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羌瓷窯群遺址

古羌瓷窯群遺址

玉堂古羌瓷窯群遺址屬唐宋時期,遍布在都江堰玉堂鎮鳳歧村和中興鎮橫山村一帶。窯址的18座窯包有“上九堆、下九堆”之稱,占地約2.5平方公里,窯高10餘米,窯底直徑上百米,猶如一座小山丘。窯堆及周圍的地面上散布著大量的窯爐灰、窯具、瓷片及陶瓷器皿。成都市和都江堰市文物部門於1977年和1983年曾兩次試掘羅家、何家和馬家三座窯包,清理出陶瓷器皿上千件,有生活用具、文房用具及玩具等。僅青花瓷系列就有碗、盆、盤、碟、杯、壺、瓶、盒、盞、缽、燈、爐及紡輪、圓球、管飾、雙耳罐、四分罐、提梁壺、座虎枕等22個種類,器皿上刻有反映北宋時代特色的“鹹通”、“廣明”、“淳熙”等字樣。此外還出土了屬於唐代的“開元通寶”和北宋時期的“皇宋通寶”等錢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古羌瓷窯群遺址
  • 所屬年代:唐宋時期
屬唐宋時期,遍布在都江堰玉堂鎮鳳歧村和中興鎮橫山村一帶。窯址的18座窯包有“上九堆、下九堆”之稱,占地約2.5平方公里,窯高10餘米,窯底直徑上百米,猶如一座小山丘。窯堆及周圍的地面上散布著大量的窯爐灰、窯具、瓷片及陶瓷器皿。成都市和都江堰市文物部門於1977年和1983年曾兩次試掘羅家、何家和馬家三座窯包,清理出陶瓷器皿上千件,有生活用具、文房用具及玩具等。僅青花瓷系列就有碗、盆、盤、碟、杯、壺、瓶、盒、盞、缽、燈、爐及紡輪、圓球、管飾、雙耳罐、四分罐、提梁壺、座虎枕等22個種類,器皿上刻有反映北宋時代特色的“鹹通”、“廣明”、“淳熙”等字樣。此外還出土了屬於唐代的“開元通寶”和北宋時期的“皇宋通寶”等錢幣。
窯爐結構和器皿著色也很有創新和獨到之處。爐內採用墊柱支撐、墊板承托、支釘間隔的雙重敞燒法。窯形為斜坡式龍窯,由火堂、前後窯室和隔牆及煙道組成。窯場以散燒為主,裝飾方法多為印花、劃花和釉下彩。胎質以褐灰色為主,白土施表,釉為石灰釉。著色劑以鐵青色調為主,依含鐵量多少、火候不同而呈現出青、黃、黑、綠褐、本黃、茶黃等各式顏色。這種色調裝飾和釉彩工藝,正好反映了唐宋時期陶瓷發展的特徵,產品具有很高的觀賞性和實用性。
古羌瓷窯群遺址
該窯址數量之多、規模之大、保護之好,為國內外其他古瓷窯址少見。它蘊涵豐富的文化內涵,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藝術和科研價值,填補了四川及其西部無唐人陶瓷窯文物的空白,在中國“五大名窯”和“六大窯系”中應占有一席之地。它對研究唐宋時期的陶瓷發展,特別是在青瓷向其他顏色瓷發展過程的重要環節上,提供了大量的實物例證,豐富了蜀西盆地陶瓷文化的內涵,證明了成都平原曾是西南地區陶瓷業的中心。同時,窯址對研究四川陶瓷業的興衰過程及其原因,研究成都平原與川西北高原及川外地區當時的商品貿易、文化交流、交通運輸、社會生活等發展情況和漢、羌、藏民族之間的交往、融合、遷徙與演變等方面提供了難得的史料。
都江堰沿山一帶有漢代崇義的“環山窯址”、南朝至唐代天馬山的“六馬槽窯址”、唐代大樂鄉蒲村的“高碑堡窯址”、宋代金鳳鄉的“瓦崗壩窯址”,這些充分說明都江堰市以趙公山下的鳳歧、橫山羌瓷窯址為中心的古窯群,構築了我國西部的“陶瓷之都”,成為成都陶瓷業發展的中心,反映了當時該地區陶瓷業的興旺發達。玉堂古羌陶瓷窯址文化不但是中華民族,更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塊珍寶。經成都市文化局推薦,1985年8月,原灌縣人民政府豎立了“成都市文物保護單位玉堂窯址”的保護志碑。2002年該窯址又被批准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都江堰地區的羌族先民以“水文化”和“火文化”著稱,其中“火文化”就是以燒石灰、制陶瓷最為突出。其陶瓷經夏代原始青瓷石灰釉階段(夏代都江堰羌市人最先發明和使用石灰,本地盛產釉料石英砂),至晉代青瓷工藝相當成熟,蜀中青瓷已名冠全國,宋代已發展有三彩光釉,並有如玉堂、中興的大型窯群出現,供應全川及出口外銷。
歷史上川西地區的古羌民族曾多次南遷和向西拓展,故而開啟了最早中外交往的大門。秦漢之前,都江堰生產的陶瓷、川芎、石磨,隨蜀中的絲綢、茶葉一道,經南方多條“茶馬古道”遠運至中印半島、南洋各地,南洋也建有蜀王蠶叢、魚鳧的造像和廟所。同時陶瓷產品還經緬甸至“身毒”(印度)這條通道轉至阿拉伯、中亞,再轉道進入西方。許多學者認為,古代中國與兩河流域和西方之間,存在過文化上的交流。秦漢前,古西方人把古蜀國認作“羌人之國”china(羌那),“chi”讀為“羌”,字母“n”再與“a”相拼即為“na”,是國家之意。所以,china就其本意是“羌人之國”。
此外,古代西方人把“羌人之國”china又稱為“瓷”,歷史上這種現象多有發生——古羅馬人把中國人稱為“賽里斯人”,“賽里斯”即“絲綢之國”的意思。古代西方人以瓷產地的china(羌人之國)代替了“瓷”——把古蜀國生產的瓷品也稱為“china”。說明古代西方人早在秦漢之前已經認識了“china”這個羌人蜀國,接觸過青瓷搖籃、都江堰趙公山這個陶瓷之都的產品。
到唐宋時期,玉堂、中興的陶瓷窯,由於有茂、汶、理山區外出做工的貧困羌民參與,他們與趙公山土著羌民一道施展出才藝,同時又汲取了中原各地技藝,結合本地區民族特色生產有所創新,優質陶瓷產品大都供應蜀地和對外出口。唐末戰亂以來,中原至西域的絲綢之路中斷,對外出口物資只能通過古已有之的“南方絲綢之路”,先到達中亞、再轉運至埃及等地。在10世紀埃及伊斯蘭王國首都——胡斯塔特城,今已發現了玉堂羌窯的“唐三彩”產品,說明當時玉堂古羌陶瓷文化在國外已有了一定影響。
北宋淳化四年(993),四川爆發了震驚全國的青城後山王小波、李順起義,廣大羌民積極回響。起義失敗後,青城後山被命名為“泰安鄉”。參與起義的玉堂羌族窯工戰死傷亡者不計其數,倖存者都逃到了阿壩州映秀、汶川等大山地帶。從此,蜀西都江堰地區的陶瓷生產轉向崇寧、榮昌、成都、彭州、重慶、廣元等地區。又因宋代中原瓷器海路出口猛烈增長,而玉堂羌窯產品無出海通道,仍沿陸路出口,費時費力,逐漸失去優勢而遭受排斥,市場無份,經營慘澹,最終銷聲匿跡。曾經輝煌的玉堂羌瓷窯文化最終湮滅於荒煙蔓草之間。
2001年年底,成都市文化局組織有關專家,對玉堂窯址現場考察論證後,認為“窯址有很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2010年年初已向國家文物局報送了材料,正待審批。玉堂羌瓷窯群遺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羌族歷史和多姿多彩的羌族文化內涵,同時也豐富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深厚底蘊,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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