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倭北虜

南倭北虜又稱北虜南倭,即東南沿海一帶倭寇的侵擾和北部邊境蒙古騎兵的襲擾,是長期困擾明朝廷、危及大明江山社稷的兩大問題。

嘉靖年間,明王朝面臨空前的邊疆危機。北方的蒙古各部落統一後,勢力強大。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稱汗,遣使議和,求通貢市,世宗不許,屢請屢拒。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軍侵大同,後退兵開市。一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部邊境薊遼地區滋擾不斷。

在東南沿海邊境,日本封建割據造成大批武士流亡,與海商和中國境內反海禁的私販集團結合成武裝力量,侵擾浙江、福建一帶,即稱“倭寇”,屢禁不止。二者造成的嘉靖年間的邊疆危機,合稱“南倭北虜”。

隆慶時期,在經濟、政治的發展,軍事力量的壯大,以及其他一些有利因素的條件下,明朝通過開放海禁、“俺答封貢”使一直困繞明朝的“南倭北虜”問題得到基本解決,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影響了歷史的進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南倭北虜
  • 地點:南倭:東南沿海;北虜:長城沿線
  • 時間:明朝嘉靖年間
  • 結果:平定了倭寇,和蒙古諸部和解
背景,南倭,北虜,影響,

背景

南倭北虜,是明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必須面對的兩大外患。明代外來的威脅,在北方主要來自遊牧民族如蒙古韃靼部瓦剌部,在東南沿海主要來自倭寇。當時稱為“南倭北虜”。
明朝時期東海形勢圖明朝時期東海形勢圖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堅決反對對外濫用武力,他曾明確地講:“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明太祖還在其遺訓中再三強調指出:“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認識,定下“修武備,謹邊防,來則御之,去不窮追”的以守御為主的國防政策。重建了以長城為主幹的北部邊疆防禦體系,後來又建起了以衛城所城為骨幹,堡寨墩峰相結合的海防設施體系,成功地抵禦了外來的入侵。在北方明政府曾設九邊以防“北元”,在南方則是採取建立衛所、設定戰船等措施,加強海防以備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嚴禁民眾出海貿易,主要是與日本的貿易,導致走私活動猖獗。
南倭北虜在嘉靖皇帝在位期間發生南倭北虜在嘉靖皇帝在位期間發生
從1521年(武宗正德十六年)至1582年 (神宗萬曆十年),北方少數民族韃靼首領俺答汗日益強大,不時率兵南下騷擾,在東南沿海,倭寇也不斷入侵,甚至竄至南京,所謂“南倭北虜”的局面已經形成。在嘉靖年間,南倭北虜始終是明王朝的莫大禍患。葡萄牙據中國澳門不走。地主階級內部一小部分有識之士,從長遠的統治利益山發,主張政治改革。首先是整頓邊防,嘉靖末擊敗倭寇,隆慶時與俺答言和井注意防邊。其次是整頓賦役,從局部到普遍施行一條鞭法。再次是整頓工商業,徵收輪班銀,準販東西二洋,設水餉、陸餉、加征餉船引銀。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還有整頓吏治,至張居正當政時較有效果。這一時期,在諸般矛盾中,顯然以民族矛盾最為突出嚴重,也是處理得最好的。國內各民族進一步融合的趨勢正在形成。

南倭

明朝的“倭寇之患”,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歷史社會現象,既有入侵與捍衛主權的鬥爭,又含有社會生產力發展與封建制度間的衝突。
朝廷圍剿“倭寇”戰爭朝廷圍剿“倭寇”戰爭
“南倭北虜”是困擾明朝的心腹大患。“北虜”是個老對手,而“南倭”是明王朝面對的一個新對手,沒有現成經驗供借鑑,往往採取極端的“海禁”政策加以處理。
明成祖晚年,在鄭和下西洋後實行海禁政策,只開放勘合貿易(官方許可貿易)予日本進行貿易。但後來到了1523年(嘉靖二年)爆發了寧波之亂,加上稍早時,葡萄牙人入侵發生了屯門之戰西草灣之戰,此後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機。
朝廷花大力氣在中國沿海進行“剿寇”作戰,一直打了百多年,卻無法阻擋如浪潮一般的“倭寇”,接連丟城失地,幾易督帥不絕,“寇患”越演越烈,成為明朝海洋史上的不解謎團。其中深層原因是朝廷錯定了打擊目標,這些海上武裝集團,既不是“倭”,也不是“寇”,實為一些被“禁海”逼迫、活動在大海上的商人武裝團體,朝廷當做外國入侵來打擊,戰事越弄越亂。
明廷以此中斷一切對外貿易,中日貿易從業者生計大受打擊,遂成海盜。倭寇並不是只有日本人,最知名的當是中國人汪直
明代倭亂,在嘉靖年間汪直集團興盛時達到極點。統治者很早就意識到海防的重要性:“沿海之地,自廣東樂會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閩,又二千里抵浙……島寇倭夷,在在出沒,故海防亦重。”儘管“倭患”明初就存在,但當時勢力尚弱,且明王朝十分重視海防設定,未能釀成大患。到嘉靖年間,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倭患漸起。此時東南沿海工商業發展起來,而海禁依然厲行,沿海民眾和汪直集團與朝廷的鬥爭非常引人注目。“閏三月,海賊汪直糾倭寇瀕海諸郡,至六月始去。”又載:“時胡宗憲為總督,誅海賊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復勾倭入寇,閩、廣益騷。”
據《明史·日本傳》所說:“倭寇”中“大抵真寇十之三”,而大部分是中國的民間海洋人士,稱為“假寇”。因他們對抗“禁海”,被冠名“盜匪”,又因被迫出走日本或其中雇有一些日本人,就被扣上“倭寇”、“漢奸”之名。由於“禁海”,朝廷將這部分本來並不反對王朝的基本人群推向了對立面,一概稱為“倭寇”。
所以,不管是外來的“真寇”侵擾,還是國內“假寇”的對抗,造成沿海亂局,都是朝廷“禁海”政策造成的特有產物。“倭寇”不過是沿海民眾求生存、海上集團圖貿易之利的行為罷了。但是大明王朝守著“片板不準下海”的祖宗之法,極力壓制民間海上貿易,導致“南倭”的發生,對於沿海地區的經濟造成了一定的破壞。 明朝放棄了開放、開發海洋的機會,卻集中力量進行“剿寇”,而且錯誤地混淆了“真寇”、“假寇”的不同概念,導致越剿越亂的結局。而且,誤導了社會輿論,產生了嚴重的後果。
抗擊倭寇的戚繼光抗擊倭寇的戚繼光
經過名將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的努力,倭寇問題在嘉靖末年基本被解決。東南沿海倭患漸次平息以後,長期以來高懸在明廷頭上的“南倭北虜”兩把利劍,好不容易摘除了一把,朝廷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整飭北方邊務,消除蒙古韃靼部落的襲擾上。

北虜

元朝殘餘力量北逃後,是為北元,北元又分裂為韃靼瓦剌二部。其中韃靼衰退,瓦剌遂成為中國北疆的最大威脅。 此後由於與明朝的長期戰爭及內亂、內戰不休,元氣大傷,蒙古人逐漸喪失了進取中原的雄心。但在失去了原農業地區的支援和調節,單一的原始畜牧業和不發達的手工業使蒙古人的生活陷於困境。獲取漢地的物資成為蒙古部落的期盼。而朝貢打仗都是獲取物資的手段,因而韃靼、互剌諸部及兀良哈三衛不斷襲擾明朝邊地,往往是大掠之後自動退兵,形成歷史上所謂的“北虜之患”。隨著明朝吏治腐敗程度的不斷加深,邊防力量漸趨削弱,“北虜之患”日益加重。
明朝後期同韃靼和瓦剌對峙形勢圖明朝後期同韃靼和瓦剌對峙形勢圖
瓦剌也先汗在1449年(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入寇中國,是為土木堡之變。蒙古在此後百年的內斗,韃靼重奪主宰地位,韃靼土默特部的俺答脫穎而出,於明嘉靖年間獨立建國,進而威脅中原。
嘉靖年間,韃靼諸部屢屢入犯,兵力動輒數萬,甚至數十萬,明王朝的腐敗軍隊根本抵擋不住蒙古人驍勇善戰的騎兵。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稱汗,遣使議和並求通貢市明世宗屢次拒絕。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韃靼首領俺答率領所部數萬精兵犯大同薊鎮,大破古北口入塞,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而明軍不僅京營官兵毫無鬥志,各路“勤王”之師也怯懦不敢戰,聽任韃靼軍隊在京師周圍肆意劫掠八日,滿載而去,史稱“庚戌之變”。俺答以武力成功逼使明廷答應開市,但北部邊境薊遼地區的滋擾直到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方始消停。
1567年( 隆慶元年),俺答數犯邊地,而土蠻亦同時入寇,進犯薊州,蹂躪昌黎、撫寧、樂亭、盧龍,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邊境形勢極為嚴峻。朝廷商議對策,工科給事中吳時來提議調兩廣總督譚綸、福建總兵戚繼光、廣西總兵俞大猷到北方“專督練邊兵”。福建巡撫涂澤民則懇求:“戚繼光才猷超邁,忠勇性成,功勳茂著,八閩愛戴,如出一口。……蓋一日有閩即不可無此官,乞將戚某專心料理閩事”。兵部意見:“戚某與譚綸向在福建,文武相資,練兵禦寇,立有成效,應取回京,共修戎政。”明穆宗朱載垕決定:“速召戚某同譚綸回京,訓練兵馬,以備緩急之用。”
戚繼光於1568年(隆慶二年)二月任神機營副將;五月,總理薊、昌、保練兵事務,節制三鎮與總督同;三年正月,破例以總理兼任薊鎮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等處。譚綸則於1568年(隆慶二年)三月任薊遼總督;四年十月為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六年七月為兵部尚書,入掌兵部。戚繼光兼任薊鎮總兵後,在長期的親密戰友譚綸的極力舉薦和傾力支持下,在內閣大學士張居正(隆慶六年六月出任首輔)的高度賞識和極度信任下,開始了軍事生涯的又一次輝煌。
俺答封貢(明皇宮蠟像)俺答封貢(明皇宮蠟像)
1570年(明穆宗隆慶四年),俺答為救孫兒把漢那吉,與明朝開始和談,次年達成協定,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史稱俺答封貢。北虜問題至此告一段落,封貢換來北疆過百年和平,直到滿清崛起時,九邊烽煙再現。

影響

在大明王朝南邊沿海的倭寇不斷地走私、燒殺搶掠、擴大貿易,不斷侵占明朝老百姓利益,並與中國流民、窩主及漢奸勾結,由開始的小打小鬧,發展到後來瘋狂地燒殺搶劫;倭寇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修建研製了艦船、武器,總結研究出特有的戰術,日本政府由當初的暗中支持,到後來明目張胆地縱容支持倭寇的行徑,最後企圖以朝鮮為跳板,悍然發動了大規模侵略中國的戰爭,企圖打開明朝東南門戶;明朝政治腐敗、戎政大壞,讓倭寇有了可乘之機,他們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大肆燒殺搶掠,給中國人留下了血的教訓;在關鍵的時刻,正義戰勝了邪惡,團結的愛國志士戰勝了貪污腐敗、賣國求榮者,為抗倭的勝利贏得了先機;倭寇雖然最終在戚繼光等一批愛國將領的努力下被消滅,但倭寇對中國東南沿海長達200年之久的侵擾史已經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留下了無法抹去的記憶,更留給了世代中國人民血的教訓。
而由於明初的蒙古胡虜問題沒有解決,使明朝陷於南北兩面作戰的窘境,蒙古作為一個地方的割據政權,雖沒有足夠的實力來威脅中央朱明的地位,但是零敲碎打,不斷侵蝕騷擾長城防線,使明朝不得不長期投入巨大的國防和外交資源。可以說,蒙古人自從被朱元璋逐回草原那一天起,無時不想著“光復中原”,對於明朝的統一政策,必然是拚死反抗,和平統一是不現實的,明朝開通馬市互惠蒙古人,其實也是養虎為患。隨著滿清的崛起,和蒙古人一拍即合,在戰略上擠壓明朝的空間,互通聲勢,曾經強大的明朝在這樣的內憂外患中風雨飄搖,一直到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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