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敦楨
- 出生年月：1897年9月19日
- 逝世：1968年5月1日
- 著作：《劉敦楨文集》，
- 字：士能
- 拼音：liudunzhen
學習經歷,工作履歷,個人作品,人物評價,
學習經歷
劉敦楨幼時曾隨父母宦居東台。出於家庭和環境影響，自幼就受到封建教育的灌輸，聰睿的領悟與非凡的記憶，使他不但獲得了許多有益的知識，同時還培養了對文史的愛好。而這些對於他日後進行的科學研究與教學工作，都帶來十分重要的影響。
為了徹底擺脫舊環境束縛和接受新思潮影響，兄弟三人一同來到湖南省府長沙求學，劉敦楨就在這時進入了頗有名氣的楚怡學校。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發了革命軍推翻清王朝的武裝起義，隨即得到全國各地紛紛回響，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就此壽終正寢，新的共和政體宣告誕生。
1913年秋，劉敦楨以優良成績考取赴日本的官費留學，這對他畢生的前途和事業，是一個起著決定性作用的轉折。
由於環境和生活與中國有很大不同，他初到日本時感到很不適應，例如語言、文字的不通，社會風尚的差異、生活習慣的變化……等等。經過不斷的頑強的努力，這些在學習和生活中出現的障礙和困難，都被他很快適應和克服了。1919年春，他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今東京工業大學）機械科（即系）。後因志趣不合，於次年轉至建築科，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個重大轉折，由此確定了日後人生的大目標與總方向。在求學期問，他不但以勤懇踏實的學習作風和各門課程優異的學習成績贏得老師與同學的讚揚，而且還以在田徑、足球、游泳運動中的突出表現出人頭地。在日本，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國民對工作嚴肅認真的態度和不怕困難與吃苦耐勞的精神，以及對本國傳統文化遺產的極端尊重與刻意保護。前者給予他以學習的具體榜樣，後者則給他帶來深刻的反 思，並由此促進了他日後從事中國古建築文化研究的志向與決心。
工作履歷
1921年自大學畢業後，在池田老師的建築士事務所內實習了約一年，就於次年春回到祖國。開始在上海絹絲紡織公司任工程師，並於當年與友人一起創建了我國首家完全由國人自行經營的華海建築師事務所。這對於中國近代建築史來說，是一座值得道及的里程碑。
1923年8月，他與朱士圭、黃祖淼、柳士英在蘇州創辦了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建築科。這是我國第一個建築中等技術專業，劉敦楨從此開始了他在建築教育中的生涯。這時他常利用公餘課後，遍游京、滬、杭一帶的建築名勝古蹟，除實地踏勘攝影，並涉獵史書方誌，以對照古今。經介紹又結識了蘇州當地的建工師領袖姚補雲，相與探討研究南方營建古法，由此得益良多。
1927年南京中央大學工學院計畫設立建築工程系，廣泛招納國內外人才。蘇工專建築科奉命併入該系，於是劉敦楨率蘇州部分教師及全體學生於當年底前來南京。由於建築學專業為國內高校首肇，一切皆系白手起家，各方面的經驗都很匱乏。劉敦楨在建築系的籌備、肇創和以後的建設與教學工作中，都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和巨大的貢獻。特別需要一提的，是當時的教學秩序頗欠穩定，若干課程常因教師待聘或缺席而無法講授。劉敦楨這時自告奮勇，在五六年間，先後擔任建築設計、建築營造法、陰影透視、中國建築史、西方建築史、建築測量、施工估價，甚至鋼筋混凝土結構、木結構等多門課程。雖然它們的內容與今日相比要簡單一些，但若全部講授，也確非輕而易舉的事。為了搞好教學，他作出了許多犧牲，包括放棄自己的休息以及有著豐厚收入的建築師業務。這一時期的工作雖然異常辛苦，但卻使他對系中絕大部分課程的內容瞭若指掌，並對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與影響有了深入的了解，從而為他日後擔任系、院領導時，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與啟示。
1930年夏，他帶領系中部分教師和高年級學生至山東、河北一帶參觀古建築，先後對曲阜孔廟、孔林，北平故宮、北海、天壇、頤和園、圓明園遺址及十三陵、長城等地進行了踏勘和攝影。這是國人首次對傳統古建築作出有計畫的團體考察活動。
就在這年他加入了當時國內唯一研究中國傳統古建築的學術機構——中國營造學社。這是由音老朱啟zzzz 先生髮起組織的私人學術團體，位於故都北平，先後吸收了不少中外著名學者和人士參加。劉敦校對研究中國古建築的志趣並末因教學繁忙而有所削弱，早在1928年，就已在《科學》雜誌士發表了他的首篇論文《佛教對中國建築之影響》。爾後又對日本學者的兩篇論文進行了翻譯和補充。這就是一同發表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三卷一期上的《法隆寺與漢、六朝建築之關係並補註》與《“玉蟲廚子”之建築價值並補註》。兩文中提出的考證與補充，引起了學術界對他的重視，特別是朱啟zzzz先生十分希望他去北平作專職研究。這時，他又在南京中山陵畔設計和建造了光華亭。這是座八角重檐石亭，採用了清官式做法。此建築雖然體量不大，卻是劉敦楨在研究中國傳統古建築中的首次設計實踐。
為了實現多年的鳳願，他放棄了南方豐裕的經濟收入和舒適的生活條件，辭去了中央大學教職，於1932年秋遷家北平，全力投入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從那時至1937年抗日戰爭前夕，他與杜友梁思成和其他成員多次外出進行田野調查，足跡遍及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熱河諸省，並一度前來江蘇蘇州，調查、測繪對象均為各地著名古建築和遺址。在這五年之內，他先後撰寫並發表了專題論文、調查報告、工作日誌、文獻考證、讀史札記、書刊評論等三十餘篇，具代表性的有《明長陵》、《大壯室筆記》、《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河北古建築調查筆記》、《蘇州古建築調查記》等，總計行文五十餘萬字，繪攝圖片一千餘幅。另與其他專家合著計六篇二十五萬字尚不在內。涉及範圍幾乎包納了我國北方著名傳統建築的全部遺構與遺址，因此對這些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發表，其意義的重大自可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爭取了時間，搶在日寇侵華這一浩劫之前，為祖國和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貴文物記錄。 事實證明，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到解放以後人民政府開始大力保護文物的十餘年間，由於自然和人為的種種破壞，許多古建築都遭到嚴重損毀甚至完全破壞，如果沒有那些在事先已經收集的資料，它們的原來面目將永遠不復為後人所知曉。
營造學社的主要研究成員在北平淪陷後，就分批撤向了大後方，先至雲南昆明，後來又到四川南溪李莊。隨即就開展了對西南地區的調查研究工作。西南地域範圍包括雲南、貴州、四川和西康諾省，但實際調查則以雲南、四川二省為主。西南山多路險，交通很不便利，但文化歷史卻很悠久。據今日考古資料證明，原始社會時期至少在四川盆地已有了相當高水平的文化存在，而巴蜀與中原的交流亦可上溯到商末周初。其後該地區的經濟與文化至秦、漢更為發展，因此歷代的建築興造自不在少數。通過劉敦楨等人的調查，比較突出的遺物有漢代的石閥和崖墓，唐、宋的摩崖石刻和佛塔，元、明的廟宇和詞堂，清代的民居……，內容十分豐富，其中若干形制且與中原大有區別，由此可以證明西南地區為我國傳統建築文化的又一寶庫。自1938到1941年間，經由調查所獲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基本都由劉敦楨整理成文，先後寫出了調查報告、工作日記、專題論述……等十篇，總計十六萬字，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雲南古建築調查概況》、《西南古建築調查日記》、《川、康之漢閥》、《雲南之塔幢》等。1943年抗戰進入艱難時期，學社的經濟來源日益枯竭，甚至難以維持人員的最低生活，而大部分人的健康亦 每況愈下，以致不得不停止一切調查工作。
此時，由南京遷往四川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又延請劉敦楨返校執教。於是他在1943年秋再回到闊別十年的建築系。已具有深厚知識與豐富實踐的他，在教學的深度與廣度上都達到了新的水平，為此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次年就被任命為建築系主任。為了提高教學質量，他努力延聘許多國內一流建築師（如楊廷寶、童寯、哈雄文）來系授課。又親自組織並參與學生的課外科研活 動，出版有相當學術水平的系刊等等。當時系內幾個班級的學生 都具有十分良好的素質，不但學習努力，其它方面也都很活躍。在眾多名師指導下，成績突飛猛進，達到了建系以來的最高水平，因此這一時期後來被譽為“沙坪壩黃金時代”。那時畢業的許多學生，如戴念慈、吳良鏞、汪坦、嚴星華、陳其寬、張守儀、肖宗誼、王秋華、黃寶瑜等人，後來都成為國內外建築設計、教學和科研領域中的棟樑。劉敦楨這時雖然工作很忙，但仍撰寫並發表了《中國的廊橋》、《龍氏瓦現題記》和《六朝時期的東、西堂）等學術著作。
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劉敦楨被中大校長吳有訓任命為工學院長，仍兼建築系主任。這時的工作任務奇重，既要組織與安排全院機械、電機、航空、化工、建築、土木、水利各系的師生員工與設備儀器遷返南京，又要著手主持返寧後校內許多新建築（學生宿舍、食堂、教師宿舍……）的設計與修造。繁重的行政、教學、設計與事務工作，進一步損害了他的健康。而連年戰亂帶來的社會動盪與經濟崩潰，更使他無力顧及一貫熱衷的研究工作。
解放後，人民政府在經濟剛剛恢復之際，就已對文物保護十分重視。南京於1950年成立了文物管理與保護委員會，聘請劉敦楨、胡小石、賀昌群、朱zzzz、曾昭zzzz等專家學者為委員，先後多次對南京及郊區一帶之古建築、陵墓、石刻作了調查，並寫出對遺物遺址進行維修保護的報告。後來，劉敦楨又應山東省文管會邀請，前往曲阜孔廟調查損壞情況並提出修理意見。1953年蘇州虎丘雲戶寺塔出現顯著傾斜險情，有倒塌之虞。他應邀前去視察，並被任命主持此項工作。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調整，南京大學工學院建制獨立，改稱南京工學院。次年建築系與華東建築設計總公司合辦中國建築研究室，機構設南京，由劉敦楨任主任。為了探索研究我國建築的民族形式問題，他決定從傳統民居著手。於是對北起遼黑、南及桂粵、東抵閩浙、西及川滇的民居進行重點調查。並於1956年領先出版《中國住宅概說》這一專著，作為該項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此時民居調查研究己在全國各地廣泛展開，劉敦楨以本研究室人員及經費都不足以擔負如此重大的全國性任務，於是將研究工作的重點轉向傳統園林。同年，他發表了學術論文《蘇州的園林》。除對蘇州現存園林概況及若干實例進行介紹，又對其設計原則和具體手法子以闡敘，這些都引起建築界很大的興趣。因為這不僅涉及到古典園林的本身設計，也牽連到與其它文化領域（文學、藝術……）的相互配合與滲透問題。而這些深隱於建築外形之內的種種規律，正是大家需要長期探索和追尋的。而且它們對於“古為今用”方針的體現和新型社會主義建築風格的創造，都將帶來有益的啟發。劉敦楨在繼續深入研究後，於前文基礎上又撰寫了《蘇州古典園林》一稿。除了在文字中進一步詳加介紹與分析，還補充了大量精美附圖與照片，但此工作為“文化大革命”所中斷，直至他去世的十一年後，才由他的助手和後人整理出版。該書以內容精闢與圖文並茂而迅速蜚聲中外，被公認為是研究中國古典園林的經典著作。
在園林的具體實踐上，他除了曾對蘇州、揚州等地古典園林的整修予以技術指導及諮詢外，又全面主持了南京瞻園的整修與擴建工程。此園原屬明中山王徐達子孫別業，舊時規模甚大，經清代及民國兩度改制，使其地域大減且面目全非。1960年市長彭沖委任劉敦楨負責繕修擴廓該園，全部工程分兩期。首期僅對現有國內山地、建築進行改造，此期工程始於19邱年而成於1966年，其南池及其懸鐘乳石崖穴與水洞之石假山，為他煞費苦心之傑作。此山形體不大，但與周圍環境配合良好。且所用湖石均經精心挑選與構築，是以外觀渾然一體而有若天成，被專家學者譽為國內百年來僅有之佳作。第二期工程均屆擴建，有廳堂、樓閣、小亭、小謝、曲廊、池沼、石峰、草坪及諸多花木，在園林組合與外觀上與前者多有不同，以增遊覽之變化。其建造時間為1984至1988年。
個人作品
自50年代中期，劉敦板參加並主持了多次全國性的建築史編寫工作。例如為慶祝建國十周年編寫的“三史”——《中國古代建築史稿》、《中國近代建築史稿》與《建築十年》（圖冊）；1959至1961年編的《中國建築簡史》；以及在上述基礎上寫成的《中國古代建築史》。後者在體裁、資料及論述方面，都反映了當時的最高水平，直至今日仍是一本很有價值和重要的建築史著作。
人物評價
劉敦楨出身於經濟、文化都相當落後且地居偏僻的小縣，個人 沒有任何政治、經濟背景。而他的一生又處於中國社會自封建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化的大變革時期，不斷的戰亂與動盪，給予個人發展的時空與機遇都非常有限。然而他卻在如此複雜的條件下，在中國建築教育和傳統建築文化兩大領域中，取得了十分突出與令人情服的成就，的確很不容易。究其原因，除了若干客觀上的機遇，主要還在於他自己的堅持與把握。
首先是在確定了他的人生奮鬥目標後，就堅定地排除一切干擾，始終不渝地走自己的道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甘願放棄建築師的豐厚收人與高等學校清高，斷然接受了工資降低一半而工作倍加辛苦的新工作。他對自身得失的態度，還基於赤誠與強烈的愛國心。在抗日戰爭前夕，偽滿洲國因他曾留學日本並有深厚的古建造詣，願以十萬大洋為酬，請他赴關外修繕熱河行宮。當即被他予以拒絕，並將來函轉交社長存案。
其次是他幾十年一貫的刻苦努力，使他得以攀登科學高峰。雖然他的領悟與記憶能力都很強，但仍然認為自己不過是“中人之資”。為了在學術上有更高成就，必須比他人更加勤奮拼搏，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早在歸國初期，每當同事們在公餘假日尋歡作樂之際，他卻將時間用在踏訪古蹟和查閱文獻上。去北平參加學社工作以後，更是十分忙碌。每次長途考察歸來，就立刻進行資料、圖片的整理和文稿的撰寫，往往這項工作尚未完成，又要出發作新的調研之行了。因此一直沒有多少休閒時間，甚至假日也極少陪家人出遊，為此他曾深以為歉。解放以後，工作條件有了很大改善，許多外出與具體操作（如製圖、攝影……）已不需他親自動手，但他對自己的時間仍掌握得很緊。如下班後在家裡，不是一卷在手，就是埋頭寫作。他不看戲劇和電影，不下棋與飲酒。除春節 時往楊廷寶、童寯……幾位老友家拜訪，平時從不上街。正因為如此，方能將人生的有限時光，儘可能多地用在他的理想和事業上。
“嚴格律己”是他對待自己的另一重要準則。尤其是作為師長和領導人，必須事事以身作則。他在工作中帶頭並嚴守紀律，治學謹嚴一絲不苟，作風上提倡實事求是，反對浮誇虛假。對自巴的著作和教案，總是反覆予以推敲、校核與修訂，務必使內中失誤減少到最低限度。他對自己的錯誤和缺點並不諱言，而是公開承認與及時改正，更不強詞奪理，或尋找藉口以矮過他人。這些對於某些知名人士，似乎是難以做到的。由於自身如此，所以就能夠以高標準來要求別人。例如在蘇州園林的研究中，對拍攝的照片從地點、角度、時間、光線及藝術效果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要求。為了達到標準，有些照片竟重複拍攝了多次。各種測繪圖紙也是如此，在實際尺度、外形輪廓、表現技巧等方面均須一絲不苟，經反覆修訂直至滿意為止。開始有人認為這些要求過於苛刻，但通過實踐大家取得共識，就成為——致遵守的自覺信律了。這書出版後獲得很高的學術評價，其中的照片與附圖，尤得到一致的稱讚。
劉敦楨作為我國建築教育和建築史學科的肇始人與著名學者，自然有很高的地位與聲譽，但他從不以此自傲。他待人接物都十分平易和藹，並能虛心聽取和接受他人意見。還特別讚賞甚至欽佩那些在工作中有識有為的中、青年人，不但大力支持他們的工作，尊重他們的意見，還儘可能從工作和生活上為他們作出妥善安排。這些具體的言行，使他得到了更多人的擁護和尊重，從而在多次領導全國性工作中，都獲得了圓滿成功。
1951至1953年，他被選為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為江蘇省人大代表。1964年又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5年被任命為一級教授及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1956年光榮加人中國共產黨。此外，他又先後擔任了中國建築學會及省、市分會的理事、理事長。並於1957至1959年間，訪問了波蘭、蘇聯與印度，為增進各國人民文化交流作出了努力。他所著的《蘇州古典園林》於1979年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1982年評為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中國古代建築史》也於1988年評為全國高校優秀教材特等獎。以上兩部著作與《中國住宅概說》，均已被譯為英、法、日文版發行海外。除專著以外，他畢生所撰寫的論文、調查 報告、工作日記……等著述共八十九篇，已大部分整理並納入合為 四卷的《劉敦楨文集》，現都己出版。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對整箇中國和全體人民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許多科學界精英因此天折，劉敦楨亦在其列。他在莫須有的罪名下受到打擊與迫害，因而一病不起，於1968年5月1日凌晨去世，終年71歲。1979年12月上級為他召開了平反大會，並將骨灰葬在雨花台望江礬。1997年3月，因建設需要，又遷葬於牛首山普覺寺墓園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