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變(北京事變)

北京政變(1924年馮玉祥發動政變)

北京事變一般指本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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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變,也有人稱之為首都革命,1924年10月23日發生在北洋政府首都北京,發動者為馮玉祥。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被任命為“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出古北口迎戰奉軍。10月23日,馮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圍了總統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的職務,監禁總統曹錕,宣布成立“國民軍”。政變後,馮玉祥授意攝政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廢除帝號,清室遷出紫禁城,驅逐溥儀出宮。

基本介紹

  • 名稱:北京政變
  • 地點:北京
  • 時間:1924年10月23日-1925年3月
  • 結果: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
  • 主要指揮官:馮玉祥
  • 歷史意義:推翻直系政府、徹底廢除帝制
歷史背景,軍閥混戰,三角同盟,直奉戰爭,政變動員,政變經過,草亭密議,臨陣倒戈,囚禁曹錕,歷史意義,剷除帝制,直系垮台,民權運動,促進革命,

歷史背景

軍閥混戰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共和成立,清室退位。不幸革命成果被袁世凱竊奪。從此,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國無寧日。袁世凱死後,除了滇、桂、粵、晉等軍閥割據一方,稱王稱霸外,北洋軍閥逐漸分裂成三大派系,即段祺瑞的皖系,張作霖的奉系,吳佩孚的直系。各派之間為爭奪權力,矛盾重重,鬥爭十分激烈。在這些實力派的操縱下,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總統頻頻更換,從黎元洪到馮國璋,從徐世昌到曹錕
作為皖系首領的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多年,雖未當上總統,但野心不死,其驕橫跋扈深為直奉兩系不滿。終於,直皖戰爭爆發。1920年7月,直系曹(錕)、吳(佩孚),聯合奉系張作霖,一舉打敗了皖系段祺瑞,段祺瑞被迫通電辭職。此後,張與曹、吳得勢,北京政權為直奉兩系所控制。但利益所趨,雙方矛盾日益加劇。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終於爆發。結果,直系吳佩孚打敗了奉系張作霖。奉軍退回東北,宣布東北“自治”,閉關自守,休養生息。而曹吳則一手把持北京政權,以中央政府自居。
1923年10月5日,曹錕經過賄選當上了總統。而此時張作霖自持軍事力量日漸強大,遂於1924年9月4日致電北京,痛斥曹錕,並於9月15日向直軍宣戰。張作霖自任總司令,分兵三路,入關討伐曹吳。總統曹錕急忙任命握有重兵的吳佩孚為討伐軍總司令,分兵三路迎擊奉軍。這樣,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這場大戰雙方全力拚殺,殊死搏鬥,在拉鋸式的陣地戰中,攻者強攻、守者死守,攻守交錯,殘酷激烈。當吳佩孚正在前方指揮酣戰時,作為討奉第三路軍司令的馮玉祥卻於10月23悄悄率領軍隊班師回京。在孫岳、胡景翼的配合下,潛入京城,實行兵諫,一舉扣押了總統曹錕。孫、馮、胡的倒戈,大大動搖了直軍軍心,吳佩孚終以失敗告終,倉皇從海上南逃。

三角同盟

孫中山移師北伐,為了配合盧永祥,準備攻取江西,孫中山密約馮玉祥胡景翼孫岳早日行動。 因事前盧永祥、張作霖、孫中山倒直三角同盟約定共同出兵,齊盧之戰爆發,張作霖的奉軍分6軍,即以姜登選為第一軍司令,出兵山海關李景林為第二軍司令,由錦縣攻朝陽;張學良為第三軍司令,出兵山海關;張作相為第四軍司令,作援軍;吳俊升為第五軍司令,作援軍;許蘭洲為第六軍司令,由開魯攻赤峰。張作霖自任總司令曹錕吳佩孚攝行陸海軍大元帥職,吳佩孚便在中南海四照堂召集“討逆軍總司令部”軍事會議。吳任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總司令兼直省後方警備總司令。彭壽莘為第一軍總司令,沿京奉鐵路出發,對付山海關、九門口一線;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出喜峰口,趨平泉、朝陽;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出北古口,趨赤峰;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組織直、魯、豫、鄂、陝、川等10路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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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孚表面上派馮玉祥擔任這一路總司令,並說:此路非勁旅不克勝任,實際上是想置馮於死地。這一路不僅路途遙遠,而且山脈橫亘,道路崎嶇,行軍極困難,赤峰東北復有沙漠處,人煙稀少。北方氣候寒冷,馮軍只有單衣,吳又規定行軍沿途,概不設兵站,糧秣餉項,統由各軍隨地籌辦。馮部所經各地十分荒僻,往往百里之內不見人煙,根本談不上就地籌糧,況且馮一向不願搜刮地方。吳企圖借刀殺人,即借奉軍之手消滅馮軍。萬一不被奉軍消滅,也將以戰敗的罪名懲辦馮。

直奉戰爭

馮玉祥在吳佩孚發布作戰命令後,在北京城內布置倒直的軍事內應,向曹錕建議:將王懷慶的13師開赴前線,孫岳的15混成旅調來拱衛首都。曹錕同意這一建議,即調孫率部到京,任命孫為北京警備副司令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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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向來主張兵貴神速,這次卻遲遲按兵不動,經吳佩孚再三催促,才於9月21日開出先頭部隊。馮令部隊每日行程二三十里,司令部也慢慢移動。馮的司令部到達古北口後,借籌措給養為名,停留下來。一面督飭沿途各縣修路作回師準備,一面令鹿鐘麟部每日從駐地向北京方向練習行軍,或50里,或60里折回,其意圖不僅是作為急行軍回師的準備,而且使沿途人們對其行軍動作習為常見,不至使爾後班師引起外間的注意。
馮玉祥的指揮部到達古北口時,張作霖的代表馬炳南又來見馮,遞交了張作霖的信:“只要推翻曹、吳,奉方的目的即達到,決不再向關內進兵。”馮同馬炳南約定,如果兩軍相遇,均應向天空鳴槍。
馮玉祥從古北進抵灤平後,派劉治洲等人到通州與胡景翼秘密聯繫,要胡暫緩開拔,並商討班師日期。劉治州又與段祺瑞接洽合作辦法,段說已同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鄭士琦接洽妥當,屆時定能採取一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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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得知吳在前線失利的訊息後,為進一步證實,給吳發去電報,探詢山海關戰況。吳的參謀長張方嚴復電:“此間形勢危急,不有意外勝利,恐難挽回頹勢。”馮又接到蔣鴻遇的電報:“前方戰事緊急,吳已將長辛店、豐臺一帶所駐之第3師悉數調往前線增援。”第3師是吳的看家兵力。蔣鴻遇曾告訴馮,一定要等吳的精銳部隊第3師從豐臺調赴由海關前線,班師回京的時機才算成熟。
馮為了慎重起見,密派劉之龍返京,和黃郛商量。馮曾給黃郛密電碼一冊,與黃約定互通訊息,來往密電由黃夫人親譯。雖然通電頻繁,外人卻無法察覺。黃以親筆覆信托劉帶給馮,並致電馮:“立志救國,在此一舉。”

政變動員

馮玉祥遂於10月19日召集張之江鹿鐘麟李鳴鐘劉郁芬劉驥熊斌等舉行緊急秘密軍事會議,胡景翼的代表鄧寶珊也趕來參加會議。馮試探了將領們的意向,然後鄭重宣布班師回京和政變計畫,將領們表示一致擁護。會議規定隊伍總稱為國民軍。因為北京政變迎孫中山北上,擁護孫中山主義,孫中山所領導的黨叫國民黨,馮玉祥也把自己的部隊改名為國民軍。馮玉祥命令胡景翼率領開赴喜峰口及通縣的部隊,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軍糧城、灤州一帶,截斷京漢路直軍之聯絡,並防阻吳佩孚西歸;命鹿鐘麟率部兼程返京,會同孫良誠張維璽兩旅開往北苑,再與蔣鴻遇旅會同入城;命李鳴鐘率兵一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交通;命已抵承德張之江宋哲元兩旅,限日班師。通知孫岳秘密監視曹錕的衛隊及吳佩孚的留守部隊,以防意外。同時又下令封鎖京熱大道,扣留有關人員,以防走漏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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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動員之後,部隊開始行動,徒步以每日行程200里左右的速度返回北京,3日內行程六七百里,先頭部隊的營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動,以便後續部隊到達時縮短吃飯和休息的時間,因此,數萬之眾,一路行來,狀如流水。鹿鐘麟首先於22日到達北苑。鹿與蔣鴻遇會商後,即將各部隊分配戰鬥任務,先派兵一團以接運給養為名,押大車數百輛魚貫入城,所有武器皆藏在大車內,當晚8時由北苑出發,12時抵安定門孫岳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徐永昌城防軍守城門衛兵大開城門,迎入城內。鹿鐘麟首先指揮部隊接收了全城的防務,又把全城電話線割斷,封鎖曹錕與外界的聯絡。城內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車加以封鎖,總統府衛隊由孫岳派兵包圍繳械,另由鹿派兵一營守衛總統府。曹錕被監視在中南海延慶樓內,不準與外間接觸。
鹿鐘麟的指揮部設在太廟,一切急需做的事情都在一夜之中辦好了。次日早晨,北京全城貼滿國民軍的安民布告,主要街道上布滿了國民軍崗哨,站崗的士兵臂上纏著“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的白色袖章。
次日,馮玉祥來到北苑,發出主和通電,提出反戰主和,一切政治善後問題請全國賢達商補救之方,開更新之局。同時,馮部國民軍頒布文告,指責吳佩孚不顧人民的痛苦,興無名之師為孤注之擲。又宣布,首都重地,使館林立,商務雲集,國民軍將負責維持地方秩序,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
馮玉祥邀集胡景翼、孫岳、王承斌、王芝祥鹿鐘麟、劉驥、張之江等在北苑開會商議正式改組軍隊的事宜。會上推馮為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1軍軍長,胡、孫二人為副司令,分別任第2、第3軍軍長,還決定成立攝政內閣。曹錕賄選禍國,強令曹錕下令停戰,免除吳佩孚本兼各職,曹本人自動退位。
會後,馮玉祥等通電中國,並公布《建國大綱》。

政變經過

草亭密議

孫岳、馮玉祥、胡景翼都是思想進步、傾向革命、擁護孫中山革命主張的直系將領,在軍事生涯中都有相同的遭遇。政變前,孫岳任十五混成旅旅長、大名鎮守使。早在1912就已是陸軍十九師師長的孫岳,因被疑為是革命黨人,常受到吳佩孚的猜忌和排斥,兵權被削,職務得不到提升,幾度沉浮,頗不得志。胡景翼曾是護國軍總司令,經孫岳、何遂活動率部投靠曹錕,任陸軍暫編第十一師師長。孫岳和胡景翼都是老同盟會員,而孫岳與馮玉祥更是志同道合的老戰友,並結為金蘭,孫年長馮幾歲,馮親切地稱孫岳為二哥,孫岳亦稱馮為煥章老弟。政變前馮也一直遭吳的排擠和提防,1914年他倆就曾密謀,策划過灤州起義。孫、馮、胡三位直系將領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理想,使他們站在一起,結成了反吳聯盟。
1924年9月10日大戰前,馮玉祥在南苑舉行“昭忠祠”落成大典。當時,孫中山南方革命政府發表北伐聲明,而張作霖也正調兵遣將,準備討伐直吳,直奉戰爭一觸即發。馮玉祥利用這次機會邀請孫岳參加典禮,以便密談倒戈事宜。典禮結束,馮、孫二人走上一座小山,來到了“昭忠祠”。“昭忠祠”是馮玉祥為紀念殉難官兵建立的祠堂。
混成旅旅長孫岳,早年加入同盟會,從灤州起義前就與馮玉祥結交,兩人長期往來無間。孫對吳佩孚的驕橫專權,早已心懷不滿,與馮見面時,常常滿腹牢騷,對國家的前途和個人的遭遇,感到悲觀失望。馮和孫不但在遭受吳佩孚的排擠方面有共同點,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們交換了倒直的意見,在南苑一草亭密商了反直的協定,歷史上稱為“草亭協定”。
馮與孫準備共同起兵反直,並決定由孫岳與胡景翼聯繫。胡景翼原是著名的同盟會會員,在馮玉祥督陝時與馮建立友誼。胡是陝軍第1師師長,部隊駐防於彰德、順德一帶,吳佩孚排擠胡,令胡部南下攻廣東。胡素有革命思想,不願對南方作戰,遲遲不開拔,引起吳的不滿。胡部不僅在餉項給養方面受到刁難,而且遲早有被吳消滅的危險,他不得不密謀準備武裝行動。恰巧孫岳來與他面談,胡大喜,遂派部屬高級將領岳維峻去京見馮,表示絕對服從馮的命令。數日後,胡景翼藉口到北京就醫,親自與馮密談,表示與馮合作的決心。至此,馮、胡、孫三角同盟形成。“草亭密議”揭開了北京政變的序幕。
馮玉祥再與黃郛建立聯繫。黃郛是志同盟會員,在辛亥革命時曾參與上海光復,與陳其美、蔣介石訂為盟兄弟。馮經張紹曾認識黃郛,黃是1923年入北洋政府內閣的,先後任外交總長、教育總長。馮、黃經過交談,彼此有許多共同的見解。馮每星期都請黃到南苑兵營講述軍事政治學,講救國救民之道,為馮部參謀將士解釋國際及國家大勢,每次演講約兩個小時,馮親自與全軍營長以上官佐一同聽講。黃利用職務為馮探聽政界訊息。

臨陣倒戈

直奉大戰爆發後,孫岳被任為北京警備副司令,負責保衛京師。胡景翼被任為討奉援軍第二路司令,在通州集結待命。馮玉祥被任命為第三路軍總司令,出北口,繞擊奉軍後路。吳佩孚則親率大軍向奉軍進攻。
馮玉祥這一路討奉軍所經之地,人煙稀少,行軍困難,地方貧瘠,給養難以籌措。馮玉祥明白,這是吳佩孚有意消耗自己的力量,用心險惡。馮玉祥行動遲緩,有意拖延時間,並時時注意北京動向,一路做好了返京的準備。同時,通知胡景翼將開往喜峰口方面的部隊撤至通州,以防舉事後吳佩孚回擊。孫岳則秘密監視曹錕的衛隊及吳佩孚的留守部隊,及時與馮玉祥保持聯繫,做好迎接馮玉祥回京的準備。
10月,直軍與奉軍交戰中屢吃敗仗,吳佩孚親赴前線督戰,駐紮長辛店。馮玉祥獲此訊息認為時機已到。於是19日召集部下張之江鹿鐘麟李鳴鐘、劉郁芬、劉驥、熊斌等緊急舉行秘密會議,說明原委,宣布班師回京。這個決定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擁護。鄧寶珊也代表胡部參加了會議,並表明態度,堅決支持班師回京。一切準備就緒,鹿鐘麟立刻180度大轉彎,率部星夜兼程,直奔北京城。
1924年10月22日午夜,孫岳坐鎮旃檀寺北京衛戌司令部,命令親信副官陸防處處長門炳岳派馬隊、步兵在北京主要大街來往巡查;命令十五混成旅各團團長待命,俟馮玉祥的部隊一到,立刻占據要害部門,包圍總統府。做好部署後,靜待變化。23日凌晨1時鹿部抵達安定門,孫岳立刻命令打開城門迎接進城,由十五旅配合迅速占領了火車站、電報局、電話局等主要部門,並占據了交通要道。鹿鐘麟一馬當先,走20米即安排部隊警戒,一直到天安門前,將總統府團團包圍。這時整個北京城仍然一片沉寂,而總統府竟連個崗哨都沒有。

囚禁曹錕

22日晚上,孫岳事先安排他的夫人崔雪琴來到總統府,約曹錕的妻子孫菊仙打牌。一是作內線,監視總統府動靜。二是轉移曹錕視線,便於孫岳行動。崔雪琴是孫菊仙的義妹,平時常來常往,十分親密。崔雪琴一到,曹錕的四姨太劉鳳偉立刻張羅打牌,說總統連日忙於事務,休息不好,為曹錕散散心。曹大總統牌癮大,一上桌就什麼都忘了,愈玩興趣愈大,直到崔雪琴起身告辭,曹才在劉夫人的服侍下入睡。雪琴離開曹府,直奔衛戍司令部向孫岳報告了總統府的情況,孫岳得以放心,立派一營兵力悄悄包圍了總統府。這時總統府何以連個崗哨都沒有呢?原來,曹錕的總統衛隊旅旅長曹士傑正率大隊駐守保定,在京負責保衛總統府的只留下了一個衛隊團。這時按孫岳的安排,衛隊團團長被請到旃檀寺去打麻將,衛隊的其他軍官同樣也被孫岳的人請去玩牌了。這天晚上,可以說從大總統到衛隊軍官都在打牌。而更讓衛隊官兵放心的是,眼前擔任北京衛戍司令的孫岳曾是他們的老上司。這時群龍無首以御林軍自居的衛隊士兵,誰還願意到城門上去站崗放哨?所以總統府被包圍時,衛隊士兵個個都在睡大覺,竟毫無察覺。
23日天剛亮,鹿鐘麟來到司令部向孫岳報告,說各要地已被占領,只有總統府衛隊尚未繳械。孫岳立即叫來衛隊營營長、曹錕的乾兒子顧海清,告訴他北京城已被國民軍控制,如果衛隊抵抗,不但自取滅亡,恐怕曹錕的性命也保不住,只有放下武器,才可保證曹錕的安全,顧仍可作衛隊營營長。顧海清一聽,嚇得不知所措,連忙跑回總統府向曹錕報告。曹錕正在酣睡,忽聽門外有人大喊:“不好了!大總統,快醒醒!出事了!出事了!”曹錕跳下床忙問:“出什麼事了?大驚小怪的!”顧海清將情況向曹錕一說,曹錕氣的大罵,連忙拿起電話找人,可電話線早被割斷。這才感到事態嚴重,癱坐在椅子上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孫岳走了進來對曹錕說:“大總統,您甭怕,現在國民軍雖說包圍了總統府,只要您下命令讓衛隊放下武器,國民軍會保證您的安全的。”曹錕一聽,這才明白孫岳也參加了政變。曹見大勢已去,只好命令衛隊繳槍。鹿鐘麟立派一營官兵接替了總統府警衛,將曹錕軟禁在中南海延慶樓。至此,北京城內整個被孫岳和馮玉祥的部隊控制。就這樣不放一槍,不費一彈,兵不血刃,一夜之間,北京政變成功。事後,孫岳入府謁曹,請曹交出總統印璽,曹不禁放聲大哭,表示願住東交民巷醫院養病,不再過問政事,遂交出大小印璽15顆。

歷史意義

剷除帝制

首先,北京政變完成了辛亥革命“趕走皇帝”的未了任務,剷除了封建帝制復辟的禍根。政變後,馮玉祥授意攝政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規定廢除帝號,清室遷出紫禁城,驅逐溥儀出宮。隨即對故宮歷代文物進行清點、保管,不僅連根剷除了封建帝制,而且對於清除人們頭腦中的封建意識和保護歷史珍貴文物也有重要意義。

直系垮台

造成了有利於革命的客觀形勢。北京政變導致曹錕吳佩孚政權的垮台,直系在北方的勢力受到沉重打擊,吳佩孚主力被殲,只率2000多人南逃,其“武力統一”的圖謀化為泡影。
北京政變北京政變
儘管政變後政權落到段祺瑞手中,但馮玉祥建立的傾向革命的國民軍在北京及其外圍駐有重兵,使段祺瑞政府不僅難以鞏固政權,而且不能有所作為。這種形勢不僅有利於北方革命的發展,也有利於南方革命勢力的鞏固。

民權運動

北京政變客觀上促進了民族、民權運動的興起,為爭取國民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中國共產黨早在1923年就提出了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但由於直系控制北京政權,勢力較強,又高喊“武力統一”,使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不得實現。北京政變以後,直系政權垮台,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共商國是。中共再次號召在全國範圍內發起召集“國民會議”運動,支持孫中山北上。孫中山行前發表《北上宣言》,沿途廣為宣傳,使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民眾性運動蓬勃展開。

促進革命

北京政變不僅有利於北方革命形勢的高漲,並對以後的工人運動和北伐戰爭起了積極作用。北京政變後,馮玉祥改組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軍,從軍閥中分化出來的國民軍,紀律較嚴,政治上傾向革命。他們在北京有時以“維護秩序”為名,保護民眾集會和示威遊行。中國共產黨還通過馮玉祥和國民黨的關係,營救“二七”以來被捕入獄的工會領袖,恢復失業工人的工作,恢復鐵路工會。所有這些為工人運動由“二七”慘案以來的低潮走向以“五卅運動”為標誌的高潮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在北伐戰爭中,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平定陝西,南下河南,在戰略上策應了北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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