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弗里德曼運用當今全球化與跨國研究、人類學研究和地理學研究中的文化理論，挑戰了誇大性別、種族、民族、階級等界限的思維模式，提出從多元文化和地緣政治角度對女性主義進行定義，大大拓展了女性主義的理論邊界。
基本介紹
- 書名：圖繪:女性主義與文化交往地理學
- 作者：蘇珊·斯坦福·弗里德曼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劉東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 頁數：481頁
- 開本：32
- 品牌：江蘇譯林
- 外文名：Mappings: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4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4715324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名人推薦,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在《圖繪女性主義與文化交往地理學》這本充滿張力的作品中，蘇珊·弗里德曼挽救女性主義於我們/他者、白人/他者、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以及迫害者/被迫害者雙雙對立、互相駁斥的陳腐窠臼之中。通覽全書，弗里德曼運用當今全球化與跨國研究、人類學研究和地理學研究中的文化理論，挑戰人們往往過於誇大的性別、種族、族群、性徵、階級和國別界限。作者推崇跨國與多元的女性主義，以取代基於差別而不斷衍生的各種女性主義，她提倡女性主義者提高地緣政治素養，以此超越基要主義身份的政治學與絕對主義後結構主義理論。此外她也呼籲讀者們去關注對差異進行協商和轉換的地點。
作者簡介
蘇珊·斯坦福·弗里德曼是威斯康星大學博士，是研究英語與女性文學的教授，她曾就女性主義理論和教學、現代性、遷移/離散、敘事理論等主題發表超過80篇文章，並著有《佩內洛普的網：性別、現代性與希爾達·杜立特爾的小說》等專著。
圖書目錄
致謝
引言：定位式女性主義
第一部分：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
第一章：“超越”性別：新的身份地理學與女性主義批評的前景
第二章：“超越”膚色對立：女性主義話語中的種族敘事
第三章：“超越”差異：邊境地帶的遷移型女性主義
第二部分：女性主義/全球主義
第四章：地緣政治素養：在“本土”將女性主義國際化——以維吉尼亞·伍爾夫為例
第五章：講述接觸：文學研究與人類學交界處的跨文化交往與敘事詩學
第六章：“路線/根源”：邊界，邊境與身份的地緣政治敘事
第三部分：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
第七章：溝通大西洋兩岸的歧見：後結構主義之後的女性主義
第八章：創造歷史：關於女性主義、敘事與欲望的思考
第九章：渴望故事：女性主義理論與詩學實踐中的敘事與詩歌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引言：定位式女性主義
第一部分：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
第一章：“超越”性別：新的身份地理學與女性主義批評的前景
第二章：“超越”膚色對立：女性主義話語中的種族敘事
第三章：“超越”差異：邊境地帶的遷移型女性主義
第二部分：女性主義/全球主義
第四章：地緣政治素養：在“本土”將女性主義國際化——以維吉尼亞·伍爾夫為例
第五章：講述接觸：文學研究與人類學交界處的跨文化交往與敘事詩學
第六章：“路線/根源”：邊界，邊境與身份的地緣政治敘事
第三部分：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
第七章：溝通大西洋兩岸的歧見：後結構主義之後的女性主義
第八章：創造歷史：關於女性主義、敘事與欲望的思考
第九章：渴望故事：女性主義理論與詩學實踐中的敘事與詩歌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序言
引 言
定位式女性主義
你所繪製的是曾去之地的地圖。但我們將去之地尚無地圖。
——奧德莉·羅德，《訪談》
然而我們繼續掙扎於各種身份認同之間，邊界的掙扎仍是我們面對的現實。
——葛洛莉亞·安莎杜娃，《邊境/荒界》
邊界話語隨處可見——不論該邊界是字面意義的還是比喻意義的，是真實存在的還是象徵性的。如今，面對快速變化的文化形態和全球地貌，國家疆界和個人邊界變得越來越容易逾越，艾德麗安·里奇等女性主義者在20世紀70年代所開啟的“對女性沉默的描繪”已經演變為第三波女性主義的空間實踐。邊界在承認聯繫的同時強調分離，就像橋一樣。橋表現了通過的可能性，也標示了分離的事實和必須跨越的距離。個人、性別、群體和國家間的邊界在各種身份之間樹起了高牆。這種高牆既是概念性的，也是實際存在的。事實上，如果沒有某種想像的或真實的界線，身份簡直難以想像。但邊界也明確指出了間隙空間，即相互作用、相互聯繫和相互交流的中間地帶。邊界強制實現了沉默、溝通失敗和錯誤認知。邊界也鼓勵越界、瓦解、調和與混雜。邊界有保護作用，但同時也有限制作用。正如內斯托爾·加西亞·坎西利尼所云，“每條邊界上都既有牢固的鐵絲網也有坍塌的鐵絲網”（Hybrid Cultures 260—261）。他所說的並非只是美國和墨西哥等國邊界所架設的電網和界牆，還包括那些心理上的和象徵意義上的“鐵絲網”，這些“鐵絲網”無處不在，將全球的人們分割成各個想像出來的共同體。牢固的鐵絲網也會坍塌，接著重修，接著又坍塌。在一個日益全球化、跨國化的大環境裡，女性主義已經越來越敏銳地意識到邊界作為地位和處境的標誌物的意義。女性主義早期強調沉默與隱身，如今轉而關注定位——在不斷形成和轉化，並永遠處於區分運動之中的公共空間內探討身份認同的地緣政治。
本書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審視女性主義在文化理論領域以及高等院校的學術與教學實踐中與其他進步運動的交流情況，為女性主義勾畫未來的發展路線。本書綜合了過去二十年中不斷演進的學術論爭，繪製出女性主義理論與多元文化主義、後殖民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後結構主義交鋒互動的圖景。本書探查了相互交叉的各種文化理論的成就與局限，強烈主張採取新的思維方式，以超越存在於我們與他們、白人與他者、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男性與女性、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固定性與流動性等之間的傳統界線。本書跨越了學科界線，探討具有政治爆炸性與緊迫性的身份認同問題，並具體提出了性別、人種、族群、階級、性徵、宗教和國別所蘊含的含義，因為這些定位差異的座標軸構成了多元的身份認同，挑戰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本書始終堅持認為，我們既要“超越”基要主義的身份政治，也要“超越”絕對論式的後結構主義理論，因為，二者在提出本質主義的身份概念的同時，又拒絕與身份有關的任何文化交往。本書主張，在純粹差異與解構主義的能指自由嬉戲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邊界地帶，應去尋求一種對話的立場。本書還認為，不論是某些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理論還是後結構主義理論，都十分熱衷於探討差異，然而，這種對差異的熱切關注卻忽視了，在兩種差異之間的邊界地帶，存在著種種共生、調合、互動的形態。女性主義與其他進步運動的未來，筆者認為，在於朝外轉向，轉而去擁抱矛盾、移位和變化。
在倡導對話溝通的同時，《圖繪》一書也以論戰的姿態提出，以往建立在差異基礎上的多元化女性主義應該掉轉方向，這並不是要回到一個消除差異、普適性的女性主義虛假概念中，而是重新創造一種一元化的女性主義，這種女性主義能夠包容全球範圍內為數眾多而且常常相互衝突的文化和政治形態。伊萊恩·馬克斯和伊莎貝爾·德·科蒂弗農於1980年出版了經典文集《新法國女性主義》，宣告美國的女性主義從一元化轉向多元化。這種轉向要求人們承認，在一個國家內部以及國與國之間，女性主義理論和運動存在著差異性（存在於國家間和國家內的各種女性主義理論與運動）。女性主義的多元化迫使人們承認差異，否認某一種女性主義具有凌駕於其他女性主義之上的霸權。20世紀70年代末，在各國內部以及國際之間的各式女性主義內部，存在著多變和深刻的分歧，催生了這一轉向。這種多元化政治有力地中止了一些人（尤其是白種的、異性戀的西方女性主義者）試圖為一切人代言的傾向；這些人錯誤地認為，父權制是一個鐵板一塊的文化形態，全球的女性沒有差異，女性主義的女性主體都是同質的。這場多元化運動極大地發展了女性主義並使其多樣化。筆者堅信，這場運動對於發展一個多元文化的、國際化的、超越國界的女性主義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它的成功本身卻凸顯出，有必要發展一種新型的一元化女性主義的必要性，這種新型女性主義接受差異，但並不使其物化或異化。不同女性主義之間的確存在界線，但與之同樣確鑿的是，這些邊界必然也必須被跨越。它們並非固如磐石，而是隨著文化形態、環境和聯繫的改變而改變。女性主義的生存與傳播正是取決於這種流動性。
我所倡導的一元化的女性主義採取一種定位式認識論，這種認識論並非建立在靜態或抽象定義的基礎上，而是認為，歷史和地理特性的不斷變化催生了形色各異的女性主義理論、目標和政治實踐。女性主義的定位式研究包含了多種多樣的形態，因為它的定位分析需要一定的地緣政治素養，為了培養這種素養，就必須認識到，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產生了各不相同而且變動不居的社會性別體制，而這些社會性別體制與其他各不相同而且變動不居的社會等級制度和社會運動交叉互動，以追求社會公正。定位式女性主義因而鼓勵研究差異的各種表現形式，但同時又不僅限於此，它也不會去建構一道難以逾越的邊界，去阻擋方興未艾的跨文化交流與雜合的產生與可見性。
定位式女性主義還承認，女性主義在跨越多重邊界和適應新環境之時，要付出舟車之勞與種種艱辛。借用愛德華·薩義德對“理論旅行”的論述，我們必須承認，女性主義很少是純粹土生土長的，與文化本身一樣，它是在與他者的跨文化互動中融合發展而來。借用薩義德的話，女性主義的遷移“從未暢通無阻”。“它的再現和制度化過程必定不同於它在原初之時。這樣一來，有關理論與思想的移植、傳遞、循環和交流的論述就變得複雜起來。”（“Traveling”226）定位式女性主義關注時間與空間的特異性，但與基要主義的身份政治不同的是，它並不褊狹地局限於某一種女性主義形態，它看到了異質性女性主義運動及其產生條件具有多樣性，並以其為基本原則。《圖繪》本身就是一個恰當例子，可以說明打破美式地方主義的意義，因為，一部作品，無論是女性主義的，還是非女性主義的，如果書中人物或該書作者的思想傳統植根於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南亞、東南亞、加勒比海地區、非洲和拉丁美洲，它的影響就可以無處不在。
定位式女性主義需要一種地緣政治素養，這種素養承認世界各種文化相互交叉，本土文化與全球文化總是互為補充滲透。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英德帕·格魯沃和凱瑞·卡普蘭在界定“跨國女性主義”（Scattered Hegemonies 1—36）這一術語時所提倡的東西，以及加亞特·夏克拉瓦特·斯皮瓦克用“跨國人文素養”（Outside 255—284）這一概念所倡導的內容。《圖繪》認為，理解女性主義，需在全球語境下進行，既要聯繫歷史又要考慮地緣政治因素，只有這樣才能涵括它在各地所呈現的各種形態以及這些形態之間的相互關係。同樣地，《圖繪》也抵制某些過於簡單化的全球化元敘事。其中一種敘事認為，女性在所有社會中都遭受同樣的性別壓迫。這種敘事雖然將女性主義國際化了，但它卻將女性之間的聯繫完全建立在性別受害的基礎上，從而壓制了女性的能動性，忽視了文化的具體背景，妨礙了讀者理解性別與身份的其他構成物之間的互動關係。為女性爭取普遍權益的努力（我亦有此追求），不應該割裂女性與其具體環境之間的聯繫，從而認為她們遭受了千篇一律的性別壓迫。
還有一個不足為訓的元敘事，則將其全球化策略建立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或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對立的基礎上，大談白人/西方人（總是已經）統治有色人種/非西方人這樣一種單向霸權的故事。它對世界歷史的講述，無論是透過西方現代性的有色眼鏡（殖民主義）還是西方後現代性的有色眼鏡（晚期資本主義全球市場），這種敘事都陷入了它所譴責的歐洲中心主義和種族優越論的泥潭。它掩蓋了這一事實：時至今日，武力征服和殖民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始終存在，而且，它不僅產生於西方，也產生於其他的諸多強權社會。它忽略了亞洲、非洲、南美、加勒比海地區和亞太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崛起的主導文化與文明，包括目前有“世界亞洲化”之稱的亞洲崛起現象（Edward Friedman，“Rise of China”）。它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差不多所有社會（即便不是全部）中都存在的社會等級劃分，這種社會不公將這些社會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極大地複雜化了。更有甚者，它並沒有考慮到個人和群體的歷史能動性、跨文化交流與共生在一切文化形態中的作用，以及“西方”和“非西方”兩者都是由混雜成分構成的這種異質特性。
在抵制過分簡單化的普適主義和二元主義敘事的同時，《圖繪》一方面力主權力在全球範圍內多向流動，一方面繼續警惕西方特有的支配形式，並在兩者之間艱難溝通。鑒於我本人的美國公民身份（美國有其獨特的歷史和種族主義結構）以及白人女性的立場，我在呼籲美國人拓展種族對話，打破白人/黑人、白人/有色人種、壓迫者/被壓迫者這種主導思維模式之時，必須承認種族特權的實際效果，我發現這一點尤具挑戰性。我深信，一個具有廣泛可比性的全球/定位式的女性主義能夠改變我們對“本土”與“他鄉”的分析，它從新的視角去考量本土狀況，揭示出那些聯接本土與他鄉的結構，從而有助於打破一成不變的思維僵局。
筆者在《圖繪》中提倡將女性主義置於全球背景中加以研究，這與斯皮瓦克為了將女性主義國際化而對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這類二元劃分方法進行諸多批判的目標一致。“我認為我們應當看到西方也存在個體差異，”她在一次訪談中如是說。“其實我不太贊同那些將接觸雙方均視為同質化的觀點”（Post-Colonial Critic 39）。她堅持認為“跨國女性主義既非打著革命旗號的旅遊觀光，也非單純地尋找證據”（Teaching Machine 39）。她擔憂，如果我們將“美國的多元文化和多種族身份這一令人吃驚的建構”當作“全球性研究的基本原則，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279）。相反，她建議，“關鍵在於在國內的、全球的、歷史的以及當代的流散人群之間進行溝通。我們既要對西方進行人類學研究，又要研究非洲、亞洲、亞太和美洲的各種文化體系，將那些地方的居民看作具有歷史能動性的主體”（278）。具有地緣政治意識的定位式女性主義，在思維上著眼於全球，從而避免用一種文化狀況去生搬硬套另一種文化狀況；它接受地方性的能動作用和觀念化的產物，並持續地關注，這些差異是如何在形式多樣、方向不一的全球交流體系內部通過互動而不斷進行調整改變的。
自始至終，本書集中關注的只是高校內部的女性主義，而且筆者對此並不感到不妥。這樣做的依據是，高等教育機構內部的知識工作十分重要。通過研究、出版和教學來生產知識和傳播知識，此舉並非置身研究對象之外，故作中立之態去反思世界，它本身就是這個世界的產物，並以這個世界為服務對象。高校生產、保存、收集、整理、傳承新舊知識，並不斷地對其加以重組——以供廣大師生乃至整個社會去消費。高校的確有它遺世獨立、自成一體的一面：例如，終身聘用制度（在施行之時）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終身受聘者的思想自由；大學校園（當其存在時）在某種程度上使學生在“回到”“現實世界”工作之前拓展了他們的視野和機會。但是高校並非象牙塔。它對知識的關注絕不意味著它可以遠離形形色色的人群，遠離相互衝突的態度、意識形態、權力關係以及所有大型社會性機構都有的階層劃分。此外，作為培養一代新人的主要機構，高校的社會影響力不可低估。不論公眾認為高校與“現實世界”如何脫節（高校傳授的知識是神秘的，甚至是可笑的，常常是無用的；高校教授心思散漫，行為利他，工作太少而又特權過多；高校的價值觀要么太精英化，要么太革命化；高校學生都熱衷於參加各種派對），高等教育機構都是一個主要的社會參與者。高校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邊界一直是可逾越的，在網路空間革命降臨之際益發如此。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論戰證明了，由高校主持或在高校內部展開的文化工作非常重要。時至今日，論戰熱度依然不減，因為收益頗高。非常高。而且，隨著加速發展的知識革命迎來了資訊時代，論戰的熱情會更加高昂。在這個資訊時代中，無論何人，無論何物，誰掌控了知識並且渴求知識，誰就可能在權力的結構與運作中起到越來越關鍵的作用。新千年的到來和工業時代的結束，無論此種說法讓人感到多么陳腐，我仍認為它們很重要。無論在全球範圍還是在各國本土，人類社會正在快速穿越變化的門檻。就影響程度而言，這種變化足以媲美於五百多年前活字印刷術的傳播和航海技術大發展給全球帶來的變化。當年，這兩項革新作為主導力量，極大地提高了東西方經濟體在文明交往過程中思想、貨物和人員交流的速度。由計算機帶來的虛擬、真實和象徵的知識地貌，引用奧德莉·羅德的話來說，“目前尚無地圖”來描繪。和H.D.一樣，我們可以說，“我們是航行者，發現/未知領域，//沒有記載的地域；/我們沒有地圖”（Trilogy 59）。在未來，知識會是怎樣被越來越多地生產出來、組織起來和傳播開來，面對著這些範式轉型，我們無地圖可循。然而，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各種知識工作者，包括高校中的人士，將會變得越來越關鍵。
因此，聚焦於學院派女性主義，正如我在《圖繪》一書中所為，就是探索女性主義在解構和重構象徵秩序及其實際影響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學院派女性主義是由高校體系內部的一種反對派話語發展而來。它一直認為，高校掌握著非常重要的規範性力量，塑造了人們乃至整個文化對於女性和社會性別體制的看法。另一方面，學院派女性主義同樣認為，高校具有培養新知識的潛力，可以抵制各種意識形態的侵襲。因此，知識及其傳播也就成為高校的女性主義者積極行動，致力於社會變革的用武之地。和霍米·巴巴一樣，筆者也完全抵制理論與實踐的二元對立。這一對立經常把女性主義分為兩種：一種是女性主義教育者的“抽象”工作，另一種是“在社區”工作的女性主義者的積極行動，此處的“社區”是指諸如強姦危機救助中心、受虐女性庇護所、女性健康與墮胎門診以及其他宣傳性組織。巴巴在《理論的奉獻》一章中呼籲，在“溝通而非否定”的基礎上構建一種“交流政治”，“溝通相互矛盾、相互對抗的事物，開闢雜合場所，開發鬥爭目標，消除知識與其對象、理論與實踐政治理性之間勢不兩立的狀況”（Location 25）。作為知識、教育和積極行動的“雜合場所”，強姦危機救助中心等類似機構產生並傳播知識；女性主義的學術研究與課堂教育參與可以產生實際影響的政治行動，改造和改良象徵秩序和社會秩序。然而，作為女性主義的不同用武之地，社團組織與學術機構需要採取不同的運作模式。為了取得成功，知識工作必須保持開放態度，隨時接受變化與挑戰，尤其要抵制任何正統觀念，其中包括女性主義和其他進步實踐的正統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筆者才強調學院派女性主義內部存在的矛盾與爭論是女性主義未來發展的肥沃土壤。
敘事，作為表意思維的一種多重性表現形式，始終是本書描繪女性主義論戰態勢之時的中心話題。在最基本的層面上，這些論戰以故事的形式呈現，表現了對立與和解的爭鬥情節，同時展示溝通的反覆進行，編織出對話性的和性質不同的調查敘事線索。在另一層面上，如果沒有敘事，身份事實上是無法想像的。人對自己的認識是通過講述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來進行的。作為變化不已的現象，身份本身即是人為建構的敘事，是穿越了時間與空間、經歷過發展、演變與革新的系列事件。第三，敘事文本——不論是文字的還是影像的，口頭的還是書面的，虛構的還是確有所指的，想像的還是歷史的——構成了文化表達性的主要文獻。敘事是面向文化的視窗，也是文化的鏡子、建構者和徵兆。文化敘事以故事的形式將社會秩序的規範、價值和意識形態進行編碼和加密，這就是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謂“作為社會象徵行為的敘事”之中暗含的“政治無意識”，拉切爾·布勞·都布勒西斯在《超越盡頭的書寫》中稱之為“文化敘事”，性別、種族、階級和性徵等制度即是圍繞這種文化敘事而建構的。文化敘事也講述了群體和個體與霸權主義的敘事和歷史進行商討和對抗的戰略計謀，這當中有互動，也有抵制。橫掃高校的後現代轉向讓許多領域敏銳地意識到了語言（尤其是語言文本性）對於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筆者認為敘事與之同等重要。《圖繪》試圖推進許多領域（包括女性研究）的學人去了解敘事。敘事詩學——對故事形式和功能的全方位研究——不僅為解讀敘事提供了策略，還為闡釋敘事自身在一切文化形態中的意義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
《圖繪》圍繞著有關交往的敘事來組織全書，各章之間形式獨立但觀念相聯，規劃相同，但主題不一而且互相交叉。然而，各章均可獨立成篇，作為一個自足的實體對女性主義理論做出其獨特貢獻。它們寫於1989至1997年之間，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當時環境與時代的印記。交往這一比喻代替時間順序，成為各章的組織原則。《圖繪》沿著三條分析軸線，意在展示話語之間的越界與雜合。這三條軸線是：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女性主義/全球主義，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這么做遵循了巴巴所說的溝通的精神，斯皮瓦克稱其為具有建設性的干擾和危機，而詹姆斯·克里夫特、魯斯·弗蘭肯伯格、拉塔·馬尼、諾瑪·阿拉爾孔和卡瑪拉·維斯韋沃蘭等人則都曾以不同方式將它與結合主義联系起來。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女性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中）完全有別於多元文化主義、地緣政治或後現代主義。我也不認為交往的雙方只有差異。每一對名詞之間的斜槓（/）表明二者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它不同於拉康使用的“短線”：拉康在劃分能指與所指之時，用它表示二者截然有別。）事實上，我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全球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已經成為，或者說，必須成為學院派女性主義內在的組成部分，它們不是對學院派女性主義的一種象徵性補充，而是融入其基本預設之中。然而，我也堅持認為，女性主義與這三者並非完全對接。這四種話語各有其歷史淵源、側重方向、論爭內容、內部分化、提問方式、知識基礎、方法論和文化影響。甚至我用來指稱各個話語的術語（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全球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也具有很大的爭議性。儘管這些話語互有重疊，但它們的知識目標和政治目標還是互有區別，套用斯皮瓦克的話，足以相互“干擾”。在採納結合主義研究方法的同時，我打算將女性主義與其他進步話語齊頭並置，從而回響克里夫特提出的觀念：“研究結合現象的一種現代‘人種志’”。按照克里夫特的說法，這門學問要不斷地“遊走於不同文化之間……既關注本土又具有廣泛的可比性”（Predicament 9）。一元化定位式女性主義，以全球為背景，涵蓋了具體環境的差異，在它創造性的成長過程中，必然要與其他話語進行交往，本書通過考察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全球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結合，擬就描述這些交往的情狀。
本書第一部分集中關注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交往，主要考察內容是，建立在性別基礎上的學術話語與建立在人種、族群和（或）性徵基礎上的學術話語，二者是如何使對方陷入創作危機的。在這一部分，整個三章的寫作重心，一是對女性主義僵局的觀察思考，二是提出突破僵局的嘗試方法，構建一種理論框架，以“超越”那些陳陳相因而且經常無效的思維模式。瑪麗·路易絲·費羅斯和謝瑞恩·拉扎克稱這種思維模式為“差異僵局”（“Seeking Relations”1051），這一術語反映的是，由於階級、人種、族群、宗教、性徵、國別等因素，女性之間存在著種種差異，這樣一來，以“女性”範疇為中心，將所有女性聯合起來，統統納入旗下，的確困難重重，雖說此舉並非不可能，也並非不可取。《“超越”性別》（第一章）認為，應避免以性別為惟一分析範疇而罔顧其他，這就要求，我們對於身份的認識應發生重大轉變，從發展型思維方式轉變為地理型思維方式。我勾畫了在過去20年中演變而來的6種身份的立場範式——它們各不相同但互有交迭，將定位式女性主義理論化，並且提出，女性主義有必要作為一種獨特的理論和實踐繼續存在下去（寫於1994年至1995年、1997年）。《“超越”膚色對立》（第二章）指明並辨析了主導女性主義關於種族和性別敘事的3種套路，這三種套路陳陳相因而且二元對立（否認、控訴和懺悔的套路），主張進一步發展關聯性這一話語，賦予它充分的靈活性，以處理那些構造了不同女性生活的多維權力關係（寫於1992年至1995年）。《“超越”差異》（第三章）認為，美國女性主義的“差異話語”霸權壓制了跨文化交流和交融雜合的實際效果，也壓制了在此基礎上的烏托邦式願望。該章描繪了文化研究、後殖民研究和全球化研究中有關雜合性的各種模式和論戰，深入解讀了安莎杜娃的《邊境/荒界》，認為它是涵括了紛繁見解之全景的神話詩學敘事（寫於1997年）。
在第一部分中，我對超越一詞的使用，有其特殊含義，我並不是說，應當放棄性別和差異等範疇，我主張的是，應當對它們加以補充。女性主義理論之所以陷入僵局，是它們的霸權造成的，而不是因為它們的存在本身。筆者認為，學院派女性主義對性別的突出強調，會繼續發揮其政治重要性，對差異的考慮，也要繼續堅持下去。但是，筆者仍然認為，女性主義需要一塊“超越”這些範疇的地帶，以解釋身份的矛盾性、流動性和複雜性。巴巴曾論述過文化研究中使用的“超越”這個比喻，正如他所說，“‘超越’領域既不是一個新領域，也不是過去的遺留因素……在‘超越’中，（會產生）一種迷向感、一種方向的混亂，‘超越’是一種探索性的、躁動不安的運動，這層意思非常精妙地體現在這個詞的兩個法語譯文之中：au-delá——這兒那兒，各處；fort/da（去/來），忽此忽彼、來來回回”（Location 1）。
本書第二部分著手處理了近來女性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交往，這是後殖民研究、全球化研究和跨國研究的影響日益增長所導致。這部分探討了地緣政治思考方式的內涵，即不僅思考“他鄉”的他者，也思考全球環境如何影響我們對“本土”的思考。筆者認為，強調以人種、族群和國家為基礎的集體從屬關係，導致人們忽視了地理位置和空間遷移也是構成身份的特定成分，它們和這些想像的共同體通常密切聯繫，但並不同向延伸。“地緣政治素養”將空間思維理論化，拓寬了傳統的地緣政治觀念，而這種空間思維又可補充歷時性所主宰的歷史敘事。為了舉例說明，本章還以異於常規的方式解讀了維吉尼亞·伍爾夫作品中的一些熟悉段落，以此來證明，女性主義的國際化會產生一種陌生化效果，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對地方性事物和本國事物的固有認識（寫於1996年、1997年）。《講述接觸》縱橫於文學研究與人類學之間，審視全球背景下的跨文化互動如何為故事添枝加葉。這一章倡導定位/空間思維，改變以往的一些敘事理論的做法，後者主要依據家庭羅曼史的情節，著眼於分析俄狄浦斯和前俄狄浦斯欲望所造就的三角關係。《路線/根源》這一章的標題引自詹姆斯·克里夫特的兩個對立概念，其主要觀點是，有關身份的敘事與敘事的自身身份，二者之間需要就維護差異（根源）和接受因跨越時空而導致的雜合性（路線），進行含蓄的對話商討。該章將朱莉·達什的黑人流散影片《大地的女兒》與任璧蓮的移民小說《莫娜在希望之鄉》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來考察在身份的形成和表現過程中“根源”與“路線”在敘事方面的變化（寫於1997年）。
本書的第三部分回顧了女性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間的交往，後者在20世紀80年代主宰了人文學科旗下的學院派女性主義的活動領域，這一章還探討了歷史書寫對於女性主義的意義。由於批評理論從法國跨越大西洋漂流到美國，以極為不同的形式在此生根發芽，該部分的三篇文章作為一個整體就成為地緣政治互動的一個例子。它們是較早發表的、探討後殖民研究、跨國研究和全球化研究對女性主義產生理論影響的文章，因而還可以充當一個文化轉換和移植的例子。在描繪法國後結構主義和美國女性主義的雜合與衝突的同時，本部分還講述了我本人對後結構主義的雜合性接受與抵制。這段敘事構成了前面幾章的基礎，也構成了我的現代主義研究基礎。為了避免照搬前人，我修改了後結構主義理論的許多方面，形成了我自認為是頗有成果的話語混合，來反映我對自己的定位：借鑑異域思想，以重新思考地方問題的一位美國學院派女性主義者。
《溝通大西洋兩岸的歧見》（第七章）的初稿完成於1989年12月，它追溯了高校先前經歷的一個過渡階段，當時批評理論的霸權開始讓位於文化研究，批評理論貫穿文化研究之中，但二者又迥然有別，因為文化研究堅持回歸歷史，回歸物質影響。那時候，我感受到一種突變，但未能完全預料到，在北美高校，（由英國移植而來的）文化研究竟會以驚人的速度取代後結構主義理論。《溝通大西洋兩岸的歧見》考察了歷史和“現實”對理論的回歸，與此同時，它主張理論的歷史化和歷史的理論化，融匯後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和唯物論女性主義的真知灼見，重新引入諸如身份之類的概念。《創造歷史》（第八章）首先論述的是，關於法國後結構主義引入美國女性主義話語這一段歷史，各派女性主義說法不一。本章以此為例，說明女性研究的認識論具有雙重性：一方面要遵循客觀主義做法，搜尋有關女性和性別的所有被壓制的真相，另一方面，採取建構主義的視角，認為一切真相都與產生和利用它們的主觀因素有關。在呼籲兩者相互溝通的同時，《創造歷史》抵制了歷史書寫突出勝利者的傾向，並且確認，有必要以敘事形式創造“多元的”女性主義歷史（寫作於1994年至1995年）。後結構主義通常不信任長篇敘事，轉而突出抒情短詩，以其為革命性話語，《渴望故事》（第九章）對此提出質疑，具體做法是，它將這些在法國首創的觀點與20世紀末美國女性的長篇詩歌創作放在一起，進行比照。這一章以艾琳娜·柯蕾普費茲的《記帳者》為範例去論證，在女性創作的長詩中，並沒有顯示出敘事與詩歌之間存在著敵對關係，它們反倒顯示出這兩種模式的協作溝通，說明女性既有書寫歷史的能力，又有書寫神話的能力。
一至三部分中提到的交往，涉及到多層次的越界現象，在這些被跨越的邊界當中，既有學科之間的，也有理論上的和地緣政治方面的。儘管學院派女性主義需要保持其獨特身份：一種異質性的社會理論和運動，但是，它也要開發出跨學科策略，以便與其他理論話語和學科進行雜合、融匯和交叉。《圖繪》一書反映了筆者在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研究方面的立場，其闡釋重點在於再現、文本性、敘事詩學，以及寫作與閱讀實踐。本書反映了高校中日益增長的跨學科特性，大量借鑑了其他學科的成果，尤其是人類學、地理學、電影和大眾傳媒研究、歷史學以及心理分析等學科的成果。此外，本書的觀點和方法論也包含了跨學科文化研究在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女性研究、美國黑人研究、族裔研究、後殖民研究、社會理論、後結構主義、同性戀研究、酷兒理論和全球化研究。借鏡其他學科來透視女性主義者爭論的問題，這樣做的同時，我並沒有局限於其他學科的女性主義作品；相反，我發現女性主義學術之外的種種理論框架有助於打破學院派女性主義內部的僵局。
然而，本書最大的理論靈感源泉還是敘事文本——影像文本、文字文本、報告文本、歷史文本、神話詩學文本等等。它們成了我的實驗場地，我從中發現了新的思維途徑，並對一些理論議題進行測試。《圖繪》採取了以文本為中心的研究方法，有意地使用和平行比較各種敘事性材料，同時充分考慮各個材料的背景——盛期現代主義小說、暢銷小說、流行電影和先鋒電影、錄像和戲劇、報紙剪報、理論、詩歌、散文和辯論文章。大量的文本是作為補充材料在書中被一筆帶過，還有一些被挑選出來，用於展開討論和例示說明，這方面的文本有：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第一章）；瓊·喬丹的《來自巴哈馬群島的報告》，米拉·奈爾的《密西西比馬薩拉》，和尼爾·喬丹的《哭泣的遊戲》（第二章）；瑪麗亞·魯岡的散文，安娜·德維阿·史密斯的《鏡中火》和《日暮洛城1992》，以及葛洛莉亞·安莎杜娃的《邊境/荒界》（第三章）；維吉尼亞·伍爾夫的《到燈塔去》和《一間自己的房間》，以及佐拉·尼爾·赫斯頓的《她們眼望蒼天》（第四章）；奈樂·拉森的《流沙》，簡·里斯的《藻海無邊》，以及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第五章）；朱莉·達什的《大地的女兒》和任璧蓮的《莫娜在希望之鄉》（第六章）；克里斯蒂娜·霍夫·薩姆斯、琳達·戈登、喬安·斯科特、伊萊恩·肖沃爾特、加亞特·夏克拉瓦特·斯皮瓦克、以及陶麗·莫依的作品（第八章）；以及艾琳娜·柯蕾普費茲的《記帳者》（第九章）。在力圖尊重這些文本的豐富複雜性和無法調和的矛盾性的同時，我帶著一種工具主義意圖去使用這些文本，對此，我並不諱言：尋求它們對學院派女性主義的啟示教導，它們對當代熱門論戰的潛在影響，以及它們的集體智慧和樂趣。它們講述的故事很重要，而我們講述的關於它們的故事亦很重要。
定位式女性主義
你所繪製的是曾去之地的地圖。但我們將去之地尚無地圖。
——奧德莉·羅德，《訪談》
然而我們繼續掙扎於各種身份認同之間，邊界的掙扎仍是我們面對的現實。
——葛洛莉亞·安莎杜娃，《邊境/荒界》
邊界話語隨處可見——不論該邊界是字面意義的還是比喻意義的，是真實存在的還是象徵性的。如今，面對快速變化的文化形態和全球地貌，國家疆界和個人邊界變得越來越容易逾越，艾德麗安·里奇等女性主義者在20世紀70年代所開啟的“對女性沉默的描繪”已經演變為第三波女性主義的空間實踐。邊界在承認聯繫的同時強調分離，就像橋一樣。橋表現了通過的可能性，也標示了分離的事實和必須跨越的距離。個人、性別、群體和國家間的邊界在各種身份之間樹起了高牆。這種高牆既是概念性的，也是實際存在的。事實上，如果沒有某種想像的或真實的界線，身份簡直難以想像。但邊界也明確指出了間隙空間，即相互作用、相互聯繫和相互交流的中間地帶。邊界強制實現了沉默、溝通失敗和錯誤認知。邊界也鼓勵越界、瓦解、調和與混雜。邊界有保護作用，但同時也有限制作用。正如內斯托爾·加西亞·坎西利尼所云，“每條邊界上都既有牢固的鐵絲網也有坍塌的鐵絲網”（Hybrid Cultures 260—261）。他所說的並非只是美國和墨西哥等國邊界所架設的電網和界牆，還包括那些心理上的和象徵意義上的“鐵絲網”，這些“鐵絲網”無處不在，將全球的人們分割成各個想像出來的共同體。牢固的鐵絲網也會坍塌，接著重修，接著又坍塌。在一個日益全球化、跨國化的大環境裡，女性主義已經越來越敏銳地意識到邊界作為地位和處境的標誌物的意義。女性主義早期強調沉默與隱身，如今轉而關注定位——在不斷形成和轉化，並永遠處於區分運動之中的公共空間內探討身份認同的地緣政治。
本書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審視女性主義在文化理論領域以及高等院校的學術與教學實踐中與其他進步運動的交流情況，為女性主義勾畫未來的發展路線。本書綜合了過去二十年中不斷演進的學術論爭，繪製出女性主義理論與多元文化主義、後殖民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後結構主義交鋒互動的圖景。本書探查了相互交叉的各種文化理論的成就與局限，強烈主張採取新的思維方式，以超越存在於我們與他們、白人與他者、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男性與女性、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固定性與流動性等之間的傳統界線。本書跨越了學科界線，探討具有政治爆炸性與緊迫性的身份認同問題，並具體提出了性別、人種、族群、階級、性徵、宗教和國別所蘊含的含義，因為這些定位差異的座標軸構成了多元的身份認同，挑戰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本書始終堅持認為，我們既要“超越”基要主義的身份政治，也要“超越”絕對論式的後結構主義理論，因為，二者在提出本質主義的身份概念的同時，又拒絕與身份有關的任何文化交往。本書主張，在純粹差異與解構主義的能指自由嬉戲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邊界地帶，應去尋求一種對話的立場。本書還認為，不論是某些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理論還是後結構主義理論，都十分熱衷於探討差異，然而，這種對差異的熱切關注卻忽視了，在兩種差異之間的邊界地帶，存在著種種共生、調合、互動的形態。女性主義與其他進步運動的未來，筆者認為，在於朝外轉向，轉而去擁抱矛盾、移位和變化。
在倡導對話溝通的同時，《圖繪》一書也以論戰的姿態提出，以往建立在差異基礎上的多元化女性主義應該掉轉方向，這並不是要回到一個消除差異、普適性的女性主義虛假概念中，而是重新創造一種一元化的女性主義，這種女性主義能夠包容全球範圍內為數眾多而且常常相互衝突的文化和政治形態。伊萊恩·馬克斯和伊莎貝爾·德·科蒂弗農於1980年出版了經典文集《新法國女性主義》，宣告美國的女性主義從一元化轉向多元化。這種轉向要求人們承認，在一個國家內部以及國與國之間，女性主義理論和運動存在著差異性（存在於國家間和國家內的各種女性主義理論與運動）。女性主義的多元化迫使人們承認差異，否認某一種女性主義具有凌駕於其他女性主義之上的霸權。20世紀70年代末，在各國內部以及國際之間的各式女性主義內部，存在著多變和深刻的分歧，催生了這一轉向。這種多元化政治有力地中止了一些人（尤其是白種的、異性戀的西方女性主義者）試圖為一切人代言的傾向；這些人錯誤地認為，父權制是一個鐵板一塊的文化形態，全球的女性沒有差異，女性主義的女性主體都是同質的。這場多元化運動極大地發展了女性主義並使其多樣化。筆者堅信，這場運動對於發展一個多元文化的、國際化的、超越國界的女性主義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它的成功本身卻凸顯出，有必要發展一種新型的一元化女性主義的必要性，這種新型女性主義接受差異，但並不使其物化或異化。不同女性主義之間的確存在界線，但與之同樣確鑿的是，這些邊界必然也必須被跨越。它們並非固如磐石，而是隨著文化形態、環境和聯繫的改變而改變。女性主義的生存與傳播正是取決於這種流動性。
我所倡導的一元化的女性主義採取一種定位式認識論，這種認識論並非建立在靜態或抽象定義的基礎上，而是認為，歷史和地理特性的不斷變化催生了形色各異的女性主義理論、目標和政治實踐。女性主義的定位式研究包含了多種多樣的形態，因為它的定位分析需要一定的地緣政治素養，為了培養這種素養，就必須認識到，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產生了各不相同而且變動不居的社會性別體制，而這些社會性別體制與其他各不相同而且變動不居的社會等級制度和社會運動交叉互動，以追求社會公正。定位式女性主義因而鼓勵研究差異的各種表現形式，但同時又不僅限於此，它也不會去建構一道難以逾越的邊界，去阻擋方興未艾的跨文化交流與雜合的產生與可見性。
定位式女性主義還承認，女性主義在跨越多重邊界和適應新環境之時，要付出舟車之勞與種種艱辛。借用愛德華·薩義德對“理論旅行”的論述，我們必須承認，女性主義很少是純粹土生土長的，與文化本身一樣，它是在與他者的跨文化互動中融合發展而來。借用薩義德的話，女性主義的遷移“從未暢通無阻”。“它的再現和制度化過程必定不同於它在原初之時。這樣一來，有關理論與思想的移植、傳遞、循環和交流的論述就變得複雜起來。”（“Traveling”226）定位式女性主義關注時間與空間的特異性，但與基要主義的身份政治不同的是，它並不褊狹地局限於某一種女性主義形態，它看到了異質性女性主義運動及其產生條件具有多樣性，並以其為基本原則。《圖繪》本身就是一個恰當例子，可以說明打破美式地方主義的意義，因為，一部作品，無論是女性主義的，還是非女性主義的，如果書中人物或該書作者的思想傳統植根於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南亞、東南亞、加勒比海地區、非洲和拉丁美洲，它的影響就可以無處不在。
定位式女性主義需要一種地緣政治素養，這種素養承認世界各種文化相互交叉，本土文化與全球文化總是互為補充滲透。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英德帕·格魯沃和凱瑞·卡普蘭在界定“跨國女性主義”（Scattered Hegemonies 1—36）這一術語時所提倡的東西，以及加亞特·夏克拉瓦特·斯皮瓦克用“跨國人文素養”（Outside 255—284）這一概念所倡導的內容。《圖繪》認為，理解女性主義，需在全球語境下進行，既要聯繫歷史又要考慮地緣政治因素，只有這樣才能涵括它在各地所呈現的各種形態以及這些形態之間的相互關係。同樣地，《圖繪》也抵制某些過於簡單化的全球化元敘事。其中一種敘事認為，女性在所有社會中都遭受同樣的性別壓迫。這種敘事雖然將女性主義國際化了，但它卻將女性之間的聯繫完全建立在性別受害的基礎上，從而壓制了女性的能動性，忽視了文化的具體背景，妨礙了讀者理解性別與身份的其他構成物之間的互動關係。為女性爭取普遍權益的努力（我亦有此追求），不應該割裂女性與其具體環境之間的聯繫，從而認為她們遭受了千篇一律的性別壓迫。
還有一個不足為訓的元敘事，則將其全球化策略建立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或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對立的基礎上，大談白人/西方人（總是已經）統治有色人種/非西方人這樣一種單向霸權的故事。它對世界歷史的講述，無論是透過西方現代性的有色眼鏡（殖民主義）還是西方後現代性的有色眼鏡（晚期資本主義全球市場），這種敘事都陷入了它所譴責的歐洲中心主義和種族優越論的泥潭。它掩蓋了這一事實：時至今日，武力征服和殖民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始終存在，而且，它不僅產生於西方，也產生於其他的諸多強權社會。它忽略了亞洲、非洲、南美、加勒比海地區和亞太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崛起的主導文化與文明，包括目前有“世界亞洲化”之稱的亞洲崛起現象（Edward Friedman，“Rise of China”）。它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差不多所有社會（即便不是全部）中都存在的社會等級劃分，這種社會不公將這些社會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極大地複雜化了。更有甚者，它並沒有考慮到個人和群體的歷史能動性、跨文化交流與共生在一切文化形態中的作用，以及“西方”和“非西方”兩者都是由混雜成分構成的這種異質特性。
在抵制過分簡單化的普適主義和二元主義敘事的同時，《圖繪》一方面力主權力在全球範圍內多向流動，一方面繼續警惕西方特有的支配形式，並在兩者之間艱難溝通。鑒於我本人的美國公民身份（美國有其獨特的歷史和種族主義結構）以及白人女性的立場，我在呼籲美國人拓展種族對話，打破白人/黑人、白人/有色人種、壓迫者/被壓迫者這種主導思維模式之時，必須承認種族特權的實際效果，我發現這一點尤具挑戰性。我深信，一個具有廣泛可比性的全球/定位式的女性主義能夠改變我們對“本土”與“他鄉”的分析，它從新的視角去考量本土狀況，揭示出那些聯接本土與他鄉的結構，從而有助於打破一成不變的思維僵局。
筆者在《圖繪》中提倡將女性主義置於全球背景中加以研究，這與斯皮瓦克為了將女性主義國際化而對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這類二元劃分方法進行諸多批判的目標一致。“我認為我們應當看到西方也存在個體差異，”她在一次訪談中如是說。“其實我不太贊同那些將接觸雙方均視為同質化的觀點”（Post-Colonial Critic 39）。她堅持認為“跨國女性主義既非打著革命旗號的旅遊觀光，也非單純地尋找證據”（Teaching Machine 39）。她擔憂，如果我們將“美國的多元文化和多種族身份這一令人吃驚的建構”當作“全球性研究的基本原則，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279）。相反，她建議，“關鍵在於在國內的、全球的、歷史的以及當代的流散人群之間進行溝通。我們既要對西方進行人類學研究，又要研究非洲、亞洲、亞太和美洲的各種文化體系，將那些地方的居民看作具有歷史能動性的主體”（278）。具有地緣政治意識的定位式女性主義，在思維上著眼於全球，從而避免用一種文化狀況去生搬硬套另一種文化狀況；它接受地方性的能動作用和觀念化的產物，並持續地關注，這些差異是如何在形式多樣、方向不一的全球交流體系內部通過互動而不斷進行調整改變的。
自始至終，本書集中關注的只是高校內部的女性主義，而且筆者對此並不感到不妥。這樣做的依據是，高等教育機構內部的知識工作十分重要。通過研究、出版和教學來生產知識和傳播知識，此舉並非置身研究對象之外，故作中立之態去反思世界，它本身就是這個世界的產物，並以這個世界為服務對象。高校生產、保存、收集、整理、傳承新舊知識，並不斷地對其加以重組——以供廣大師生乃至整個社會去消費。高校的確有它遺世獨立、自成一體的一面：例如，終身聘用制度（在施行之時）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終身受聘者的思想自由；大學校園（當其存在時）在某種程度上使學生在“回到”“現實世界”工作之前拓展了他們的視野和機會。但是高校並非象牙塔。它對知識的關注絕不意味著它可以遠離形形色色的人群，遠離相互衝突的態度、意識形態、權力關係以及所有大型社會性機構都有的階層劃分。此外，作為培養一代新人的主要機構，高校的社會影響力不可低估。不論公眾認為高校與“現實世界”如何脫節（高校傳授的知識是神秘的，甚至是可笑的，常常是無用的；高校教授心思散漫，行為利他，工作太少而又特權過多；高校的價值觀要么太精英化，要么太革命化；高校學生都熱衷於參加各種派對），高等教育機構都是一個主要的社會參與者。高校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邊界一直是可逾越的，在網路空間革命降臨之際益發如此。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論戰證明了，由高校主持或在高校內部展開的文化工作非常重要。時至今日，論戰熱度依然不減，因為收益頗高。非常高。而且，隨著加速發展的知識革命迎來了資訊時代，論戰的熱情會更加高昂。在這個資訊時代中，無論何人，無論何物，誰掌控了知識並且渴求知識，誰就可能在權力的結構與運作中起到越來越關鍵的作用。新千年的到來和工業時代的結束，無論此種說法讓人感到多么陳腐，我仍認為它們很重要。無論在全球範圍還是在各國本土，人類社會正在快速穿越變化的門檻。就影響程度而言，這種變化足以媲美於五百多年前活字印刷術的傳播和航海技術大發展給全球帶來的變化。當年，這兩項革新作為主導力量，極大地提高了東西方經濟體在文明交往過程中思想、貨物和人員交流的速度。由計算機帶來的虛擬、真實和象徵的知識地貌，引用奧德莉·羅德的話來說，“目前尚無地圖”來描繪。和H.D.一樣，我們可以說，“我們是航行者，發現/未知領域，//沒有記載的地域；/我們沒有地圖”（Trilogy 59）。在未來，知識會是怎樣被越來越多地生產出來、組織起來和傳播開來，面對著這些範式轉型，我們無地圖可循。然而，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各種知識工作者，包括高校中的人士，將會變得越來越關鍵。
因此，聚焦於學院派女性主義，正如我在《圖繪》一書中所為，就是探索女性主義在解構和重構象徵秩序及其實際影響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學院派女性主義是由高校體系內部的一種反對派話語發展而來。它一直認為，高校掌握著非常重要的規範性力量，塑造了人們乃至整個文化對於女性和社會性別體制的看法。另一方面，學院派女性主義同樣認為，高校具有培養新知識的潛力，可以抵制各種意識形態的侵襲。因此，知識及其傳播也就成為高校的女性主義者積極行動，致力於社會變革的用武之地。和霍米·巴巴一樣，筆者也完全抵制理論與實踐的二元對立。這一對立經常把女性主義分為兩種：一種是女性主義教育者的“抽象”工作，另一種是“在社區”工作的女性主義者的積極行動，此處的“社區”是指諸如強姦危機救助中心、受虐女性庇護所、女性健康與墮胎門診以及其他宣傳性組織。巴巴在《理論的奉獻》一章中呼籲，在“溝通而非否定”的基礎上構建一種“交流政治”，“溝通相互矛盾、相互對抗的事物，開闢雜合場所，開發鬥爭目標，消除知識與其對象、理論與實踐政治理性之間勢不兩立的狀況”（Location 25）。作為知識、教育和積極行動的“雜合場所”，強姦危機救助中心等類似機構產生並傳播知識；女性主義的學術研究與課堂教育參與可以產生實際影響的政治行動，改造和改良象徵秩序和社會秩序。然而，作為女性主義的不同用武之地，社團組織與學術機構需要採取不同的運作模式。為了取得成功，知識工作必須保持開放態度，隨時接受變化與挑戰，尤其要抵制任何正統觀念，其中包括女性主義和其他進步實踐的正統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筆者才強調學院派女性主義內部存在的矛盾與爭論是女性主義未來發展的肥沃土壤。
敘事，作為表意思維的一種多重性表現形式，始終是本書描繪女性主義論戰態勢之時的中心話題。在最基本的層面上，這些論戰以故事的形式呈現，表現了對立與和解的爭鬥情節，同時展示溝通的反覆進行，編織出對話性的和性質不同的調查敘事線索。在另一層面上，如果沒有敘事，身份事實上是無法想像的。人對自己的認識是通過講述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來進行的。作為變化不已的現象，身份本身即是人為建構的敘事，是穿越了時間與空間、經歷過發展、演變與革新的系列事件。第三，敘事文本——不論是文字的還是影像的，口頭的還是書面的，虛構的還是確有所指的，想像的還是歷史的——構成了文化表達性的主要文獻。敘事是面向文化的視窗，也是文化的鏡子、建構者和徵兆。文化敘事以故事的形式將社會秩序的規範、價值和意識形態進行編碼和加密，這就是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謂“作為社會象徵行為的敘事”之中暗含的“政治無意識”，拉切爾·布勞·都布勒西斯在《超越盡頭的書寫》中稱之為“文化敘事”，性別、種族、階級和性徵等制度即是圍繞這種文化敘事而建構的。文化敘事也講述了群體和個體與霸權主義的敘事和歷史進行商討和對抗的戰略計謀，這當中有互動，也有抵制。橫掃高校的後現代轉向讓許多領域敏銳地意識到了語言（尤其是語言文本性）對於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筆者認為敘事與之同等重要。《圖繪》試圖推進許多領域（包括女性研究）的學人去了解敘事。敘事詩學——對故事形式和功能的全方位研究——不僅為解讀敘事提供了策略，還為闡釋敘事自身在一切文化形態中的意義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
《圖繪》圍繞著有關交往的敘事來組織全書，各章之間形式獨立但觀念相聯，規劃相同，但主題不一而且互相交叉。然而，各章均可獨立成篇，作為一個自足的實體對女性主義理論做出其獨特貢獻。它們寫於1989至1997年之間，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當時環境與時代的印記。交往這一比喻代替時間順序，成為各章的組織原則。《圖繪》沿著三條分析軸線，意在展示話語之間的越界與雜合。這三條軸線是：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女性主義/全球主義，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這么做遵循了巴巴所說的溝通的精神，斯皮瓦克稱其為具有建設性的干擾和危機，而詹姆斯·克里夫特、魯斯·弗蘭肯伯格、拉塔·馬尼、諾瑪·阿拉爾孔和卡瑪拉·維斯韋沃蘭等人則都曾以不同方式將它與結合主義联系起來。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女性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中）完全有別於多元文化主義、地緣政治或後現代主義。我也不認為交往的雙方只有差異。每一對名詞之間的斜槓（/）表明二者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它不同於拉康使用的“短線”：拉康在劃分能指與所指之時，用它表示二者截然有別。）事實上，我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全球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已經成為，或者說，必須成為學院派女性主義內在的組成部分，它們不是對學院派女性主義的一種象徵性補充，而是融入其基本預設之中。然而，我也堅持認為，女性主義與這三者並非完全對接。這四種話語各有其歷史淵源、側重方向、論爭內容、內部分化、提問方式、知識基礎、方法論和文化影響。甚至我用來指稱各個話語的術語（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全球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也具有很大的爭議性。儘管這些話語互有重疊，但它們的知識目標和政治目標還是互有區別，套用斯皮瓦克的話，足以相互“干擾”。在採納結合主義研究方法的同時，我打算將女性主義與其他進步話語齊頭並置，從而回響克里夫特提出的觀念：“研究結合現象的一種現代‘人種志’”。按照克里夫特的說法，這門學問要不斷地“遊走於不同文化之間……既關注本土又具有廣泛的可比性”（Predicament 9）。一元化定位式女性主義，以全球為背景，涵蓋了具體環境的差異，在它創造性的成長過程中，必然要與其他話語進行交往，本書通過考察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全球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結合，擬就描述這些交往的情狀。
本書第一部分集中關注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交往，主要考察內容是，建立在性別基礎上的學術話語與建立在人種、族群和（或）性徵基礎上的學術話語，二者是如何使對方陷入創作危機的。在這一部分，整個三章的寫作重心，一是對女性主義僵局的觀察思考，二是提出突破僵局的嘗試方法，構建一種理論框架，以“超越”那些陳陳相因而且經常無效的思維模式。瑪麗·路易絲·費羅斯和謝瑞恩·拉扎克稱這種思維模式為“差異僵局”（“Seeking Relations”1051），這一術語反映的是，由於階級、人種、族群、宗教、性徵、國別等因素，女性之間存在著種種差異，這樣一來，以“女性”範疇為中心，將所有女性聯合起來，統統納入旗下，的確困難重重，雖說此舉並非不可能，也並非不可取。《“超越”性別》（第一章）認為，應避免以性別為惟一分析範疇而罔顧其他，這就要求，我們對於身份的認識應發生重大轉變，從發展型思維方式轉變為地理型思維方式。我勾畫了在過去20年中演變而來的6種身份的立場範式——它們各不相同但互有交迭，將定位式女性主義理論化，並且提出，女性主義有必要作為一種獨特的理論和實踐繼續存在下去（寫於1994年至1995年、1997年）。《“超越”膚色對立》（第二章）指明並辨析了主導女性主義關於種族和性別敘事的3種套路，這三種套路陳陳相因而且二元對立（否認、控訴和懺悔的套路），主張進一步發展關聯性這一話語，賦予它充分的靈活性，以處理那些構造了不同女性生活的多維權力關係（寫於1992年至1995年）。《“超越”差異》（第三章）認為，美國女性主義的“差異話語”霸權壓制了跨文化交流和交融雜合的實際效果，也壓制了在此基礎上的烏托邦式願望。該章描繪了文化研究、後殖民研究和全球化研究中有關雜合性的各種模式和論戰，深入解讀了安莎杜娃的《邊境/荒界》，認為它是涵括了紛繁見解之全景的神話詩學敘事（寫於1997年）。
在第一部分中，我對超越一詞的使用，有其特殊含義，我並不是說，應當放棄性別和差異等範疇，我主張的是，應當對它們加以補充。女性主義理論之所以陷入僵局，是它們的霸權造成的，而不是因為它們的存在本身。筆者認為，學院派女性主義對性別的突出強調，會繼續發揮其政治重要性，對差異的考慮，也要繼續堅持下去。但是，筆者仍然認為，女性主義需要一塊“超越”這些範疇的地帶，以解釋身份的矛盾性、流動性和複雜性。巴巴曾論述過文化研究中使用的“超越”這個比喻，正如他所說，“‘超越’領域既不是一個新領域，也不是過去的遺留因素……在‘超越’中，（會產生）一種迷向感、一種方向的混亂，‘超越’是一種探索性的、躁動不安的運動，這層意思非常精妙地體現在這個詞的兩個法語譯文之中：au-delá——這兒那兒，各處；fort/da（去/來），忽此忽彼、來來回回”（Location 1）。
本書第二部分著手處理了近來女性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交往，這是後殖民研究、全球化研究和跨國研究的影響日益增長所導致。這部分探討了地緣政治思考方式的內涵，即不僅思考“他鄉”的他者，也思考全球環境如何影響我們對“本土”的思考。筆者認為，強調以人種、族群和國家為基礎的集體從屬關係，導致人們忽視了地理位置和空間遷移也是構成身份的特定成分，它們和這些想像的共同體通常密切聯繫，但並不同向延伸。“地緣政治素養”將空間思維理論化，拓寬了傳統的地緣政治觀念，而這種空間思維又可補充歷時性所主宰的歷史敘事。為了舉例說明，本章還以異於常規的方式解讀了維吉尼亞·伍爾夫作品中的一些熟悉段落，以此來證明，女性主義的國際化會產生一種陌生化效果，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對地方性事物和本國事物的固有認識（寫於1996年、1997年）。《講述接觸》縱橫於文學研究與人類學之間，審視全球背景下的跨文化互動如何為故事添枝加葉。這一章倡導定位/空間思維，改變以往的一些敘事理論的做法，後者主要依據家庭羅曼史的情節，著眼於分析俄狄浦斯和前俄狄浦斯欲望所造就的三角關係。《路線/根源》這一章的標題引自詹姆斯·克里夫特的兩個對立概念，其主要觀點是，有關身份的敘事與敘事的自身身份，二者之間需要就維護差異（根源）和接受因跨越時空而導致的雜合性（路線），進行含蓄的對話商討。該章將朱莉·達什的黑人流散影片《大地的女兒》與任璧蓮的移民小說《莫娜在希望之鄉》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來考察在身份的形成和表現過程中“根源”與“路線”在敘事方面的變化（寫於1997年）。
本書的第三部分回顧了女性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間的交往，後者在20世紀80年代主宰了人文學科旗下的學院派女性主義的活動領域，這一章還探討了歷史書寫對於女性主義的意義。由於批評理論從法國跨越大西洋漂流到美國，以極為不同的形式在此生根發芽，該部分的三篇文章作為一個整體就成為地緣政治互動的一個例子。它們是較早發表的、探討後殖民研究、跨國研究和全球化研究對女性主義產生理論影響的文章，因而還可以充當一個文化轉換和移植的例子。在描繪法國後結構主義和美國女性主義的雜合與衝突的同時，本部分還講述了我本人對後結構主義的雜合性接受與抵制。這段敘事構成了前面幾章的基礎，也構成了我的現代主義研究基礎。為了避免照搬前人，我修改了後結構主義理論的許多方面，形成了我自認為是頗有成果的話語混合，來反映我對自己的定位：借鑑異域思想，以重新思考地方問題的一位美國學院派女性主義者。
《溝通大西洋兩岸的歧見》（第七章）的初稿完成於1989年12月，它追溯了高校先前經歷的一個過渡階段，當時批評理論的霸權開始讓位於文化研究，批評理論貫穿文化研究之中，但二者又迥然有別，因為文化研究堅持回歸歷史，回歸物質影響。那時候，我感受到一種突變，但未能完全預料到，在北美高校，（由英國移植而來的）文化研究竟會以驚人的速度取代後結構主義理論。《溝通大西洋兩岸的歧見》考察了歷史和“現實”對理論的回歸，與此同時，它主張理論的歷史化和歷史的理論化，融匯後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和唯物論女性主義的真知灼見，重新引入諸如身份之類的概念。《創造歷史》（第八章）首先論述的是，關於法國後結構主義引入美國女性主義話語這一段歷史，各派女性主義說法不一。本章以此為例，說明女性研究的認識論具有雙重性：一方面要遵循客觀主義做法，搜尋有關女性和性別的所有被壓制的真相，另一方面，採取建構主義的視角，認為一切真相都與產生和利用它們的主觀因素有關。在呼籲兩者相互溝通的同時，《創造歷史》抵制了歷史書寫突出勝利者的傾向，並且確認，有必要以敘事形式創造“多元的”女性主義歷史（寫作於1994年至1995年）。後結構主義通常不信任長篇敘事，轉而突出抒情短詩，以其為革命性話語，《渴望故事》（第九章）對此提出質疑，具體做法是，它將這些在法國首創的觀點與20世紀末美國女性的長篇詩歌創作放在一起，進行比照。這一章以艾琳娜·柯蕾普費茲的《記帳者》為範例去論證，在女性創作的長詩中，並沒有顯示出敘事與詩歌之間存在著敵對關係，它們反倒顯示出這兩種模式的協作溝通，說明女性既有書寫歷史的能力，又有書寫神話的能力。
一至三部分中提到的交往，涉及到多層次的越界現象，在這些被跨越的邊界當中，既有學科之間的，也有理論上的和地緣政治方面的。儘管學院派女性主義需要保持其獨特身份：一種異質性的社會理論和運動，但是，它也要開發出跨學科策略，以便與其他理論話語和學科進行雜合、融匯和交叉。《圖繪》一書反映了筆者在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研究方面的立場，其闡釋重點在於再現、文本性、敘事詩學，以及寫作與閱讀實踐。本書反映了高校中日益增長的跨學科特性，大量借鑑了其他學科的成果，尤其是人類學、地理學、電影和大眾傳媒研究、歷史學以及心理分析等學科的成果。此外，本書的觀點和方法論也包含了跨學科文化研究在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女性研究、美國黑人研究、族裔研究、後殖民研究、社會理論、後結構主義、同性戀研究、酷兒理論和全球化研究。借鏡其他學科來透視女性主義者爭論的問題，這樣做的同時，我並沒有局限於其他學科的女性主義作品；相反，我發現女性主義學術之外的種種理論框架有助於打破學院派女性主義內部的僵局。
然而，本書最大的理論靈感源泉還是敘事文本——影像文本、文字文本、報告文本、歷史文本、神話詩學文本等等。它們成了我的實驗場地，我從中發現了新的思維途徑，並對一些理論議題進行測試。《圖繪》採取了以文本為中心的研究方法，有意地使用和平行比較各種敘事性材料，同時充分考慮各個材料的背景——盛期現代主義小說、暢銷小說、流行電影和先鋒電影、錄像和戲劇、報紙剪報、理論、詩歌、散文和辯論文章。大量的文本是作為補充材料在書中被一筆帶過，還有一些被挑選出來，用於展開討論和例示說明，這方面的文本有：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第一章）；瓊·喬丹的《來自巴哈馬群島的報告》，米拉·奈爾的《密西西比馬薩拉》，和尼爾·喬丹的《哭泣的遊戲》（第二章）；瑪麗亞·魯岡的散文，安娜·德維阿·史密斯的《鏡中火》和《日暮洛城1992》，以及葛洛莉亞·安莎杜娃的《邊境/荒界》（第三章）；維吉尼亞·伍爾夫的《到燈塔去》和《一間自己的房間》，以及佐拉·尼爾·赫斯頓的《她們眼望蒼天》（第四章）；奈樂·拉森的《流沙》，簡·里斯的《藻海無邊》，以及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第五章）；朱莉·達什的《大地的女兒》和任璧蓮的《莫娜在希望之鄉》（第六章）；克里斯蒂娜·霍夫·薩姆斯、琳達·戈登、喬安·斯科特、伊萊恩·肖沃爾特、加亞特·夏克拉瓦特·斯皮瓦克、以及陶麗·莫依的作品（第八章）；以及艾琳娜·柯蕾普費茲的《記帳者》（第九章）。在力圖尊重這些文本的豐富複雜性和無法調和的矛盾性的同時，我帶著一種工具主義意圖去使用這些文本，對此，我並不諱言：尋求它們對學院派女性主義的啟示教導，它們對當代熱門論戰的潛在影響，以及它們的集體智慧和樂趣。它們講述的故事很重要，而我們講述的關於它們的故事亦很重要。
名人推薦
該書作者是女性主義、文化和敘事理論方面的權威，這本書對以上三個領域都有著豐富且深刻的貢獻……而與這個專題的其他專著不同，該書不但適合專家閱讀，也適合普通讀者。弗里德曼絕非學究式的學者，她的觀點陳述總是清晰而有力。
——R.萊德哈什南，麻薩諸塞大學教授
《圖繪》從多條路徑，強有力地介入到女性批評的研究中。它所描繪的圖景，將可能是20世紀90年代末以及21世紀初“第三波”女性主義的萌芽。它提議用全面的多元文化和地緣政治觀點來定義女性主義，這極大地拓寬了女性主義的理論邊界，並突出強調了敘事作為一個意義產生過程的重要性。在探討諸多主題的時候，弗里德曼撒下了一張大網，這張及時網思想深刻、切中要害，廣大的讀者都會從中受益。
——約瑟夫·A.布恩，南加州大學教授
——R.萊德哈什南，麻薩諸塞大學教授
《圖繪》從多條路徑，強有力地介入到女性批評的研究中。它所描繪的圖景，將可能是20世紀90年代末以及21世紀初“第三波”女性主義的萌芽。它提議用全面的多元文化和地緣政治觀點來定義女性主義，這極大地拓寬了女性主義的理論邊界，並突出強調了敘事作為一個意義產生過程的重要性。在探討諸多主題的時候，弗里德曼撒下了一張大網，這張及時網思想深刻、切中要害，廣大的讀者都會從中受益。
——約瑟夫·A.布恩，南加州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