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憶的年代長篇系列5:仇恨

失憶的年代長篇系列5:仇恨

《失憶的年代》(Glömskans tid)是一部西方現代主義特色的長篇小說總集,由七卷較短而互相呼應但相對獨立的長篇小說構成。第一卷《失憶》(Glömskan)出版於1987年,最後一卷《歡樂》(Glädjen)出版於1997年。其它各卷分別為《誤解》(Missförståndet)、《蔑視》(Föraktet)、《忠誠》(Lojaliteten)、《仇恨》(Hatet)、《報復》(Revanschen)等。這是瑞典作家埃斯普馬克長篇系列小說繼《失憶》、《誤解》、《蔑視》和《忠誠》後的第五部:《仇恨》。本書主角是一位被謀殺的首相,在斷斷續續的意識流動中,為我們提供了他本人作為政治家的生存狀況。

基本介紹

  • 書名:失憶的年代長篇系列5:仇恨
  • 作者:謝爾·埃斯普馬克 (Kjell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頁數:134頁
  • 開本:32
  • 品牌:世紀文睿
  • 外文名:Hatet
  • 譯者:萬之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208122288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埃斯普馬克的文學作品關注人類共同的命運,《仇恨》中以首相被殺的事件揭示了即時在一個最為平和的國度一樣存在著人類普遍都有的利益和敵意。但是,理想的旗幟依然在前路招引,哪怕有仇恨,有謀殺。

作者簡介

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1924-)為瑞典學院派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文學教授,瑞典學院終身院士、諾貝爾文學獎五人評選委員會成員、曾17次出任評審會主席。除“失憶的年代”長篇小說總集外,還出版有長篇小說《伏爾泰的旅程》、詩集十一本和文學評論集多本,其中包括介紹瑞典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詩人馬丁松的傳記《大師馬丁松》和專門介紹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原則的專著《諾貝爾文學獎:選擇標準的探討》(此部著作曾有中譯本出版,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內幕》,灕江出版社出版)。此外,中文還出版有詩集《黑銀河》(李笠翻譯,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
作者曾獲得多項瑞典和國際的重要文學獎項,包括瑞典貝爾曼文學獎、特朗斯特羅默文學獎和義大利德尼諾文學獎及卡皮羅文學獎

媒體推薦

二十世紀以來的小說家,大多怯於直接處理重大的歷史事件,似乎在家長里短、雞毛蒜皮之外智力短缺,或心不在焉。埃斯普馬克卻是一個驚人例外。他居然把瑞典、歐洲以及整個世界裝進一本並不太長的“小”說,直面全人類緊迫而刺心的精神難題。一個福利天堂為何同時又是“失憶”和“仇恨”的地獄?作者無意就此圖解政治和國策。相反,戰爭、難民、性、左派、殖民主義、黨派政治、道德立國、社會分裂與市場高壓……這些超規模的話題,都進入了一種卡夫卡式的編碼,被編入一種個人化寓言,呈現為飄忽不定的細節、故事、隱喻、幻象、嘲諷、嗅覺或觸覺,還有“他們把這個黑人都砸得穿過地面,就像打樁機把一個木樁砸到了地底下”一類血腥的視野定格。附體於一個幽靈,一位既充滿自疑和又悲愴問天的殉道者,作者的感覺一再溢出理念的河道。密集的美學打擊重申了文學的理由,即大於任何主題的寬廣精神輻射。
“當夜風吹拂過我臉上的時候,我能夠感覺到,我讓我愛的人是多么痛苦。”這幾乎是一句當下飄遊各地並有待揭破的世紀性密咒。
——韓少功

後記

譯者後記: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毀滅

《仇恨》的主角在現實生活中的原型是出任過瑞典首相的瑞典社會民主黨主席烏拉夫·帕爾梅。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晚間,帕爾梅攜夫人外出看電影,也沒有任何警衛隨行,電影散場後準備坐捷運回家,在捷運入口處遭刺客槍擊,當場斃命。這個事件曾經震驚世界,因為瑞典當時被認為是世界最富裕最和平安寧的福利國家之一,發生這樣殘忍的刺殺國家領導人的事件令人難以置信。
事件發生之後,瑞典政府曾成立專門機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調查,並重金懸賞能幫助破案者,但事過二十八年,這個謀殺案依然沒有破案,誰是真正的兇手依然還是一個未解的謎。案情撲朔迷離頭緒繁亂,有的線索指向國際的背景,涉及南非白人種族主義者政權或者南美洲的新獨裁者,也有土耳其庫爾德斯坦獨立黨到前蘇聯的克格勃秘密警察等等;有些線索則指向瑞典國內的極右翼分子,甚至事件發生的當晚警察和安全部門內部的電話通訊都非常可疑,更給人某種政治陰謀的味道。而某位主持調查的官員又曾言之鑿鑿地宣布,這次謀殺背後沒有發現任何組織背景,純粹只是某些仇恨帕爾梅的個人一時性起的喪心病狂的行為,個別嫌疑犯因此被捕,但最終都因為缺乏證據而釋放。
《仇恨》作者從一個文學家的視角出發,以獨白小說的形式,對這次事件的人物命運和內在邏輯做出自己的大膽解釋:仇恨。失憶的年代中唯一還具有記憶的是仇恨。仇恨是人的本性之一,也是人性的弱點,是人自身構成的地獄。在作者的解釋中,帕爾梅的強烈個性已經導致對他個人的強烈仇恨,是仇恨包圍了他,最終也吞噬了他的生命。這種仇恨可以來自各個階層,也可以來自各個方向,可以來自不同利益集團也可以來自不同信仰團體,可以來自政治右翼也可以來自自己的政黨內部,可以來自國家政權也可以來自個人,可以來自國內也可以來自國外。作者甚至寫到,由於帕爾梅的個性導致社會民主黨民意調查支持率的大幅下降,連社會民主黨內都有人要擺脫他,那么他的死甚至是符合本黨利益需要的必然結果。難怪小說發表之後曾引發瑞典社會民主黨對作者的強烈抗議,在瑞典社會也引起激烈反彈。對此,作者曾辯解說,文學雖然描述政治,但文學不是政治本身,文學家有自己的想像和表達的權力和自由,可以對生活做出自己的結論。
簡言之,《仇恨》描述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悲劇。
帕爾梅毫無疑問是個理想主義者。正如小說的描寫,他本來出身於瑞典名門望族,屬於富有的上層階級,卻成了他那個階級的反叛者,面對貧富的差距,他感到自身階級的罪責和恥辱。小說開始寫到他砸毀家裡地下儲藏室里的食品的行動,是這種反叛的開始。而他所愛的佃戶女兒因貧病而死,也導致他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和批判。一個挪威難民對他的教訓,讓他懂得個人對社會承擔的責任。因此,他要致力建立一個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而且沒有貧富差距的理想社會,也就是一種起源於烏托邦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他因此放棄了養尊處優的貴族生活,加入了工人階級的隊伍,甚至成了社會民主黨領袖,為這個黨通過議會道路連續執政立下過汗馬功勞。帕爾梅是個出色的演說家,或者如小說中說的,是個“煽動家”,有一個政治家需要的卡利斯瑪魅力,能動員民眾跟著他走,所以曾兩度贏得大選,出任瑞典首相(1969-1976和1982-1986)。此外,帕爾梅在國際上也非常活躍,敢於對抗超級大國的勢力,既帶頭反對美國對越南的戰爭,又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帕爾梅總是站在弱小貧窮者一邊,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愛戴,但也招來很多人的忌恨。
了解國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史的人都知道,社會民主黨其實是從共產黨里分化出來的,其思想資源基本是相同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在北歐勢力一直非常強大。我到北歐留學並定居下來也近三十年了,而每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我都會在奧斯陸或者斯德哥爾摩的街頭看到浩浩蕩蕩的工人階級遊行隊伍,而社會民主黨或者共產黨的領袖們總是走在隊伍的最前列,到處紅旗招展,到處是鐮刀斧頭的符號,到處有人高唱國際歌。這種工人遊行的場面在我的祖國都已經見不到了,沒想到我會在這裡重溫舊夢。
當然,社會民主黨不同於共產黨,他們不主張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而是走議會道路,通過民主選舉的手段掌握政權。瑞典就是世界上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黨最早通過大選當政的國家。在經濟上,社會民主黨並不像共產黨那樣主張消滅私有制,生產資料完全國有化,而是通過稅收來縮小貧富差距,達到社會公正。如果說,共產黨是殺富濟貧,那么社會民主黨人是劫富濟貧;如果說共產黨人是要無產者要聯合起來消滅有產者,那么社會民主黨人則主張無產者和有產者都要聯合起來。所以帕爾梅有一句名言:“從來就沒有他們,只有我們”,用中國舊式的表達方式,大概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當然美好,但是和現實的差距實在巨大,也難免和現實發生尖銳的衝突。用小說主人公的一位女朋友的說法,這種理想主義者承擔了太大的責任,實際上是自己承擔不了的責任。那么失敗乃至毀滅也是必然的,這既是一個個人的悲劇,其實又是一個群體的悲劇,是一個政治的悲劇。在作者的結論里,帕爾梅的死亡似乎偶然,似乎是個孤立的事件,其實又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
仇恨帕爾梅的人雖然很多,但是愛戴他的人也很多,雖然他被刺已經二十八年了,他的墓地上至今還是鮮花不斷,而且多半還是代表了社會民主黨的紅玫瑰。
一個理想主義者可能失敗,可能毀滅,但理想在人類社會總會存在,這也可能是悲劇還將不斷重演不斷發生的必然原因,對此譯者不得不唏噓不已。

萬之

2014年3月15日完稿於斯德哥爾摩

序言

這個小說系列包括七部比較短的長篇小說,形成貫穿現代社會的一個橫截面。小說是從一個瑞典人的視角去觀察的,但所呈現的圖像在全世界都應該是有效的。人們應該記得,傑出的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最近還把我們的時代稱為“遺忘的時代”。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達過相同的看法,從米蘭·昆德拉一直到戈爾·維達爾:昆德拉揭示過占領捷克的前蘇聯當權者是如何抹殺其祖國的歷史,而維達爾把自己的祖國美國叫做“健忘症合眾國”。但是把這個重要現象當作一個系列長篇小說的主線,這大概還是第一次。
在《失憶的時代》里,作家轉動著透鏡聚焦,向我們展示這種情境,用的是諷刺漫畫式的尖銳筆法——記憶在這裡只有四個小時的長度。這意味著,昨天你在哪裡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腦外科醫生,昨天也許是汽車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經沒有人記得前一個夜晚是和誰在一起度過的。當你按一個門鈴的時候,你會有疑問:開門的這個女人,會不會是我的太太?而站在她後面的孩子,會不會是我的孩子?這個系列幾乎所有長篇小說里,都貫穿著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親人或情人的苦惱。
失憶是很適合政治權力的一種狀態——也是指和經濟活動糾纏在一起的那種權力——可謂如魚得水。因為有了失憶,就沒有什麼昨天的法律和承諾還能限制今天的權力活動的空間。你再也不用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輿論的風暴四個小時,你就得救了。
這個系列的七部作品都可以單獨成篇,也是對這個社會語境的七個不同切入視角。第一個見證人——《失憶》的主角——是負責教育的官僚,至少對這方面的災難好象負有部分責任。第二個見證人是個喜歡收買人心的報刊主編,好象對於文化的狀況負有部分責任(《誤解》)。第三個見證人是個母親,為兩個兒子犧牲了一切;兒子們則要在社會中出人頭地,還給母親一個公道(《蔑視》);第四位見證人是建築工人,也是工人運動化身,而他現在開始自我檢討,評價自己的運動正確與否(《忠誠》)。下一個聲音則是一位被謀殺的首相,為我們提供了他本人作為政治家的生存狀況的版本(《仇恨》)。隨後兩個見證人,一個是年輕的金融巨頭,對自己不負責任的經濟活動做出描述(《復仇》),另一個則是備受打擊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婦女,為我們提供她在社會之外的生活狀況的感受(《歡樂》)。
這個系列每部小說都是一幅個人肖像的細密刻畫——但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會環境:好像一部社會史詩,濃縮在一個單獨的、用尖銳筆觸刻畫的人物身上。這是那些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如巴爾扎克曾經一度想實現的目標。但這個系列寫作計畫沒有這樣去複製社會現實的雄心,而只是想給社會做一次X光透視,展示一張現代人內心生活的圖片——她展示人的焦慮不安、人的熱情渴望、人的茫然失措,這些都能在我們眼前成為具體而感性的形象。其結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劇。
這七個人物,每一個都會向你發起攻擊,不僅試圖說服你,也許還想欺騙你,就像但丁《神曲·地獄篇》中的那些人物。但是,這些小說里真正的主人公,穿過這個明顯帶有地獄色彩的社會的漫遊者——其實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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