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夜郎文化,考古價值,
簡介
上世紀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這裡發掘出漢墓7座，出土文物300餘件，引起了考古界、史學界的轟動。2000年，研究人員在可樂發掘出夜郎墓葬108座，出土文物547件，其中葬式奇特的“套頭葬”入選2000—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並由此升格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樂遺址出土文物主要反映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夜郎文化特徵，被有關專家稱為“貴州考古發掘的聖地、夜郎青銅文化的殷墟。”
夜郎文化
可樂，彝文古籍稱為“柯洛倮姆”，意為“中央大城”，史志記作“柯樂”，後演變為“可樂”。今天雜居可樂的彝、苗、布依等少數民族中，彝族人最多。考古人員對赫章縣可樂鄉戰國秦漢墓地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夜郎獨有的“套頭葬”習俗，如用鼓形銅釜套頭，以及用銅洗罩面、銅釜套腳。據分析，套頭銅釜曾是死者生前用的炊具，是特殊的宗教用器，而不同的墓葬，處理方式又不盡相同。據了解，這種奇特的埋葬方式在國內考古中是獨一無二的。貴州文物考古所的研究員宋世坤說，通過考古發現，可樂是貴州考古的聖地，是貴州青銅文化的“殷墟”。
近年來，經過系統的考古發掘，已經初步證實夜郎文化的代表遺址位於貴州赫章縣可樂彝族苗族鄉。貴州省博物館在赫章可樂多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貴文物，主體型制多為秦漢時期文物，有的具有巴蜀特徵，有的具有夜郎文化特徵。但是屬於漢族文物較多，屬於典型的其他少數民族文物較少，而且器物的文化歸屬至今尚無法確定，這充分表明古夜郎文化是一種複合文化。
夜郎時代的交通格局與當代截然不同。當時的可樂大城與中原的聯繫是向北超越崇山峻岭進入赤水河或牛欄江河谷，才能與巴蜀一帶的漢族居民建立直接聯繫。《史記·西南夷列傳》稱，在四川宜賓（犍為）有大量的笮馬（後世的烏蒙馬、水西馬）、氂牛、 僮（指市場上出賣的奴隸）交易，他們都是通過這一古道從可樂而來。但這些已有的出土文物僅是與古夜郎文化有密切的聯繫，還不能視為夜郎文化的全部內容。據彝文古文獻記載，當時與貴州可樂齊名、能稱“倮姆”（彝語，漢語為“大城”）的，有成都（勒姑倮姆）、重慶（儲奇倮姆）、昆明（勒波倮姆）等西南地區的著名城市。貴州考古專家宋世坤分析，可樂地區的建置沿革，前人缺乏考證，但將歷史的發掘與文獻對照研究推斷，在戰國至秦漢時期，很可能是屬於夜郎國的重要“邑聚”或“旁小邑”的境地，也說明可樂在貴州古代歷史、乃至西南地區古代歷史上曾經占有重要地位。
可樂是彝族苗族鄉，現在主要的居民是漢、彝、苗等民族。《夜郎史傳》和《益那悲歌》等彝文典籍揭示，夜郎王是彝族先祖篤慕後裔。但是，夜郎故地的古代民族，有的屬於氐羌族系，有的屬於苗瑤族系，有的屬於百越族系。氐羌族系的古代民族，基本上是靠遊牧和農牧兼營為生，居住地具有較大的流動性，又一直實行火葬，因而不可能建構長期穩定的大型城池和形成大規模的墓葬群，致使今天考古發掘中很難發現這一族系的成片文化遺址。他們的文化遺物只可能在與漢族的交往中流入漢族社會，並在漢族墓葬和城池遺址得以保存下來。苗瑤族系的古代民族，長期過著狩獵採集生活，村寨聚落均為木質結構臨時住所，又普遍實行“風葬”，更不會留下成片的文化遺址，屬於他們的文化遺物同樣依靠漢族墓葬或城池遺址的保護才能被今天的考古發掘所發現。百越族系的古代民族，過的是濱水漁獵生活，也兼營近水地帶的刀耕火種，他們能夠建構較穩定的村寨聚落，但所住的乾欄式住房都為木質結構，而且不需要建築地基，他們的文化遺物大部分隨著村寨聚落的毀失而散落濱水泥沙中。目前，貴州省境內的北盤江、烏江流域均在河灘的衝擊層中陸續發現石器、貝器、骨器和零星的金屬殘片，就很可能屬於這一族系古代民族的遺物。由於文化遺址不成片，這些遺物發現並沒有引起考古學界的普遍關注。然而，這些零星發現具有極高的價值，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討。
考古價值
就可樂遺址現有考古收穫而言，傳說中可以與重慶、成都、大理、宜賓等媲美的可樂大城，其城池建構、附屬設施、居民聚落都明顯與同時代的重慶、成都、大理、宜賓古城不同。由此充分表明，傳說中的可樂大城是一個多元文化複合的大城池，為了能夠包容上述三個族系的相關文化，這個大城在性質上是一個季節性的多民族集散中心，它的定居居民人數有限，主體是漢族居民，目前發掘的文物屬於他們所有。但這些已有考古收穫並不能代表可樂大城的全部內涵，因為其他族系各民族的季節性集散是該大城得以支撐、繁榮的基礎，其季節性來可樂是為了實行物資交換。他們的臨時住所是搭在城外的帳篷或臨時住房，生活中留下的遺物必然混入泥土中，若考古發掘僅關注墓葬和遺址，就會將他們的文化遺物嚴重遺漏掉。要發現這三個族系的文化遺物，只能在河道的泥沙沉積中才能篩選出來，這應當是下一步考古發掘和研究必須重點關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