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性條件反射

增加反應發生的可能性和(或)頻度的任何刺激物。與強化可分為正性強化和負性強化一樣，強化物也有正性與負性之分。在正性強化中，所採用的強化物通常是各種形式的獎勵，為正性(陽性)強化物;在負性強化中，強化物是使消極的後果不出現，故為負性(陰性)強化物。有一些因素影響著給定強化物的強化效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同時性條件反射
• 外文名：simultaneous conditioning

概論

首先是強化物呈現的總次數。在經典的條件反射實驗中，隨著條件刺激物(CS)與非條件刺激物(US， 即強化物)配對呈現次數的增多，條件反應的強度(如唾液分泌量)和機率(條件反應發生的次數與條件刺激出現的次數之比)逐漸增大，直到達到學習的“高原”(強化次數的增多不再能增強反應)。人與動物的操作行為比較複雜，某些行為經一次強化便可產生相當的強度，甚至終身不發生消退;另一些行為隨著強化次數的增多而變得牢固;還有一些行為則可能是先被增強，後又被削弱。

其次是強化物出現的時間。在經典的條件反應形成階段，CS與US呈現間的時間關係是影響強化效果的重要因素。依這兩個刺激物間的時間關係，可以區分出四類經典條件作用： 同時性條件作用、延遲性條件作用、痕跡性條件作用和反向性條件作用。研究表明，強化作用最大的是CS先於US 0.5秒的同時性條件作用。後向條件反射幾乎不可能形成，痕跡性條件反射也較難形成。在操作條件作用中，強化物於靶反應之後立即出現者，強化效果比延遲提供者好。

影響給定強化物強化效果的因素還有強化的分配——強化計畫表，和個體的需要、愛好與動機等主觀因素。參見“強化”、“強化計畫表”、“同時性條件作用”、“延遲性條件作用”、“痕跡性條件作用”和“反向性條件作用”。

心理學基礎

發展心理學

在精神科的臨床實踐中， 臨床醫生往往容易僅僅關注患者目前的問題和處理目前最需要處理的各種症狀， 這無可非議。但如果只看患者目前的情況和以僅僅暫時控制患者目前的症狀為最終的目標， 就會使治療僅限於表層， 既影響治療的質量， 又使精神病學的學科僅僅停留在對於一些“模稜兩可”概念的解釋和爭論上。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 精神科臨床工作中有一個重要的基礎工作就是對患者個人史的採集， 個人史的基本內容一般都包括個體在孕期母親的情況(如情緒狀態、 生理狀況等)、 個體在嬰兒期的情況(如心理和生理早期發育的情況)、 學齡前期的情況(如親職教育、 早期行為方式等)、 學齡期的情況(學習成績與老師和同學的關係等)、 工作情況(如工作能力、 人際關係、 違紀違法行為等)、 個體一生中的重大生活事件以及對一個成年患者個性特徵的描述。這個基本要求實際上就是希望精神科臨床醫生關注患者的發展過程， 但遺憾的是在實際工作中， 許多醫生只是“照章辦事”地完成了或勉強完成了以上工作， 並不理解了解這些情況對於該個體診斷、 治療、 康復的重要性， 以至於出現將採集這部分信息作為一個可有可無的程式或者對於所採集的資料視而不見的情況。

發展心理學則是對整個生命過程中結構、 功能和過程系統性變化的科學研究。發展的觀點要求不僅需考慮患者當時的表現和症狀的相似點， 而且還需考慮既往的特徵、 直接的後果和長期的影響。這就是臨床精神病學與發展心理學的連線點所在。發展心理學主要研究系統性改變的種族特有的模式(以及種族的主要傾向)， 這個新興的專業所研究的則是個體的差異， 有利於對於患者各種精神疾病的個體的了解。發展心理病理學的組織框架是通過對精神疾病的預測因素、 原因、 過程、 結果和環境共生現象的研究， 從而發現有效的治療和預防辦法。這種研究沿著發展的框架進行， 又包含了多學科的知識(如心理生物學、 神經科學、 認知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等)和多層次的分析(如神經突觸、 心理生理反應、 精神現象、 行為活動和人格模式等)。發展心理學和發展心理病理學之間是相互影響的： 對正常發展的研究為異常現象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而對心理病理學的研究又幫助我們了解正常的發育過程。在對於精神疾病的診斷和治療過程中應該特別關注的是發展心理學中的以下幾點：

(一)定向進化原理

人類的發展不是線性的， 行為和心理的變化不單純是量的消漲。一個有說服力的關於發展的結構理論認為： 機體是一個包含各級亞系統的完整體系， 變化是指在這些亞系統內部或亞系統之間進行質的重組過程。人體就是一個由神經亞系統、 免疫亞系統、 內分泌亞系統、 信息處理亞系統、 精神現象亞系統、 行為亞系統和社會亞系統構成的整合體， 變化就發生在這些亞系統內部以及亞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之中。定向進化原理提出通過亞系統內和相互之間的分化和整合， 促使從未分化的、 彌散的組織向著更為複雜的組織轉變。例如新生兒的反應方式相對而言是未分化的， 但通過各種方式的促進(生物的、 社會的、 心理的)， 其功能就能得到更進一步的分化， 這就是發展。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有因適應環境挑戰而產生的特點， 而環境的挑戰來自環境的要求(例如某位母親不願再進行母乳餵養)， 以及出現在亞系統內的內在影響(如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所應該具有的控制力)。這些挑戰不僅僅被理解為對內環境穩定性的威脅， 而且還是變化以及對適應的需要， 挑戰推動著個體向前發展。因此， 發展的特點就是機體的內環境穩態因新的挑戰而受到擾亂， 隨後出現適應和統一， 直至下一次的挑戰出現。有適應能力的兒童同時利用內在的和外來的資源迎接挑戰。成功的適應被定義為面對挑戰時行為和生物系統的最佳組織結構。適應要求既往的組織結構按眼前的要求進行同化， 同時生成新的結構來滿足需求。如一個初學走路的孩子到了一個新的不太如意的環境， 他最初可能會用勃然大怒來表達他的不滿意和需求， 但隨著他學會了如何能更有效地達到目的， 勃然大怒就會變為了言語交談。環境挑戰和內在的混亂反應(如勃然大怒)即為語言定向進化的重要一步。如果不能戰勝挑戰或不能很好地應付發展過程中的挑戰(與精神分析的“固戀”概念相同)， 就會出現通常所說的“適應不良”的情況。適應不良表現為發展的遲緩或停滯， 如已經過了勃然大怒， 情緒不易控制的正常時期， 而仍持續有此表現。在任何階段， 機體都會尋求某些調節， 即使這些調節對今後的發展並無益處。因此， 兒童的大怒可調節外界複雜的衝突以及內心的壓力。然而不恰當的調節會阻礙個體對以後發展挑戰的處理。就拿兒童的情緒失調來說， 反覆的大怒會影響和同伴的關係， 從而又使其難以通過友誼來學習新的社交技巧， 進而又出現新的適應不良。

(二)個體發生和種系發生的主要原則

人類機體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有以下規律， 即守恆規律原則、 連續性規律、 雙向規律、 相互作用規律、 更新規律等。守恆(conservation)是指即使時間變化， 有的功能仍可保持不變的規律。也就是說， 在各種限制和行為的決定因素作用下， 機體雖然出現各種變化， 即使經過很長的時間， 觀察者還是可以認識到人的連續性， 即我們知道這個個體還是同一個個體， 例如個體的基本思維模式、 基本行為模式等。Piaget最初的職業是寫作關於軟體動物進化的科學文章， 在他看來， 這種個體的連續性原則和他關於種族進化是逐步的觀點是一致的。Piaget認為個體的發展反映了種族的發展(例如， 個體發生反映了種系發生)。連續性(coherence)是指個體是以統一整體的單位發揮功能。儘管人的各個系統所起作用不盡相同， 但是人們均是作為一個整體結合的單位起作用的。一個系統無法與另一系統分離， 因為兩個系統是作為一個整體起作用， 而該整體作用大於兩個系統的單獨作用之和， 因為對於一個系統某一部分的相反作用會被該系統其他部分的補償作用相抵消。該現象適用於人的所有生理系統， 同時亦適用於心理功能。第3條規律是第2條規律的必然結果， 即有機體與環境之間的影響是雙向的(bidirectional)。人是與其他因素髮生連續相互作用的積極媒介。相互影響並非是完全等同的。在人的各個發展階段， 人通過能傳遞所有經驗的精神反應系統來組織外部世界。然而， 相關性和同步性對人起到制約作用， 且這些制約作用的大小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亦有所變化。在一個極端， 可能會提及共生現象和嬰兒對母親完全依賴; 在另一個極端， 行為遺傳學家強調遺傳對環境變數的影響。例如有假說認為， 基因決定行為， 而行為導致一個人在社交中從別人那裡得到的反應。由第2條規律可推斷出另一個規律， 即個體內亞系統間是相互作用的。行為、 認識、 情緒、 神經化學、 激素和形態學等因素是相互影響的。精神事件產生生物學反應， 反之亦然。即使這個原則見於生物學的各個領域中(例如動物行為學、 行為動物學等)， 但是心理學和精神病學有時卻在生物與精神病學的壁壘之間抗衡。個體發生學的第5條規律是人在發展過程中的更新(novelty)， 即個體與環境中的相互作用不僅導致個體的量變， 而且導致不同形式的質變， 如運動、 語言與思維。在這些變化的過程中， 會不斷產生新的形式。系統發生的第6條規律是貫穿在各亞系統發展速度中的個體內在變化(within-individual variation)。如同語言的發展或身體的發育一樣， 亞系統中的變化並非呈線性。此非線性特性部分可解釋為種類現象(例如青春期)， 但非線性特性的大部分均存在個體差異。另外， 某一個體各亞系統的變化速度亦有所不同。就兩個年齡相同的兒童而言， 兒童甲可能比兒童乙早學會爬， 但是兒童乙又可能比兒童甲先學會走路。類似的情況可能是兒童乙可能比兒童甲早學會吐單個的字， 而兒童甲又可能比兒童乙先學會說成句的話。此種個體自身與個體之間的不均衡現象乃成長過程固有的特點， 所以對成長的預測只能是一種可能性而非肯定性的。某些變化是由於環境因素的影響， 這些環境因素使個人效應得以維持(例如早期進入正規學校學習而取得的在認知成就方面的持久效應); 有些變化是由於生物學因素的影響， 這些生物學因素使心理學效應得以持續(例如提前進入青春期對社交結果的影響)。然而， 其他的因素則可能僅產生暫時的作用(例如欲加速運動力增長的努力)， 或者甚至不起作用。

(三)年齡標準

涉及精神疾病分類學的一種簡單而又有說服力的發展概念便是年齡標準。與根據理論的、 絕對的或人群範圍分布的方法去評價一系列行為或症狀不同， 診斷學家越來越多地採用年齡標準來評估精神疾病問題。在評價發脾氣的問題上可以看出， 對於一個2歲的兒童而言， 發脾氣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對於一個成年人來說， 憤怒的爆發可能表明一種間歇性的情緒爆發或反社會的人格。許多典型的案例開始影響到DSM-Ⅵ中對許多疾病的診斷， 例如注意缺陷或多動障礙、 精神發育遲滯和行為障礙等疾病的診斷。在診斷重性抑鬱和心境(精神)障礙時， 我們不得不考慮不同年齡的不同症狀(例如易怒、 煩躁和軀體化症狀常見於青春期前抑鬱障礙; 而妄想在成年人中更為常見)。DSM-Ⅵ中明確地要求所有疾病應考慮年齡、 性別和文化素質等因素， 並提示表達能力影響其症狀描述。

年齡標準的重要性提示， 需要在大量流行病學病例中對症狀進行經驗性研究， 並將對正常發展的研究與對精神病理的研究聯繫起來。儘管年齡標準被一再強調， 但是現今流行的仍是模稜兩可的做法。DSM-Ⅵ依據症狀來診斷疾病， 而對症狀的量化標準為“經常”、 “反覆”和“持久存在”， 這種量化標準沒有可操作性。某些臨床醫生根據兒童的年齡憑直覺地使用“經常”這一術語。因此“經常發脾氣”對於2歲小孩可能是每小時都發脾氣; 而對於10多歲的少年則可能是每周都發脾氣。然而另外一些臨床醫生則不是這樣(“經常”被他們以同樣的字面意義用於所有年齡段的患者)。但是， 上述術語的特定含義在某些DSM-Ⅵ的疾病中仍不清楚。絕對重視年齡標準可能會影響疾病發生中的所有年齡差異(僅對某個年齡段進行統計會降低該年齡段疾病的發生率)， 完全忽視年齡標準又會意味著在某一年齡段某種疾病會普遍存在。欲解決上述問題， 發展心理學研究人員需了解何種症狀應該按流行病學方式進行檢查; 而精神病理學家則應將其觀察結果與經驗標準進行比較。

(四)發展軌跡

診斷學家不僅必須考慮症狀的年齡標準問題， 而且應當考慮這些症狀的發展軌跡問題， 即要考慮到年齡標準和個體的症狀兩方面。例如3個10歲兒童均具有的攻擊行為， 兒童甲顯示出相對高的攻擊行為史， 但其發展軌跡卻是向下的， 兒童乙顯示的攻擊行為過去和現在均一致， 是恆定的， 而從過去到現在的動態情況看， 兒童丙的攻擊行為是呈幾何級數增長的。此種情況下從發展軌跡的觀點來看， 兒童丙現在和將來所存在的問題應該是最大， 是最應該加以注意的， 除非他的發展趨勢相對與其年齡來說是正常的(例如在青春期的某些過失行為增加被視為正常)。另外對兒童乙來說， 假如標準的年齡趨勢是一條下降的曲線， 則兒童乙的恆定的攻擊模式也可能是有問題的。

(五)正常與異常之界限

發展心理學的一條原則是正常與異常之界限有時是模糊不清的、 彌散的或連續的。許多疾病(例如行為障礙， 心境惡劣等)均是按嚴重程度標準來確定的， 而不是採用較易識別的定性區分法。“精力不足”、 “自我評價下降”(對心境惡劣)、 “顯著而持久的懼怕”(對社交恐懼症)等評定標準均是程度上的問題。主要問題之一在於當心理病理學的標準根據程度來劃分時， “正常”與“異常”的分界線在何處。在目前通常所採用的正常與異常的判斷標準包括統計學的標準、 社會標準和個人標準， 這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發展心理學這一觀點的影響。因為所謂社會標準充分考慮到了個體所處的社會群體對於思維、 情感、 行為模式的認定標準， 而個人標準除了考慮到個體的過去和現在明顯的變化以外， 也考慮到了個體當前的感受。

(六)多病原途徑

發展心理學研究中的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是某些疾病涉及到多病原途徑。從一般系統理論導出的“相同結果”和“多種結果”的原則適用於許多疾病。“相同結果”的含義是若干不同的病原可能產生同一種現象。例如嬰兒孤獨症可由先天性風疹， 遺傳性代謝紊亂或其他原因引起。而“多種結果”則指一種病原由於個體和環境的因素可能引起若干種精神病理結果。早期的肉體虐待很可能會因為個人的喜好和環境對各種症狀的影響而導致行為障礙或心境惡劣; 貧窮易使人產生行為障礙， 引起物質濫用等。

疾病形成過程與結果的多樣性使系統地研究一種單一疾病變得異常困難。除非研究者同時考慮到多種疾病和多種因素， 否則無法確定一種明顯的的致病因素是否對該種疾病是獨特的。深入研究一種疾病， 得益於大量正常適應和發展的個體與有問題個體的對照研究。發展心理學的廣泛內容為深入研究各種疾病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七)生物因素和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

某種疾病的發生不僅取決於多種不同的因素， 而且這些因素常常協同作用， 導致不同的精神病理結果。在某些情況下一種致病因素僅在與另一種因素相伴發生時方起作用， 例如幼年對父母的逆反心理為以後行為障礙的一種貢獻因子， 但是此種情況僅發生於同時具有生物學問題(諸如出生時健康問題等)的一類兒童中。但是， 出生時的健康問題並非不可避免地要導致行為障礙。精神病理現象的發生經常是生物學基礎與心理社會應激源相互作用的結果。另外一個例子是一個人如果在國小初期長期被同齡人拒絕， 這一經驗對攻擊性行為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影響。此種社會應激源僅在經歷社會拒絕之前就已經存在易患素質傾向的兒童中才發展成行為問題， 而對於沒有易患行為障礙素質傾向的兒童， 社會拒絕是不會導致行為問題的發生的。當然， 對於存在上述易患素質傾向的兒童， 社會拒絕的刺激也可能引起另外的問題(例如情緒問題)。生物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表明， 無論經驗性研究或臨床實踐， 同時檢查多種不同的因素至關重要。

(八)關鍵時期與轉折點

所謂“關鍵時期”乃生命過程中個體對外部刺激因素包括對病原體的作用相當敏感的一個階段。Freud認為生命中的頭3年由於退回、 固戀等因素存在， 提示這是一個精神病理髮展的關鍵時期。此種關鍵階段論的概念經過行為學家Lorenz和動物學家Scott對動物的社會行為研究得以證實。此種概念為若干種社會發展的中心理論(例如Bowlby的依戀理論)。在生命的頭幾年神經系統迅速發展， 以後幾年神經的可逆性相對變慢。例如在子宮內或早年受到鉛和酒精中毒的影響程度， 比後期的鉛和酒精中毒影響程度大許多倍。關鍵時期的另一種推斷是， 在生命的整個過程中， 功能可塑性呈逐漸下降趨勢。當神經通路聯接通時， 精神現象會自動地表現出來並由此形成習慣。

某些發展心理學家對生命過程中其他關鍵時期產生爭論。例如在女性中， 青春期和生育期是發生重性抑鬱症的關鍵時期。但是此種斷言受到公眾的質疑。關鍵時期不僅由生物學因素所確定， 而且也由心理的轉折時期所確定。發展心理學家逐漸認識到重要的生命轉折點在改變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 因為這些“轉折點”可加速或減緩精神病理的發展， 因而成為精神病理髮生的高危期。上述轉折點包括學齡期、 青春期、 由國小進入到中學的時期、 高中畢業、 參加工作初期、 結婚、 生小孩、 親近的人(尤其是父母或配偶)死亡等。上述轉折點與某些精神病理髮生的高危性相關。發展心理學家的一項任務是發現哪些生命轉折點是最關鍵的以及這些轉折點是如何影響某些心理病理的發展過程的。

(九)背景的重要性

在此處所指的背景既包含了自然環境， 也包含了社會環境。發展心理學家的一項最重要的貢獻是發現行為模式， 過程-行為聯繫方式隨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在美國社會背景下， 當一個兒童被同伴取笑時他會尋求報復; 而同樣的取笑在日本社會背景中則可能引起羞愧、 窘迫與退縮。背景可塑造單一的行為， 亦會塑造心理病理的模式。

大部分關於人類行為的理論並非完全適用於所有背景， 但可能適用於某種特定的背景。例如， 對Freud的許多假設應當放在西方文化中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來解釋。的確， 他的關於人類本性的思想在他看到世界大戰毀壞了他周圍的社會時發生了變化。研究者們力求確定哪些人類行為的規律是普遍的， 哪一些又是僅與背景情況相關的， 並且他們力求判定背景通過何種機制影響人類行為的。

可以從不同的層面來確定背景， 從片段的背景特徵到廣泛的文化特徵， 從如心境的內部狀態到如象地理或時間的外部因素等。Bronfenbrenne的環境背景連續統一觀點構成了其生態學理論的基礎。

(十) 適應與能力

發展心理學研究有時需嚴格區分“正常”與“異常”(例如鑑定一種疾病的遺傳性狀時)， 但是在更多情況下“正常”與“異常”是連續的。研究表明， 對疾病的確定可較少採用非背景行為標準(例如智商測驗)， 而應更多地採用評價個體適應性和功能水平的方式。此種概念包羅於術語“能力”或“適應功能”中， 能力是指個體為達到環境要求所表現的執行水平。執行水平的程度在其與環境、 個體的年齡、 背景及生物學特點相適應的情況下是最佳水平。

實驗研究表明， 評定兒童時期的社會適應能力對預測青春期的精神障礙， 包括行為障礙、 情緒障礙是重要的。社會適應能力缺乏是發生精神分裂症的先兆， 亦是舊病復發的預兆。

適應能力的重要性是如此明顯， 它已成為某些疾病診斷標準的一部分。例如， 精神發育遲滯的診斷要求有上述適應能力的障礙， 並且有智商明顯偏離常模的情況。診斷廣泛性焦慮症時要求在焦慮的標準模式上合併社會功能受損。診斷強迫症時要求有明顯的個體精神痛苦或社會功能顯著下降。某些精神障礙的診斷是根據由於認知或情緒障礙引起的適應功能受損進行全面評價後確定的。

(十一)危險因素與易感性

流行病學與發展心理學研究者引用危險因素觀念以確定各種已知的潛在致病因素從而使疾病得以預測。危險因素由與結果相關的機率來決定， 危險因素並不意味著決定疾病的發生， 也不意味著疾病早期發作或不可避免的結果。危險因素是某些因-果過程的標誌， 或是原因因素本身的標誌。發展心理學研究者的目的之一就是確定危險標誌的原因狀況。如社會能力或適應功能水平乃許多疾病的危險因素， 但是實驗研究則必須確定， 此種風險因素是僅僅表示由某些其他因素(例如基因)所引起的危險， 還是其本身就構成一種危險。危險因素的積聚最終常常會增加疾病發生的可能性。例如， 行為障礙發生的機率會因以下因素而增高： 社會經濟狀況欠佳、 父母養育過於嚴厲、 父母有犯罪行為、 婚姻衝突、 家庭人數多寡、 學業失敗等。若干危險因素的存在比任何單一的危險因素存在更能預兆將來疾病的發生， 由此表明， 因-果過程是多種多樣的， 且危險因素的積聚會增加因-果過程中的易感性。目前， 對於許多精神疾病的發生原因的描述已經開始廣泛的套用“危險因素”這一概念， 例如目前所初步確定的抑鬱障礙的危險因素包括遺傳、 年齡、 性別、 幼年的精神創傷、 個體的社會地位的高低、 個體的經濟狀況的好壞等。危險因素的概念不僅使用於精神疾病， 也使用於軀體疾病和神經系統疾病。危險因素概念的提出不但指出了與某種疾病發生密切相關的因素， 因此有其實際的意義， 同時相對於以往那種機械、 呆板地採用逐條描述某種疾病病因的線性思維模式來說也是一個思維模式上的重要變革。

易感性的概念常被用於具有危險因素的個體。許多疾病發展的實驗研究使用了由危險因素確定的樣本(例如酒中毒者的後代， 首次青少年犯罪等)。然而目前對於大多數精神疾病尚不明確的是在來自高危人群和低危人群的患者中， 原因和發展因素是否都是相似的。

(十二)中介與過程

發展心理學家通過研究疾病發展的過程研究因-果過程。危險因素的確定並不一定意味著致病過程， 其理由在於： ①某一危險因素可能是某一致病因素的代理者， 並且實驗表明其與某種疾病相關僅僅是由於其與這種致病因素相關(所謂的第三變數問題)。②某種危險因素可能作為與某種疾病相關過程的結果而出現， 而非疾病的前哨。③一種危險因素可能在一種更加複雜、 多變的過程中起到一種致病作用。

因此， 發展心理學家常常試圖了解危險因素最終導致疾病發生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被確定為介入變數的因素被稱之為中介， 也可以解釋為(或部分解釋)某種危險因素與某種疾病之間的統計學關係的變數。例如， 實驗對於子女的暴力行為、 肉體的虐待(A)作為一個必然導致此後的行為障礙(C)， 而在前述的因果關係中往往必然存在一個中介因素(如社會因素、 學校因素等， 在此可以將其定為B)。其中A與B有關， 而B又與C有關， 在發展心理學的研究中， 將A導致C的關係成為直接效應， 將B導致C的關係成為間接效應， 間接效應越大， 說明中介作用對於某種疾病的致病作用就越大。在對於某些行為障礙來說， 中介作用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關注， 也為臨床診斷和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時在對於心身疾病病因和發病機制的研究中， 心理和生理中介機制的作用也是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

(十三)調節與保護因素

危險因素對疾病的效應會因背景、 人群或環境的不同而異， 即其作用的強度會在不同的條件下或下降或上升。例如早期苛刻的管教對行為障礙發生的作用會因為父母-孩子之間溫暖的關係而下降。該現象稱之謂調節作用， 該作用被定義為在疾病預測中危險因素與調節因素之間顯著的相互作用。

調節變數亦被稱之為保護或緩衝因素。保護因素保護或緩衝危險因素對個體的致病作用。智力及與有關愛心的成年人建立一種積極良好的關係， 是研究最多的各種疾病有保護作用的因素。但尚有一個遺留問題： 保護因素是否在高危人群中的作用更強， 而在低危人群中作用要弱些; 即是說， 如果一種變數既緩衝低危人群的危險， 又緩衝高危人群的危險， 讓人不清楚的是該種變數定義為保護因素是否適合(或僅僅是另一種預測變數)。

發展心理學在精神病學及其實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定向進化學原理、 個體發生學和系統發生學原理、 年齡標準以及發展軌跡均有助於執業精神病學家將患者當前的症狀置於發展與生態的背景中。精神病理髮展的常見模式(即生物社會相互作用、 多途徑模型， 調節模型和交叉效應)加深了精神病學家對精神障礙病因學的理解。

此外， 主要的發展理論(例如氣質理論， 依戀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是許多當代的思想還沒有在巨觀水平上與這些理論進行比較對照。人們已經了解到， 精神病理現象涉及到各種因素不同層面的相互之間複雜的作用。當前研究的目的旨在了解各種理論所指的變數是如何相互作用， 繼而產生精神障礙的結果， 而非證明一種理論比另一種理論更有價值。發展心理學與精神病學之間的關係乃交叉式的， 即發展理論的相關知識和實驗結果有助於精神病學家對科學的理解和臨床實踐， 精神病學家的發現和關注又對發展理論起了修正作用， 並對發展的實驗研究具有指導作用。這些知識愈來愈緊密地融合於發展精神病學的新興知識之中， 目的在於進一步了解精神病現象的病因、 發生及發展的全過程。

行為及認知行為干預

(一)經典條件反射

在學習理論流派中被特別提到的第一個主要內容是經典條件反射， 這主要歸功於前蘇聯神經生理學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20世紀初葉巴甫洛夫研究了狗對食物的流涎反應， 發明了一套可以把狗關在其中並在舌頭上放置肉末的設備， 他不斷變換肉末的量及放置時間， 然後記錄狗流涎的質和量。後來的事情使他對簡單神經反射弧試驗感到迷惑， 但是卻打開了一個新的視點： 機體怎樣通過學習調整其行為以適應新的環境。巴甫洛夫發現， 通過幾次實驗後， 那些狗一被放進裝置就開始流涎， 奇怪的是這時根本就沒有肉末。這些狗在投遞食物前就開始流涎了。第一次被放進這一裝置的狗不流涎， 通過實驗的狗在給予食物前即開始流涎。結果是： 反應先於食物刺激， 這無法用簡單眼射弧來解釋。巴甫洛夫天才地意識到這一結果的重要性， 他把注意力從簡單眼射弧轉到學習的研究上， 這就是既往某些經歷對行為的改變是必要的。最後， 他設計了一項包括預期信息的特別刺激， 他搖鈴以示實驗開始， 緊接著呈現肉末。發現狗可以被訓練得聽見鈴聲就流口水， 而對其他刺激無反應。鈴聲預示隨後的肉末， 沒有鈴聲也就不給肉末， 這樣狗就必然對鈴聲發生反應， 分泌唾液。一旦鈴聲作為特別的信息刺激建立後， 他在繼後的實驗中偶爾不給肉末， 此時， 狗在聽到鈴聲後仍然分泌唾液。這一簡單的實驗包含了經典條件反射的主要內容。肉末的呈現——巴甫洛夫後來稱之謂非條件刺激。所有具有完整神經系統的狗在給予肉末時都會分泌唾液， 無論它們以前是否受過這種刺激。流涎代表非條件反射。鈴聲(或者早期的整個實驗裝置)就是條件刺激。狗並不是天生聽到鈴聲就流涎， 但是如果與肉末(非條件刺激)相聯合， 狗就會對鈴聲起反應。單純鈴聲就能致流涎， 這就是條件反射， 一種習得性的對原始中性刺激的反應， 這一反應並非普遍見於該種群。

美國心理學先驅華生(J B.Watson)認識到經典條件反射用於解釋精神病理症狀形成的潛在可能。他與一位研究生進行了一項經典的實驗， 說明巴甫洛夫創立的經典條件反射原理怎樣在人類起作用的。在這一研究中， 華生首先證明了3歲的小男孩阿爾伯特(Albert)對白色的實驗小鼠沒有特別的厭惡， 他像其他小孩一樣伸手觸摸小鼠並且很喜歡它。然後華生和他的助手在小阿爾伯特背後放了一面大鑼， 每次當他們把小鼠放入房間時就大聲敲鑼。儘管小阿爾伯特開始並不厭惡小鼠， 但他對鑼的響聲顯得特別驚恐。不久， 阿爾伯特一看見小鼠則明顯坐立不安並且哭泣， 隨後無論什麼時候把小鼠放入房間， 小阿爾伯特都想躲避小鼠。

按華生的觀點， 這項研究證明恐懼反應可以僅在創傷性刺激的基礎上獲得。儘管小阿爾伯特曾經喜歡那隻小鼠， 並且對其沒有害怕的表現， 但是當小鼠(條件刺激)與聲音(由鑼發出的無法預料的聲音——鑼聲)(非條件刺激)相結合後， 則導致了他面對小鼠顯得焦慮不安(條件反射)， 正如他天生就對鑼聲刺激不安一樣(非條件反射)。他不僅獲得了對小鼠的害怕反應， 並且試圖逃避或者避免面對小鼠。華生認為， 小阿爾伯特習得了兩項恐怖症的特徵： 不明原因的害怕及主動逃避行為， 這完全是一項經典條件反射的結果。

另一個重要研究是在1924年由Mary Cover Jones完成的， 她認為既然經典條件反射可以在健康兒童中引發驚恐反應， 那么相同的學習規律也可用以清除這一反應。她同樣通過訓練使一位小孩建立了對小動物(兔子)的條件性恐怖反應， 然後她給小孩餵食時讓小兔也在場。她發現， 條件刺激(兔子)與非條件刺激(食物)相配合， 食物產生與最初的焦慮不同時出現的非條件性反射(滿意)， 這樣可以消除原有的條件反射。這樣這位小孩在有兔子在場時開始放鬆， 不再表現出如先前獲得的對兔子的恐懼反應。於是， Jones認為她可以提供對抗性條件作用(逆條件作用)的證據。

儘管有這些早期實驗， 行為學的原理開始系統地用於精神障礙的治療仍是幾十年後的事。之所以延遲， 部分源於人們認為這些程式過於簡單， 無法運用於人類複雜的精神問題的治療實踐。我們需要的是建立於學習原理基礎上能夠適應於處理生活中複雜問題的方法， 第一位提出此種方法的是Andrew Saltier， 他在一篇有點超前於其時代的文章中描述了基於條件反射原理建立的適用於情緒和行為障礙患者的一系列程式過程。這篇文章發表於1949年， 當時並未引起多少注意， 他在文章中描述了後來臨床行為治療實踐中的許多策略和方法。

在此基礎上， 精神科臨床工作中創立了很多行為治療的方法治療相關的精神疾病， 例如常用的厭惡治療、 脫敏治療等。經典條件反射的策略已經套用於治療抑鬱症、 軀體形式障礙、 分離性障礙， 藥物濫用， 性障礙， 藥物問題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障礙。總的來說， 這些方法是治療干預中一些十分有效方法的代表， 正如在其他形式的行為治療方法一樣， 他們是建立在試驗基礎之上的， 但多是動物實驗， 所以還需要創造適用於人類的方法。

(二)操作性學習理論的出現

Edward Thorndike進行的一系列實驗在行為改變和學習過程的研究中開創了一條新大道。他把貓關於一封閉的籠子中， 在籠子中央立一根桿， 桿借幾個滑輪與一繩子相連。當貓碰到桿時， 桿傾斜並牽動繩子打開籠門， 貓便可出籠並喝到外面碗裡的牛奶。開始， 貓好象只是隨意晃動， 每回放進去都是如此。隨著反覆成功地試驗， 貓碰到桿的時間逐漸縮短， 並且貓用於打開門的方法越來越趨於前一次的方法。記錄貓每次從Thorndike謂之“迷宮”中逃出來的時間就是第一次發表於《科學》雜誌上稱謂的設備和學習曲線。最後， 每次貓都迅速的接近桿， 好象有目的似的， 並且使其傾斜然後開門。Thorndike稱這一過程為工具性條件反射， 因為貓從籠中出來獲得獎勵的過程是讓桿(工具)傾斜的過程。Thorndike的方法與巴甫洛夫的經典條件反射方法不同， 因為一個條件性刺激不會引起一個特定的反應。每隻貓傾斜竿的行為方式都是特質的、 可變的。這些行為是不固定的， 而行為固定是經典的條件性行為的特點。Thorndike的試驗描述了工具學習過程中必要和充分條件。

在Thorndike研究行為改變後30年， 哈佛大學的研究生斯金納(B.F Skinner)開始致力於發現一種方法以確定一系列行為變化的功能成分。Skinner把一隻鼠放入一封閉的籠中， 每次只要它一按到突出於籠壁上的電鍵， 一小團食物就會掉入鼠旁的容器中。每隻鼠按壓的槓桿方法是不同的： 大多數用爪， 有些用鼻子， 另外有些用牙咬著鍵向下拖。所有的方法都產生相同的結果——送來一團食物， 飢餓的小鼠抓到就吃。Skinner認為鼠對其環境進行“操作”以產生強化結果， 相應的行為即被稱作“操作行為”。

在操作行為中， 典型的是在操作行為出現之前沒有“引發”行為出現的刺激源(即沒有條件刺激)。當Skinner分析鼠操作籠子的一系列活動後， 他發現鼠去接近槓桿、 按壓、 聽到響聲緊接食物團出現這一過程反覆多次後， 按壓所產生的響聲在沒有食物出現的情況下也開始成為一種報酬。如果在桿上打開一盞燈(以示可獲得食物的時期)與關滅這盞燈(示按壓沒有食物)交替出現， 很快鼠幾乎只在燈亮時才壓槓桿。鼠的行為繼續發生變化， 從一種狀態變到另一種狀態， 當開燈時， 這與經典條件反射不同， Skinner稱食物團為強化物， 稱可以引起強化出現的燈光為辨別刺激。Skinner令人驚奇地發現了處在時代前沿的操作條件反射的精確詳細規律： 即刻的、 重要的， 間斷的強化影響著行為方式的繼續並且也決定著無強化時行為的維持。

Skinner還發現反覆與食物聯同出現的刺激本身將成為強化物， 如食物配給時“嗒”聲， 即使在沒有最初的強化物時行為也可以維持一段時間。這些早期的沒有強化特性的中性刺激， 由於與初期的強化物聯同出現而能繼續強化物的特性， 因此稱之為條件強化物或者次級強化物。Skinner認為在世界很發達的地區、 人類行為相對局限的方面似乎是被引向尋求食物或住所。另一方面， 人類的許多行為似乎又受著某些因素的控制， 這些因素包括雙親和老師的稱讚、 來自僱主和同伴的認識方面的信息(如報酬、 獎勵)。Skinner認為這些強化物多次與最初強化物聯結出現形成了他們自身的強化特徵(通常在個體生命的早年時期)。簡而言之， 他們是強有力的條件強化物。這一發現使以後的教育家、 藥物濫用諮詢專家、 心理學家、 精神病學家根據條件強化的理論形成了套用於各自領域的方法(如社會認同、 客觀實物與其他強化物， 如得分、 五角星、 代幣、 錢等)。

操作工具和測評方法的實用性很快在世界範圍內被使用於實驗心理學、 生理學、 神經化學、 藥理學及毒理學實驗中。由於這一方法學的出現， 為行為藥理學、 皮質下自我刺激的研究、 依賴行為的動物模型、 心理生理以及複雜的人類社會行為在實驗室環境等領域的研究提供了跳板。Teodoto Ayllon 和Nathcan Azrin， 於1961年對有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功能進行激發和提高研究， 其中大多數是伊利諾州住院的女精神分裂症患者。這一研究使用了Rogcr Kelleher的標籤強化物系統， 他曾在實驗室使用這一方法對黑猩猩的行為進行研究。每當患者完成規定的訓療活動後就給予標籤象徵物——紙牌， 這些紙牌可用於兌換患者喜歡的活動和日用品。患者的行為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參與治療過程的活動顯著增加， 其中包括增加收入的活動、 淋浴、 自理行為以及與日常生活技能相關的活動。

在加利福利亞的Palo AH.Leonard vllnan進行了一項類似治療試驗。兩項研究均是慢性精神患者， 主要是對當時傳統的心理治療無效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儘管早期的抗精神病藥物可以治療精神分裂症的很多症狀， 但是它們對於改善患者的適應力收效甚微， 並常常產生嚴重的副反應。這些研究項目提示有可能利用基於實驗室的處理方法來激發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提高他們對醫院治療過程的參與， 降低他們的紊亂行為。儘管沒有人敢說這些方法從根本上改變了患者的病情， 但對於改善患者的依從性和管理確實是十分有效的。

在這一領域的另一項由Gordon Paul及其合作者完成， 他們在住院的慢性精神患者的行為管理上比較了社會學習理論與更傳統的環境治療方法。它是同類研究中唯一一個最好的研究， 它雄辨地證明了行為干預策略對有阻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有效的。也詳細地證明了行為干預策略對精神分裂症的脫離現實以及認知歪曲症狀有減輕作用， 同時改善了患者的言語和社會關係， 減輕了社會隔離， 降低了攻擊性、 暴力性行為以及其他無法被社會所接受的行為。

行為干預領域中的第2項重要的事件是1963年Ivar Lovaas的發現， 他認為正強化方法可用於孤獨症兒童各種技巧的教育， 那時， 對孤獨症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Lovaas研究那些伴孤獨症的啞巴兒童和有模仿行為的兒童(在那時稱為“分裂樣兒童”)。這些兒童有嚴重的精神發育遲滯， 自我損傷行為， 易發脾氣， 極度不順從。Lovaas用擁抱、 鼓勵以及食物強化物與極度厭惡刺激相結合的方法來減輕自我毀損行為。他用皮膚痛刺激這一方法對一些兒童進行治療以抑制他們嚴重的自我損傷行為。有些兒童， 如果沒有約束也沒有刺激， 他們可以每周上百次地撞頭， 但是當用正強化物與皮膚刺激相聯結後他們可以在24小時內停止撞頭。

現代行為干預領域中的第3項重要事件是Gerald Pattersion 及其同事在有行為障礙的兒童及其家庭之間建立了一種強制性模型。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和中期， Pattersion開始研究那些智力正常但有大量犯罪傾向行為的兒童， 這些兒童中有的顯示有注意-缺陷或多動綜合徵的特徵， 有的有學習障礙， 還有些在學校和家中有衝動、 不服從管理， 但沒有表現出其他精神疾病或認知障礙。根據這一系列實驗室和臨床研究， Patterson和他的同事們認為， 那些有行為障礙的兒童和他們的家庭由於人與人之間的厭惡刺激與迴避逐漸形成了一套相互依存的強制關係。基於這一模型， 他設計了一項行為干預方法， 主要是操作方法， 即正性的具體的強化物與在問題行為出現時採用言語指導與這些強化物相結合， 並且這兩者的結合是明確而持久的。這一方法就是與後來稱為認知-行為干預方法結合的雛形。這些早期的基本方法為後來精神發育遲滯患者， 特別是有明顯行為問題者的社區服務和治療鋪平了道路。

(三)認知和認知-行為干預

近幾十年行為干預中的一項重大變化就是認知與認知-行為干預的出現。這些方法主要基於社會學習理論的假定， 即有機體不僅僅是被動地對作用於他們的刺激發生反應， 而且還力圖了解並認知其外部世界。這些方法並不排斥傳統的經典條件反射和學習的操作概念， 而且認知調節豐富了人類及其他高等脊椎動物的工作處理過程。

現代認知和認知-行為干預是從兩條途徑發展而來的。一條是從受動力心理治療訓練的理論家中發展出來的， 如理性情緒療法的創立者Albert Ellis， 以及認知干預的創立者Aaron Beck， 他們注重患者自己意識中的信念， 他們總結為ABC模式， 即不僅僅是什麼事發生於某人身上， 稱為A(即先前的事情)， 對於這件事患者的感覺如何， 他(她)怎么辦?稱為C(即情感和行為結果)， 但患者怎樣來解釋這些事也很重要， 稱為B(即患者的的信念)。注重患者的信念就是強調B在治療患者中的作用以及B和A、 C的關係。例如， 某人的某種關係喪失， 並確信這是因為他(她)自己不可愛而造成的， 這使他(她)可能更抑鬱， 並難以把這種關係向前推進。相反如某人相信他(她)的喪失只是運氣不佳的後果或錯誤所致， 那么他(她)就有可能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兩位理論家均致力於鼓勵患者積極地檢查自己的信念以確信其處境並不如他們想像的那樣糟糕。基於理性和勸服， Ellis採取了更加哲學味的方法。相反， Beck的操作更象一位科學家， 他們訓練患者把自己的信念當作可以檢測的假設， 並鼓勵患者用他們自己的行為來檢測他們的信念是否正確。

認知行為主義者的另一重要來源是最初作為行為治療家的理論家， 他們逐漸對思維在學習過程中的作用感興趣。Bandura和 Michacl Mahoney就是這一派中的兩個例子， 其他的理論家如Donald Meicheubaum和G.Tereuce Wilson也是如此。這些理論家更傾向於固守傳統行為分析中的語言和信條， 不喜歡探討患者在對事件作出反應中意義的作用。他們對於認知中介(例如隱蔽的自我陳述)的缺失及現實的歪曲同樣感興趣。例如， Meichenbuaum發明了一種很有影響的干預方法， 稱作自我指導訓練， 採用此法對於那些有衝動控制障礙的患者進行訓練可以通過語言自我調節的過程來調節他們的行為。

這些方法強調了信息在確定情感和行為方面的作用。Beck曾經討論了每類重性精神障礙中都可以見到的錯誤思維。如抑鬱症患者典型的對自己和未來的負性認識， 焦慮症患者對生理和心理危險的過度敏感， 進食障礙者過度地關注其體形和體重， 強迫症則對自已和他人的安全懷有過度的責任感等。改變這種狀態首先要患者檢測其情緒波， 並把情緒變化與自動思維聯繫起來， 接著用患者自已的行為去檢測這些信念的準確性。例如對一位確信自己無能的抑鬱症患者， 要求他或(她)找出一個他或(她)能夠但又無法做好的事件來， 然後要求患者列出任何人要完成這項任務所需要的步驟。最後鼓勵患者按這些步驟去做以確定她或(他)是否如他或(她)所想的那樣無能。同樣的， 驚恐障礙的患者常把無害的軀體感覺錯誤地理解為緊迫的軀體或心理災害的信號， 如馬上有心臟病發作或要“發狂”了等。治療找到一種理論強調思維在症狀形成中的作用， 以此來鼓勵患者在面對誘導驚恐發作的緊迫性災難的緊急情況下， 檢測他或她們的信念。當患者體驗到極度的喚醒及驚恐而沒有結果(即沒有死， 也沒有“發瘋”)時， 他或她就會意識到最初的喚醒不一定是緊迫不幸的先兆。此時患者不再因為喚醒而出現驚恐。本質上， 正如行為干預方法建立於經典條件反射之上， 現代認知及認知-行為干預強調患者將自己暴露於自己最害怕的事件中的干預過程， 是解決不合理或者不現實的關注的一種方法。這些方法在抑鬱鬱症、 驚恐障礙、 社交焦慮障礙、 廣泛性焦慮和進食障礙， 特別是在貪食症的治療中得以套用。對於這些障礙， 認知和認知行為干預至少同其他干預方法(包括藥物)一樣有效， 並且效果可能更持久。有一致的證據表明認知行為干預可產生持久療效並在干預結束後減少症狀復發的可能性。此外， 在對於物質濫用、 婚姻應激、 兒童行為障礙等方面， 認知行為干預的方法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套用。

現代行為和認知-行為干預強調了學習和對環境適應的重要性， 學習及對環境的適應對於正常生活功能的形成和維持以及適應不良症狀的產生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根本說來， 這些方法強調行為本身的重要性， 並常常通過對學習理論的結合運用以尋求異常行為改變的原因。有3個基本的相互聯繫的觀點： 經典條件反射強調對各類刺激之間聯繫的學習; 操作條件反射強調對行為與其結果關係的學習; 認知觀點強調了個人獨特的信念和錯誤觀念的作用， 因而豐富了上述兩個觀點。勿需置疑的是， 基於學習理論的方法已經激起了精神疾病干預一個重大的變革。每一種方法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這些方法常與藥物干預結合以益於增加療效， 並且這些方法必能成為每個訓練有素的臨床醫生的有力武器。

精神分析

作為一種詢問的形式， 精神分析起源於19世紀， 由弗洛伊德對當時叫做神經衰弱及其他心理障礙的醫學諮詢的修改， 特別是癔病， 精神病學中大多數以動力學和認知取向的心理治療形式都來源於弗洛伊德及他的學生最初的工作。雖然精神分析最初是作為神經病學及性格病理學的理論而出現的， 但在近70年中， 它的巨大的變化已發展到涉及嚴重的精神障礙、 成癮障礙、 進食障礙、 性虐待等。儘管由於治療者的技能、 患者的花費、 時間的限制、 文化背景的差異等因素使西方傳統的精神分析在精神科臨床上的套用受到局限， 但精神分析的理論在精神科臨床上得到了廣泛的套用， 例如在分析患者的異常行為的時候， 在對患者進行認知治療的時候以及在對咨客進行心理治療的時候均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