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是中國北京的古代歷史上獨有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由於生存的年代久遠，沿習相傳他們有了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因此就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作太監文化的文化思維。所以太監文化的唯一任務就是一切為主子服務，即使主子吐出幾句自己都不明白的胡話，他們也能馬上博引旁征，利用邏輯和各種事例，完美無缺地證明主子所說的是絕對真理，而且無懈可擊。這種以主子為中心的太監文化，於是把人類的一切知識變成了證明主子英明的工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太監文化
- 外文名：dickcutting culture
- 文化地域：中國北京（京都）
- 文化特色：中國古代歷史獨有的文化
- 文化持續：至清朝結束
釋義,文化涵義,文化演變,普遍定義,詭異之處,愛情道路,人類史的意義,與西方宗教對比,衍生含義,精神文化,官場太監,歷史由來,形成原因,
釋義
什麼是“太監文化”——應該這樣說，具有京都地域特色及歷史的東西都有文化元素。中國的歷史悠久，連飲食、廁所都上了“文化”這個大雅之堂，更何況“太監”這個在人性世界中是一件很特殊的東西。“文化”里有珍珠也有糟粕，而“太監文化”，恐怕是純糟粕而不會有什麼珍珠之類的了。正因為，它的人性曲線圖是不一樣的，在這種“文化”中，人性被扭曲並向惡方向發展。太監們最懂得觀察和利用他的主子的弱點，並千方百計地有意擴大這種弱點，治事治國無方，阿諛逢迎有術；舉賢薦能無策，獻讒害人有道；安良哺善無謀，撥弄是非有計；榮辱與共無心，結黨營私有膽。
太監文化的傑出人物當數秦朝的趙高，東漢的侯覽、唐朝的仇士良、高力士、明朝的汪直、魏忠賢、清朝的安德海、李蓮英等等，奉迎是”太監文化“中的招牌菜，因為太監們深知人雖有兩隻耳朵，但基本上都懂得——愛聽好話。
文化涵義
文化演變
按孫隆基先生的說法，中國文化根本上是一種殺子文化，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中國的孝道以戀父的形式，實現的卻是心理上的戀母情結。戀父為形，戀母為實。陰陽兼具，又陰陽俱失，只能是奇異的太監文化。
殺子文化與孝道攜手同行，如同施虐狂遇見受虐狂，表現出奇異的虐戀傾向——挨打最多的兒子最孝順；越是暴君，越是被崇拜。這在太監身上體現最典型、最徹底。
中國文化有陰陽論，天陽地陰，雄陽雌陰，奇陽偶陰；同時講究“無我”和“守雌”，其核心是婦人之“仁”。“不仁”為陽，“仁”為陰。“仁”屬於雌性文化。
“仁”即“二人”，意思是為別人“做人”：如果對別人沒用，自己就喪失意義；獨立的“人”沒有價值，集體的“人民”才有意義。
“我”分為本我、自我、超我。“我”是“人”的根本，沒有“我”，“人”就失去了根本，成為“不存在”。太監文化第一特徵就是喪失根本——“無私”、“無我”。
中國有一則故事，講差人押和尚，每日檢點“和尚木枷”。和尚趁差人熟睡，將差人剃頭，把木枷套在差人身上，然後逃脫。差人醒後，檢點“和尚木枷”，發現“都在”，唯獨差人——“我”沒了。
“我”在事實上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仁”提供了一個“假我”代替。“我”與“假我”是兩回事，這種悖論與分歧體現在中國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口語（白話）與書面（文言文）不一。
孝道是對自我意識有預謀的閹割軟體，使自我權利被父權順利地繳械和閹割，每箇中國人會都被提前預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孝”的大道旗下，自我意識被徹底消解，“我”成為父權的私有物品和殺子文化的工具兼犧牲品，從此一直處於無意識的蒙昧無我狀態。
“我”只是血肉製成的硬體，必須由父權安裝輸入“孝”這個軟體，成為父權意志的一部分。最後成為父權體系中的行屍走肉、螺絲釘、機器人。“我”的意識喪失和意志植入，從雌性化到無性化、最後再到工具化。從而成就父權這一唯一正確的雄性文化——貌似雌性的雄性文化。
“天地不仁”和“聖人不仁”說明，只有獨一無二的“天地”和“聖人”才有雄性權利，將雌性、無性或物化的“萬物”和“百姓”視為“芻狗”。自我意識天然缺失的“芻狗”是典型的太監文化象徵，“溫良恭儉讓”精神的楷模，“百善孝為先”的模範。如果“不孝”，就喪失“做人”的根本，“亂臣賊（逆）子，人人得而誅之”。
這種文化貌似善意的老祖母面具下，實則包裹著剝奪自我的霸道父權思想。以戀父情結代替弒父情結的這種倫理模式，構成中國文化的精神核心——雌性的依附性。在雌性色彩的太監文化的薰陶下，自我意識的雄性文化在中國一直處於邊緣、壓抑和被排斥狀態。
戰爭是人類對自己同類的狩獵活動，是令人興奮的、典型的雄性行為。
在中國歷史中，導致改朝換代的戰爭，是對厭煩忍耐力差的雄性文化的間歇性發作。但發作之後，在太監文化的主導下，即迅速回歸厭煩忍受的雌性文化，直到來自民間或異族的雄性文化再度“雄起”。
楚漢爭霸，項羽威脅要烹了劉邦他爹，劉邦笑道：願分一杯羹。李世民弒兄殺弟，向其父李淵逼宮，奪取皇位。類似的這種對孝道的反動，就是具有“弒父情結”的雄性文化，它常常在新統治階級那裡得到明顯體現。
但隨著時間推移，在女人和太監堆里耳濡目染，統一思想的太監文化使其所有的雄性特徵逐漸消磨殆盡，最後被孝道實施宮刑，徹底無性化或雌性化，淪落為新皇權施虐下的精神太監、雌性“老百姓”或無性“草民”。
“老百姓”是相對於“官”而言的詞語，渾身布滿雌性特徵。“草民”則更直接去性別化，屬於草本植物，類似“木頭人”、“稻草人”。“官”的同義詞中，“倉鼠”、“犬馬”、“鷹犬”起碼還算個動物。
滿清的出現，是滿族雄性文化強姦中原雌性文化的結果，最後八旗子弟還是沒有逃脫被中國太監文化徹底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命運，乃至氣數已盡的帝國末日，以一個偽大的雌性——慈禧來母雞司晨，宣告其雄性文化的徹底陽痿與閹割。
難得的是，百年之後尚有閻崇年之流的孝子賢孫，天天在CCTV上“白頭宮女說玄宗”。
中國文化有陰陽論，天陽地陰，雄陽雌陰，奇陽偶陰；同時講究“無我”和“守雌”，其核心是婦人之“仁”。“不仁”為陽，“仁”為陰。“仁”屬於雌性文化。
“仁”即“二人”，意思是為別人“做人”：如果對別人沒用，自己就喪失意義；獨立的“人”沒有價值，集體的“人民”才有意義。
“我”分為本我、自我、超我。“我”是“人”的根本，沒有“我”，“人”就失去了根本，成為“不存在”。太監文化第一特徵就是喪失根本——“無私”、“無我”。
中國有一則故事，講差人押和尚，每日檢點“和尚木枷”。和尚趁差人熟睡，將差人剃頭，把木枷套在差人身上，然後逃脫。差人醒後，檢點“和尚木枷”，發現“都在”，唯獨差人——“我”沒了。
“我”在事實上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仁”提供了一個“假我”代替。“我”與“假我”是兩回事，這種悖論與分歧體現在中國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口語（白話）與書面（文言文）不一。
孝道是對自我意識有預謀的閹割軟體，使自我權利被父權順利地繳械和閹割，每箇中國人會都被提前預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孝”的大道旗下，自我意識被徹底消解，“我”成為父權的私有物品和殺子文化的工具兼犧牲品，從此一直處於無意識的蒙昧無我狀態。
“我”只是血肉製成的硬體，必須由父權安裝輸入“孝”這個軟體，成為父權意志的一部分。最後成為父權體系中的行屍走肉、螺絲釘、機器人。“我”的意識喪失和意志植入，從雌性化到無性化、最後再到工具化。從而成就父權這一唯一正確的雄性文化——貌似雌性的雄性文化。
“天地不仁”和“聖人不仁”說明，只有獨一無二的“天地”和“聖人”才有雄性權利，將雌性、無性或物化的“萬物”和“百姓”視為“芻狗”。自我意識天然缺失的“芻狗”是典型的太監文化象徵，“溫良恭儉讓”精神的楷模，“百善孝為先”的模範。如果“不孝”，就喪失“做人”的根本，“亂臣賊（逆）子，人人得而誅之”。
這種文化貌似善意的老祖母面具下，實則包裹著剝奪自我的霸道父權思想。以戀父情結代替弒父情結的這種倫理模式，構成中國文化的精神核心——雌性的依附性。在雌性色彩的太監文化的薰陶下，自我意識的雄性文化在中國一直處於邊緣、壓抑和被排斥狀態。
戰爭是人類對自己同類的狩獵活動，是令人興奮的、典型的雄性行為。
在中國歷史中，導致改朝換代的戰爭，是對厭煩忍耐力差的雄性文化的間歇性發作。但發作之後，在太監文化的主導下，即迅速回歸厭煩忍受的雌性文化，直到來自民間或異族的雄性文化再度“雄起”。
楚漢爭霸，項羽威脅要烹了劉邦他爹，劉邦笑道：願分一杯羹。李世民弒兄殺弟，向其父李淵逼宮，奪取皇位。類似的這種對孝道的反動，就是具有“弒父情結”的雄性文化，它常常在新統治階級那裡得到明顯體現。
但隨著時間推移，在女人和太監堆里耳濡目染，統一思想的太監文化使其所有的雄性特徵逐漸消磨殆盡，最後被孝道實施宮刑，徹底無性化或雌性化，淪落為新皇權施虐下的精神太監、雌性“老百姓”或無性“草民”。
“老百姓”是相對於“官”而言的詞語，渾身布滿雌性特徵。“草民”則更直接去性別化，屬於草本植物，類似“木頭人”、“稻草人”。“官”的同義詞中，“倉鼠”、“犬馬”、“鷹犬”起碼還算個動物。
滿清的出現，是滿族雄性文化強姦中原雌性文化的結果，最後八旗子弟還是沒有逃脫被中國太監文化徹底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命運，乃至氣數已盡的帝國末日，以一個偽大的雌性——慈禧來母雞司晨，宣告其雄性文化的徹底陽痿與閹割。
難得的是，百年之後尚有閻崇年之流的孝子賢孫，天天在CCTV上“白頭宮女說玄宗”。
普遍定義
太監是一種官職。“太”指皇帝，“監”有督察、服務、幫助等意思。太監最早由一般男性官吏擔任，後來成為閹人專享的最高官職，閹人因此以“太監”為最高榮譽。閹人的官職很多，但以“宦官”和“太監”最具代表性。
閹人在中國早期的夏商就已經出現。但作為一種殘疾的人類弱勢種群，正式獲得社會承認是在秦始皇時期。秦始皇開中國皇權專制社會之先河，是中國所有皇帝的祖師爺和精神祖先，所以沒有一個皇帝敢臧否他這個“祖先”——“勸君莫罵秦始皇”。
秦始皇對閹人群體悉心栽培和扶持，使其由最弱勢群體陡然飛黃騰達，成為最強勢群體，登上中國歷史最高、也最陰暗的舞台。閹人集團水漲船高逐漸坐大，自我組成等級森嚴“閹黨”，成為古代中國政治舞台不可忽視的常青勢力。
不論皇權現時如何，皇權的未來一般都由閹黨把持。閹人擔負著未來皇權接班人——太子的撫養、教育（不一定是文化教育）、陪護、監護等聖神職責。形象點說，閹人扮演著皇帝的父親、母親、叔叔、兄弟、老師、同學、朋友、領導、同事、秘書、僕人、保姆、保鏢等——除過妻子之外的幾乎所有角色。
在這種封閉扭曲的生活環境長大的太子，登基成為皇權擁有人，面對陌生紛繁複雜的世界，最可倚重和信任的只有閹人集團。同時，在閹人群體中成長的心路歷程，也使皇帝與閹人身心相連、休戚與共，閹人精神和性格早已滲入皇帝先天缺鈣的骨髓。
如果摒棄中國牽強莫須有的“天”的概念，以“法”來代表人類正義，那么專制皇權最大的先天缺陷就是其權力來源的不合法性。如果暴力奪權合法，那么別人的暴力奪權自然也合法。這種暴力原罪帶來的“非法”狀態，使皇權天然的具有危機感與不安全感。對權力覬覦者的警惕和戒備，使其只能選擇沒有生命續航能力的閹人。閹人因禍得福，雞犬升天。
雖然中國歷史不乏外戚勢力和大臣勢力影響，但閹黨組成的太監勢力往往如如影隨形，一直是皇權文化的主體構成。秦毀於趙高、漢毀於十常侍、晉更慘，之後太監文化日趨成熟。從中唐開始，宋明清社會已經整體完全太監化，反倒穩定起來。
中國歷史選擇了皇權專制，只能選擇最為理想的閹人。失去閹人這個“中流砥柱”，皇權將迅速崩塌。所以世界歷史中，缺乏閹人群體技術支持的皇權專制始終都難以成大氣候。
中國閹人的命運與政治緊密相連，太監成為他們最為尊貴榮耀的符號，如同皇帝是所有官吏的夢想。
在古代中國，“學好文武藝，貨賣帝王家”，全社會追逐的唯一目標就是官吏——皇帝的打工仔，只有“出將入相”“為官”才稱得上成功人士。
太監淨身以成功，官吏淨腦以成功。前者是生理太監，後者是精神太監。對皇帝來說，其他人陽物或思想對皇帝構成威脅、也容易引起皇帝的大不自信。太監們忍痛割愛，大公無私，“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取得皇帝的信任——“你辦事我放心”。
閹人在中國早期的夏商就已經出現。但作為一種殘疾的人類弱勢種群，正式獲得社會承認是在秦始皇時期。秦始皇開中國皇權專制社會之先河，是中國所有皇帝的祖師爺和精神祖先，所以沒有一個皇帝敢臧否他這個“祖先”——“勸君莫罵秦始皇”。
秦始皇對閹人群體悉心栽培和扶持，使其由最弱勢群體陡然飛黃騰達，成為最強勢群體，登上中國歷史最高、也最陰暗的舞台。閹人集團水漲船高逐漸坐大，自我組成等級森嚴“閹黨”，成為古代中國政治舞台不可忽視的常青勢力。
不論皇權現時如何，皇權的未來一般都由閹黨把持。閹人擔負著未來皇權接班人——太子的撫養、教育（不一定是文化教育）、陪護、監護等聖神職責。形象點說，閹人扮演著皇帝的父親、母親、叔叔、兄弟、老師、同學、朋友、領導、同事、秘書、僕人、保姆、保鏢等——除過妻子之外的幾乎所有角色。
在這種封閉扭曲的生活環境長大的太子，登基成為皇權擁有人，面對陌生紛繁複雜的世界，最可倚重和信任的只有閹人集團。同時，在閹人群體中成長的心路歷程，也使皇帝與閹人身心相連、休戚與共，閹人精神和性格早已滲入皇帝先天缺鈣的骨髓。
如果摒棄中國牽強莫須有的“天”的概念，以“法”來代表人類正義，那么專制皇權最大的先天缺陷就是其權力來源的不合法性。如果暴力奪權合法，那么別人的暴力奪權自然也合法。這種暴力原罪帶來的“非法”狀態，使皇權天然的具有危機感與不安全感。對權力覬覦者的警惕和戒備，使其只能選擇沒有生命續航能力的閹人。閹人因禍得福，雞犬升天。
雖然中國歷史不乏外戚勢力和大臣勢力影響，但閹黨組成的太監勢力往往如如影隨形，一直是皇權文化的主體構成。秦毀於趙高、漢毀於十常侍、晉更慘，之後太監文化日趨成熟。從中唐開始，宋明清社會已經整體完全太監化，反倒穩定起來。
中國歷史選擇了皇權專制，只能選擇最為理想的閹人。失去閹人這個“中流砥柱”，皇權將迅速崩塌。所以世界歷史中，缺乏閹人群體技術支持的皇權專制始終都難以成大氣候。
中國閹人的命運與政治緊密相連，太監成為他們最為尊貴榮耀的符號，如同皇帝是所有官吏的夢想。
在古代中國，“學好文武藝，貨賣帝王家”，全社會追逐的唯一目標就是官吏——皇帝的打工仔，只有“出將入相”“為官”才稱得上成功人士。
太監淨身以成功，官吏淨腦以成功。前者是生理太監，後者是精神太監。對皇帝來說，其他人陽物或思想對皇帝構成威脅、也容易引起皇帝的大不自信。太監們忍痛割愛，大公無私，“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取得皇帝的信任——“你辦事我放心”。
詭異之處
太監文化的詭異之處不在於皇帝的強力意志，而在於社會的默契配合。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太監都是社會積極分子，都是志願者，這不僅是太監文化的結果，也是中國社會文化雌性化的必然，是雌性社會對雄性皇權的溫順回響。
中國文化的雌性化特徵，首先就是注重生育和繁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斷子絕孫，不能生育後代，被認為是中國人最大的恥辱和不幸。
中國人看重生育，是奉行殺子文化所引起的絕後焦慮症，而且只有孩子多了，才可以實踐“殺一儆百”。絕後恐懼是太監文化的最明顯特徵。所以中國文化表現為重生育輕教育，重肉體輕精神，有群體無個性，對未成年人要求聽話懂事好好吃飯。
在孝道精神指引下，性在中國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是傳宗接代、多子多福，這樣“妻妾成群”就是很正確、很合理的孝道。
相對民間而言，即使沒有被淨身，在太監堆里長大的皇帝對生育的焦慮恐慌症更加嚴重，而且越害怕越不能生育，哪怕“三宮六院”也沒用。倒是每朝的開國帝王雄性十足，有時連兒媳都不放過，以致兒子多得要“殺子”。當年的辣手雍正幹這事最出色，殺來殺去只留下乾隆這根獨苗。
殺子要比現代的計畫生育和技術流產墮胎惡劣得多，這種罪惡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一直是正義的、正常的，跟農民打杈、剪枝、去苗沒什麼兩樣。
這種生育性文化替代完整的性文化，在孝道中國被發揚光大，結果造成中國全面的性失控和性紊亂。
在性紊亂的背後，是自我意識喪失導致的愛無能。愛無能對應的是太監文化中的性無能。因為“我”的“不在場”，發自內心的愛情便無法實現，所以就不存在愛情，如同太監不存在性。
“自我”的擁有者——雌性的父權手持孝道的聖旨，越俎代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至指腹為婚，“我”便淪為生育通道。
中國文化的雌性化特徵，首先就是注重生育和繁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斷子絕孫，不能生育後代，被認為是中國人最大的恥辱和不幸。
中國人看重生育，是奉行殺子文化所引起的絕後焦慮症，而且只有孩子多了，才可以實踐“殺一儆百”。絕後恐懼是太監文化的最明顯特徵。所以中國文化表現為重生育輕教育，重肉體輕精神，有群體無個性，對未成年人要求聽話懂事好好吃飯。
在孝道精神指引下，性在中國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是傳宗接代、多子多福，這樣“妻妾成群”就是很正確、很合理的孝道。
相對民間而言，即使沒有被淨身，在太監堆里長大的皇帝對生育的焦慮恐慌症更加嚴重，而且越害怕越不能生育，哪怕“三宮六院”也沒用。倒是每朝的開國帝王雄性十足，有時連兒媳都不放過，以致兒子多得要“殺子”。當年的辣手雍正幹這事最出色，殺來殺去只留下乾隆這根獨苗。
殺子要比現代的計畫生育和技術流產墮胎惡劣得多，這種罪惡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一直是正義的、正常的，跟農民打杈、剪枝、去苗沒什麼兩樣。
這種生育性文化替代完整的性文化，在孝道中國被發揚光大，結果造成中國全面的性失控和性紊亂。
在性紊亂的背後，是自我意識喪失導致的愛無能。愛無能對應的是太監文化中的性無能。因為“我”的“不在場”，發自內心的愛情便無法實現，所以就不存在愛情，如同太監不存在性。
“自我”的擁有者——雌性的父權手持孝道的聖旨，越俎代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至指腹為婚，“我”便淪為生育通道。
愛情道路
愛情是厭煩的平凡人生中僅有的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是典型的雄性文化：像狩獵一樣主動出擊、瘋狂追求，富於創意與浪漫，激盪出人性最華麗的樂章。但在太監文化的閹割和雌性文化的打壓下，愛情變得永遠無法到來。
沒有愛情的性處於厭煩的困擾之中，於是中國就創造出令世界驚嘆的房中術、採補術、御女術等春宮文化，以此減弱這種漫長的厭煩。所以在中國文化中，只有婚姻沒有愛情，甚至只有生育而沒有健康的性。
中國文化中的愛情缺失使人生變得面目可憎，包含生育的性被物化、工具化，隨之人也被物化和工具化。這體現在婚姻中的“門當戶對”和“血統論”。血統論在半個世紀前被改編為階級論和出身論——貧農的女兒不能嫁地主的兒子，乃至像《芙蓉鎮》中，“反革命”沒有婚配的權利，這樣“反革命”就會絕種。
雌性化的男人因為愛無能，使其喪失對愛情的想像力，只能以非自我這個愛情主體的門第、財產、權力來吸引或強迫女性，結果更像是購買或搶奪。如果遇見其他的門第、財產、權力的引誘或強迫，這些雌性化的男人立馬投懷送抱，變節出賣本不存在的自我，往往顯得比女人要懦弱得多。比如許仙、陳世美等等，簡直數不勝數。
相對而言，中國女性似乎要健康一些，無論是古代的春閨詩，還是民間的傳說戲劇，她們的自我意識比較清晰，愛情產生的興奮使其煥發出燦爛的生命激情，可惜常常出現痴情女苦追薄情郎的尷尬局面，甚至是悲烈殉情。
直至現在，不懂愛情的人要比不懂性的人多得多。許多男人的徵婚詞是“豪宅房車海歸處級幹部高大英俊尋處女……”；許多女人的徵婚詞是“身材苗條皮膚白皙面容姣好尋成功人士……”。看著連中國房地產的廣告文案都不如，活生生的人比鋼筋水泥更冷冰冰。可見許多人已經被完全規格化和標準化，這實際是對人的一種自我物化和非人化。
令人欣慰的是，較少受到太監文化桎梏、與自然親近的一些民間，雄性文化倒保留得比較好。七仙女、劉三姐、孔雀東南飛等民間文化中，不僅讓愛情浮出婚姻的水面，而且對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太監文化持堅決的批判態度。
梁祝被不少研究者認為是中國古代“斷臂山”。受太監文化影響，中國傳統的美男子——潘安宋玉之類的“相公”，都是雌性化的男人。同時，“男風”（男同性戀）在中國歷史中——特別是宮廷貴族中——一直很普遍，“斷袖”在中國是美談佳話，一點也不像在遊牧文化中那樣危險而可怕。在中國是“男女授受不親”；在西方，則是同性授受不親。
和性一樣，真正的雄性在中國一直被視為是醜陋粗鄙猙獰的。這源於太監文化中的嫉妒與恐懼。這與西方除過中世紀以外大多數時期對身體和力量的崇拜截然相反。
對自己身體和性的鄙視和仇視，實際暗示了對自我的鄙視和仇視，扼殺“我”以致“無私”、“忘我”、“無我”。這來源於太監對自己身心殘缺的極端自卑導致的極端驕傲。
這種太監文化不僅體現在反雄性化，也體現在對雄性的雌性化上。
《紅樓夢》營造了一個雌性烏托邦的理想國——女兒國，賈母慈祥地統治著一方“溫柔鄉”，被完全雌性化的賈寶玉嗜好吃胭脂，混在一群脂粉女人堆里，“安能辨我是雌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乾淨的，男人是污濁的。這實際是中國隱秘宮廷的童話版。
《水滸》中，雄性的眾英雄屈服於雌性的宋江和皇帝，真正的雌性都是蕩婦潑婦，下場很慘。無論雄性還是雌性，在太監文化中都是可鄙的。
《西遊記》中，雄性的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屈服於雌性的唐僧和觀音，其他雌性則幾乎都是狐媚吃人的妖精。西天樂土是一個沒有性的天堂，這也是太監群體勉強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園。
《三國演義》中，正面人物劉備處處賣弄他的雌性風情，從依附到被依附，又哭又摔孩子，惹人憐愛，三顧茅廬，博取同情，不由使雄性產生保護他的欲望。“其智近妖”的諸葛亮更是完全雌性化的巫婆形象。從送女裝羞辱司馬懿的行為來看，搖扇撫琴的諸葛亮潛意識裡已經產生了性別危機。
雄性的雌性化和去性化更進一步，必然是對雌性的壓制和摧殘，導致雌性的殘疾化。男人才子化，反過來就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環肥燕瘦、貞節牌坊、房中術、採補術、三寸金蓮、三從四德等等，都是這種對健康雌性文化摧殘的殘疾證明。
在文人小說《金瓶梅》和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末代皇帝》中，這種畸形的雌性文化和太監文化被挖掘得入木三分。
令人震撼的是，剛強果敢的杜十娘和白素貞，倒是比那些雌性化的雄性更顯雄性特徵。
在奇異詭秘的文革中，男女都是一身藍或者一身軍綠，幾乎失去性別特徵。因此產生的嚴重全民性壓抑，雄性的一面通過暴力（語言和肢體）得到釋放，雌性的一面將最真最深的愛獻給“萬歲”一個人。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孝道被發展到歷史極致，三忠於四無限、表忠心、跳忠字舞構成升級版的“忠”文化。性的唯一功能——生育“共產主義接班人”成為全民的聖神職責。
大鍋飯、人民公社、下放、改造、關牛棚、上山下鄉等運動使無數家庭被離散解體；性特徵明顯的女人動輒遭遇掛破鞋、遊街、剃光頭、扒衣服等厄運；“全國上下一片紅”、“形勢一片大好”——到處都是揭發、撕咬、陷害、抄家、燒毀、歇斯底里、恐懼喪膽、猥瑣下流……
“夾起尾巴做人”、“割資本主義尾巴”、“狠斗私字一閃念”、“砸爛狗頭”、“嚇破狗膽”、“斗私批私”、“無私”、“改造”、“剷除”、“聽話”、“緊跟”……等等這些字眼，絕對只能出自太監詞典。
8 中國文化反對理性的“性惡論”，感性地認為人性是善的。人變惡是因為受了惡的影響，對惡人應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去“感化”，講究充滿母性色彩的“以德服人”，而不是理性的懲罰。皇帝壞是因為有奸佞；如果找不到奸臣，皇帝就是昏君——清醒過來就好了。
孝道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存天理滅人慾”只能出自太監思想，太監奉行的就是“殺子文化”、“無性文化”。所以中國文化堅決鎮壓雄性的“弒父情結”，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危險思想。
中國文化只有“心文化”和“身文化”，缺乏“腦文化”，所以食文化和詩文化最為卓著。思想貢獻在2000年前停止，小說文體始終沒有成熟。
中國人重感情輕理性，重關係輕界限，動輒得咎，就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是一種莫名其妙興意盎然的“人治文化”。這種文化愛屋及烏感情用事之下，製造出“株連法”和“出身論”之類的荒誕邏輯，也就沒什麼奇怪。
中國人對罪惡的認識也常常從主觀出發，善解人意，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對大人物或與自己有關係的人，執行“功過論”和“動機/出發點是好的”；對小人物或陌生人則弔民伐罪，“不殺不以平民憤”。對是非的判斷取決於感情而不是理性，憤怒也取決於對象而不是行為，對人而不對事。
在中國這個數千年思想禁錮的皇權專制社會，焚書坑儒文字獄不斷，中國文化在民間不可能得到健康地成長，只有強勢的官方文化意識形態才有可能成為中國文化主流。
誰也不能否認，太監群體一直是中國歷史長河中永不衰敗的權勢階級。從趙高到李蓮英，簡直可以說，古代中國的最高元首從來都是太監，或者“太監人”。因此，太監文化在中國濫觴以致成為主流文化，也就水到渠成。
如果說法家是一種準雄性文化，那么儒表法里的中國統治文化則是一種真雌性的偽雄性文化——以雌性方式矯飾雄性特徵。這種陰陽莫辨的文化實則就是太監文化。
好比一隻披著羊皮的狼，“成王敗寇”本是其雄性的真實，卻往往淹沒在雌性的羊群中，而沒人承認這裡有一隻狼，連這隻狼自己也在學羊叫，不敢承認自己是一隻狼。這樣“狼吃羊”就被解釋成“羊丟了”，因為沒有人相信羊會吃羊。
狼跟羊混久了，狼就吃起草，最後變成羊，被新來的狼吃掉。
中國文化的雌性化，產生了太監閹黨這種人類的怪胎，並使去性化的“太監文化”成為中國文化雌性化的代表作和活化石，同時也發展繁衍出極其龐大而系統的太監社會文化：
虛榮、嫉妒、自私、脆弱、說謊、矯飾、衝動、迷信、缺乏理性、沒有原則、心胸狹隘、人身依附、喪失自我、熱衷陰謀、趨炎附勢、逆來順受、怯懦苟營、自我安慰、欺軟怕硬、把道德當成法律、把偽善當成智慧、把強姦當成做愛等等。
佛教在中國幾度濫觴與觀音菩薩女性化，是中國文化雌性化的一個偶像標籤，它一方面進一步軟化民眾逆來順受的太監精神，另一方面以仁慈和善這種雌性特徵，來包裝這種對雄性強權的崇拜。唐以降，佛教的命運與太監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太監也不乏以佛自慰自居者。
在太監文化的大旗下，孝道文化就顯得形而下之，二十四孝、岳母刺字等故事更是等而下之。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英雄岳飛，之所以匪夷所思地在風波亭恭順而光榮地引頸受死，正體現了這種發育畸形的雄性文化，被雌性文化綁架、被太監文化扼殺的可悲可嘆。
相對而言，近代之初，壯烈如譚嗣同和秋瑾，則唱出了不屈不撓的中國雄性文化的悲歌。岳飛只是名詞“犧牲品”，譚嗣同秋瑾則是動詞“犧牲”。
沒有愛情的性處於厭煩的困擾之中，於是中國就創造出令世界驚嘆的房中術、採補術、御女術等春宮文化，以此減弱這種漫長的厭煩。所以在中國文化中，只有婚姻沒有愛情，甚至只有生育而沒有健康的性。
中國文化中的愛情缺失使人生變得面目可憎，包含生育的性被物化、工具化，隨之人也被物化和工具化。這體現在婚姻中的“門當戶對”和“血統論”。血統論在半個世紀前被改編為階級論和出身論——貧農的女兒不能嫁地主的兒子，乃至像《芙蓉鎮》中，“反革命”沒有婚配的權利，這樣“反革命”就會絕種。
雌性化的男人因為愛無能，使其喪失對愛情的想像力，只能以非自我這個愛情主體的門第、財產、權力來吸引或強迫女性，結果更像是購買或搶奪。如果遇見其他的門第、財產、權力的引誘或強迫，這些雌性化的男人立馬投懷送抱，變節出賣本不存在的自我，往往顯得比女人要懦弱得多。比如許仙、陳世美等等，簡直數不勝數。
相對而言，中國女性似乎要健康一些，無論是古代的春閨詩，還是民間的傳說戲劇，她們的自我意識比較清晰，愛情產生的興奮使其煥發出燦爛的生命激情，可惜常常出現痴情女苦追薄情郎的尷尬局面，甚至是悲烈殉情。
直至現在，不懂愛情的人要比不懂性的人多得多。許多男人的徵婚詞是“豪宅房車海歸處級幹部高大英俊尋處女……”；許多女人的徵婚詞是“身材苗條皮膚白皙面容姣好尋成功人士……”。看著連中國房地產的廣告文案都不如，活生生的人比鋼筋水泥更冷冰冰。可見許多人已經被完全規格化和標準化，這實際是對人的一種自我物化和非人化。
令人欣慰的是，較少受到太監文化桎梏、與自然親近的一些民間，雄性文化倒保留得比較好。七仙女、劉三姐、孔雀東南飛等民間文化中，不僅讓愛情浮出婚姻的水面，而且對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太監文化持堅決的批判態度。
梁祝被不少研究者認為是中國古代“斷臂山”。受太監文化影響，中國傳統的美男子——潘安宋玉之類的“相公”，都是雌性化的男人。同時，“男風”（男同性戀）在中國歷史中——特別是宮廷貴族中——一直很普遍，“斷袖”在中國是美談佳話，一點也不像在遊牧文化中那樣危險而可怕。在中國是“男女授受不親”；在西方，則是同性授受不親。
和性一樣，真正的雄性在中國一直被視為是醜陋粗鄙猙獰的。這源於太監文化中的嫉妒與恐懼。這與西方除過中世紀以外大多數時期對身體和力量的崇拜截然相反。
對自己身體和性的鄙視和仇視，實際暗示了對自我的鄙視和仇視，扼殺“我”以致“無私”、“忘我”、“無我”。這來源於太監對自己身心殘缺的極端自卑導致的極端驕傲。
這種太監文化不僅體現在反雄性化，也體現在對雄性的雌性化上。
《紅樓夢》營造了一個雌性烏托邦的理想國——女兒國，賈母慈祥地統治著一方“溫柔鄉”，被完全雌性化的賈寶玉嗜好吃胭脂，混在一群脂粉女人堆里，“安能辨我是雌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乾淨的，男人是污濁的。這實際是中國隱秘宮廷的童話版。
《水滸》中，雄性的眾英雄屈服於雌性的宋江和皇帝，真正的雌性都是蕩婦潑婦，下場很慘。無論雄性還是雌性，在太監文化中都是可鄙的。
《西遊記》中，雄性的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屈服於雌性的唐僧和觀音，其他雌性則幾乎都是狐媚吃人的妖精。西天樂土是一個沒有性的天堂，這也是太監群體勉強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園。
《三國演義》中，正面人物劉備處處賣弄他的雌性風情，從依附到被依附，又哭又摔孩子，惹人憐愛，三顧茅廬，博取同情，不由使雄性產生保護他的欲望。“其智近妖”的諸葛亮更是完全雌性化的巫婆形象。從送女裝羞辱司馬懿的行為來看，搖扇撫琴的諸葛亮潛意識裡已經產生了性別危機。
雄性的雌性化和去性化更進一步，必然是對雌性的壓制和摧殘，導致雌性的殘疾化。男人才子化，反過來就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環肥燕瘦、貞節牌坊、房中術、採補術、三寸金蓮、三從四德等等，都是這種對健康雌性文化摧殘的殘疾證明。
在文人小說《金瓶梅》和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末代皇帝》中，這種畸形的雌性文化和太監文化被挖掘得入木三分。
令人震撼的是，剛強果敢的杜十娘和白素貞，倒是比那些雌性化的雄性更顯雄性特徵。
在奇異詭秘的文革中，男女都是一身藍或者一身軍綠，幾乎失去性別特徵。因此產生的嚴重全民性壓抑，雄性的一面通過暴力（語言和肢體）得到釋放，雌性的一面將最真最深的愛獻給“萬歲”一個人。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孝道被發展到歷史極致，三忠於四無限、表忠心、跳忠字舞構成升級版的“忠”文化。性的唯一功能——生育“共產主義接班人”成為全民的聖神職責。
大鍋飯、人民公社、下放、改造、關牛棚、上山下鄉等運動使無數家庭被離散解體；性特徵明顯的女人動輒遭遇掛破鞋、遊街、剃光頭、扒衣服等厄運；“全國上下一片紅”、“形勢一片大好”——到處都是揭發、撕咬、陷害、抄家、燒毀、歇斯底里、恐懼喪膽、猥瑣下流……
“夾起尾巴做人”、“割資本主義尾巴”、“狠斗私字一閃念”、“砸爛狗頭”、“嚇破狗膽”、“斗私批私”、“無私”、“改造”、“剷除”、“聽話”、“緊跟”……等等這些字眼，絕對只能出自太監詞典。
8 中國文化反對理性的“性惡論”，感性地認為人性是善的。人變惡是因為受了惡的影響，對惡人應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去“感化”，講究充滿母性色彩的“以德服人”，而不是理性的懲罰。皇帝壞是因為有奸佞；如果找不到奸臣，皇帝就是昏君——清醒過來就好了。
孝道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存天理滅人慾”只能出自太監思想，太監奉行的就是“殺子文化”、“無性文化”。所以中國文化堅決鎮壓雄性的“弒父情結”，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危險思想。
中國文化只有“心文化”和“身文化”，缺乏“腦文化”，所以食文化和詩文化最為卓著。思想貢獻在2000年前停止，小說文體始終沒有成熟。
中國人重感情輕理性，重關係輕界限，動輒得咎，就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是一種莫名其妙興意盎然的“人治文化”。這種文化愛屋及烏感情用事之下，製造出“株連法”和“出身論”之類的荒誕邏輯，也就沒什麼奇怪。
中國人對罪惡的認識也常常從主觀出發，善解人意，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對大人物或與自己有關係的人，執行“功過論”和“動機/出發點是好的”；對小人物或陌生人則弔民伐罪，“不殺不以平民憤”。對是非的判斷取決於感情而不是理性，憤怒也取決於對象而不是行為，對人而不對事。
在中國這個數千年思想禁錮的皇權專制社會，焚書坑儒文字獄不斷，中國文化在民間不可能得到健康地成長，只有強勢的官方文化意識形態才有可能成為中國文化主流。
誰也不能否認，太監群體一直是中國歷史長河中永不衰敗的權勢階級。從趙高到李蓮英，簡直可以說，古代中國的最高元首從來都是太監，或者“太監人”。因此，太監文化在中國濫觴以致成為主流文化，也就水到渠成。
如果說法家是一種準雄性文化，那么儒表法里的中國統治文化則是一種真雌性的偽雄性文化——以雌性方式矯飾雄性特徵。這種陰陽莫辨的文化實則就是太監文化。
好比一隻披著羊皮的狼，“成王敗寇”本是其雄性的真實，卻往往淹沒在雌性的羊群中，而沒人承認這裡有一隻狼，連這隻狼自己也在學羊叫，不敢承認自己是一隻狼。這樣“狼吃羊”就被解釋成“羊丟了”，因為沒有人相信羊會吃羊。
狼跟羊混久了，狼就吃起草，最後變成羊，被新來的狼吃掉。
中國文化的雌性化，產生了太監閹黨這種人類的怪胎，並使去性化的“太監文化”成為中國文化雌性化的代表作和活化石，同時也發展繁衍出極其龐大而系統的太監社會文化：
虛榮、嫉妒、自私、脆弱、說謊、矯飾、衝動、迷信、缺乏理性、沒有原則、心胸狹隘、人身依附、喪失自我、熱衷陰謀、趨炎附勢、逆來順受、怯懦苟營、自我安慰、欺軟怕硬、把道德當成法律、把偽善當成智慧、把強姦當成做愛等等。
佛教在中國幾度濫觴與觀音菩薩女性化，是中國文化雌性化的一個偶像標籤，它一方面進一步軟化民眾逆來順受的太監精神，另一方面以仁慈和善這種雌性特徵，來包裝這種對雄性強權的崇拜。唐以降，佛教的命運與太監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太監也不乏以佛自慰自居者。
在太監文化的大旗下，孝道文化就顯得形而下之，二十四孝、岳母刺字等故事更是等而下之。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英雄岳飛，之所以匪夷所思地在風波亭恭順而光榮地引頸受死，正體現了這種發育畸形的雄性文化，被雌性文化綁架、被太監文化扼殺的可悲可嘆。
相對而言，近代之初，壯烈如譚嗣同和秋瑾，則唱出了不屈不撓的中國雄性文化的悲歌。岳飛只是名詞“犧牲品”，譚嗣同秋瑾則是動詞“犧牲”。
人類史的意義
縱觀人類歷史，人類與世界的交流和探索一直是一條不息的河流。人類在這種生命的動態中力圖認識自我、拓展自我和定位自我。
在古代中國，出於這種文化交流的自然欲望，“蠻夷”或“番邦”如過江之鯽紛至沓來，屢屢叩門來“朝覲”我們偉大的“天朝”。而中國卻從來沒有這種欲望——因為中國就是“天下”，“天下”之外，都是野蠻蒙昧的“化外之地”。
除過早期的張騫出使西域，太監文化成熟以後的中國對外歷史中，僅有三次算是有點影響的“王道”文化交流事件：玄奘西遊、鑒真東渡以及鄭和下西洋。前兩個是和尚，後一個是太監，就是沒有一個“正常人”。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也是唯一一次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探索。遺憾的是，這次勞命傷財的壯舉的目的，竟是傳播偉大正確皇恩浩蕩的太監文化，並由一群出類拔萃的太監領隊。
如今有不少中國人常自豪地將鄭和與哥倫布、麥哲倫相提並論。如果把這種充滿激情的遠洋比作做愛的話，文藝復興風帆下的哥倫布和麥哲倫具有明確的目的和堅強的鬥志，而鄭和的夢幻艦隊則虛懷若谷身無長物，如同幹部拿公款出國“考察”似的，累得滿頭大汗卻一無所獲——再豪華的床也無法彌補陽痿的遺憾。
所以，“相同”的歷史行為竟產生截然相反的歷史結果，對此往往有許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現在仔細考量下鄭和“太監人”的天然缺陷，及其身後非雄性的太監文化，這種問題也就不成問題了。9
國就是國，家就是家，中國文化卻將“國”雌性化為“國家”，對家長的“孝”上升為對國君的“忠”；對民族和國家的理性認同，被雌性化為感性的“愛”（國）；“殺子文化”下，被強迫的對領袖的“尊重”，被雌性化為帶有性愛成分的、肉麻的“熱愛”、“愛戴”、“親愛”。
雄性冷酷的統治者總被太監文化包裝成雌性化的、母儀天下、愛民如子、慈祥庸俗的老祖母形象：“兒孫滿堂”的“普通老百姓”繞其膝下，又和又諧“其樂融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無知”，老祖母就天天講“皇上英明”的故事。告訴你不要隨地大小便，什麼是光榮什麼是恥辱，要文明孝順聽話，要熱愛“母親”。國家大事是大人的事，教導你多做貢獻、多獻愛心云云。
國家的法理概念被太監文化閹割於無形，國家的統治者被神化為道德優勢的權威和完美絕倫的上帝——“天”，國家的法治功能被上帝式的布道和感召所取代，統治者的企圖被神化為上帝的福音。國家的公民意識蛻變為上帝面前的（迷途的）羔羊情結，“愛（心）”和“（愛的）奉獻”成為民眾面對國家和統治者的唯一關係。
“愛”再細化，就是所謂“忠”、“孝”——大孝為忠、小忠為孝。殺子文化的國家被神化為民眾的“父親”、“母親”，“愛民如子”的國家公務員被神化為“父母官”。
神化使國家成為形式虛無的社稷，神化使政府成為不可侵犯的廟堂，神化使公務員成為不容褻瀆的神聖，神化使神秘成為必須。政治因此完全背離法理的公開和透明，政府由法理的被監督批評的服務機構，變成尸位素餐高高在上受人香火的神殿。
這種可疑的雌性化文化和太監文化沆瀣一氣，互為表里，發展壯大到現在，果然形成了大行其道、蔚為壯觀的犬儒文化、潑婦文化、老大媽文化、謠言文化、鴕鳥文化、勢利文化、迷信文化……真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雖然騾子和弓箭曾經被世界各地早期人類不約而同地獨自發明出來，但太監卻是古代中國獨創的第五大發明。西方幾乎沒有出現過太監這種人類怪胎。
人類在馴化動物時，有意的將一些動物閹割，使其容易馴服，以實現人類奴役的自私目的。比如將豬閹割後，豬更加溫順，除過吃就是睡，為人類多快好省地生產食物——豬肉。
人類對自己同類“私處”的閹割，使其不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這種被閹的“人”喪失生命根本意義的認知，造成閹人的人生價值追求疾速退化喪失，只勉強留下吃（飯）和活（命）的功能或欲望——吃是為了活，活是為了吃。這或許是中國口腔文化發達的隱秘根源。
閹人因為失去生命的延續想像與超越可能，從而對未來喪失感知能力。未來願景的缺失使誠實、信用和責任感失去存在的依據與基本價值，導致自私、撒謊、欺騙、無理、不負責任等人類隱性缺陷突變成顯性缺陷，形成人人信奉的、正常的、熟視無睹的社會普遍現象。
在古代中國，出於這種文化交流的自然欲望，“蠻夷”或“番邦”如過江之鯽紛至沓來，屢屢叩門來“朝覲”我們偉大的“天朝”。而中國卻從來沒有這種欲望——因為中國就是“天下”，“天下”之外，都是野蠻蒙昧的“化外之地”。
除過早期的張騫出使西域，太監文化成熟以後的中國對外歷史中，僅有三次算是有點影響的“王道”文化交流事件：玄奘西遊、鑒真東渡以及鄭和下西洋。前兩個是和尚，後一個是太監，就是沒有一個“正常人”。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也是唯一一次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探索。遺憾的是，這次勞命傷財的壯舉的目的，竟是傳播偉大正確皇恩浩蕩的太監文化，並由一群出類拔萃的太監領隊。
如今有不少中國人常自豪地將鄭和與哥倫布、麥哲倫相提並論。如果把這種充滿激情的遠洋比作做愛的話，文藝復興風帆下的哥倫布和麥哲倫具有明確的目的和堅強的鬥志，而鄭和的夢幻艦隊則虛懷若谷身無長物，如同幹部拿公款出國“考察”似的，累得滿頭大汗卻一無所獲——再豪華的床也無法彌補陽痿的遺憾。
所以，“相同”的歷史行為竟產生截然相反的歷史結果，對此往往有許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現在仔細考量下鄭和“太監人”的天然缺陷，及其身後非雄性的太監文化，這種問題也就不成問題了。9
國就是國，家就是家，中國文化卻將“國”雌性化為“國家”，對家長的“孝”上升為對國君的“忠”；對民族和國家的理性認同，被雌性化為感性的“愛”（國）；“殺子文化”下，被強迫的對領袖的“尊重”，被雌性化為帶有性愛成分的、肉麻的“熱愛”、“愛戴”、“親愛”。
雄性冷酷的統治者總被太監文化包裝成雌性化的、母儀天下、愛民如子、慈祥庸俗的老祖母形象：“兒孫滿堂”的“普通老百姓”繞其膝下，又和又諧“其樂融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無知”，老祖母就天天講“皇上英明”的故事。告訴你不要隨地大小便，什麼是光榮什麼是恥辱，要文明孝順聽話，要熱愛“母親”。國家大事是大人的事，教導你多做貢獻、多獻愛心云云。
國家的法理概念被太監文化閹割於無形，國家的統治者被神化為道德優勢的權威和完美絕倫的上帝——“天”，國家的法治功能被上帝式的布道和感召所取代，統治者的企圖被神化為上帝的福音。國家的公民意識蛻變為上帝面前的（迷途的）羔羊情結，“愛（心）”和“（愛的）奉獻”成為民眾面對國家和統治者的唯一關係。
“愛”再細化，就是所謂“忠”、“孝”——大孝為忠、小忠為孝。殺子文化的國家被神化為民眾的“父親”、“母親”，“愛民如子”的國家公務員被神化為“父母官”。
神化使國家成為形式虛無的社稷，神化使政府成為不可侵犯的廟堂，神化使公務員成為不容褻瀆的神聖，神化使神秘成為必須。政治因此完全背離法理的公開和透明，政府由法理的被監督批評的服務機構，變成尸位素餐高高在上受人香火的神殿。
這種可疑的雌性化文化和太監文化沆瀣一氣，互為表里，發展壯大到現在，果然形成了大行其道、蔚為壯觀的犬儒文化、潑婦文化、老大媽文化、謠言文化、鴕鳥文化、勢利文化、迷信文化……真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雖然騾子和弓箭曾經被世界各地早期人類不約而同地獨自發明出來，但太監卻是古代中國獨創的第五大發明。西方幾乎沒有出現過太監這種人類怪胎。
人類在馴化動物時，有意的將一些動物閹割，使其容易馴服，以實現人類奴役的自私目的。比如將豬閹割後，豬更加溫順，除過吃就是睡，為人類多快好省地生產食物——豬肉。
人類對自己同類“私處”的閹割，使其不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這種被閹的“人”喪失生命根本意義的認知，造成閹人的人生價值追求疾速退化喪失，只勉強留下吃（飯）和活（命）的功能或欲望——吃是為了活，活是為了吃。這或許是中國口腔文化發達的隱秘根源。
閹人因為失去生命的延續想像與超越可能，從而對未來喪失感知能力。未來願景的缺失使誠實、信用和責任感失去存在的依據與基本價值，導致自私、撒謊、欺騙、無理、不負責任等人類隱性缺陷突變成顯性缺陷，形成人人信奉的、正常的、熟視無睹的社會普遍現象。
與西方宗教對比
太監文化的願景缺失與西方宗教文化（現時有上帝，未來有天堂/地獄）形成鮮明的對比。
當閹人置身於身體健全的人群之中時，因為缺乏“生存”之外的價值觀認同，恐懼感和危機感立即凸顯，自卑、懦弱、排斥、嫉恨、自閉、悲情、絕望之情油然而生。
大概因為這個緣故，閹人們選擇了不會互相嫌棄的封閉的群居生活。因為他們不存在“家”和“性”的“麻煩”與“隱私”。在集體面前，“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而且只有在集體的懷抱里，他才能感到安全自信和溫暖。
閹人個體的怯懦在群體的數量支撐下，“攢雞毛湊撣（膽）子”，有時候會如火山迸發，突然變得異乎尋常的亢奮、自大與狂妄，出現“萬眾一心”、“眾志成城”、“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壯觀場面——即所謂“民憤”、“眾怒”、“中國人民的感情”等。
這種“義和團現象”連同相反的“樹倒猢猻散”，是太監文化獨特的另一面，根源或許在於生命的虛無感所引起的“大無畏精神”爆發——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這一點常常為人們所忽視或迷惑——忽視使人誤以為懦弱，迷惑使人誤以為勇敢。
當閹人置身於身體健全的人群之中時，因為缺乏“生存”之外的價值觀認同，恐懼感和危機感立即凸顯，自卑、懦弱、排斥、嫉恨、自閉、悲情、絕望之情油然而生。
大概因為這個緣故，閹人們選擇了不會互相嫌棄的封閉的群居生活。因為他們不存在“家”和“性”的“麻煩”與“隱私”。在集體面前，“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而且只有在集體的懷抱里，他才能感到安全自信和溫暖。
閹人個體的怯懦在群體的數量支撐下，“攢雞毛湊撣（膽）子”，有時候會如火山迸發，突然變得異乎尋常的亢奮、自大與狂妄，出現“萬眾一心”、“眾志成城”、“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壯觀場面——即所謂“民憤”、“眾怒”、“中國人民的感情”等。
這種“義和團現象”連同相反的“樹倒猢猻散”，是太監文化獨特的另一面，根源或許在於生命的虛無感所引起的“大無畏精神”爆發——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這一點常常為人們所忽視或迷惑——忽視使人誤以為懦弱，迷惑使人誤以為勇敢。
衍生含義
精神文化
與生理閹割相比，精神和文化的閹割則更加陰暗邪惡，為了得到太監而進行的閹割畢竟是少數人，而精神閹割卻使整個民族喪失了獨立精神、思想創造性和增長能力，並且製造了無數的精神太監，本來是社會精英的文人，變成了喪失了人格尊嚴的“精神太監”。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精英們的爭寵是可以理解的：做一隻受到恩寵的狗，要比做一隻流浪的喪家犬舒服的多。在他們主創的太監文化和他們的行為把中國人形象搞壞的時候，他們又像一群無賴的瘋狗，把所有的責任推到民眾和祖先的頭上，於是炮製出民眾愚蠢，無知，劣根性等理論。同時指責祖先的愚昧，欺騙、誤導。老百姓和孔子等祖先，成了他們錯誤的替罪羊。
官場太監
廣西欽州市原市委書記褚之田，每次私下見到成克傑，都要行跪拜大禮，外加送錢。河南省盧氏縣原縣委書記杜保乾的繼父去世，該縣出動小車120多輛，數百名幹部赴杜的老家鄢陵縣奔喪，三個鄉書記自備孝衣，親自哭靈等等，類似情況並不少見。
官員人格太監化，奴顏婢膝，趨炎附勢，是滋生腐敗的黑色土壤，害莫大焉。加強幹部隊伍思想作風建設，扶正祛邪，揚榮去恥，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氛圍，人們應警惕“太監文化”污染官風，謹防官員人格太監化。
歷史由來
太監文化是京城最有名最為歷史悠久的文化，其中的“太監”要從古代說起，“太監”也稱“宦官”（初始說法），中國古代被閹割後失去性能力而專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員。又稱寺人、閹（奄）人、閹官、宦者、中官、內官、內臣、內侍、內監等。唐高宗時，改殿中省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監，少監。後宦官亦通稱為太監。
由於太監的遭遇是非人的，閹割是極其不人道的，特別是宮中遭遇到閹割的青年人，還沒成家立室就首遭一截。因此太監的心理是極度陰暗的，也是變態的，一但他們主事，由於他們看待問題的方法和觀念與常人不同，也就扭曲了朝政的實施。太監是皇帝於宮中的家奴，他們對皇家是有奴性的，因己及人，太監一但得勢就視滿朝臣工為其奴才，要是那個官員不遞門生帖子（拜乾爹），他就視為異己一定要清除。
“太監文化”的發楊光大是在最腐敗的清朝，“奴才該死”這句話常見於明朝的後宮，那是太監做錯了事面對主子的口頭禪。可是到了清朝在太和殿、乾清宮中也常常能聽到這句話了，也就是說太和殿上的大小臣工也與太監無異是皇帝的家奴了。其實為禍更大的是太監文化已經深入到整個清朝的官場，於是乎“門生帖子”、“主子”、“奴才”滿天飛。至今，中國出名的文化博物館是“北京宦官文化陳列館”，在首都北京。
形成原因
太監文化的唯一任務就是一切為主子服務，精神太監們用他們精明發亮的眼睛，緊緊盯住主人那張乾癟的小嘴，即使主子吐出幾句自己都不明白的胡話，他們也能馬上博引旁征，利用邏輯和各種事例，完美無缺的證明主子所說是絕對真理，而且無懈可擊。這種以主子為中心的太監文化，把人類的一切知識變成了證明主子英明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