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委、粵北省委事件

1942年五、六月，國民黨頑固派在華南製造了“南委、粵北省委事件”。這是繼“皖南事變”之後在華南地區製造的又一起嚴重反共事件。事件發生後，給華南地區黨的組織發展以及合作抗戰工作帶來十分不利的影響。本文試圖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對“南委、粵北省委事件”發生的原因、影響及其歷史啟示進行初步探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南委、粵北省委事件
• 時間：1942年五、六月
• 發起者：國民黨頑固派
• 地點：華南

發生的原因

國內背景

1938年日本占領武漢、廣州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由於戰線太長，日本停止了全面戰略性進攻，而把主要兵力用於打擊敵後戰場的八路軍、新四軍，以鞏固其後方。與此同時，日本對國民黨的戰略政策作出重要調整，即由“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 轉變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

日本侵華策略的調整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發生重要影響。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此後，又先後秘密頒布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法》等，企圖限制、打擊、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同年1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立了“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的方針。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在全國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全國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這些表明，國民黨統治集團對抗戰的態度發生重要轉變，即由對外轉向對內，客觀上表現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從而對全國各地自上而下的反共活動起到強烈的指向和催化作用。

地方因素

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迅速波及華南。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伍智梅從重慶參加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回來後，即迅速傳達“限共”、“反共”政策。隨後，改組了四戰區政治部，反共分子邱譽任主任，大肆排擠、打擊共產黨人。1939年11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陳誠親到韶關，高唱反共論調，煽動反共熱潮，污衊八路軍“游而不擊”、“延安無一傷兵”，聲稱要“嚴防共黨活動”、對共產黨實施“法律制裁”。此後，國民黨頑固派在廣東的反共活動變得更為猖狂。

1940年春，國民黨廣東當局下令逮捕“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總隊部幹部，解散“抗先”總隊部和各級隊部。1940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在東江地區製造了“博羅隊事件”，並進攻轉移途徑中的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致其損失慘重。3月，又製造了南路“周、文事件”和合浦 “白石水事件。10月，反共頑固派進攻瓊崖美合抗日根據地，製造了“美和事變”。1941年5月，國民黨廣東當局查封了廣東省委的機關報《新華南》。6月，又製造了“廖錦濤事件”，廖被迫害致死。

廣東國民黨頑固派並不滿足於這些“小勝”，而是把魔爪繼續伸向破壞和摧毀共產黨在華南地區的領導機關和組織系統，以圖從根本上消滅華南地區共產黨。破壞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及其下屬組織系統便是其首要目標。廣東國民黨頑固派在反共活動中充當急先鋒，華南地區的反共浪潮一浪蓋過一浪，這種地方性因素也就成為“南委事件”發生不可避免的重要誘因。

主觀原因

事物的發展變化總是主、客觀的辯證統一。“南委事件”的發生亦概莫能外。除了上述客觀因素外，南委內部掌握黨在華南地區核心機密的領導幹部及有關工作人員發生叛變是“南委、粵北省委事件”發生、發展不可忽視的主觀原因。

在這次事件中，南委及有關下屬組織幾個重要幹部的被捕叛變行為，使得事情朝著惡化的方向發生連鎖反應。首先是江西省委交通李鐵拐（原名蕭三省）、贛西南特委組織部長李照賢秘密叛變，國民黨特務利用叛徒密捕了省委書記謝育才。隨後，江西省委原代理書記顏福華被誘捕叛變並死心塌地為國民黨特務效命，江西省委電台受到破壞，電台台長林雲生及有關工作人員在中統特務和顏福華的挾裹下先後叛變，省委電台遂為國民黨特務機關所掌控，對外嚴密封鎖。南委雖有所警覺，但在大半年的時間內對此仍無法查證和有效識破。顏福華成為“南委事件”的重要禍首之一。

江西省委被完全破壞後，國民黨特務把目標集中於南委機關及其下屬的其它組織系統。南委在被國民黨特務所掌控的江西省委電台提供假情報所蒙蔽的情況下，派組織部長郭潛前往曲江與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去接頭，但不知謝已被捕關押。南委在接到謝育才越獄報警後，及時給郭潛發出緊急撤退的電文。郭潛因未及時翻譯電文並撤退，遂於1942年5月26日被捕。郭被捕後經受不住國民黨特務的威逼利誘立即叛變投敵，並供出黨的許多核心機密，成為破壞南委及其下屬組織的另一重要罪魁禍首。在郭的引領下，國民黨特務先後破壞了粵北省委、南方工委和廣西省工委。

主要影響

“南委、粵北省委事件”是國共合作抗戰時期國民黨頑固派有預謀地在華南地區製造的一起影響較大、後果嚴重的重大事件。它不僅使我黨在華南地區的組織發展受到破壞，黨在華南的工作受到削弱，也給整個華南抗戰大局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1.使南方黨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

南委及其部分下屬組織在事件中遭到破壞

“南委”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的派出機關，代表南方局領導江西省委、粵北省委、粵南省委、湘南特委、廣西工委、瓊崖特委、閩西特委、閩南特委、潮梅特委、大埔縣委和閩粵邊委。在這次事件中，“南委”本身及其部分下屬組織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一是中共江西省委遭到徹底破壞。從1941年7月到1942年間， 江西所屬黨組織基本瓦解，44個縣委、200多個區委和絕大多數支部遭到破壞，2000多名黨員被捕。江西省委遭到破壞，成為“南委、粵北省委事件” 的發端。

二是中共粵北省委遭破壞。郭潛被捕叛變後的當晚便引領特務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負責人司徒丙鶴夫婦，交通員曾平、陳二叔被捕。次日凌晨，郭又帶領特務逮捕了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及其妻子、弟妹、譯電員、保姆等7人。隨後，又逮捕了省委組織部長饒衛華。郭還供出廖承志在樂昌的住址，引領特務於5月30日秘密逮捕了廖承志。

三是中共南方工委遭到破壞。1942年6月初，在郭的引領下，國民黨武裝特務專車前往大埔縣破壞南委機關。由於謝育才報警，南委有所警覺，南委機關絕大多數人員提前安全轉移撤退。但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宣傳部長塗振農（後叛變）先後被捕，南委書記方方險遭不測。南委高坡交通站負責人杜國宗、地下黨區委書記黃道生、百侯地下黨員丘鴻耀、南委交通楊保華及其母親丘解老媽媽等人被捕。

四是中共廣西省工委遭到破壞。1942年7月9日，中統特務又在叛徒郭潛的引領下前往廣西桂林，製造了廣西“七·九”事件，導致中共廣西省工委副書記蘇蔓、省工委婦女部長兼桂林市委書記羅文坤等29人被捕。省工委書記錢興幸得房東掩護，脫險撤退。廣西省工委協助組織部長黃彰搞組織工作、原桂西南特委書記彭維之於7月11日在桂林被捕，關押半年後叛變投敵，供出桂東南、桂西南地區黨員名單91人，致使廣西中統特務在1943年1月又製造了“一·一三事件”和南寧“一·一五事件”。廣西“七·九”事件及其後續發展，已是“南委事件”的尾聲。

南委及其下屬遭破壞的組織的一些重要領導人、幹部在事件中犧牲

1942年6月6日，叛徒郭潛帶領國民黨武裝特務在高坡鎮德和旅店逮捕了“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張文彬堅貞不屈，英勇鬥爭，1944年8月犧牲於江西泰和獄中。張文彬的護送人員丘鴻耀以及南委交通楊保華等，為了保守黨的秘密，受盡酷刑，英勇犧牲。

中共廣西省工委是南委領導的下屬組織，又因南委組織部長郭潛叛變投敵後帶領國民黨特務前去抓捕而遭破壞，因此廣西“七·九”事件是“南委事件”的延伸。在這次事件中，中共廣西省工委副書記蘇蔓、婦女部長羅文坤、中共南方工委特別交通員張海萍等被捕後壯烈犧牲。

2.使南方黨的工作受到削弱

“南委、粵北省委事件”發生後，廣東各地黨組織十分危急。根據南方局和周恩來的指示，除淪陷區、敵占區外，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一律停止活動。在這期間，黨在國統區的組織活動被迫停止，黨員實行隱蔽埋伏，上下級不發生組織關係，不發指示，不開會，支部也暫時不開會，不收黨費，黨員之間互相不發生組織關係。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黨的組織活動停止以來，南方黨的組織、宣傳、統戰、軍事等各項具體工作均受到較大程度的削弱。

1942年底，南方局根據形勢發展，指示廣東黨組織以尹林平、梁廣、連貫組成臨時省委。1943年1月，中共廣東臨時省委成立，以尹林平為書記，並決定在國統區各地恢復組織活動。1944年以後，各地黨組織陸續恢復活動，黨的各項工作得以重新開展，並有了新的發展。

3.使華南抗戰受到一定影響

“南委、粵北省委事件”發生在抗戰相持階段這一重要時期，給華南地區國共合作抗戰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著實令“親者痛、仇者快” 。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是全面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南委、粵北省委事件”之後，南方黨仍以抗戰大局為重，繼續高舉團結抗戰的大旗，建立了東江縱隊、瓊崖縱隊、珠江縱隊、粵中抗日解放軍等黨領導的敵後抗日的武裝力量，抗擊著華南60%以上的日軍，牽制了大量日軍，成為華南抗戰的中流砥柱。但由於“南委”及其部分下屬組織遭到破壞，黨在國統區的組織活動被迫暫停，黨員活動受限，黨的統戰、婦運、青運、民運、軍事等各項工作受到壓制，這無疑給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帶來十分不利的影響。

從全局上看，國民黨頑固派製造這起反共事件，“同室操戈，相煎太急”，華南地區整體抗戰力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日本侵略者漁翁得利。正如“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在重慶怒斥國民黨頑固派當局：“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歷史啟示

“南委、粵北省委事件”已經過去六十多年了，但它並未湮沒在歷史的煙雲之中。回顧和研究這一歷史事件，給我們許多有益的歷史啟示。

1.敏銳、清醒、警惕才能作出正確的抉擇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後，由於日本侵華策略的調整，國民黨統治集團右傾，推行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政策，使得階級矛盾進一步凸現，中日民族矛盾與國內階級矛盾相互交織，局勢變得異常複雜多變。國民黨頑固派在全國掀起反共逆流，華南地區頓時颳起一股“嶺南黑風”。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南方黨組織及黨員幹部一開始已有所覺察，但警惕性仍不夠高，各地都存在著麻木不仁、盲目樂觀的嚴重現象。“ ……… 但是當時第一，沒有認識到這個逆流的嚴重性及長期性；第二，因為省委的主要幹部沒有回來，所以並沒有特別的重視在整個黨內對應付逆流的動員”，“當時黨內所發生的現象，一般的新幹部中，都因為對‘統一戰線內部有鬥爭，長期合作中有嚴重的障礙，長期合作是長期鬥爭得過程’的不了解，所以在逆流到來之前，便盲目樂觀。又因為是在和平環境中發展的黨組織都非常鬆懈，對秘密工作無知，……”①1940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廣東：“……必須認識時局的嚴重性，糾正對廣東環境特殊的樂觀估計，迅速採取辦法以保存黨的力量，縮小各級領導機關至短小精幹的程度”。②

隨著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活動的加劇，中共南委、廣東省委對時局的嚴重性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1939年11月，中共廣東省委在韶關召開第五次執委擴大會議，決定以鞏固黨的組織為中心任務；制定了政治上進攻、組織上保密、實行組織工作與民眾工作轉變的方針和策略；要求克服右的傾向和“左”的言行。會議還決定：在東江、瓊崖、中區、南路準備武裝力量，同時準備突變後長期秘密黨的基礎。1940年11月，中共廣東省委撤銷，廣東的黨組織分成粵北省委、粵南省委、瓊崖特委和潮梅特委等幾個互不隸屬的系統，同時實行特派員制度，以免某一地區的組織受到破壞而牽連其它地區的黨組織。

儘管“南委、粵北省委事件”因叛徒出賣而未能最終避免，但南方黨組織在反逆流的鬥爭中提高了警惕性，採取了相應的應對措施，各地的黨員幹部和民眾受到了相當的鍛鍊，黨的組織更為嚴密。雖然“南委、粵北省委事件”中黨的部分領導機關被破壞，但其下屬的基層組織及其它互不隸屬的系統並沒有遭到大的破壞。從這一點上講，反逆流的應對措施是及時有效的。這與南方黨組織在時局發生逆轉時自覺執行黨中央的有關指示，保持清醒頭腦，提高警惕性，妥善應對複雜局勢是分不開的。這進一步啟示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都必須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科學判斷形勢，牢牢把握主動權， 做出正確抉擇。

2.沉著鎮定，措施有力，妥善應對，才能把損失降到最低

“南委、粵北省委事件”發生後，南方局及周恩來多次及時發出指示，各地黨組織沉著應對，採取有效措施，制止了事態的發展，從而有效保護了南方各地黨的組織和廣大幹部，團結了民眾，為黨的組織恢復、發展壯大以及以後的革命鬥爭奠定了良好的組織基礎、民眾基礎。

這些指示和措施歸納起來主要包括：國統區受破壞的黨組織負責人及暴露的幹部緊急疏散撤退，其他幹部利用各種社會職業做掩護，實行“三勤”活動；切斷一切上層的公開關係，斷絕與已暴露黨組織的一切往來；國統區暫停一切組織活動，何時恢復等待通知決定。

指示下達後，各地黨組織迅速傳達貫徹。根據指示精神，國統區黨的組織活動暫時停止，大多數黨員堅持“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認真開展勤學、勤業、勤交友的“三勤”活動。由於南方各級黨組織在應對突發事件時克服了慌亂，沉著鎮定，措施有力，從而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損失。

從1943年初起，國統區南方黨的組織活動陸續得到恢復，至抗戰勝利前夕，僅廣東共產黨員的人數已有27000多人；建立20多個團的人民武裝力量，有四十多個縣地區，有幾百萬人口。廣東黨組織“已成為敵後解放區人民惟一依靠的力量，已成為華南人民解放的旗幟”。①

3.純潔黨的隊伍，才能保持黨的事業健康發展

南方黨組織在應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逆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南委、粵北省委事件”還是令人痛心地發生了。這固然是國民黨頑固派處心積慮、精心策劃，推行倒行逆施政策的結果，但與南委及其省級下屬組織內部少數重要幹部如郭潛、塗振農、顏福華、彭維之等的叛變投敵行為具有直接關係。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敵人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混入黨內的那些經不起考驗的意志薄弱者。擔任黨內要職的南委組織部長郭潛傍晚被捕，當夜即叛變並帶領敵人破壞了南委曲江交通站，次日凌晨又抓捕了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等人。郭的政治立場轉變之快、行動之迅速，令人匪夷所思。除敵人的威逼利誘外，從根本上說還是由於郭潛等人的政治信念不堅定、主觀上動搖蛻變所致。正是因為黨內叛徒的告密、配合和指引，國民黨中統特務才能如此輕巧地屢屢得手。從幹部管理的角度講，當年南委及其下屬遭破壞的組織在審查、識別、培養、任用幹部等方面不能不說存在審查不嚴、使用不慎的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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