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四中全會
• 召開時間：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
• 歸屬：國家領導重要會議
• 全稱：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全會簡述

中國共產黨 十八屆四中全會於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這次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作為主題。

歷屆中央委員會在任期內會召開七次全體會議，每次會議履行的職能均不同，第一次全會將進行黨的換屆；第二次全會將進行政府換屆；第三次全會最受關注，將布局未來五年的工作；第四次全會的主題歷屆並不盡相同，多具有承上啟下的政治意義，一般是根據當前階段相對重要的問題而確定會議主題。

歷次全會

從歷史上的四中全會召開時間上看，多位於承上啟下的關鍵年份，討論的內容亦涉及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命題，其會議的主題和重要決定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七屆四中全會

時間：1954年2月6日至10日 地點：北京

成果：通過《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決議》和《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

●八屆四中全會

時間：1958年5月3日 地點：北京

成果：全會討論了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的議程、代表團的組成和大會主席團的組成等議題。

●十一屆四中全會

時間：1979年9月25日至28日 地點：北京

成果：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

●十二屆四中全會

時間：1985年9月16日 地點：北京

成果：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建議(草案)》。討論確定了進一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交替的原則。

●十三屆四中全會

時間：1989年6月23日至24日 地點：北京

人事：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會議	召開時間	主題及重大決定	重要意義
十四屆四中全會	1994年9月25至28日	集中討論了黨的建設問題，並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	《決定》是在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的綱領性檔案，對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十五屆四中全會	1999年9月19至22日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黨中央召開全會專門研究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是第一次。這次會議，無論在我國國有企業發展史上，還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不僅會對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也將有力地促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十六屆四中全會	2004年9月16至19日	聽取和討論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 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關於同意江澤民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	《決定》深刻闡述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全面總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黨執政的主要經驗，明確提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和主要任務，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綱領。
十七屆四中全會	2009年9月15日至18日	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全會進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傳遞出我們黨在新形勢下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決心和信心。

歷屆看點

召開時間

盤點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四中全會，發現除了1989年和2014年的開會時間分別定在6月和10月外，其他都是在9月中下旬召開。1989年情況特殊，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為了快速選出新的領導集體，穩定局勢，所以提早開了。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江澤民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歷屆議題

四中全會的主題很多。主要涉及經濟、黨內建設等重要話題。

有幾次討論的是經濟問題，比如，1979年的十一屆四中全會就主要討論農業發展問題。1985年的十二屆四中全會上，討論的是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建議(草案)。在這次會議上，還確定了一個重要的黨內組織規範，即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交替原則。葉劍英等64位元老退出中央委員會。還有1999年，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拉開國企改革大幕。

十四屆、十六屆、十七屆，這三屆中央的四中全會，主要對執政黨建設問題做了部署。比如，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裡面提及的執政為民、立黨為公，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等提法，想必很多人都耳熟能詳。

當然也有例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三屆四中全會。

此次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定了依法治國為主題，是歷史上的第一次。從新一屆中央上任以來掀開的反腐大幕，層層推進，至周永康被查，破除“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而達到高潮。因而，順勢強化全黨的依法治國理念，也是順理成章。同時，針對十八大以來最高領導人的強勢作風，外界也有不少傳言，這次就是向外界鄭重宣言，法律是中國政治生活的準繩，任何人不得逾越，包括最高領導層。

相信在這次的四中全會上，會對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定中涉及“法治中國”的項目做更為細緻的部署。包括進一步維護憲法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使審判權、檢察權更為獨立公正等等社會熱點問題。這些領域的不少問題，在周執掌政法口時代得到固化。

人事變動

一是中央層面的人事布局。比如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胡錦濤被選舉為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而2004年的十六屆四中全會，胡錦濤當選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卸任。

二是中央委員會的人事遞補。一般來說，中央委員會的名額是有限且固定的，所以如果沒有在換屆大會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進入中央委員會基本就沒戲了，而且排名一定要靠前。因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排名是根據得票多少來的。排在前幾位的候補委員，一般都會在全會中獲得極為寶貴的遞補機會。當然，前提是，中央委員會的名額出現空缺。怎么空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反腐”。

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李東生、蔣潔敏、王永春、李春城、萬慶良嚴重違紀問題審查報告，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楊金山嚴重違紀問題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李東生、蔣潔敏、楊金山、王永春、李春城、萬慶良開除黨籍的處分。遞補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馬建堂、王作安、毛萬春為中央委員會委員。

歷屆反腐

1994年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紀委《關於陳希同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陳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並建議依照法律程式，罷免其全國人大代表職務。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則撤銷了原寧波市委書記許運鴻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職務，開除其黨籍。5年後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則撤銷了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的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並開除其黨籍。按照周永康的級別，他的違紀審查，應該會在四中全會上做個了結。

相關資料

黨史上的“四中全會”現象

建政之前

1974年3月，早已是風中殘燭的王明在莫斯科離世。沒有人知道疾病纏身下“挨”過多年時光的王明在離開這個世界前，是否會想到多年前那次改變他也一同改變了中國命運的會議。

那次召開於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的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是王明正式卻短暫成為中共權力核心的開始。

歷史定格在1931年1月7日，儘管這是一次秘密會議，但出席的37名代表仍產生了激烈爭論。向忠發、徐錫根、羅登賢、任弼時、陳郁5人獲推舉組成主席團。雖然會期只有一天，但他們非常高效率地利用了這短短的時間，向忠發主持會議並作了《中央政治局報告》，隨後30多名代表參與發言與討論。算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結論報告，會議是15個小時。

《四中全會決議案》嚴厲譴責了“立三路線”以及其後中央的“調和主義”，並在“反調和路線”的旗幟下，部分改組了中央及政治局，李維漢、賀昌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補選9人，其中包括劉少奇。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員職務被撤銷並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向忠發、項英、徐錫根、張國燾、陳郁、周恩來、盧福坦、任弼時、陳紹禹9人為政治局委員，羅登賢、關向應、王克全、劉少奇、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7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3人為政治局常委，向忠發任總書記。

儘管向忠發擔任了黨的總書記，但實際權力卻毫無懸念地掌握在得到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手中，中共從此開始了長達4年的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

探索時期

儘管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就形成決議，著手準備召開中共七大，但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才得以在陝甘寧邊區延安楊家嶺召開，而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已經是1954年。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被視為總結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工作，總結黨內鬥爭經驗，解決高、饒反黨問題，保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順利進行的會議。

因休假未出席的毛澤東起草的旨在“揭露”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進行討論後獲得通過。

劉少奇在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報告中，指出在經歷了建國初期的經濟恢復階段之後，從1953年開始，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改造和有計畫的經濟建設時期，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畫。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確定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總路線的指導下，中國勝利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第一年1953年的任務。報告並要求七屆四中全會批准於當年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以討論國家第一個五年建設計畫綱要及其他有關各項問題。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決議》高度評價了七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1954年內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討論了第一個五年建設計畫綱要及其他有關各項問題。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決議》。在這次中央全會上，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建議和新黨章。

1958年5月3日，八屆四中全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到會人員除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也列席了會議。

毛澤東未出席此次會議，八屆四中全會討論了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的議程、代表團的組成和大會主席團的組成。討論了《中央委員會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會議關於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草案修正稿》等檔案。

儘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通過的新黨章規定：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每屆任期五年，並每年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但事實上，在1958年5月召開了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就沒有再開了。正是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講了四次話，他說八大政治報告是好的，但是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錯了，現階段國內主要矛盾還應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我國社會階級關係的正確分析和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使黨的指導思想開始出現了“左”的偏差，以致後來演變得越來越偏離八大精神。

文革10年中，中共組織制度遭受嚴重破壞，按照新黨章的規定，應該在1961年即召開“九大”，但是這一會議一直延宕到1969年才得以召開，並且此次會議在令人無法理解的狂熱的個人崇拜中開始、進行，直到結束。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其各次中央全會所做出的決議基本不具備任何正面意義，在中共撥亂反正之後的正式檔案中，將九大評價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中共十大延續了九大的錯誤並且在通往謬誤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才得以撥亂反正，中共也才走出險地，重新回歸到正確的歷史道路上。

改革年代

彪炳中共黨史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不到10個月，中共召開十一屆四中全會。華國鋒作為黨主席主持會議，主要任務是討論通過葉劍英代表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

十一屆四中全會實際上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全面落實與深化。

6年之後，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上，除了討論並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建議草案》之外，葉劍英還致信中共中央請求不再擔任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這是一批中共元老離開權力中心，中共加快新老交替的重要標誌。全會以致敬信形式向葉劍英與黃克誠表達了對他們主動退出權力核心的感謝。

十二屆四中全會確定了進一步實現中共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交替的原則，這從客觀上加快了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年輕化的進程，凸顯了黨章中規定的各級領導幹部不能終身任職的規定的可操作性。

1989年6月，全國各地恢復平靜之後，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江澤民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

江澤民、宋平、李瑞環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決定增補李瑞環、丁關根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全會強調要繼續堅決執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繼續堅決執行中共十三大確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黨的建設”成為1994年9月25日召開的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此次會議在集中討論之後，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強和改進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是這個被稱為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綱領性檔案的主要內容，中共中央期待這一檔案能夠對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黃菊在此次會議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吳邦國、姜春雲得以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問題是1999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核心議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在這項決定中，確認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在高度評價國有企業在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中的重要作用的前提下，確定了到2010年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主要目標和必須堅持的指導方針。

依據決定，國有企業改革要同產業結構的最佳化升級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完善結合起來，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國有經濟要在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大力發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企業由國家控股。繼續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著力培育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

在此次會議上，胡錦濤獲增補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被視為胡錦濤將能夠完全接掌最高權力的標誌。

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成為2004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核心辭彙，在此次會議上，聽取和討論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曾慶紅就《決定(討論稿)》作了說明。這被視為中共著力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保證執政地位穩固的諸多努力之一。此次會議上，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並獲得全會同意，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第十七屆四中全會基本沿襲了十五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一貫主題，黨的建設仍是此次全會的主要內容，2009年9月15日召開的此次會議聽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習近平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決定》在肯定中共成就的同時，承認黨記憶體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削弱了中共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民眾的血肉聯繫，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實現，必須引起全黨警醒，抓緊加以解決。

今天，中共已走過90多年，回望歷史，歷屆四中全會都對於中共的發展前途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形成了相關的決議，幾乎形成了“四中全會”現象，而中共與中國的命運，也往往因為“四中全會”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