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向度超真實內爆：批判視野中的當代西方傳播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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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傳播理論是一個多樣化的、處於多學科以及多種思想方法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式的公共領域，誠如美國學者迪莉婭(1Delia)所言，西方傳播學從未依賴單一的知識來源，也從未統一過。因此，它是一個難於把握的學術領域。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此領域進行了方方面面的清理，但至今仍然沒有統一的認識。他們大多偏重於用抽象的、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框架和方法來涵蓋具體的、歷史的、呈現文化多樣性的傳播理論表述，這就難免產生各種各樣“以偏概全”的研究模式，而在科學主義的視野下，這些被總結出來的研究模式又不斷遭受廣泛的質疑，以至於得出tt傳播科學尚處於‘前範式階段②的判斷。其實，問題並不在於傳播理論有沒有範式或能否用單一的研究範式來界定，而在於傳播研究的“場域性”(contextuality)和人類傳播活動的“不確定性”(indetermirmncies)摧毀了為建立抽象的研究範式而設立的權威性學術話語。

1981年，丹尼斯·麥奎爾(Denis McQuail)和斯文·溫德爾(Sven windahl)的《大眾傳播模式論》(C0mmunication Models for’The Studv of Mass Cornmunication)一書出版時，西方學者構建傳播研究模式的熱情還沒有減退，他們對模式的遵從依然建立在模式的構造功能、解釋功能、啟發功能和預測功能之上，但這兩位學者當時還算比較清醒，認識到“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過分簡單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闡明的假設等缺陷，適用於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層次的模式無疑是不存在的”①。同時還看到，“因為大眾傳播研究的不同途徑涉及到互不相容的不同側重點，有時涉及到前後矛盾的理論，因此，任何一個全面性模式都可能混淆各種科學的探討，不可能正確說明現實真實的思想狀況”，另外，“一個單一的全面性模式可能會無形中肯定一種單一分立的傳播過程的存在，即由作為信息來源的社會傳向作為客群的社會”②。到1994年麥奎爾的《大眾傳播理論導論》第三版面世時，研究模式的思想已淡化，開始以人文主義研究方法和科學主義研究方法為橫軸，以媒介和社會為縱軸，把傳播研究切割成媒介一文化論、媒介一唯物論、社會一文化論以及社會一唯物論四個不同的面向。顯然，這種分析把西方傳播研究帶到了由“媒介、文化和社會”構成的“場”，呈現出傳播研究的“場域性”，放鬆了主流傳播學那種以“傳播者一訊息一通道一客群一效果”為模式的操縱力量。

事實上，這也可以說是知識的一種後現代狀況，甚至在自然科學方面(尤其是物理學和數學方面)，一些理論家傾向於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關於“無序”的微觀模型上，而較少關心“有序”的精緻理論視野①。讓一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一書中說，“後現代知識不是權威的一種工具，它提煉我們對於差異性的敏感性，並且強化我們容忍那些無共同尺度標準而無法比較的事物的能力”，同時，人們也對
先前曾給予科學的規則以合理性的“共識”產生了懷疑，“大理論”模式的權威開始消解，更關注場域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等問題②。文化批判研究在西方傳播學領域的興起與擴散與其說是某種研究模式的擴散，不如說是在後現代知識潮流的推動下，西方傳播研究向“媒介、社會和文化”場域、意義的轉向。其實，任何傳播研究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媒介、社會和文化”場域、意義中產生的，只不過我們對這一事實不夠重視，總是習慣於泛化傳播研究模式或製造適應全球傳播的大傳播理論模式，以至於傳播理論之爭常常被簡化為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之爭，很少把目光投注到特定的“媒介、社會和文化”場域、意義中去，從而在權威話語的操縱下描述傳播現象。這可以說是現代傳播理論表述的危機，它意味著傳播理論轉變過程的開始，即向“媒介、社會和文化”場域、意義的轉向。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不應僅僅局限在理論模式和方法的層面，還應在“媒介、社會和文化”的場域、意義中去重新審視西方傳播理論，或者說，我們要把西方傳播理論的解釋由以前的理論模式和方法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問題，轉換成特定的“媒介、社會和文化”場域、意義中的表述問題，以真實地理解其發展的歷史和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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