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長風(現代作家)

司馬長風(現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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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長風(1920~1980),原名胡欣平,別名胡若谷、胡靈雨。筆名嚴靜文、司馬長風。原籍遼寧瀋陽,出生於哈爾濱。1945年畢業於國立西北大學歷史系和文學系。1949 年初到香港定居。與友人創辦香港友聯出版社,,主編《祖國周刊》《東西風》《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刊》《兒童樂園》等刊物。 曾任《明報月刊》編輯及執教於香港樹仁學院和浸會學院,教授文學和歷史。1980年赴美省親,病逝於紐約。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鸝歌》《海茫茫》,散文集《鄉愁集》,文學史著《中國新文學史》,歷史著作有《毛澤東評傳》《周恩來評傳》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司馬長風
  • 原名:胡欣平
  • 別名:胡若谷、胡靈雨
  • 原籍:遼寧瀋陽
人物生平
司馬長風曾說他的本行是政治思想史,“一生最好的廿年時光用來研究馬克思主義,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儘管“一九五四年文學與興趣開始迴轉,偶爾寫些散文,讀文學作品,但是仍被政治思想的巨石壓得喘息維艱。”這裡道出了他個人興趣與學術選擇的矛盾,而這種矛盾顯然又聯繫著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不過,儘管作者說他從童年和少年時代開始就興趣文學,其人生態度和文學的價值取向卻是情感主義的。他有一本散文集,就取名為《唯情論者的獨語》,認為權力、地位和名聲等,“若一旦與情感衝突時,我就毫不猶豫,棄之如糞土。”這種“唯情論”,顯然影響了他的寫作,不僅散文的寫作,而且也在他以《中國新文學史》為代表的文學批評著述的取捨、判斷和敘述語氣中體現出來。
在香港,出版過新文學史的,原也不止司馬長風一人,李輝英於1970年,就出版過一本《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東亞書局1970年7月初版),但這本文學史,與其說是嚴肅的學術著作,不如說是一本粗糙的文學史講義。而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卻是一本“痛感五十年來政治對文學的橫暴干涉,以及先驅作家們盲目模仿歐美文學所致積重難返的附庸意識。為了力挽上述兩大時弊”的“一部最初的中國新文學史”,——這當然不是司馬長風對大陸王瑤《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以來的著述視而不見,而是認為“大陸出版的新文學史,千篇一律,都依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為基準,以政治尺度代替文學尺度,根本文不對題。”實際上,這部文學史追求的是一種反對“政治對文學的橫暴干涉”的目標:“第一,這是打碎一切政治枷鎖,乾淨以文學為基點寫的新文學史。”應該說,這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譬如,作者為了滿足自己“反載道始,以載道終”的基本敘述觀點,在介紹“文學革命”(1915-1918)之後,把新文學的發展劃分為“誕生期”(1918-1920)、“成長期”(1921-1928)、“收穫期”(1929-1937)、“凋零期”(1938-1949),以植物的生長現象,比喻複雜的文化現象,就失之簡單籠統。特別是把1938-1949年這段時間稱為“凋零期”,認為“這個時期趕上兩場毀滅性的戰爭:抗日戰爭(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國共戰爭(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在戰爭風暴中,百業俱告殘破,嬌貴的文學花果,自然也隨著凋零。”這是簡單的社會環境決定論的觀點,不是實實在在從文學現象的全面把握中得出的結論,在方法論上與庸俗的意識形態批評如出一轍。看得出來,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出於對“政治”暴力的不滿又受著它的牽制,這種“力挽”政治干涉和盲目模仿歐美文學“兩大時弊”的衝動,與他的“唯情論”一拍即合,其情感主義的取捨與判斷就更加明顯了。譬如小說,他盛讚郁達夫的《沉淪》的美在魯迅小說之上,“《沉淪》辭藻的悽惋生動,情意的真摯純粹,當時文壇確無人能及。即使魯迅也不行。魯迅的文字比郁達夫凝鍊、冷雋,但是從審美眼光看,不過是一把晶光發亮的匕首;可是郁達夫的詞藻,尤其《沉淪》里的詞藻,則如斜風細雨中的綠葉紅花,不但多采,並且多姿。”又如詩歌,不僅忽略了圍繞在胡風身邊的詩人群,書中所提出的詩例,大多是簡單抒情想像、語言與形式都較表面化的二三流作品,甚至把沈玄廬的《十五娘》當成了新詩誕生期“最優美的一首詩”,而對新詩史上真正的好詩,常常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提出後無話可說,簡單引些同代人的評語或加上幾個空洞的形容詞輕輕打發。
司馬長風作品《中國新文學史》司馬長風作品《中國新文學史》
對抗式的研究動機和情感主義的文學立場,使得《中國新文學史》難以成為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但在七十年代的背景下,它也敞開了被政治意識形態所長期遮蔽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譬如作者將“文學革命”(1915-1918)獨闢為“第一編”,較全面地介紹了當時的思想文化情勢,同時在文類方面引入了文學批評,使文學史有較大的包容性;又如對文學主流以外自由主義思想的邊緣作家(如周作人沈從文巴金朱光潛李健吾梁實秋李長之李劼人徐訏等)作了較充分的介紹,在當時也是一種貢獻。然而從嚴肅文學史的要求看,史料掌握不全是一方面,敘述過於情緒化、文本分析的功夫不到又是一個方面,因而在今天讀來,雖然酣暢流利,架空浮泛之處也舉不勝舉。有些方面,甚至還不如他就某個具體問題展開話題的《新文學叢談》,來得具體實在。
《新文學叢談》是一本頗有史料價值的隨筆集,可與《中國新文學史》互相補充,但趣旨各異,不象後者重知識和實證,而較有掌故性和趣味性。但它提出了不少一般人忽略的問題,因而值得留意。譬如,作者評論趙家壁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指出各編的得失,通過編者的立場、好惡,發現“裡面有鬥爭”,就很有自己的見識,又如(《新月》的後繼刊物)一文,認為徐志摩遇難之後,“新月社”諸人風流未散,“在某種意味上,《獨立評論》紹繼了《新月》的政論和學論,《自由評論》則較綜合的紹繼了《新月》,《學文》則紹繼了《新月》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和批評;《華年》則紹繼了《新月》的論學部分。”亦不失為一個新穎的見解。這些隨筆都從第一手材料出發,又寫得直言不諱,給人以較深的印象,幾乎要讓人認為:隨筆中的司馬長風,的確是讀過許多現代文學資料的。但顯然,這些資料,寫寫隨筆尚可,寫一部文學史,卻有相當大的匱乏。不僅僅是資料上的匱乏,還有時間上的匱乏和成熟文學觀念的匱乏。因而《中國新文學史》讀後,難免會讓人感慨系之:這畢竟是一個研究政治思想膩煩了半道轉行的人寫的文學史,一個資料不足的香港學者寫的文學史,一部上卷只用了六個月、中卷只用了七個月寫出的文學史,而在寫文學史期間,每周還有十四節課要上,每天還有三千字的雜文要寫。 其他香港批評家像司馬長風這樣在學院任教學者,都還不能專致於文學研究和批評,其他“業餘”批評家,其批評數量和質量當然就更受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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