資本主義內部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描述資本主義的危機以及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而不能從資本主義的外部條件,即生產與生產條件的關係上,說明資本主義如何造成包括自然環境在內生產條件的破壞,而生產條件的破壞又如何反過來加劇了資本主義內在生產危機,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的危機機制以及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內在必然性。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恰恰從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缺失處出發,把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研究轉變為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生產條件關係的研究,強調使用價值、具體勞動、需求、資本的生產條件和消費對於資本主義危機的意義,說明資本主義如何造成了環境、經濟和政治的生態危機,並以此揭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社會結構上的本質區別。奧康納依據這一思路,批判地考察了資本與環境的關係,資本主義與自然,資本主義積累與生態危機及其引起的政治危機,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他的生態學社會主義理論。
首先,奧康納指出,儘管馬克思對“生產條件”三種不同類型進行界定,即“外在的物質條件”或“自然條件”,“生產的物質條件”,“社會生產的公共的、一般性條件”。但是他沒能對它們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有關基礎設施的供應條件的論述是很少見的,至於對空間、都市及其他一些問題的闡述,則根本沒有”。並且指出造成這一理論空場是有歷史原因的,即他沒有對生產條件進行系統性的研究。生產條件不僅指生產力,而且也包括生產關係。奧康納正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空場出發,闡明生產條件在市民社會中所發揮的功能。其次,奧康納指出,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資本的生產過剩及經濟危機所導致的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重新整合進更高社會形式的基本觀點,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提供了出發點。“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與其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資本的生產不足與經濟危機之間的矛盾、以及由危機所致的把生產關係及社會關係重新整合到具有更為明顯的社會性形式中。他指出,馬克思對圍繞生產條件的供應而展開的社會經濟及政治鬥爭對資本的成本、花費及靈活性的影響問題談的很少,“對生產條件的物質維度與社會維度之間的關係問題也沒有展開理論分析。”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矛盾有可能會導致一種在危機及社會轉型問題上的“生態學”理論始終沒有作出闡釋。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及向社會主義轉型的理論,其出發點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與其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的第一重矛盾)。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及向社會主義轉型的理論,其出發點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與其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
第三,資本主義是一個充滿危機的制度,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資本的生產與流通之間的矛盾是內在於資本主義制度,資本的生產不僅是商品生產,而且還是剩餘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依賴危機而存在。資本往往通過調整自身來解決危機,對生產力或生產關係的調整以協作形式為前提,危機在本質上就創造出了一種向社會主義轉型的可能;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充滿危機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分析的著眼點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生產條件不是作為商品而被生產出來的,資本主義的積累損害或破壞了資本本身的條件,並威脅到自身利潤的獲得及生產和積累更多的資本。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把信用的結構解讀為資本生產過剩的結果,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則把其解讀為資本的生產不足的結果。奧康納指出,“不管是馬克思本人,還是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能夠發展出一種理論,來解釋由危機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方面的變化,與生態學社會主義的條件建立之間的關係問題。”於是,要實現一種轉向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須整合生產過剩的危機和生產不足的危機,完成對生產力、生產關係和生產條件的重構。
第四,奧康納指出,資本主義積累導致一定程度的生態危機,由生態危機可能會引發經濟危機,同時生態危機所導致的環境運動有可能會加重經濟危機的程度。生態問題是與新技術、生產及需求的快速增長聯繫在一起的。伴隨著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脫離自然,資本主義獨特的時空統一體把生產從原來的文化和自然形式中脫離出來。技術進步在經濟領域中是一種勝利,但在生態領域中無疑是一種災難。可持續性發展的資本主義是否可能?“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持否定回答。可持續性發展的資本主義是指“生態可持續性”,因為資本主義的可持續性依賴於積累和危機,“資本的自我擴張邏輯是反生態的、反城市規劃的與反社會的。”這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闡釋資本主義不可能可持續發展的觀點之一。奧康納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清楚地意識到資本主義對資源、生態及人類本性的破壞作用,但“沒有把生態破壞問題視為資本主義的積累和社會經濟轉型理論中的中心問題”。他們留下的“只是一種生態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樸素遺產,不管是對生態系統的分析,還是對熱力學系統以及能源生產和消費的分析,都沒有融入到他們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以及資本主義積累理論和經濟危機的理論中”。在奧康納看來,資本主義的反自然性質來源於資本追求利潤的本性。因此,資本必然將自然看成是資源的“水龍頭”和廢棄物的“污水池”。尊重生態規律與發展資本主義是矛盾的。由於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性質,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面臨的矛盾日益拓展,在他看來,資本主義與生態發展的對抗性質導致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生態危機的發展,資本主義El益破壞自身的生產條件。總而言之,當今資本主義的危機,“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危機,而且也是資本不充分發展的危機。危機不僅來源於傳統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需求層面,而且也來源與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所說的成本層面”。奧康納認為,與生態發展的矛盾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具有一種自我毀滅的趨勢”。因此,資本主義不可能持續發展。
(五)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理想一生態學社會主義何以可能
在奧康納看來,生態學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指資本主義世界的綠色運動。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綠色運動之所以具有社會主義因素,是因為其目的是解決資本主義的總體危機,包括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而且,是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在他看來,一方面,生態危機是一個“階級問題”。因為,在資本主導的全球化背景下,儘管北部國家和南部國家都有生態運動,但是兩類國家的環境運動有不同的模式。北部國家是剝削階級和消費階級的化身,南部國家則是被剝削階級和生產階級的化身。
另一方面,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的生產條件,包括勞動力、經濟基礎以及自然界,資本主義對生產條件的威脅,不但是利潤積累的問題,而且是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可存性問題。環境保護運動致力於追求環境和生產條件上的社會正義。因此,環保運動是階級鬥爭性質的。雖然他在理論上充滿信心,也看到了生態學社會主義的實踐探索性質,但還是對生態學社會主義的實踐是充滿失望的。因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被資本所消解。
根據馬克思的思路,在資本主義社會,使用價值從屬於交換價值,具體勞動從屬於抽象勞動,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是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是滿足需要。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進行某種定性的理論批判,但卻進行一種定量的政治實踐。在奧康納看來,社會主義的生態可持續性只是理論上的,無論前蘇聯還是現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都證明,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難以真正走向生態可持續發展。因此,取代現行資本主義的不是傳統的社會主義,而是與生態學結合的社會主義,即生態學社會主義。奧康納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理想一一生態學社會主義作了如下描述:“生態學社會主義是一種生態合理而敏感的社會,這種社會以對生產手段和對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為基礎,並以高度的社會經濟平等、和睦以及社會公正為特徵,在這個社會中,土地和勞動力被非商品化了,而且交換價值是從屬於使用價值的。”
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看來,整體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是可行的,具體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實踐在現實中是存在的。他希望把生態學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首先,全球範圍內的生態學社會主義的構建具有現實的必要性。“世界資本主義的矛盾本身為一種生態學社會主義趨勢創造了條件。”
其次,生態學與社會主義的融合將構建生態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和生態學是互補的。社會主義需要生態學,因為後者強調地方特色和互動性,並且還賦予自然內部以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以特別重要的地位。生態學需要社會主義,因為後者強調民主計畫以及人類相互間的社會交換的關鍵作用。”缺少一種‘對自然的深刻的科學理解’為基礎的社會計畫,一種在動態上可持續的社會幾乎是不可能的。”奧康納明確指出,“坦率地講,社會主義革命的生態危害性要比資本主義相互間的對抗以及它們的反革命行為的危害性小得多。”“與資本主義的情況不同,大規模的環境退化可能並非是社會主義的內在本質。”社會主義相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來說更能達到生態平衡。
總體來看,奧康納通過探討“自然”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地位缺失,剖析馬克思主義存在著的所謂”理論空場”。他重新解讀自然的觀念,力圖賦予自然以歷史和文化的內涵,並以這樣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來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理論,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會勞動之間的關係,以此重構歷史唯物主義,試圖喚起人們對自然的重新認識與重視。他的理論與早期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萊易斯和阿格爾)有明顯不同,這主要表現在他並不是輕易地否定馬克思的任何理論,而是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不完整性,並用生態學觀點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補充、重建。需要指出的是,奧康納從不盲從生態學的觀點,並始終與環保主義者保持距離。儘管從總體上看奧康納陷入了一種理論上的折中主義和多元決定論,而且他對馬克思主義和生態學的綜合也是不成功的,但他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獨特理解還是值得我們反思的,至少對我們在當前形勢下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的。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