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代作家夏衍於1935年創作的報告文學，敘述了上海等地包身工遭遇的種種非人的待遇，以及帶工老闆等人對他們殘忍的壓榨。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包身工
- 外文名稱：Enslaved Worker
- 創作年代：1935年
- 作品出處：夏衍選集
- 文學體裁：報告文學
- 作者：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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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紹
《包身工》一文以報告文學的形式敘述了上海等地包身工遭遇的種種非人的待遇，以及帶工老闆等人對他們殘忍的壓榨。
文學體裁
《包身工》屬於報告文學(同類題材有國中的《地質之光》、《誰是最可愛的人》) 報告文學，是文學體裁的一種，散文的一類，是文藝通訊、速寫、特寫的總稱，是文學創作中的“輕騎兵”，它是一種直接取材於現實生活中有典型意義的真人真事，經過適當的藝術加工，迅速地反映現實生活的文學品種，可以寫人，可以寫事，也可以寫問題。因為它是“報告”，就要求所反映的是真人真事；又因為它是“文學”，就要求反映出來的真人真事是有典型性的，允許一定的藝術加工。
作品背景
作品反映了1932年“一·二八”事變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黑暗情況。
為了創作這篇報告文學，夏衍親自深入東洋沙廠採訪調查。他得到一位女工的幫助，混進包身工中兩三次，但是這經後，他就被工頭盯住了。從三月初到五月，夏衍為了看到包身工們上班的情景，足足做了兩個多月的夜工。他在深入調查，獲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後，便寫成了這篇膾炙人口的《包身工》。
1929年末，在世界範圍內爆發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為了轉嫁損失和渡過難關，資本主義各國紛紛加強對外掠奪。日本政府迅速法西斯化，加緊了侵占我國的步伐。1931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占了我國東北後，又於1932年在上海發動“一·二八”戰爭。戰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我國經濟的掠奪。
隨著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步步深入，我國人民的反抗情緒也不斷高漲，上海工人運動十分活躍。為了避免罷工的威脅，日本資本家大量雇用沒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包身工”代替普通的自由勞動者。
作者介紹
概況
夏衍（1900—1995），中國，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祖籍河南開封。浙江人。因家境貧窮，國小畢業後做過染坊店學徒。1914年就學於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畢業後留學日本，先後在明治工業專科學校、九洲帝國大學攻讀工科。留學期間閱讀了大量文學名著。1923年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並參加了日本工人運動和左翼文藝運動。1927年被驅逐回國，同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參加了左聯的工作。抗戰期間，任《救亡日報》總編輯。1932年進入電影界。1941年奉命赴香港創辦《華商報》。後到重慶任《新華日報》總編輯。1946年在南京梅園新村參加中共代表團工作。解放後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文化局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中顧委委員等。現代劇作家，革命戲劇和電影運動的組織者、領導者。作品《包身工》已被選入人教版高一教科書。
夏衍作品
夏衍作品作品
原文欣賞
包身工的剪影
“拆鋪啦！起來！”穿著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綢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的呼喊，“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著，豬玀！”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玀”。跟著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裡面，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騷動起來。打呵欠，嘆氣，尋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叫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玀”的生物中間，已經很遲鈍了。半裸體地起來開門，拎著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換衣服。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點的“豬玀”身上踢了幾腳，迴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面，向著樓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著紐扣，幾個睡眼惺松的“懶蟲”從樓上衝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著急地要將大鍋里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了老闆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棒梗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做了她的名字。 “上午四點過一刻”，“鴿子籠一般”的住房裡，包身工起床，開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東洋紗廠的工房
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紅磚牆嚴密地封鎖著的工房區域，像一條水門汀的弄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地分得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著三十二三個“懶蟲”和“豬玀”，所以，除了“帶工”老闆、老闆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綢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願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牆圈裡面住著二千左右衣服襤褸而替別人製造衣料的“豬玀”。
她們是包身工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闆。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里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自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那些沒錢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著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用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給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著，咬著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恨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臨路工房包身工人多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代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身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著一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一點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髮鋪一類的買賣。
四點半之後，沒有線條和影子的晨光膽怯地顯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弄堂裡面，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晨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裡面的人們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執拗地粘在頭髮里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著平滿的馬桶，吆喝著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的老闆或者打雜的拿著一疊疊的“列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面。樓下的那些蓆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飯桌放下來了。幾十隻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的乾飯由老闆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里去。粥！它的成分並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裡面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餵豬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幾個“慈祥”的老闆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的菜葉，用鹽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生活場景
只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裡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的地方。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舔著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闆、老闆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著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著一隻空碗，於是老闆娘拿起鉛桶到鍋子裡去刮一下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沖一些清水，用她那雙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哄哄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機器”們面前。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顧正紅事件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東洋廠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濟原理和經營原則的方法。有引號的機器，終究還是血肉之軀。所以當超過了“外頭工人”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地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體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道理。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拼著餓死不乾。一個有殖民地經驗的“溫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鬥爭中，警察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眾的結合力前面，什麼權力都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採用的方法，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而已。
包身工的身體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老闆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闆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闆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情況每個包身工都會遭遇到：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掙扎不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團，儘可能地不占地方。可是在這種工房裡面，生病躺著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一個打雜的很快地走過來了。幹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流氓，所以在這種法律的觸手達不到的地方，他們差不多有自由生殺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著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
一手抓住了頭髮，狠命地往上一摔，蘆柴棒手腳著地，很像一隻在肢體上附有吸盤的烏賊。一腳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腳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就停止了。後來，據說，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似的跳起身來，於是在門口刷牙的老闆娘笑了：
“瞧！還不是假病！好好地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闆娘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了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裡置一個請願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閒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完全將管理權交給了帶工的老闆。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闆自己送進工廠，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工價的低廉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里，於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就表示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最初的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範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類。一兩個禮拜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纏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的身上去了。
五點鐘，上工的汽笛聲響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一扇鐵門一推開，就好像雞鴨一般地無秩序地衝出一大群沒有鎖鏈的奴隸。每人手裡都拿著一本列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麼生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這河流裡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潔一點，很多穿著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髮。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地穿著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髒了的湖綠乃至蓮青的短衫，下面是玄色或者條紋的褲子，長頭髮，很多還梳著辮子，破髒的粗布鞋，纏過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很少有談話的機會。髒，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別人，這種心理是在“外頭工人”的心裡下意識地存在著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願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原棉製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終日面臨著音響、塵埃和濕氣三大威脅。
“五點鐘”，包身工們走進工廠，開始了在“三大威脅”和“三大危險”威脅下的一天的工作。
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一種生物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更加地容易疲勞。但是在做夜班的時候，打瞌睡是不會有的。因為野獸一般的鐵的暴君監視著你，只要斷了線不接，錠殼軋壞，皮輥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麼堆積，就會有遭到“拿莫溫”和“小盪管”毒罵和毆打的危險。這幾年來，一般地講，毆打的事情已經漸漸地少了，可是這種“幸福”只局限在外頭工人身上。拿莫溫和小盪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車間工人的反對，即使當場不致發作，散工之後往往會有“喊朋友評理”和“打相打”的危險。但是，包身工是沒有“朋友”和幫手的！什麼人都可以欺侮，什麼人都看不起她們，她們是最下層的一類人，她們是拿莫溫和小盪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對象。在紗廠，活兒做得不好的罰規，大約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三種。那么，在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闆的立場來看，後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不僅不能賺錢，還要貼她二粥一飯，於是帶工頭不假思索地就愛上了毆打這辦法。每逢端午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對拿莫溫們送禮，那時候他們總得諂媚地講：
“總得你幫忙，照應照應。咱的小姑娘有什麼事情，儘管打，打死不幹事，只要不是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幹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莫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走過來了，拿莫溫為著要在主子面前顯出他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他管督的嚴厲，打得比平常格外著力。東洋婆望了一會兒，也許是她不喜歡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將她扯到太平龍頭前面，叫她向著牆壁立著；拿莫溫跟著過來，很懂得東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不懷好意地叫她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
“這個小姑娘壞得很，懶惰！”
拿莫溫學著同樣生硬的調子說：
“這樣她就打不成瞌睡了！”
文明的懲罰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么工資減少又會招致帶工老闆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起、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溫對待外頭工人，也並不怎樣客氣，因為除了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願意去做的工作。所以，外頭工人裡面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節禮巴結拿莫溫的手段，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負擔，但是在包身工，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卻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地拿出錢來賄賂工頭的權利！
“一·二八”戰爭之後，他們的政策又改變了，這特徵就是“勞動強化”。統計的數字，表示著這四年來錠子和布機數的增加，和工人人數的減少。可是在這漸減的工人裡面，包身工的成分卻在激劇地增加。舉一個例，楊樹浦某廠的條子車間三十二個女工裡面，就有二十四個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約數百分之五十計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廠的四萬八千工人裡面，替廠家和帶工頭二重服務的包身工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闆家庭的義務服役，豬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踐踏的血肉造成的“機器”，終究和鋼鐵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寫明三年期間，能夠做滿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著，喘著，淌著冷汗，還是被壓迫著做工。比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體的女人）也不願意用手去接觸她的身體：“讓她揩點油吧？骷髏一樣，摸著她的骨頭會做惡夢！”
但是帶工老闆是不怕做惡夢的！有人覺得她太難看了，對老闆說：“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一伙食、房錢。”他隨便地說，迴轉頭來對她一瞪，“不還錢，可別做夢！寧願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分做平均，兩年來帶工老闆從她身上實際已經收入二百三十塊錢了！
像“蘆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鐘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們還在那兒支撐，直到被榨完殘留在皮骨里的最後的一滴血汗為止。
看著這種飼養小姑娘謀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地停在船上，它們的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它的頸子上輕輕地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地捕魚，賣魚得錢的卻是養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裡看來，船戶對墨鴨並沒有怎樣虐待，而現在，將這種關係轉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的溫情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千萬被壓榨的包身工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溫情，沒有希望……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忠實服役的十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屍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有關資料
回憶
1927年，我的組織關係在上海閘北區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時，我做過一個很短時期的工會工作，認識了一些在紗廠工作的朋友。後來工作調動，就離開了。1929年底，我住在滬東唐山路業廣里，因為這是工人區，所以有幾位做工人運動的同志還常常到我家裡來“落腳”──把一套藍布工人服放在我家裡，他們穿了長衫或者西裝到我這裡來換回原來的衣服。從這些同志的談話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這些女孩子們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後，上海藝術劇社解散，我們組織了流動演劇隊到工廠去演出，為了找關係，我又和一個過去認識的、在基督教青年會辦的工人夜校里擔任教員的同志接上了關係（她就是我後來在《包身工余話》里寫的那位馮先生）。她告訴了我許多關於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戰爭後，沈西苓同志要寫一個以上海女工為題材的電影劇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訴了他。這就是後來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吶喊》。這是第一部寫包身工的文藝作品。但是一方面由於我們對這方面的體會不深，生活不夠熟悉，同時由於當時的環境限制，拍成之後又受到了電影審查官的一再刪剪，這部影片的成績並不很好。但是，由於要寫這部電影，我們又重新蒐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慘生活更使我們這批知識分子感到“靈魂的震動”。我也看過不少描寫女工生活的文藝作品，在日本的時候，我也看到過在資本主義世界裡一致認為生活水平最低、勞動條件最壞的日本紡織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來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獄了。這時候我才知道，在20世紀的帝國主義經營的工廠里，原來還公然保存著奴隸制度。我感到憤怒，我覺得非把這個人間地獄揭發出來不可，於是我決心寫一篇小說，開始進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後來因為工作忙，就擱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黨組織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壞，我們文化方面的幾個主要負責人都被捕了，組織上要我暫時隱蔽起來，我就利用這個機會，開始了有關包身工材料的蒐集。
經過“滬東公社”（進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會的機構，在楊樹浦辦的一個以工人夜校為中心的服務組織）同志們的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在日本內外棉紗廠做工的青年團員杏娣。和她談了幾次之後，覺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單憑蒐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實地觀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紗廠當職員的中學時代的同學，到包身工工作車間去觀察了幾次，對她們的勞動條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帶工頭”對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們的生活情況，那是非得親自到包身工們住宿的工房去調查不可的。對現在的年輕工人來說，那種情況恐怕是難於理解也很難於相信的了。在當時，包身工住的工房，實際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嚴密的監獄。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帶工頭手下的流氓緊緊地封鎖著，他們為了防止這群“奴隸勞工”和外界接觸，任何“外頭人”是不能走進這個禁區的。在《包身工》里我說過，這些包身工是“罐裝了的勞動力”，資本家把她們密封起來，不讓她們和外面的空氣接觸。這些話一點也沒有誇張。為了突破這種封鎖，我得到杏娣的幫助，混進去過兩三次。但是在這以後，就被帶工頭雇用的“下手”們盯住了。對於這種觀察特別困難的，是包身工們清早就進廠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們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間不可。當時我住在麥特赫斯德路（現泰興路），離開楊樹浦很遠。這樣，為了要在早上五點鐘以前趕到楊樹浦，就得半夜三點多鐘起身走十幾里路，才能看到她們上班的情景。這樣我從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兩個多月的“夜工”，才比較詳細地觀察到一些她們的日常生活。由於她們受著三重四重的壓迫，遭受著無數的磨難，所以這些小姑娘是不輕易給人講話的。不僅像我們這樣的人，即使同廠做工的“外頭工人”，要同她們說話也是很困難的。杏娣是一個熱心人，她為了幫助我了解情況，曾經幾次趕上早班，混在她們隊伍裡面，打算向她們探聽一些內部情況，可是，當包身工們看了一下她的服裝，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後，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聲，有的人甚至將她看成了“包打聽”，用憎惡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見，在那種情況下，要真正聽到她們心裡想說的話，要了解她們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關於她們的生活情況，根據當時我能調查到的，都已經寫在那篇報告裡了。這是一篇報告文學，不是小說，所以我寫的時候力求真實，一點也沒有虛構和誇張。她們的勞動強度，她們的勞動和生活條件，當時的工資制度，我都儘可能地做了實事求是的調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們看來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當時都是鐵一般的事實。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使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流氓特務這一切惡勢力的緊密結合。為了壓迫和榨取這成千上萬的孤苦無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國主義者、工部局、帶工頭、老闆、幫口頭子、國民黨特務，以至當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結成一條統一戰線。在這個地方既沒有所謂國家主權、政府法律，更談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後，在鎮反運動的一次訴苦大會上，我聽到過一個老年的紗廠女工說：“你們說，我們給資本家作牛馬，其實呀，連牛馬也不如，我們是蒼蠅、蚊子一樣的蟲豸。東洋老闆和帶工頭打死一個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個螞蟻一樣，一點也不算稀奇。”這是實話，一點也不假的。
解放之後，我去看過上海的曹楊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過工人醫院。看到這些，不知別人是什麼感覺，我卻總會很自然地聯繫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來就會使軟心腸的人流眼淚。什麼面黃肌瘦、骨瘦如柴這些話，都是不能形容她們的真實情況的。沒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腳氣病、皮膚病。這些包身工的兩隻腳已經腫得像碗口一樣粗了，還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機器旁邊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參觀了一處女工宿舍，看到她們床邊有書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們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觀察的時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種難聞的臭氣。那時正是上海的五月黃梅天季節，包身工們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頭和換衣服的，請你們構想一下，這是一種什麼滋味！
我寫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發表在1936年春），離開現在已經二十四年了，這樣計算一下，對現在的青年工人來說，大概這些已經是“歷史上的陳跡”了。在那個悲慘的時代，今天的青年們還沒有出世。人吃人的社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工人給資本家當牛馬、當蟲豸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可是我們得記住：要趕走帝國主義，要推翻這個人吃人的社會制度，我們的先人曾付出了無數的生命、血汗和眼淚。幸福，不是無代價可以得來的。為了今天的幸福，為了更幸福的將來，愛黨、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新中國貢獻出自己的力量，應該是我們青年一代的責任。
報告文學漫議
夏衍的報告文學，數量不可謂多，質量也並不均衡，但它對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光明》創刊號的社評曾指出：“《包身工》可稱在中國的報告文學上開創了新的記錄。”這“新的記錄”自然不是數字的突破，而是質的變化。《包身工》是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它比較充分、完美地體現出報告文學的屬性特色，它既縮短了報告文學與小說的距離，又在報告文學與小說之間劃出了嚴格的界限。
夏衍的報告文學縮短了和小說的距離，並不是說他的報告文學已經小說化了，而是說他的報告文學強化了文學色彩。他運用了小說、散文乃至戲劇、電影的一些富有表現力的藝術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學的形象性、生動性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突出人的主體地位，著重描寫、刻畫富有一定典型意義的人物。“文學是人學”，特別是敘事性文學，是離不開人物的描寫和刻畫的，塑造典型人物是這類作品的中心課題。報告文學既然是文學家族的一員，它也應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畫擺在主體地位。報告文學脫胎於新聞紀實，因而在其興起的初期，多以報告事件為中心，其文學性主要表現在藝術技巧和文學語言的運用上。夏衍的報告文學擴展了人物描寫和刻畫的範圍，而且著意通過富有典型意義的人物來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質，使報告文學開始由以事作為中心向以人物為中心的轉變。例如《包身工》，雖然它還帶有濃重的新聞紀實色彩，但由於作者著重刻畫了蘆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這三個人物，就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文學性。特別是通過對蘆柴棒燒火做飯、被逼帶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細膩的描寫，相當具體、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惡。蘆柴棒這一人物形象，也和其他成功的典型一樣，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二）精於藝術營構，對生活場景和人物形象作逼真的描繪。夏衍的報告文學是比較講究藝術結構的，他改變了過去通訊、報導、速寫多作線性敘述的單純的結構方式，而使作品的結構富於變化，多姿多彩。如《包身工》巧妙地採用縱橫交錯的結構方法，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勞動為縱線，收放自如地勾連橫向事件，使全篇宛如一條斑斕的彩帶綴上一串閃光的珍珠，顯得玲瓏剔透、嚴謹精美。在人物刻畫和場景的描寫上，他善於選擇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段和細節，作特寫鏡頭式的具體描繪，增強了作品的可視性和可感性。比如包身工早晨喝粥的情景就描繪得相當細膩、逼真。那對粥的描寫，使你立即感到了豬食；女工們用舌頭舔著淋漓在碗邊外面的粥汁，蹲在路上和門口就食的情景，使你仿佛聽到了她們的飢腸轆轆；至於老闆娘用鍋焦、殘粥攪拌清水來給女工充飢的鏡頭，把包身工豬狗不如的生活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滿腔悲憤！
（三）運用多種表現方法，創造主客觀渾然一體的藝術境界。報告文學，無論是記事的，還是寫人的，都是作者在生活中首先有了理性認識或感情衝動，帶著自己的觀點、感情來寫的。任何一個作者都不會以旁觀者的身份對故事和人物作純客觀的敘述，而總是把自己的見解和感情遣上筆端，用以說服、感染讀者。夏衍的報告文學，在主客觀相結合方面，達到了渾然一體的高境界。他的作品把敘述、描寫、議論、抒情多種表現方法熔於一爐，交錯運用，並焊接得天衣無縫，恰到好處。《包身工》是敘事的，它向人們述說包身工的悲慘遭遇及工廠主的種種罪惡，但在關節處又常常直抒胸臆，將作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全部愛憎和著包身工的血淚一起噴出。有時他又以鐵一般的事實和精確的數據，對這種野蠻的包身工制度作出直接的評價和深刻的分析。筆法飛靈，情真意切，使作品具有強烈的鼓動性和說服力。
（選自《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