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與美國對華政策

司徒雷登與美國對華政策

《司徒雷登與美國(戰後-1949年)對華政策》主要內容:司徒雷登——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一位失敗的大使。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以史為鑑,可知興亡。美國(戰後-1949年)對華政策。完全建立在利己主義基礎之上。立足於應對蘇聯的全球戰略,根本無視中國人民的訴求,其失敗是歷史的必然。

基本介紹

  • 書名:司徒雷登與美國對華政策
  • 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
  • 頁數:373頁
  • 開本:32
  • 品牌:中國文史出版社
  • 作者:羅義賢
  • 出版日期:2008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3421533, 978750342153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司徒雷登與美國(戰後-1949年)對華政策》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羅義賢,博士,貴州省銅仁市人,文革中被迫國中輟學,給泥水匠人做過下手,在公社農場當過知青,進地區通用機械廠操掌過大五O車床。1978年進入貴州師範大學歷史系,師從中國著名史學家吳雁南先生。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2000年、2003年,在從事黨政工作十餘年的基礎上,先後進入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師從中國著名史學家張國剛、李世安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從事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了《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司徒雷登在中國》等學術專著和《從合作博弈到非合作博弈——美國(戰後-1949年)對華政策的演變》等學術論文。《司徒雷登與美國(戰後一1 949年)對華政策》,是作者獨立完成的又一部學術力作。

媒體推薦

“燕大的一切,便是他的一切。他與燕大團體的關係,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領袖與民眾的關係,是頭腦與肢體的關係,禍福與共.痛癢相關。他多付予了一分的愛與同情,就是與燕大的前途多一分的發展與希望。就是他的博大的愛與同情,將燕大的中西上下、男女老幼緊緊的拉在一起,一同歡樂奮發的往同工合作的路上走”!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謝冰心
“我需要這樣一位大使人物的幫助,他能夠立即在談判雙方面產生一種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因為根據所有在中國的知情人士,無論是美國人抑或是中國人之反應,他是一位占有獨一無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國人,他完美無缺的人格標準以及他一生50年在中國所作所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個榜樣。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同樣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為他70壽辰在北平舉行的慶祝成了一項盛大活動。他大公無私,心中只有中國和美國的利益”。
——嗎歇爾
在出使中國期間,您不僅擁有畢生為該國青年服務而獲得的對那個國家、它的人民及它的語言的非凡知識,而且滿懷著對中國的幸福和增進中美友誼的熱切期望。為了完成肩負的重任,您毫無保留地奉獻出了您淵博的學識,並傾注了全部的精力。
——哈里·杜魯門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毛澤東

圖書目錄

緒論
一、研究的意義
二、國內外對《司徒雷登與美國(戰後
1949年)對華政策》的研究現狀
三、論文的學術創新點
四、論文歷史資料的來源

第一章 美國調停中國內戰面臨的矛盾
一、與國民黨的矛盾
二、與共產黨的矛盾
三、馬歇爾的尷尬
四、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

第二章 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的思想、文化、政治基礎
一、一元性包容多元性的思想範式
二、“中西一治”的文化範式
三、融人中國社會的行為範式
四、理想和平主義

第三章 司徒雷登在中國內戰調停中的作用
一、宗教救贖主義者的努力
二、和平調停的新建議
三、中立立場的偏轉

第四章 司徒雷登與中國內戰
一、令人沮喪的國民政府
二、困惑、失望、憂慮
三、利己主義對華政策的殉葬品

第五章 司徒雷登與國民黨改革
一、對國民黨改革的關注
二、美援與國民黨改革
三、對國民黨統治區非主流派改革的支持

第六章 司徒雷登與承認共產黨新政權問題
一、對華政策理性思考的回歸
二、與新政權建立交往的訴求
三、塵埃落定
結語
一、對華政策的桎梏
二、意識形態的包袱
三、救世主心態的作祟
四、理想主義、實用主義的惡果
五、司徒雷登多重善變的思想、行為、形態
參考資料
大事記
後記

文摘

第一。美國既定政策的束縛。美國政府在“二戰”中和戰爭結束時簽訂了許多隻對國民政府實施援助的協定,其中包括訓練和裝備軍隊、租借軍需品,出售戰爭剩餘物資,利用遠東美國海、空軍運輸力量運送國民黨軍隊到東北和華北,等等,使其在對共產黨軍隊力量態勢對比中占據更有利的地位。美國既定方針所產生的矛盾必然從客觀方面束縛馬歇爾的調處,作為美國總統特使他必須執行美國政府的國家政策,履行這些協定。
第二。美蘇矛盾的制約。“二戰”結束後日益露頭的美蘇對抗的矛盾日益顯露,美國國務院中國科長德姆萊特強調,共產黨從1945年8月中旬以來,已控制了全部或部分滿洲,這是“在蘇聯支持下得以完成的”。美國“應當更堅決地、有效地援助中國國民政府恢復包括滿洲在內的中國失地”。應該強有力地支持國民政府,使它能對中國實行有效的控制。他認為.如果美國對國民政府支持不力,一旦共產黨在滿洲、華北和內蒙古建立政權。這個政權“不會友好對待美國”,中國就會變為“蘇聯統治下的傀儡政權”。因此他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應該首先考慮自己國家的利益,中國的民主化應該是次要的。①在美國對華政策的指導下馬歇爾不得不在國共兩黨間,視國民黨為更可靠的盟友,為了將中國創建成一個對美國更友好的盟國,也主張要履行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的協定。
第三。自身敵我觀的限制。當時的馬歇爾也將中國共產黨視為蘇聯的盟友,劃為潛在的敵人行列。1945年11月30日在給美國武裝部隊參謀長李海海軍上將的一封備忘錄中寫道:“我想共產黨軍隊將儘可能地阻撓談判,因為拖延對他們有利。”“拖延越久,蔣委員長在滿洲建立一個外表像樣的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小,結果俄國肯定將建立起這種控制。”

後記

《司徒雷登與美國(戰後-1949年)對華政策》為自己對司徒雷登系列研究的一個重點課題畫上了句號。我在貴州共青團戰線工作時的老領導、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欣然命筆作序。
對司徒雷登的認知起源於我的家庭。我的父親羅來忠是20世紀40年代國立第三中學的高才生。燕京大學是他們那一代優秀中學生極其嚮往的中國一流高校。自己了解司徒雷登這箇中國現代史上曾經家喻戶曉的人物,還是在貴州省銅仁縣第二國小上學,出於好奇翻看姐姐的中學語文課本,囫圇讀到了毛澤東那篇長期以來作為中學語文教材政論文範文的經典名作《別了,司徒雷登》,孩提時代酷愛讀書的我渴望了解司徒雷登這個人物。作為一位嚴謹的教育工作者,父親不厭其煩地為我講解司徒雷登其人其事。使我知道了在教科書以外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1974年春。由於家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自己不能跨進高中校園,國中也僅僅學了一點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背誦了一本《毛主席語錄》。我的父親當時在農村從事“農業學大寨”的中心工作。母親謝玉梅是服裝廠的工人,50年代初在街道夜校學了一點文化,她卻始終堅信多讀一點書對我今後的成長是有益的。在姑父羅英和他的弟弟羅治平的幫助下,我去了江西省于都縣梓山中學插班讀了一個學期的高一。這所學校雖然是一所農村高中,在“文革”的動盪年代,校長羅慈海和教導主任肖智勇仍然維繫了一個較好的團隊,很難得地堅持了正常教學。在梓山中學,我第一次學習了政論文,學到了文言文,接觸了英語,並加入了共青團。有趣的是在課本上又學到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當然,那個時代老師對司徒雷登的講解與評價只能是妖魔化的。
隨著“文革”的結束。高考之門重啟,我進人貴陽師範學院歷史系學習,得到中國著名學者吳燕南的青睞,後有幸進人先生門下在職攻讀碩士研究生。在他的教誨下,自己對歷史從興趣、愛好逐步地轉變為一種志向。也許司徒雷登是自己第一次接觸到有爭議的歷史人物,腦海中的印象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沒有淡忘,反而日漸清晰,最終萌生了從學術上對其進行探究的決定。

序言

中國與美國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國家,“美國人民樂觀進取、務實創新.用200多年時間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科技成就。中國人民勤勞勇敢、善良智慧,創造了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正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繼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推進國家現代化建設。”①從中國社會發展進入現代史直至今日。中美關係一直是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關係之一,當代中國一直把美國視為自己現代化進程中最主要的合作者。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受冷戰思維的影響,長期以來一直搖擺不定,時而為敵,時而為友,直至今日才接受中國和平發展這一現實,認定兩國在世界上有著許多共同的戰略利益,是“利益相關者”,美國希望與中國合作,共同應對挑戰。④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和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中美關係已超越雙邊關係的範疇,越來越具有全球影響和戰略意義。
世界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有句名言“讀史使人明智”。為了使中美兩國關係今後的發展不走或少走彎路,有必要對美國對華政策。特別是對引起美中二十餘年對抗的(戰後-1949年)錯誤的對華政策,以及當事人司徒雷登進行深人的專題研究,分析其違背歷史發展運行規律的局限與失誤,做到以史為鑑。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是20世紀中國現代史中一位家喻戶曉的美國人。他做過基督教傳教士、南京神學院教授、燕京大學校長、美國駐華大使,在華生活、工作了整整50年,把中國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是美國人,出生在中國,也希望葬在中國”,這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司徒雷登一生做了兩件對中國社會極富影響的大事:第一。從1919年起他就任燕京大學校長,白手起家,篳路藍縷,僅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就把一個“教師大多不合格”,“學生大多沒有培養前途”,“從完全意義上講不能稱其為大學的學校”,建成堪與北大、清華齊名並與美國哈佛大學建立了緊密學術聯繫的中國一流大學,為現代中國培養了近萬名大學畢業生。並幫助哈佛大學奠定了世界東方學研究中心的基礎。傾注了他畢生心血、金碧輝煌的燕園建築(今北京大學未名湖校區),2001年6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命名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的學生和聘任的教授,有56人任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學部委員。1979年,鄧小平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美國,正式成員21人,其中,燕京大學畢業生競占了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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