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佛教史:目錄,評論摘錄,評唐高祖,評唐太宗,評武則天,

佛教在公元前後傳入中國，自官方記載的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起，到唐代剛剛好六百年了。在隨後將近三百年的時間裡，隨著唐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佛教也迎來了其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

佛教於隋唐之際，高僧輩出。佛法經過六百年之弘揚，由印度西域高僧之傳授，各種佛經之翻譯，高僧大德之註疏論著，三藏十二部的基本內容已經完備，人們依據修學之環境亦完全成熟。兩漢南北朝時期，或因經典理解不深，或不圓融，各地僧人對於佛理之契會，各有主張，遂成支派。到了隋唐時代，因理解漸精，融會貫通，各領一門，或禪或淨或律，演為宗派，競相開發。

唐朝是第一個明確地將道教至於佛教之上的朝代。因為唐皇室的統治者姓李，所以他們尊崇道家思想的代表老子李耳，自稱為老子的後人。不要把祖宗忘記了，這就是中國傳統思想之根子，以孝治天下。

唐朝的開國皇帝李淵出身於士族世家，宅心仁厚，其妻獨孤氏篤信佛教，隋唐制度一脈相承。但是與前朝不同的是，李家政權的先祖是道家之老子李耳，道教大有凌駕佛教之上的趨勢，但精明的李家子孫還是在儒佛道之間取得了平衡，深知佛教在中國社會各個層面的力量不可低估。除了武則天、唐代宗、唐德宗、唐憲宗、唐宣宗外，李家王朝多數皇帝沒有給予佛教足夠之熱情，但佛教為唐王朝之全面繁榮貢獻良多，自身也迎來了另一個興盛之高峰。

基本介紹

書名：唐代佛教史
又名：Buddhism of Tang Dynasty
作者：蓮龍居士
ISBN：978-1-4669-9060-9978-1-4669-9062-3
類別：佛教書籍
頁數：246
定價：$33.90
出版社：Trafford Publishing（美國）
出版時間：2013
裝幀：精裝，軟裝

目錄,評論摘錄,評唐高祖,評唐太宗,評武則天,

南北朝時期（公元420-589年），無論南朝（宋、齊、梁、陳），還是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佛寺由一位官府任命的僧人來統管。在北魏，這位被指派的僧人依次被稱作“道人統”、“沙門統”與“昭玄統”。公元460年，北魏將“監福曹”更名為“昭玄曹”⑺。北齊把昭玄曹升級為昭玄寺。昭玄寺由一位被封作“大統”的僧人負責，充實以僧職官員與俗家幕僚。除了由僧人主持的昭玄寺外，北齊還設立了典寺署，下屬機構僧祗部，由世俗官員擔任。典寺署，隸屬於負責外交事務的鴻臚寺，對佛教的真正控制權似乎仍掌握在昭玄寺的高僧們手中。

《魏書·釋老志》曰：“高宗時，京師沙門師賢為道人統。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

隋朝以前，管理佛教事務的官吏多為僧人，自治性質比較強。到了隋朝，昭玄寺的半自治地位被剝奪，並被降級重命名為崇玄署，取代了無實際作用的典寺署，成為鴻臚寺的三個組成部門之一⑻。隨著佛教的發展，政府管理的重點，已經不限於典籍的整理保存，還涉及僧人剃度、寺產管理等諸多內容。

由於出生時社會環境和家庭的影響，高祖李淵從小對佛教頗有好感。據說，在他太原起義謀反之前，曾經有一個名叫景暉的僧人預言高祖將奪得皇位，高祖為他建造勝業寺⑼。隋煬帝大業初年，李淵曾因為兒子李世民生病而祈福造像，當時李世民九歲⑽。高祖起義之初，曾在華陰禮佛求福。登基即帝位時，亦曾營造寺院佛像，設齋行道⑾。

高祖建立唐朝後，保留了隋朝的崇玄署，沿襲其監寺制度，委派一名官階相對較低的官員來負責佛教、道教方面的事宜。為了加強對寺院的監督，崇玄署向每一座佛寺與道觀安置一名官階為八品的監察（隋煬帝是第一個向寺院和道觀派遣監察官吏的皇帝⑿）。由於這一措施遭到了寺院的抵制，唐太宗最終取消了這個制度。

為了進一步削弱佛教的自主權，高祖廢除了“大統”的任命，不再由一名高僧來統領佛教。武德二年，他仿效隋文帝創立了一個新的制度⒀，於京師長安立“佛教十大德”，統攝僧尼。高祖任命的十位高僧，只有八位可以從唐朝道宣律師的《續高僧傳》中檢出⒁，他們是：覺朗、保恭、吉藏、法侃、慧因、海藏、智藏、明瞻等。十大德居慈悲寺，其職權主要是管理僧籍和任命寺院三綱等事。

唐太宗崇尚文治武功強烈抑制佛教

經過無數戰火洗禮的唐太宗，一向崇尚的是武功文治，認為佛法根本無益於他平定天下。與父親高祖一樣，在李世民的眼中，出家僧人只是他們獲取政權所能利用的對象之一而已。然而，李世民十分清楚佛教在民眾中的力量，他試圖在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和對道家的孝心的同時，平衡各個方面的勢力，也就沒有想激怒佛教界。基於這個觀點，唐太宗在玄武門政變登基為帝後，馬上廢除了高祖的廢佛敕令。貞觀初年，唐太宗延請波頗於大興善寺譯經，既為佛教點綴，亦為朝廷政治目的。

公元621年，李世民的軍隊占領洛陽時，為了表達對隋朝統治者窮奢極欲的憤慨，李世民下令拆毀隋朝的宮殿。同時他命令關閉洛陽城中所有由隋朝皇室供養的佛寺道場，除了六十位有名德的僧尼外，其餘僧眾全部還俗⑶。

唐太宗登基後四個月，就召見太史令傅奕，並賞賜封地，以表彰他在六個月前對自己即大位的預言。談話中，唐太宗問傅奕，為什麼不喜歡佛法之妙理。傅奕說的還是那一套老話：“佛乃胡中桀詰，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唐太宗頗以為然⑷。

《續高僧傳》之《智實傳》稱：貞觀元年，唐太宗派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肅非濫。同年下詔言：有私度僧者，處以極刑。《法向傳》稱，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隋恭帝年號）私度，不出者斬，聞此鹹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得者現今出家。如此看來，唐太宗對佛教之管束還是非常嚴苛的。

唐太宗對佛教的態度，更多是抑佛，而不是廢佛，他以實際行動來表示，朝廷對佛教還是護持的。為了慶祝登基後的第一個新年，貞觀二年始，唐太宗邀請了京師很多的高僧來到皇宮，舉行了七天的法會⑸。同時，他敕令度僧尼一千人，並興聖寺改為尼姑庵⑹。

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一面整肅佛教界之流弊，一面又開始深入了解佛教。他平日留心各種學問，佛教經典也是他書桌上的“國之常經”。根據《佛道論衡》記載，貞觀十五年，唐太宗親自來到弘福寺，與僧人論佛道。他說：“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這是他第一次平等對待佛教，也許只是政治上的一種謀略，唐太宗需要佛教來教化人心，而且他也知道佛門確實有些博學之士，可為世用。釋明瞻是一個三教皆通的大學問家，唐太宗對他相當看重，曾召他入內殿談話。釋慧乘等，博通內外，涉獵子史，也為太宗所接納。

唐太宗納諫從流的心量是世人皆知的。但在他的內心中，始終握住一個原則和底線，就是維護皇家的權威。誰越過這個界，頂撞他的權威，他就毫不留情地斥責。尚書僕射蕭瑀就因為一直護佛而受到警告。

與佛教戒律相比，唐朝《道僧格》對僧人行為的管束面範圍更廣，處罰也更為嚴厲。佛教戒律中，很重視僧人的自身懺悔，沒有世俗法律中肉刑之類的刑罰，也沒有規定違反戒律的僧人要送交官府治罪。

唐高宗尊崇玄奘法師武則天借佛篡位

唐高宗在作太子時，即優禮玄奘法師。唐太宗為玄奘法師的唯識經典作序，大讚玄奘法師：“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只千古而無對。”⑷李治也作《大唐三藏聖教記》，附和道：“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闇而恆明。”⑸在李治服侍患病的唐太宗時，他目睹了父親對玄奘法師的尊崇。當他登基之後，對玄奘法師一樣禮遇，為他的翻譯事業提供必要的支持。當然作為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國事又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對佛教教義的了解還是很膚淺的。出於他仁慈的本性，高宗沒有排斥佛教，將佛教與道教平等對待。

唐高宗對佛教的禮遇，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皇后武則天的影響。高宗尊崇道教的同時，也沒有過分貶低佛教。公元659年，有敕令在法門寺建造與高宗等身的阿育王像。法門寺因內藏佛指舍利而著名，高宗還慷慨地為該寺捐錢與絹。公元660年，高宗還敕令將佛骨舍利帶到東都洛陽，舉辦儀式，迎接入皇宮中禮拜。皇后武則天為表虔誠，還特製了精緻的金銀容器裝裹。公元661年，高宗敕令在五台山修建寺院佛塔。

公元691年四月，武則天登基後的第二年，即下詔規定佛教列於道教之上，僧尼位於道士女冠之前，這是唐朝第一次明確提出對佛教的尊崇，武則天稱這個舉措為維新運動——“方啟惟新之運”。詔書《釋教在道法上制》稱：“朕先蒙金口之記，又承寶偈之文，歷教表於當今，本願標於曩劫。大雲闡奧，明王國之禎符；方等發揚，顯自在之丕業。馭一境而敦化，宏五戒以訓人。爰開革命之階，方啟惟新之運，宜葉隨時之義，以申自我之規。雖實際如如，理忘於先後；翹心懇懇，畏展於勤誠。自今已後，釋教宜在道法之上，緇服處黃冠之前，庶得道有識以皈依，極群生於回向。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唐朝前期的佛經翻譯事業，在玄奘法師圓寂後一度中斷。武則天當政後，佛經翻譯不但得到恢復，規模還更加擴大。

根據歷史記載，中國官辦的譯經事業，始於兩晉南北朝的法護和道安。道安法師以前，譯經屬於私人事業。隨著佛教勢力擴張，譯經事業漸漸為政府主導，規模更大，亦形成了相當的規範。鳩摩羅什是當時最偉大的翻譯家，他於道安法師圓寂十六年後才到達長安（401年），他的譯事由皇帝姚興主持，達十多年之久，稱為極盛。

從做皇后開始，到705年被迫退位，武則天前後參與和掌握國家最高權力達五十年之久。她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皇帝之一。她在政治上打擊豪門世族，發展科舉制度，使得大量人才進入政治舞台。她重視農桑、興修水利，減輕徭役和賦稅，整頓均田制，使社會經濟、文化藝術全面繁榮進步。她穩固和發展了唐太宗的貞觀之治，並為唐玄宗的開元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武則天的偉大歷史貢獻來源於佛教的滋養。她因崇尚和修行大乘佛法，而培養了博大的胸懷。在她當政的二十多年裡，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皆達到了空前的繁榮。長安和洛陽成為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世界各國的商賈和宗教文化人士，皆來華朝拜取經。

佛教從公元67年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發展到第一次高峰。其中北齊時期僧尼人數達二百萬，全國十分之一的人口都出家了。從唐代開始，政府漸漸建立了對出家人的全國性管理，有嚴格的童行、試經、度牒、戒牒等考核制度。其中試經考試要求背誦200-500頁的經文，相當於整部《楞嚴經》或《法華經》和《維摩詰經》加起來的分量。由於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從唐初到清朝初年，全國的出家人數量控制在五萬到五十萬之間。其中盛唐時代全國僧尼大約有三十萬左右。

《華嚴經》的翻譯以及弘揚，是顯教修行在中國達到最高峰的標誌。在武則天當政的時候，除了弘景、法藏等高僧外，還出現了中國佛教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六祖惠能大師。在《六祖壇經》里，我們知道，武則天聘請慧安法師、神秀法師為國師，還下詔請六祖惠能到宮中供養，只是被六祖惠能拒絕了。從內侍太監薛簡的話里，我們知道，武則天時代，不但皇帝皇子修學佛法，連宮中太監都修法，京城禪德無數，到處有人坐禪習定，一片佛國氣象。

可以說，《華嚴經》時代，是中國歷史的輝煌時代，是中國佛教史的另一個輝煌時代。由於武則天是女皇帝，此時社會更加開放，女性有更大的自由，出家為尼的女性也更多，全社會普遍崇尚佛教。實叉難陀翻譯完此經後，要回于闐老家休息，探望老母親，皇帝親自派御史護送到目的地；他再回來時，皇帝“屈萬乘之尊，親迎於開遠門外”，足見當時社會對高僧大德的禮遇，對佛教的崇尚和尊敬。

武則天在崇佛的同時，也沒有過分貶低道教和儒教。相反地，在武則天時代，是歷史上第一個實現“三教平等”的時代。

第二部分盛唐時期的佛教（712-762）

唐玄宗崇儒信道抑佛

開元六年十一月辛卯，唐玄宗前往東都洛陽，親自拜謁太廟，回御承天門後，有詔書曰：“七廟元皇帝已上三祖枝孫有失官序者，各與一人五品京官。內外官三品已上有廟者，各賜物三十匹，以備修祭服及俎豆。”七年八月癸丑，皇帝有敕令曰：“周公制禮，歷代不刊；子夏為傳，孔門所受。逮及諸家，或變例。與其改作，不如好古。諸服紀宜一依舊文。”九月甲子，改昭文館依舊為弘文館。這些舉措，都說明唐玄宗當朝之初，崇孝道，敬祖先，尊孔制，並努力把這些觀念灌輸於天下民眾。

在“開元之治”的近三十年中，在《舊唐書》和《新唐書》里，我們都沒有看到唐玄宗有任何崇尚佛教的政策和舉動。相反，他採取了一系列抑佛的措施。

公元713年，唐玄宗登基一年後，即發布詔書，禁止王公貴族將莊園宅院改建成寺院、道觀等，因為當時越來越多的王公貴族和士大夫普遍採用這種方法來逃避賦稅。很多佛教信徒們將土地捐贈給寺院，建立很多的“功德院”，亦是逃避賦稅的做法。

公元714年一月，姚崇上疏抨擊佛教界逃稅和濫度僧尼。唐玄宗下詔整肅佛教，淘汰僧尼三萬多人，相當於當時僧尼總數的四分之一。更進一步，唐玄宗敕令禁止新建一切寺院。對於申請修繕的寺院，必須要有相關官員視察後認為確有必要才可以施行。

公元722年，唐玄宗開始致力於消奪佛寺的財富。他敕令祠部官員調查隸屬於寺院道觀的合法土地數量（僧三十畝，尼二十畝），超出朝廷分配的土地，將全部沒收。另外，規定寺院常住田地的數量，百人以上寺院不得超過十頃，五十人以上不得超過七頃，五十人一下不得超過五頃。⑺

開元十二年（724年），敕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一下者限頌二百紙經，每一年限頌七十三紙，三年一試，落者還俗，不得坐禪對策義試。

公元727年，唐玄宗詔令拆除所有村坊佛堂，將裡面供奉的佛像轉移到官府認可的寺院。鄉村中較大的佛堂改作他用。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多佛像在拆除中被毀。⑻

公元729年，唐玄宗又將注意力轉移到打擊官辦的寺院。有詔令要求每隔三年對僧尼造籍，關於僧籍情況的檔案，要一式三份：一份送朝廷祠部，一份送鴻臚寺，一份當地州縣保存。唐玄宗宣稱，僧籍造冊的目的，是為了甄別真偽。⑼

公元736年，唐玄宗詔令將國家管理佛教事務的權力重新歸於鴻臚寺。次年，又詔令將道教歸於宗正寺管轄。這就十分明確地表示了唐玄宗尊道抑佛的思想和政策。⑽

安史之亂對中國佛教的影響

安史之亂成為唐朝歷史上的轉折點。藩鎮割據、外族入侵、宦官專權與牛李黨爭等蜂擁而至，成為唐朝的內憂外患。唐室為了儘快結束戰事，將安史降將就地封為節度使以安撫之。為了提防降將復叛，又遍地安置節度使。由於節度使兼管地方軍事、政治和經濟，全國各地幾乎處於半獨立的狀態。戰後關東人丁銳減，土地大量荒蕪，河北之地逐漸胡化，人民好武輕文，與詩賦取士的關中之地相比，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區。由於邊防軍調回平亂，外族紛紛入侵。吐蕃占領隴西、攻入關中，長安一度淪陷。經過八年的戰亂，直到公元763年，國家才漸漸歸於平定。

經過安史之亂，唐王室遭受嚴重的損失，社會經濟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由於各地節度使獨攬地方財政，國庫曾經一度空虛，無法滿足軍需。為了補缺空虛，不管是朝廷，還是地方官員，開始掠奪佛教的財富。作為斂財的手段之一，各地大量出賣度牒。公元755年，宰相楊國忠曾派遣官員到太原收取度僧道所得的錢財，短短几十天就募得百萬緡錢⒄。公元756年，朝官裴冕和鄭叔清建議出售“空名告身”，授予官爵邑號，因此度僧尼無數。朝廷靠出賣度牒得來的錢，被稱為“香水錢”。⒅

出賣度牒的制度一直持續到唐末，給佛教帶來了極為深重的打擊。裨販如來，拿佛菩薩來做生意，這一直是佛陀最反對的。出賣度牒，俗人出家不須經過考試，直接影響了僧尼的整體素質，由於出現了很多隻顧世俗利益的假和尚，他們不通佛法，只知道借佛斂財、求功德利益，並造作惡業，敗壞佛教形象。

安史之亂期間，叛軍甚至官府在搶掠寺院財物的時候，搗毀了許多佛經和高僧的註疏論著，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很多隋唐時候才建立起來的佛教宗派，如法相宗、華嚴宗和禪宗北宗等，漸漸走向衰敗；因為僧團質量的下降，很多出家人根本不守戒律，律宗的弘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安史之亂的另一個影響是，中國數百年來以皇家貴族和士大夫為主導的“社會精英”佛教就此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佛教的平民化和通俗化。初唐和盛唐以玄奘法師、道宣律師、法藏法師和神秀禪師等高僧大德活躍於長安、洛陽皇家大寺院、廣受皇家供養為代表的都市佛教，向散布全國各州名山寺院的叢林佛教過渡。尤其是南方六祖惠能之後，取代了北宗正統地位的禪宗南宗五派七宗的發展，高僧輩出，對後世產生了最為重要的影響。

第三部分中唐時期的佛教（762-840）

唐代宗的三位宰相皆崇佛

唐代宗（公元726——779年）李豫，唐肅宗長子，是唐代最崇佛的皇帝之一。《舊唐書》說他“宇量弘深，寬而能斷。喜懼不形於色。仁孝溫恭，動必由禮。幼而好學，尤專《禮》、《易》，玄宗鐘愛之。”儒家之史官歐陽修說“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唐代宗成為唐朝歷史上第一個由宦官擁立而登基的皇帝，又是唐朝歷史上第一個以長子身份即位的皇帝。唐代宗在位十七年，平定安史之亂，消除宦官專權，改革教育，罪己安民，使國家安定，是一位功勳可表的皇帝。

經過安史之亂和吐蕃回紇叛亂的搶掠打擊，唐王朝已經元氣大傷。洛陽收復之後，宮室十不存一，東至鄭，北至河安陽市，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函谷關以東陝川，東周之地，獸游鬼哭。代宗的愛妃沈氏被安碌山亂兵拘捕，送往東宮洛陽掖庭，後來李豫任天下兵馬元帥，收復洛陽，在皇宮之內重遇沈氏，然後將其暫時安置在洛陽宮中，不久，史思明再陷洛陽，代宗第二次收復洛陽時，沈氏卻不知去向，生死不明。郭子儀曾向代宗描述過河南都畿一帶滿目瘡痍、人煙斷絕的淒涼慘狀。兩京失守後，為了平定叛亂，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地邊兵不得不相繼東調，導致西北邊防削弱，吐蕃、党項等乘機屢屢內擾。昔日四夷賓服、八方來朝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唐代宗有20個兒子和19個女兒，其中有七位女兒先後夭折了。唐代宗深感人生無常，輪迴之苦，故此漸漸在佛教之中有所寄託。尤其是晚年，如大曆十年，聰慧過人、十分寵愛的華陽公主不幸得病夭亡，代宗悲痛至極。同年十月，貴妃獨孤氏也因病而逝，代宗幾乎承受不了這連續發生的不幸而受到沉重的打擊。代宗因悼念不已，故把獨孤氏的遺體一直殯於內殿，以便天天探視。

在唐代宗時期，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三人都信佛，以王縉尤甚。唐代宗的佛教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們三人的影響，並因此帶領許多朝官和全國各州百姓對佛教的崇尚。

德宗崇佛改政

朝廷平定叛亂之後，唐德宗停止了原先準備實施的限制佛教的措施，相反，他變得誠信佛教並繼續資助佛教的各項法事活動。唐德宗用二十年的歷史證明，他是唐朝最崇佛的皇帝之一。

唐德宗對佛教態度的轉變，主要是受到身邊宦官的影響。主管軍事的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等，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代宗時期（公元778年），右龍武將軍、京城寺觀修功德使劉崇訓召集如淨法師等一些律宗高僧至安國寺，評議律宗的兩部註疏——公元626年律宗僧人法礪的舊疏和公元682年懷素的新疏，這項工作一直延續到德宗時期才完成。公元780年，修訂的律疏完成時，德宗欣然授予主要參與者圓照律師紫色衣，並授予內供奉檢校鴻臚卿，食邑三百戶⑹。宮廷由於有很多官員包括宦官守戒嚴謹，律宗受到廣泛尊重。公元786年，德宗造訪章敬寺，讓律宗僧人道澄為其受菩薩戒，以示皈依佛法。道澄又被邀請到皇宮為皇帝的嬪妃和內侍們傳授三皈五戒。此前宮中一度停止的盂蘭盆會也給予恢復。公元789年，德宗再次臨幸章敬寺，向道澄律師請教心地法門。⑺

公元787年，京兆尹宇文炫奏請將京城的廢棄寺院拆除，將其木料用作修建學校用。對此，唐德宗勃然大怒，下詔說：“奉佛之宮轉為儒館，此侵毀三寶之漸，罪在不宥！”宇文炫非常害怕，就辭官返鄉了。

公元788年，唐德宗恢復了代宗時期的修功德使制度。他任命了三名功德使：一名負責長安東區，叫左街大功德使；一名負責長安西區，叫右街大功德使；另一名負責洛陽，叫東都功德使。第一任是宦官將領竇文場與王希遷，他們分別是左右神策軍的統領，王希遷的右街大功德使職位，後來由霍仙鳴、伍守亮繼任，他們都是右神策軍統領⑻。這些宦官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功德使的職位對他們來說是極具吸引力的，因為監督佛寺的建造、掌管僧尼籍等事務，都由功德使負責。這是非常有利可圖的職位，單單是出售度牒一項，就可以使他們財源滾滾。

唐德宗日益成為一個非常虔心佛法的皇帝。公元789年，德宗下詔強調佛寺道觀的神聖性，禁止俗人用作客棧；他還敕令對所有破毀寺院進行修繕。同年8月，德宗下詔各州百姓每年在自己父親的忌辰都要作超度法事。德宗也頻頻在朝臣的陪同下造訪寺院，為大眾死者作超度法會。為了救濟百姓，皇帝還研究醫藥，親自編制《貞元廣利藥方》⑼，共五百八十六個藥方，頒降天下。公元790年元月，德宗將法門寺的佛骨舍利，再次迎入宮中供養，隨後又轉入長安的各大寺院供人瞻仰，場面隆重浩大。

憲宗元和中興

憲宗繼位後，決心“以法度裁製藩鎮”，開始對割據的藩鎮開展了一系列戰爭，他繼位次年就開始對西川節度副使劉辟開戰獲勝，同年楊惠琳不肯交出他的兵權，憲宗也征討他，惠琳敗死。元和二年（807年）討伐鎮海節度使李錡，元和七年（813年）魏博節度使田興歸服唐朝，同年他開始對抗拒唐朝的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作戰，但沒有能夠獲勝，從元和十年（815年）到元和十二年（817年）唐鄧節度使李訴平定了淮西吳元濟的叛亂。元和十三年（818年）發五道兵討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吳元濟被平定後，全國所有的藩鎮至少名義上全部歸服唐朝。

《劍橋中國隋唐史》說：“但直到9世紀的最後25年，除了河北幾部分外，這些制度改革使中央政府得以在全帝國重新樹立決定性的制度，從而進入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唐憲宗勵精圖治，重用賢良，改革弊政。在位15年間，勤勉政事，力圖中興，從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並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稱元和中興。

唐憲宗在長達十五年的統治時期，始終是佛教虔誠的護佑者。除了重要的軍務和政務外，他常常與僧人們在一起，要么詔令禪宗高僧入宮談論佛法，要么親自到京都地區的寺院參加法事，並慷慨地布施。在唐憲宗登基後的第一個五年內，每年至少有一位僧人被延請至宮中內殿，咨問佛法。⑸

根據《佛祖統紀》記載，元和元年，敕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掌內殿法儀；沙門靈邃錄右街僧事；詔沙門知玄入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二年，詔鵝湖大義禪師入見麟德殿，與諸法師議論；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詣闕進上。三年，詔章敬懷惲禪師至京召見內殿，咨問禪法。四年，詔惟寬禪師入見問禪要，敕住安國寺。五年，帝問澄觀國師：何謂華嚴法界？師曰：法界者眾生之性體也，世尊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事理互融無不周遍，帝豁然有得，敕有司鑄金印，封為大統清涼國師。

在唐憲宗時期，朝廷對宗教的管理機構實施改革，作了很多的改變。公元807年，唐憲宗任命宦官將領吐突承璀為左右街大功德使，並詔令功德使兼管僧尼和道士。由於功德使對佛道有絕對的控制權，全國幾十萬僧尼道士的簿籍就不再向祠部登記。為了給予佛教界一定的自主權，唐憲宗任命兩位高僧來負責原來祠部的管理職權，並監督佛教界的各種事務。這兩位僧官被稱為“僧錄”.這一改變，實際上是明確了佛教的自治性質。

元和十五年（公元819年），唐憲宗駕崩的前一年，皇帝接受功德使之請求，將法門寺著名的佛指骨舍利迎入大內供養。這樣的迎請本來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因為前代至少有過四位皇帝這樣做過。但是此舉遭到了著名散文家、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的強烈反對，事件就變得不同凡響。

第四部分晚唐時期的佛教（840-907）

唐武宗瘋狂滅佛

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趙歸真奏請與釋氏辨論。皇帝下詔令僧道會聚大明宮麟德殿。“上手付老子”，辯題是“論治大國若烹小鮮義”。代表佛教的知玄法師登座，大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辯說精壯，道士之流都辯不過他。知玄法師對皇帝說“神仙羽化山林匹夫獨善之事，非帝王所宜留神”。唐武宗聽後雖然臉色憤憤不平，但還是把知玄法師放還桑梓了。

同年正月三日，唐武宗在其赦文中已經聲稱，即使是較大的寺院，因為近來的沙汰僧尼，半數已經空閒。唐武宗對這個成果表示滿意，並且再次重申要將那些有戒行的僧尼移到大寺院。又令功德使檢查富有的寺院，給它們留下日常必需外，其他物品全部變賣。這是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公開地搶奪佛教的資產。

同年三月，唐武宗又頒布了兩道盪除佛教的詔書，一道關於剝奪寺產，規定“諸寺錢物，兼貨賣奴婢贖錢，並皆官收，擬充百寮祿料”；另一道關於僧眾還俗，規定天下僧尼四十歲以下者必須還俗。當時道教仙台剛剛落成，唐武宗登上仙台，令七位道士於台上飛練求仙。結果沒有一位道士能登仙的。皇帝很懊悔，但道士辯稱是佛教的黑氣壓過了道教的仙氣。唐武宗隨即敕令，天下僧尼五十歲以下者必須還俗。

從四月一日開始，皇帝詔令檢校天下寺院僧尼人數。長安開始辦理四十歲以下的僧尼還俗，每天辦理三百人，十五天內完成；從十六日開始，辦理五十歲以下到四十一歲的僧尼還俗。官府檢查度牒時，僧尼都不得離開寺院，否則將處以極刑。還有人建議將長安僧尼全部斬首，唐武宗在某些官員勸說下才沒有採取極端措施。

五月，唐武宗敕令兩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當時因拆除寺院受苦最深的除了無依無靠的奴婢外，還有寺院的慈善機構“悲田所”收養的年老體弱者。李德裕建議將佛教的“悲田”更改為“養病坊”，從沒收的天地中拿出一部分來，作為他們生活的來源和依靠。唐武宗接受了他的建議。

五月份，功德使下令沒有度牒的外國僧人回歸本國，規定違抗者將被處以極刑。這等於將生活在中國的天竺、中亞、新羅、日本僧人集體流放。日本僧人圓仁在他的日記中稱，五月十三日，圓仁接到通知，當晚就換了俗衣。兩天后離開長安，踏上日本的歸程。

六月底，全國各州的大小寺院已經基本上被拆除或作他用。長安最富麗堂皇的章敬寺、青龍寺與安國寺等，被改為皇家花園；只留下大慈恩寺、薦福寺、西明寺與莊嚴寺四座寺院，每寺最多留僧三十人。洛陽的情況亦是一樣。全國四十一道各允許留寺一座，按照級別可以留僧五到二十人。所以全國加起來包括京都，一共留寺院四十九座，容納僧眾大約800人。寺院的田產皆被沒收，無數佛像被毀壞，無數僧尼流離失所。全國佛教界已經奄奄一息。

唐宣宗撥亂反正

唐宣宗李忱（810-859年），是唐憲宗十三子，初名李怡，封光王。846年唐武宗死，他以皇太叔的身份被宦官馬元贄等立為新皇，在位十三年。《舊唐書》記載：“帝外晦而內朗，嚴重寡言，視瞻特異。幼時宮中以為不慧。十餘歲時，遇重疾沈綴，忽有光輝燭身，蹶然而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僚。乳媼以為心疾。穆宗視之，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憊也。”

唐宣宗是晚唐值得讚許的一位皇帝。他雖然無法扭轉唐帝國走向衰敗的大勢，但他畢竟用心竭力做一位好皇帝。史料多稱讚宣宗皇帝明察沉斷，從諫如流，恭謹節儉，惠民愛物，是明君英主，有唐太宗之風骨。對佛教而言，唐宣宗撥亂反正，迅速改變唐武宗的滅佛政策，是作出過重大歷史貢獻的人物。

唐宣宗登基時，已經三十五歲了，與他的父親唐憲宗一樣，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親眼目睹唐武宗滅佛對佛教的摧殘，內心痛苦反抗，而又無可奈何。相傳，他為了躲避嫌疑，曾經剃度出家，遊方天下。登基後，他立即著手對佛教的撥亂反正，有計畫有步驟地恢復佛教的種種制度和事務。唐宣宗首先要整肅的人物就是趙歸真和李德裕。

大中元年（847年），登基後的第一個月，唐宣宗恢復了設定功德使職位，為了消除朝臣們的疑慮，特意任命前任“無道心”的楊欽義擔任這個職務。在唐武宗時代，楊欽義本人可能並不願意冒犯佛教，但確是是皇帝詔令的忠實執行者。楊欽義上任後，立即下令抓捕道教頭目趙歸真，還有另外十一位道士，他們的罪名是“惑亂先朝，毀除佛教”。⑴這十二個人被集體處死，屍首示眾，得到了應有的果報。

而對於朝官李德裕，此時早已人神共憤，唐宣宗四月份就把他從門下侍郎的相位撤下，之後一路貶官，終於在公元849年底貶到了偏遠的海南島崖州任所，最後於此悲慘死去。在佛教而言，李德裕是自作自受，得到了所造罪業的報應。

功德使楊欽義迎合唐宣宗的意思，以策定功請復佛教，奏請將京都長安保留的四座寺院增加到十六座，唐宣宗立即同意了這個請求，並下《復廢寺敕》說：“會昌季年，並省寺宇。雖雲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宏。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⑵。為了節省開支，皇帝敕令修復部分被損壞的主要寺院，並給它們按上了以示復興的新名字。作為統左禁軍的楊欽義，訪求已經被迫還俗的知玄法師，請他恢復僧人的身份，併入居寶應寺。知玄法師在壽昌節講贊佛經，為三教首座。唐宣宗以一所舊邸修造法乾寺，命知玄法師居之。

唐宣宗恢復佛教的行動是謹慎和有效的。為了避免過激行為，朝廷在修復寺院佛像的時候，規定不得使用金銀銅鐵等金屬或寶石，指出“但用土木，足以致敬”。⑶為了表示對佛教的誠敬，唐宣宗又恢復了三齋月禁止屠宰的習俗。6月份是皇帝誕辰日，僧人們又被邀請到宮中，與道士一道接受內齋和獻上祝福。

評論摘錄

評唐高祖

唐高祖（566-635年）世壽七十歲。626年退位，做了十年的太上皇。歷史上對唐高祖的評價，遠不及漢朝開國皇帝劉邦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舊唐書》史臣贊“高皇創圖，勢若摧枯；國運神武，家難聖謨”，又說高祖“優柔失斷”⑸。高祖開國之功勳，多得益於眾兒子之力；李世民功高蓋主，玄武門之變，迫使高祖禪讓。

高祖一生嬪妃無數，共有22個兒子和19個女兒。作為人王和世子，其福報興隆之極。高祖退位後還過了十年天倫之樂，可謂福德圓滿，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其世間福受如是，於佛教必定缺乏信仰，由此可以推測高祖對佛教之基本態度。

史家云：“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凡人記錄歷史，都是有作者的意圖的。我們講唐代佛教歷史，從人的層面講，是為了呼喚中華民族人性的回歸；從事的層面講，是為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復興。

唐高祖建立政權後的一系列作為：兩次大赦天下、出放宮女、拜詣老子和埋葬前朝皇帝等，說明他是一位心胸寬廣的人，富有仁愛之心，珍惜人之生命，體恤人民百姓。“武德二年正月甲子，陳叔達兼納言。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⑶。雖然沒有古代堯舜之德行，他能約束自我，主張節儉，崇尚孝行，可謂具良好之道德情操者。眾緣和合，天下歸心，開國皇帝如此，唐朝興盛早在李淵的身上已經看出端倪了。

評唐太宗

唐太宗登基時正值三十出頭的青壯年時期，胸懷滿腔之抱負，自然展現一種海納百川的心量和氣魄，進而利用佛教的莊嚴法會和儀式來裝點江山。佛理是博大精深的，清心信佛更是因緣所致。這段時間，我們沒有看到唐太宗向佛教高僧請益，他甚至還停止了高祖在京師立佛教十大德的做法。至於更深入一步的研讀佛經、宗教論壇等，我們沒有看到。只有《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之類為國民祈福的讀經，是佛教教義中很淺易而功利性層面的東西，還沒有涉及深層次的第一義諦。

不過，唐太宗一直努力營造自己作為一位孝子的形象。因為玄武門之變，給很多人包括他的家人留下陰影，為了能使李家王朝千秋萬代，李世民試圖努力去補救。在這個方面，佛教也可以幫助他做些事情。唐太宗十五歲時（公元613年），母親就去世。每到母親之忌辰，他都舉辦佛事來紀念。

唐太宗剛即皇帝位時，多修功德，三年設齋，可見其別有用心，或用心良苦。他為太武皇帝營造龍田寺；公元634年，為了紀念崇佛之母親，唐太宗敕令修建弘福寺。他還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壽誕慶典等，來表示他的孝道之行。

進入公元649年，唐太宗的健康日益惡化。四月，唐太宗再次病重，在太子和玄奘法師的陪同下，離開長安，前往南部山中的翠微宮⒇。唐太宗基本上不關心朝政了，絕大多數時間都與玄奘法師探究生死問題。唐太宗自感大限已到，就更多談論因果輪迴和印度聖僧的應化事跡。在一次談話中，唐太宗惋惜道：“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在唐太宗生命的最後幾天裡，玄奘法師一直陪伴著他，給他最後的安慰。

評武則天

在中國歷史上，武則天是獨一無二的。從秦始皇開始到大清帝國滅亡，中國兩千一百多年，共有皇帝兩百多位，而武則天是其中唯一的女皇。她十四歲被選入皇宮，二十六歲時棲身寺院，三十二歲被唐高宗立為皇后，六十歲開始執掌大權，六十七歲時登上帝位，世壽八十二歲。武則天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女人，是男權社會的一個神話。

武則天的一生代表著一個時代。在那個時期，女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間和自由。女性的社會地位大幅度提高。在大明宮，女人不僅是最高統治者，一些貴族出生的女官們也經常參政議政。尤其是宮廷佳麗和貴族女子，她們經常扮演曾經只屬於男人的角色。

根據史料記載，大明宮的宮女們非常喜歡一種娛樂活動——蹴鞠。蹴鞠最早起源於軍事訓練，是流行於中國古代的一種體育運動。有點類似現代的足球比賽。在唐代以前，這種娛樂活動被認為並不適合女人。但是在大明宮，在長安城，在大唐帝國，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樣，參與她們喜歡的任何娛樂活動。根據唐代的史料來看，武后時代，女人擁有很大程度的婚姻自主，離婚和再嫁非常普遍。

在武則天當政的時代，女人的服飾開放而又華麗。遮擋臉部的面紗消失了，美麗的容顏完全暴露在陽光下。從大明宮開始，長安開始流行一種無領的女裝，裡面竟然沒有內衣。裙帶當風，紗羅飄舞，大唐女人所擁有的生活，即使是今天的人們也很難想像。宮廷引領著長安的時尚，逐漸波及整個長安城。

史書記載，在武則天統治的年代，每逢春暖花開，長安的街道上冠蓋盈野、美人如雲。每逢良辰美景、佳節麗日，女人們更是濃妝艷抹、看花踏青、觀燈賞月。今天，在唐代的繪畫裡，從這些出土墓葬的壁畫中，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她們的激情，觸摸到她們撲面而來的青春氣息。

武則天是一個十分愛才的皇帝。她雖然曾經用鐵腕一般的手段處理過政敵，但隨著她掌握政權後，廣納天下賢良，知人善任，朝風為之一改。在朝廷的《求訪賢良詔》中，武則天說：“鸞台：上之臨下，道莫貴於求賢；臣之事君，功豈逾於進善。所以允凝庶績，式靜群方，成大廈之凌雲，濟巨川之沃日。故周稱多士，著美風謠；漢號得人，垂芳竹素。歷觀前代，罔不由茲。朕雖宵分輟寢，日旰忘食，勉思政術，不憚劬勞，而九域之至廣，豈一人之獨化，必佇材能，共成羽翼。雖復群龍在位，振鷺充庭，仍恐屠釣或違，薖軸尚隱，未殫岩穴之美，或委邱園之秀。所以屢回旌帛，頻遣搜揚，推薦之道相尋，而虛佇之懷未愜，永言於此，寤寐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其有抱梁棟之才，可以丹青神化；蘊韜鈐之略，可以振耀天威；資道德之方，可以獎訓風俗；踐孝友之行，可以勸率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胄；蓄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直言無隱；履清白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取人以器，求才務適。所司仍具為限程，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武則天的寬廣胸懷，還表現在外交政策上。自漢帝國開通絲綢之路以來，生活在西域以及今天中亞一帶的少數民族就不斷來到中原，這些人被籠統地稱為胡人。在大唐的都城長安，胡人隨處可見。

唐代的史料中記載，胡人戴著漢人的帽子，漢人穿著胡人的衣衫，包括一萬戶突厥人在內，長安城中的胡人很可能有近十萬之多。擅長經商的粟特人主宰著西市的貿易，龜茲的舞女在酒肆最受歡迎，于闐人以繪畫而赫赫有名，高昌的樂人常常被皇室選中前往宮廷演奏，不僅如此，很多胡人直接為皇室服務，大明宮中的皇家衛隊里就有不少胡人，甚至連皇家衛隊的隊長，也是胡人出身。

政治上不分疆界、張開懷抱；經濟上不分族別、競爭謀生；族別上不分胡漢，皆為臣民，胡人幾乎融進了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大唐帝國的統治者大度豁達、自信包容，可能與遺傳中的胡人血統有一定關係。學者們考證，大唐的前三位皇帝，其母系血統都是胡人，唐高宗李治更是充滿了胡氣，漢族血統只占四分之一。漢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摻進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靈魂中，也銘刻著漢民族的文化烙印。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開放包容，大氣磅礴，各民族、各宗教在大唐和諧相處，對中華和夷狄愛之如一，這就是公元七世紀的大唐帝國。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歷史往往因為武則天篡位和殘殺高宗的嬪妃而視其為十分殘忍的女人。但是我們檢閱《舊唐書》，則發現武則天是唐代所有皇帝中，最多（至少21次）下詔大赦天下，並且禁止殺生的皇帝。

唐朝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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