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選典藏：宋詩選注

《宋詩選注》是錢锺書精心選篇、細緻注釋的一部精品，是宋詩選本中的佼佼者，出版以來受到廣泛好評，幾經修訂，已成經典之作。其注釋思維開闊，引述廣博，啟發讀者良多。

基本介紹

• 書名：名家名選典藏:宋詩選注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020090976
• 作者：錢锺書
•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 頁數：298頁
• 開本：32
• 品牌：人民文學
• 字數：227 千字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宋詩選注》是宋詩選本的經典。選詩極有特色，注釋翔實。書前有序言，每一詩人前有小傳。作者高屋建瓴地對宋代詩人的個性以及宋詩的淵源發展、成敗得失，乃至古典詩歌的基本理論進行了精彩的點評和梳理。全書旁徵博引，語妙天下。

作者簡介

《宋詩選注》作者：錢锺書，江蘇無錫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號槐聚，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著有《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管錐編》《談藝錄》《七綴集》《槐聚詩存》等。

圖書目錄

導讀
序
柳開
塞上
鄭文寶
柳枝詞
王禹翶
對雪
寒食
村行
寇準
書河上亭壁
夏日
林逋
孤山寺端上人房寫望
晏殊
無題
梅堯臣
田家
陶者
田家語
汝墳貧女
魯山山行
東溪
考試畢登銓樓
蘇舜欽
城南感懷呈永叔
夏意
淮中晚泊犢頭
初晴游滄浪亭
暑中閒詠
歐陽修
晚泊岳陽
戲答元珍
啼鳥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別滁
奉使道中作
柳永
煮海歌
李覯
獲稻
鄉思
苦雨初霽
陶弼
碧湘門
文同
早晴至報恩山寺
織婦怨
晚至村家
新晴山月
曾鞏
西樓
城南
王安石
河北民
即事
葛溪驛
示長安君
初夏即事
悟真院
書湖陰先生壁
泊船瓜洲
江上
夜直
鄭獬
采鳧茨
道旁稚子
滯客
春盡
劉攽
江南田家
城南行
雨後池上
新晴
王令
餓者行
暑旱苦熱
呂南公
老樵
勿願壽
晁端友
宿濟州西門外旅館
蘇軾
和子由澠池懷舊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
望海樓晚景
吳中田婦嘆
法惠寺橫翠閣
飲湖上初晴後雨
書雙竹湛師房
中秋月
端午遍游諸寺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
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南堂
題西林壁
春日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
惠崇春江曉景
荔支嘆
澄邁驛通潮閣
秦觀
泗州東城晚望
春日
秋日
金山晚眺
還自廣陵
張耒
感春
勞歌
有感
海州道中
和周廉彥
夜坐
初見嵩山
福昌官舍
孔平仲
霽夜
禾熟
張舜民
打麥
村居
賀鑄
清燕堂
野步
題諸葛谼田家壁
宿芥塘佛祠
唐庚
訊囚
春日郊外
棲禪暮歸書所見
春歸
醉眠
黃庭堅
病起荊江亭即事
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
新喻道中寄元明
陳師道
別三子
示三子
田家
絕句
春懷示鄰里
徐俯
春遊湖
洪炎
山中聞杜鵑
四月二十三日晚同太沖表之公實野步
江端友
牛酥行
韓駒
夜泊寧陵
呂本中
春日即事
兵亂後雜詩
柳州開元寺夏雨
連州陽山歸路
宗澤
早發
汪藻
春日
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侄
即事
王庭珪
和周秀實田家行
移居東村作
二月二日出郊
曾幾
蘇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
雨三日秋苗以蘇喜而有作
三衢道中
李綱
病牛
李彌遜
雲門道中晚步
東崗晚步
春日即事
陳與義
襄邑道中
中牟道中
清明
雨晴
登岳陽樓
春寒
……
補註
附錄

序言

序

關於宋代詩歌的主要變化和流派，所選各個詩人的簡評里講了一些；關於詩歌反映的歷史情況，在所選作品的注釋里也講了一些。這裡不再重複，只補充幾點。
一
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那種亂糟糟的割據局面，能夠維持比較長時期的統一和穩定，所以元代有漢唐宋為“後三代”的說法。(郝經：《陵川文集》卷十《溫公畫象》，趙汸：《東山先生存稿》卷一《觀輿圖有感》第四首自注。)不過，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的強大，我們只要看陸游的一個詩題：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劍南詩稿》卷十二）宋太祖知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曾把南唐吞併，而也只能在他那張臥榻上做陸游的這場仲夏夜夢。到了南宋，那張臥榻更從八尺方床收縮而為行軍帆布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帙》卷五十四載吳伸《萬言書》里還引了宋太祖那句話來勸宋高宗不要“止如東晉之南據”。）此外，又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既繁且復的行政機構增添了做官的名額，宋代的官僚階級就比漢唐的來得龐大，所謂“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冗三費疏》）北宋的“冗官冗費”已經“不可紀極”。（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費”條）宋初有人在詩里感慨說，年成隨你多么豐收，大多數人還不免窮餓：“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 （張詠：《乖崖先生文集》卷《憫農》）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只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實，人民負擔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選的唐庚《訊囚》詩就老實不客氣的說大官小吏都是盜竊人民“膏血”的賊。國內統治階級和人民民眾的矛盾因國際的矛盾而牴觸得愈加厲害；宋人跟遼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輸的，打仗要軍費，打敗仗要賠款買和，朝廷只有從人民身上去榨取這些開銷，例如所選的王安石《河北民》詩就透露這一點，而李覯的《感事》和《村行》兩首詩更說得明白：“太平無武備，一動未能安……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 “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平時不為備，執事彼何人……” （《李直講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北宋中葉以後，內憂處患、水深火熱的情況愈來愈甚，也反映在詩人的作品裡。詩人就像古希臘悲劇里的合唱隊，尤其像那種參加動作的合唱隊，隨著搬演的情節的發展，歌唱他們的感想，直到那場戲劇慘痛的閉幕、南宋亡國，唱出他們最後的長歌當哭：“世事莊周蝴蝶夢，春愁臣甫杜鵑詩!” （馬廷鸞：《碧梧玩芳集》卷二十四《題黎芳洲詩集》引了這兩句，還說：“所謂長歌之哀非耶?”）
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裡產生，在他生活的現實里生根立腳，但是它反映這些情況和表示這個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樣。單就下面選的作品而論，也可以看見幾種不同的方式。
下面選了梅堯臣的《田家語》和《汝墳貧女》，注釋引了司馬光的《論義勇六札子》來印證詩里所寫當時抽點弓箭手的慘狀。這是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我們可以參考許多歷史資料來證明這一類詩歌的真實性，不過那些記載儘管跟這種詩歌在內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檔案，不是文學，只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作為詩歌的惟一衡量。也許史料里把一件事情敘述得比較詳細，但是詩歌里經過一番提煉和剪裁，就把它表現得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產生了又強烈又深永的效果。反過來說，要是詩歌缺乏這種藝術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鋪直敘，那么，雖然它在內容上有史實的根據，或者竟可以補歷史記錄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韻的檔案，例如下面王禹偁《對雪》的注釋里所引的李復《兵饋行》。因此，《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里來鑑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
下面選了范成大的《州橋》，注釋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樓鑰和韓元吉的記載來說明詩里寫的事情在當時並沒有發生而且也許不會發生。這是另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們愈加明白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的事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像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參看亞理士多德《詩學》第1451(乙)、1460(乙)。《左傳》宣公二年記載鉏麑自殺以前的獨白，古來好些讀者都覺得離奇難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為既然是獨白，“又誰聞而誰述之耶?”(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鈔》卷一《鉏麑論》)。但是對於《長恨歌》故事裡“夜半無人私語”那樁情節，似乎還沒有人死心眼的問“又誰聞而誰述之耶?”或者殺風景的指斥“臨邛道士”編造謊話。）南宋的愛國志士最擔心的是：若不趕早恢復失地，淪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習而相安，忘掉了祖國。（例如《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帙》卷六十八載楊造《乞罷和議疏》講到淪陷的人民，就說：“竊恐歲月之久，人心懈怠。”）不過，對祖國的憶念是留在情感和靈魂里的，不比記生字、記數目、記事實等等偏於理智的記憶。後面的一種是死記憶，好比在石頭上雕的字，隨你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總要模糊銷滅；前面的一種是活記憶，好比在樹上刻的字，那棵樹愈長愈大，它身上的字跡也就愈長愈牢。從韓元吉的記載里，看得出北方雖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裡的人民還是懷念祖國。（參看辛啟泰輯《稼軒集鈔存》卷一《乾道乙酉進美芹十論》里《觀釁》第三）范成大的詩就是加強的表白了他們這種久而不變、隱而未申的愛國心，來激發家裡人的愛國行動，所以那樣真摯感人。
下面選了蕭立之的《送人之常德》，注釋引了方回的逸詩作為參照，說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個桃花源去隱居，免得受異族的統治。這是又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一首詠懷古蹟的詩雖然跟直接感慨時事的詩兩樣，但是詩里的思想感情還會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標記，恰像一首詠物詩也可以詩中有人，因而幫助讀者知人論世。譬如汪藻有一首《桃源行》，裡面說：“那知平地有青雲，只屬尋常避世人……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求長年！” 宋詩選注宋詩選注這首詩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時候作的，（黃震：《黃氏日抄》卷六十六）寄托在桃花源上的諷喻就跟蕭立之詩里寄托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宋代有一首海外奇談之類的長詩、鄒浩的《悼陳生》，（《道鄉集》卷二）詩很笨拙，但是敘述的可以說是宋版的桃花源。（這樁奇聞當時頗為流傳，例如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就有詳細的敘述，還說：“又聞舒信道嘗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南宋初康興之《昨夢錄》記楊可試兄弟被老人引入“西京山中大穴”，內有“大聚落”，可供隱居，也正是桃花源的變相。）有個寧波人陳生，搭海船上南通泰縣一帶，被暴風吹到蓬萊峰，看見山里修仙的“處士”，是唐末避亂來的，和“中原”不通訊息：“‘於今天子果誰氏?’語罷默默如盲聾”；這位陳生住了一程子，又想應舉做官——“書生名利浹肌骨，塵念日久生心胸”——因此那個處士用縮地法送他回去，誰知道“還家妻子久黃壤，單形雙影反匆匆”，陳生就變成瘋子。鄒浩從他的朋友章潛那裡聽到這樁奇聞，覺得秦始皇漢武帝求仙而不能遇仙，陳生遇仙而不求仙：“求不求兮兩莫遂，我雖忘情亦欷歔；仲尼之門非所議，率然作詩記其事。”鄒浩作這首詩的時候，宋徽宗還沒有即位，假如他聽到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又恰碰上皇帝崇道求仙、排斥釋教，以他那樣一個援佛入儒的道學先生，感觸準會不同，也許借題發揮，不僅說“非所議”了。鄒浩死在靖康之變以前，構想他多活幾年，嘗到了國破家亡的苦痛，又聽得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以他那樣一個氣骨頗硬的人，感觸準會不同，也許他的“欷歔”就要親切一點了。只要看陸游，他處在南宋的偏安局裡面，耳聞眼見許多人甘心臣事敵國或者攀附權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氣節拍合起來，（《劍南詩稿》卷二十三《書陶靖節桃源詩後》：“寄奴談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晉鼎遷；獨為桃源人作傳，固應不仕義熙年!”）何況連殘山剩水那種托足之地都遭剝奪的蕭立之呢?

……
有兩部比較流行的書似乎這裡非講一下不可：吳之振等的《宋詩鈔》和厲鶚等的《宋詩紀事》。這兩部書規模很大，用處也不小，只是我們用它們的時候，心裡得作幾分保留。王安石的《唐百家詩選》據說是吃了鈔手偷懶的虧，他“擇善者簽帖其上，令吏鈔之；吏鈔書字多，輒移荊公所取長詩簽，置所不取小詩上，荊公性忽略，不復更視”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九，參看周煇《清波雜誌》卷八。）；錢謙益的《列朝詩集》據說是吃了鈔手太賣力氣的虧，是向人家借了書來選的，因為這些不是自己的書，他“不著筆，又不用簽帖其上，但以指甲掐其欲選者，令小胥鈔，胥於掐痕侵他幅，亦並鈔，牧翁不復省視。” （閻若璩：《潛邱札記》卷四上。在書本上掐指甲痕，以為這樣可以有痕無跡，看來是明代流行的習慣，劉若愚：《酌中志》卷十三就講起過。）在《宋詩鈔》的謄寫過程里是否發生這類事情，我們不知道。不過我們注意到一點：對於卷帙繁多的別集，它一般都從前面的部分抄得多，從後面的部分抄得很草率。例如只鈔了劉克莊《後村居士詩集》卷一至卷十六里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里一字未鈔。老去才退誠然是文學史上的普通現象，最初是作者出名全靠作品的力量，到後來往往是作品有名全虧作者的招牌；但是《宋詩鈔》在“凡例”里就聲明“寬以存之”，對一個人的早期作品也收得很濫，所以那種前詳後略的鈔選不會包含什麼批判。其次，它的許多“小序”也引人誤會，例如開卷第一篇把王禹偁說得仿佛他不是在西崑體流行以前早已成家的；在鈔選的詩里還偶然製造了混淆，例如把張耒《柯山集》卷十《有感》第三首鈔在蘇舜欽名下，題目改為《田家詞》。管庭芬的《〈宋詩鈔〉補》直接從有些別集裡採取了作品，但是時常暗暗把《宋詩紀事》和曹庭棟《宋百家詩存》來湊數。例如《〈南陽集〉補鈔》出於《宋詩紀事》卷十七，《玉楮集鈔》完全根據《宋百家詩存》卷十二。至於《宋詩紀事》呢，不用說是部淵博偉大的著作。有些書籍它沒有採用到，有些書籍它採用得沒有徹底，有些書籍它說採用了而其實只是不可靠的轉引，這許多都不必說。有兩點是該講的：第一，開錯了書名，例如卷四十七把稱引尤袤詩句的《誠齋詩話》誤作《後村詩話》，害得《常州先哲遺書》里的《〈梁溪集〉補遺》以訛傳訛；第二，刪改原詩，例如卷七和卷三十三分別從《宋文鑒》里引了孫僅《勘書》詩和潘大臨《春日書懷》詩，但是我們尋出《宋文鑒》卷二十二和卷二十三里這兩首詩來一對，發現《宋詩紀事》所載各個短了兩聯。陸心源的《〈宋詩紀事〉補遺》是部錯誤百出的書，把唐代王績(改名王闐)和張碧的詩補在卷四十三和卷八十八里，把金國麻革的詩補在卷三十九里，卷二王嗣宗《思歸》就是《宋詩紀事》卷二的王嗣宗“題關右寺壁”，卷三十一張袁臣的詩就是“宋詩紀事”卷四十六張表臣的詩，卷五十六危正的詩就是《宋詩紀事》卷五十六危稹的詩，諸如此類大約都屬於作者自誇的補漏百餘家裡面的（《儀顧堂題跋》卷十三《(宋詩紀事)跋》。）。雖然這樣，它畢竟也供給些難得的材料。在一篇古代詩人的事跡考里，有位大批評家說自己讀了許多無用之書，倒也幹了一件有用之事，值得人家感謝，因為他讀過了這些東西就免得別人再費力去讀（萊辛(Lessing)“索福克勒斯”(Sophokles)，見彼得森(J．Petersen)與歐爾斯好森(w．v．O lshausen)合編《萊辛集》第13冊，第396頁，參看潑朗脫爾(Call Prantl)的經典著作《邏輯學史》(Geschichte der Logik)第四冊序文，第3頁。）。我們未必可以輕心大意，完全信任吳之振、厲鶚等人的正確和周密，一概不再去看他們看過的書。不過，沒有他們的著作，我們的研究就要困難得多。不說別的，他們至少開出了一張宋代詩人的詳細名單，指示了無數探討的線索，這就省掉我們不少心力，值得我們深深感謝。
我也愉快地向幾位師友致謝。假如沒有鄭振鐸同志的指示，我不會擔任這樣一項工作；假如沒有何其芳同志、余冠英同志的提示和王伯祥同志的審訂，我在作品的選擇和注釋里還要多些錯誤；假如沒有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諸位同志的不厭麻煩的幫助，我在書籍的參考里就會更加疏漏。希望他們接受我的言輕意重的感謝。 　

《宋詩選注》導讀

宋詩存世二十五萬餘首，大約是存世唐詩的五倍。然而在一般讀者心目中，宋詩似不如唐詩；但在專業讀者看來，唐詩和宋詩，堪稱“詩歌史上雙峰並峙的兩大典範”（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三卷）。中國古典詩歌體式至唐大備，後世並沒有產生出新的形式，在這相對穩定的形式中，唐詩和宋詩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基本審美範式，元、明、清詩歌大體都可以劃歸到這兩種範式中。如錢锺書先生《談藝錄》所言：“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宋詩不像唐詩那樣集中和相對直觀地呈現詩人的精神風貌與深情雅韻，而是多以冷靜客觀的態度去體驗生活和表現生活，甚至把感情本身也作為理性考察的對象，以至“運思造境，鍊句琢字，皆剝去數層，透過數層”（繆鉞《論宋詩》），開出一條以思理取勝的詩歌新路。
相較眾多聲名赫赫的唐詩選本，宋詩選本不僅總量遠為遜色，而且名頭響亮的選本更少。古代以清人吳之振的《宋詩鈔》和厲鶚的《宋詩紀事》較具代表性，今人則以錢锺書先生的《宋詩選注》影響最大。
《宋詩選注》被列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校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第五種”，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發行後，至今已重印、再版二十餘次，發行總量超過四十萬冊。它原是一本普及性讀物，許多學者則將之作為嚴肅的學術著作來對待，撰寫了不少專題研究論文，可以說，半個多世紀以來，不論在普及領域還是專業領域，《宋詩選注》的影響都持續不衰。
《宋詩選注》的內容分為序、選目、評和注四個部分。
序長達萬餘字，分三節。第一節談宋詩的時代背景與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並以《宋詩選注》中的選目為例，指出宋詩的三種反映社會現實的方式；第二節談宋詩的優劣和對宋詩的整體評價，指出宋詩的缺點是愛“模仿”、“剿襲”，“資書以為詩”，影響了其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能力；宋詩不善於寫愛情，而“愛講道理，發議論”；優點是在技巧和語言方面比唐人更為精益求精，“譬如某一個意思寫得比唐人透徹，某一個字眼或句法從唐人那裡來而比他們工穩”；總的評價是“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第三節交待選詩的標準，即“六不選”：即押韻的檔案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也不選；大模大樣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把前人的詞意改頭換面而絕無增進的舊貨充新也不選；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勻稱的不選；當時傳頌而現在看不出好處的也不選。另外指出選宋詩遠較選唐詩為難，需要“儘量翻看宋詩的總集、別集以至於類書、筆記、方誌等等”。序言中的“六不選”堅持了藝術審美的標準，代表了錢锺書先生對中國詩學的基本看法，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文藝以政治為第一標準的大氣候中，顯得尤其珍貴。
選目上，在修訂後共選詩人80家，選錄詩歌377首，其中絕句192首。所選詩人中，既有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楊萬里、范成大、文天祥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家名家，又有文同、王令、呂南公、唐庚、洪炎、李彌遜、董穎、華岳、劉宰、洪咨夔、羅與之、利登這樣的中小詩家，從而挖掘出大批前人未曾重視但又確有價值的作家作品，使宋詩史的面貌頓改舊觀，呈現出立體豐富的景觀。
評和注是錢锺書先生的深心所寄，也是全書的核心價值所在。“評”是對所選詩人生卒年、姓名字號、籍貫、著述的介紹和對其詩歌的評價。八十家詩人評論篇篇精彩，字字璣珠，貫串起來，簡直就是一部濃縮的宋詩史。“注”是對“評”和所選詩篇的注釋，但沒有採用重視出典、字義、章法等傳統箋注方式，而是重視對詩語的全面考索和對詩藝的多層次品藻鑑賞，特別是對詩歌審美因素嬗遞演變的注釋，往往窮源溯流，縱橫古今，如注樂雷發《烏烏歌》，引書數十種，透徹解析了“道學亡國論”的來龍去脈。王水照在《關於宋詩選注的對話》一文中對此書評、注特點有精準的論述，認為錢先生運用比較的方法，在苦心蒐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結合政治社會學、民俗學、心理學、邏輯學、方言學等廣闊的文化背景，一切從具體特殊的審美經驗和事實出發，對詩歌的題材、境界、風格、意象、句式、用語等做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立體式鑑賞。“錢先生的注釋，打破了傳統選本著重於詞語訓釋、名物闡解、章句串講的框架，而是把注釋和鑑賞、評判結合起來。……它的最大特點是使傳統的直覺體驗和主觀感悟式的鑑賞，上升到理性的藝術規律性的認識。”
值得注意的是，錢锺書先生是語言藝術大師，特別是對比喻的運用，更令人拍案叫絕。因此《宋詩選注》不僅見解博雅精到，而且語言幽默老辣，用了很多豐富生動的比喻。如他說那些脫離生活本身、抄書以為詩的人是“把書架子和書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喪失了對具體事物的感受性，對外界視而不見，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魚，生活在一種透明的隔離狀態里”（《序》）；說那些當時傳誦而現在看不出好處的作品“仿佛走了電的電池，讀者的心靈電線也似的跟它們接觸，卻不能使它們發出舊日的光焰來”（《序》）；說王安石《書湖陰先生壁》中的“護田”、“排闥”是“比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讀者不必依賴箋注的外來援助，也能領會，符合中國古代修詞學對於‘用事’最高的要求”（《注》）；說王令詩歌語氣的雄壯“仿佛能夠昂頭天外，把地球當皮球踢著似的”（《評》）；說黃庭堅詩歌“生硬晦澀，語言不夠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層水汽、凍成一片冰花”（《評》）。讀起來叫人愛不釋手，回味無窮，可以說是《宋詩選注》的一大特色。
關於這本書，1981年錢锺書先生接受香港記者彥火採訪時說：“這部選本不很好，由於各種原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只有些評論和註解還算有價值。”（《錢锺書訪問記》）1988年他在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中又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它既沒有鮮明地反映當時學術界的‘正確’指導思想，也不爽朗地顯露我個人在詩歌里的衷心嗜好”。平心而論，對於宋詩的欣賞，往往需要較多的人生閱歷和知識儲備，在帶有普及性質的選注本中，如果多選那些思理深致，能夠鮮明體現宋詩特點的詩篇，顯然不利於一般讀者的接受與普及。那么儘量克制自己藝術趣味的錢先生，綜合考慮了時代要求、普及性質與藝術審美標準，選入較多在內容題材上反映民生疾苦、表現民族氣節、凝聚愛國主義精神的詩篇和意境風格“淺明俊爽”的詩作，而在序、評、注中展開對宋詩較全面深刻的揭示，使人在春風化雨中對宋詩特點有所領悟與感受，這也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方法吧。《宋詩選注》是多種因素折衷的結果，具有獨特的文化複合價值，因此要把序、選目、評與注結合來看，反覆誦讀咀嚼，才能入其心眼，得其大概。 　(張 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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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改《宋詩選注》
沙葉新
宋詩很難選。40年前還沒有一本像《全唐詩》那樣的宋詩總匯供選家使用，《全宋詩》是直到1991年才由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輯出版。因此1956年錢锺書先生選注宋詩時，只能在浩如煙海的宋人詩歌的總集、別集以及類書和筆記中去尋覓搜求，就像作全國人口普查一樣，先作一番全宋時代的“詩口”普查，其工程何等浩繁、何等宏偉！在一一“驗明正身”之後，再對它們逐個進行考核甄拔，要在成千上萬的宋詩中篩選出300首左右，這一切都是錢锺書先生花了兩年時間一個人單幹出來的！如果不是像他這樣學富五車、經綸滿腹且又能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的“素心人”，誰能肩此重任？況且宋詩歷來評價不一，蓋棺雖700餘年，仍無定論；歷代選家又多門戶之見，使得後人越選越難選；若非雄視千古、目光如炬的大家如錢锺書這樣的金鋼鑽，誰願能攬此“瓷器活”？
錢锺書先生對宋詩的甄選標準是：押韻的檔案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的把戲不選、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當時閃光而今已走電的不選……亦即凡有宋詩通病的一律不選，當然他所選的大都是足以代表宋詩水準的佳作了。“晨書冥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這是錢先生在1957年選宋詩過程中所寫的兩句詩，可見他的擇選之嚴。可是即便這樣一個選本也難以逃脫當時“政治標準第一”的陰影，只是影響不大而已。在那個唯“左”是從的年代，有錢锺書這樣的一個“藝術標準也第一”的選本，已算是奇蹟了。所以此選本一問世，即遭到迎頭痛擊。當時一些批判文章的作者倒也不乏名家，多為飽學之士，文章也寫得很有當年的水平。如果今後再版《宋詩選注》，很希望把這些批判文章附錄於後；如嫌多嫌長，可以選萃，可以撮要，以便今日的讀者對照欣賞。推而廣之，我希望一切從前有幸挨批的著作今後再版時，都能如此。那些奇文被淹沒，實在可惜。我敢說，這還能擴大銷路，讀者是一定會有興趣的。
錢锺書先生不是呆板學究，他是睿智才子。《宋詩選注》中的序言、各個詩人的簡評以及每首選詩的注釋寫得極為精妙。錢先生高屋建瓴，指點前賢，議論風生，語妙天下。我讀《宋詩選注》最強烈感受是錢先生的序、評、注比宋詩本身要好看。選詩原應是以詩為主，評註為副；讀《宋詩選注》則覺得是評註為主，詩為副。就像在婚禮上，伴娘卻比新娘漂亮，給賓客平添了不少驚喜！比如在談到“僻冷的作品”不選時，錢锺書先生寫道：
“假如僻冷的東西已經僵冷，一絲兒活氣也不透，那末頂好讓它安安靜靜的長眠永息。一來因為文學研究者只會套用人工呼吸法，並沒有還魂續命丹；二來因為文學研究者似乎不必去製造木乃伊，費心用力的把許多作家維持在‘死且不朽’的狀態里。”
這裡全是用小說、用散文的筆法在寫論文，文字靈動，比喻傳神。如果錢先生在90年代寫上述這段文字，很可能會改用現代科學用語作譬，試為改作：
“假如僻冷的東西已經僵冷，一絲兒活氣也不透，那末頂好讓它安樂死。一來因為文學研究者只會套用人工呼吸法，並沒有克隆技術；二來因為文學研究者似乎不必去製造水晶棺，費心用力的把許多作家維持在‘永朽不垂’的狀態里。……”
佛頭著糞，只當是開個玩笑，望錢先生勿以為仵，幸甚。
還有一個感覺也一併說出。錢先生的這個選本原是作為中國古典文學普及性的通俗讀物出版的，而且錢先生選詩的標準之一是拒絕“學問的展覽”，可錢先生的序、評、注則是不經意地展覽了自己的學問，古今中外，旁引博證，古文洋文，紛至沓來。比如，為了說明宋詩的“世態炎涼”和“市價漲落”，錢先生僅在一則“注”中便引證了《古今詩刪》、屠隆的《鴻苞集》、陳子龍的《陳忠裕全集》、袁宏道的《瓶花齋集》、陶望齡的《歇庵集》、譚元春的《東坡詩選》、黃宗羲的《明文授讀》以及明代的戲曲小說《荷花盪》、《鸚鵡洲》、《金瓶梅》甚至清末的《小說時報》等十幾條資料，前仆後繼，洶湧澎湃。又如，為了說明宋代詩人的“偷語”“偷意”，“向古人集中作賊”，錢先生還指明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一些理論家也曾明目張胆地勸詩人向古典作品中去盜竊，並引用了當時代表性的言論。錢先生在一條言論的註解中，除了註明該言論的出處（作者姓名、生卒年月、外文書名、所在頁碼）之外，還又引伸出另一些後世歐洲古典主義作家的相關資料，使人目不暇給，眼花繚亂。我曾擔心它給人的感覺似乎不是意在“通俗”，而會給人以誤解，以為是在炫示作者的“通才”。細思之，實為過慮，學問之大如錢先生者，何必炫示？也許這種“通俗”便是“通儒”的“通俗”。就像巨富，腰裡纏著的絕不會是分幣，出手總是萬元大鈔。錢先生是當今的學問首富，且又姓錢，更是如此。 　
1997.8.11，上海善作劇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