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性穩定

剛性穩定是以政治權力的排他性和封閉性為基礎的政治穩定。剛性穩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教授針對當下中國社會形勢進行解釋和總體把握時提出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剛性穩定
• 含義：以政權的排他和封閉性的政治穩定
• 來源觀點：動盪說等
• 性質：政治穩定

名詞緣起

這個名詞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教授對當下中國社會形勢進行解釋和總體把握時提出的。

簡單定義

什麼叫剛性穩定？是以政治權力的排他性和封閉性為基礎的政治穩定。

具體含義

以下是于建嶸教授在演講中對這一名詞所進行的闡述：

學界對中國目前的社會形勢有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動盪說，中國社會處於動盪之中，很多人認為2008年以來，隨著金融危機的發生，中國社會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另外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學說是穩定說，我們國家雖然存在很多問題，但並不會發生動盪，中國社會總體上來說是世界上最穩定、最活躍的政體，這一點恰恰說明了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最近我們常會看到一些主流的學者，說中國是後已開發國家的榜樣。到底中國社會現在是什麼樣的情況？我今天就想對中國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做一個分析。

我的觀點是：中國現在的確發生了一些社會衝突事件，但總體而言中國政治的統一性和社會管制的有效性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這種穩定是一種剛性的穩定，具有十分巨大的社會風險。為防範中國發生較大的社會動盪，需要進行一系列的變革。

圍繞這個觀點我要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到底發生了什麼；第二個問題怎么去認識中國目前的剛性穩定；第三個問題怎么辦？

第一，我認為中國社會總體上是穩定的。其中因利益衝突引發的維權活動和因社會心理失衡發生的社會泄憤事件，對社會秩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這些事件並不能從根本上動搖中國政治的統一性和社會管治的有效性。

一般講到社會穩定的時候，都是針對群體性事件而言的。群體性事件一般認為它有非法性，可能會帶來某些社會秩序的變化。根據我們國家有關部門的規定，1000人以下為特大的群體性事件，去年一年來，群體性事件顯著增加。我們先對此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中國的社會群體性事件有工人、農民的維權，有社會泄憤事件、也有騷亂。各群體維權的主要訴求，分析一下，會發現，在農民群體中，主要是土地問題，土地問題是農村維權抗爭的焦點，經過大量的研究發現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占到農村問題的60%以上；與農民維權的訴求不同，勞資衝突是工人維權的主要訴求；對於城市市民來說，業主維權是市民維權的主要議題。

這些維權有幾個特點，第一，是利益之爭，不是權力之爭。也就是說，中國目前農民的問題主要是利益問題，而不是權力問題。我在很多地方都講過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對於目前維權問題的判斷。2007年5月8日張德江向國家領導匯報的時候說，廣東發生了很多問題，但是這些問題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是人民內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幣可以解決的矛盾。這句話不好聽，但是他講對了，現在工人、農民、市民的維權活動主要是利益之爭，不是權力之爭。他們不是要執政黨的權力，而是要你給他利益。

第二，是規則意識大於權利意識。這個觀點不是我提出來的，是哈佛大學的裴宜理教授提出來的。她在2007年寫了一篇影響很大的文章，說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判斷說中國會崩潰，為什麼中國沒有崩潰呢？就是由於我們不了解中國，不知道中國的人民在乾什麼。中國發生的很多問題和西方是不一樣的，因為西方人講的是法律，而東方人主要講的是規則，在中國老百姓心目中，是規則意識大於權利意識。舉個例子。中國老百姓找政府說什麼事呢？他會說，你說了給我10塊錢，怎么只給我5塊錢，你這個政府不講規則，講話不算數。西方人不會這么講，西方人會說你怎么能只給我10塊錢，根據人權你應該給我100塊錢。這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思路，一個是根據已有的法律原則，一個是根據意識形態和天賦的人權。裴宜理教授的觀點改變了整個西方對中國社會的判斷，她說執政黨身在福中要知福，假如有一天，中國的老百姓不和你講規則了，開始講天賦人權了，那你的麻煩就大了。中國的老百姓現在一切都按照政府的規則做，你卻不守規則。現在恰恰由於政府不守規則，講話不算數，才帶來了這么多問題。這就是中國社會保持著穩定，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原因。2008年的7月裴宜理教授約我到哈佛大學，我們有一個對話叫《中國的政治傳統與發展》，解釋了中國為什麼沒有發生像西方學者判斷的那種動亂。

三是反應性大於進取性。在我看來中國的老百姓不會主動的去找政府的麻煩，恰恰是政府找了老百姓的麻煩，老百姓感覺你不作為或者亂作為帶來了問題，所以他是被迫採取的行動，農民問題、工人問題和市民問題都與之相關。

四是目標的合法性和行為的非法性共存。

對維權問題我簡單的總結了這四個特點。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發生這么多問題，有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維權。

第二種群體性事件，就是像2008年6月28日貴州發生的甕安事件，我把它叫做社會泄憤事件。這個名詞是2007年10月30日到美國一所大學做演講的時候編出來的，當時我實在找不出一個名詞來概括“甕安事件”。我認為，現在有一種特殊的群體性事件叫泄憤事件。

這種社會泄憤事件有幾個特點，第一它發生得特別偶然，沒有一般的上訪或者行政訴訟的過程；第二最關鍵的問題是它沒有明確的組織者，絕大多數參加的人沒有實際的利益關係，主要是路見不平和借題發揮，表達對社會的不滿，以發泄為主；第三在這個過程中新媒體起了很大作用，比如網路、簡訊；第四個特點是有對政府機關和其他設施進行打、砸、搶、燒等違法事件。研究社會泄憤事件的時候，你會發現所有的問題都有一個明顯的訴訟對象。

而第三種事件，騷亂就不是這樣的，它可能沒有明確的針對對象。2008年的9月吉首因非法集資引發的衝突，暴力涉及商店和其它社會設施，2008年10月國慶節的時候吉首市的商店都是關門的。這樣看來維權、泄憤和騷亂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四種則是具有意識形態的社會衝突。這種衝突主要表現在宗教和民族問題上。這類衝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它有一定的組織性。

我們簡單的對目前發生的社會問題做了四個方面的分類。通過簡單的介紹你會發現目前中國群體事件中80%以上是維權，它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利益訴求，針對的是公權機關和侵權者，不一定有暴力；泄憤事件沒有明確的利益訴求，針對的也是公權機關和侵權者，有暴力；騷亂事件訴求複雜，針對的是公權機關和侵權者，有暴力；宗教衝突有明確的政治訴求，針對的是公權機關，不一定有暴力。

對於目前中國的很多問題，實際上我們感到很迷茫。在電視裡看見其它國家遊行示威和發生的很多問題，這是街頭政治，但中國沒有。中國有維權、有騷亂，但是沒有街頭政治，為什麼這么說？我認為相對而言，他抗議政府不作為、亂作為，是為了解決一些實際的利益問題，但沒有明確的政治訴求，不是為了推翻政府並且取而代之。

當前中國有很多維權組織，但真正有組織化的政治力量還沒有。每個事件都是孤立的，很難形成全國性的社會運動。一般對一個社會運動的判斷，不但要有組織、目標、話語，而且要有比較詳實的可連續性的活動，中國目前沒有。這些問題對中國現在政治有影響但它不能改變我們的政治結構，也不會從根本上影響政府統治的完全性和有效性。中國政治的統一性現在沒有動搖，所以，我認為中國是相對穩定的國家。

但中國的這種穩定是一種剛性穩定，是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基礎的，這種穩定可能有巨大的社會風險，執政者無約束的自利行為，以及社會基本規則建設存在的問題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

什麼叫剛性穩定？是以政治權力的排他性和封閉性為基礎的政治穩定。中國社會的穩定首先是政治穩定，政治穩定的核心不是國家的法律怎么實施，法院或者人大、政府怎么依法運轉，它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具有排他性，把壟斷政治權力作為政治體制最高甚至終極目標。

“剛性穩定”以社會絕對秩序作為管治目標。中國只要發生遊行、上訪、示威、罷工、罷市等等任何行為，都會被看成是非穩定的，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在剛性穩定下社會管治最大的特點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且經常把民眾正當的利益表達當成是對社會管治秩序的破壞。比如信訪制度，這個制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一方面制度的合法性來源於國家《憲法》第41條，再根據國務院的《信訪條例》規定老百姓可以上訪，同時地方政府又會說你到北京來上訪是非穩定的因素。信訪是民眾解決問題和社會參與的方式，為什麼把它說成是非穩定的因素呢？所以這是剛性穩定的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它追求的是絕對的社會秩序。

如何把“剛性穩定”變成“韌性穩定”呢？這是個很大的課題，我認為剛性穩定的相對一面是韌性穩定，韌性穩定這個詞不是我想出來的，是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想出來的。我講剛性穩定，剛性穩定的對立面就是柔性穩定，他說柔性不好應該是韌性，因為韌性是可以測量的，韌性是不能斷的，剛性容易斷。中國社會怎么從剛性穩定過渡到韌性穩定？這個問題是非常困難的。我想了幾點，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分配體制，要改變目前的壓力體制，建立縣級政治分權，通過司法改革樹立國家的法治權威。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有沒有可能轉換，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一是要解決利益均衡和利益表達的問題。中國社會80%以上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也就是所謂的人民幣的矛盾。要確保利益的均衡，使利益衝突不至於發展成大的問題，我們就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分配體制。在目前中國的形勢下，農村的利益體制最重要的是土地問題，怎么使農民擁有土地權利，使農民在土地權利中間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就牽扯到農村土地權問題，最近兩年中國的民權糾紛也在不斷的增加。誰來主導這個利益，既得利益的人會願意嗎？我們先把這些觀點提出來，討論的時候以此來探討有沒有可能。

從剛性穩定向韌性穩定轉變，首先是要解決利益問題，但最關鍵的不在於利益，還有政治。我想一個真正穩定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在《憲法》框架內有民主、有真正利益表達的社會，這樣問題就來了，怎么改？如果我們希望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能夠順利的發展，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對於政治體制改革我有一些想法。能不能從最基層做起，十年以前我研究的主要是鄉村，村一級，最後發現村一級不行，並不能代表這個國家政權的最基層政權。所以我現在想真正要改變中國的就是縣，從縣級政權做起，能不能在縣級政權進行真正的體制改革，這是有可能實現的一個目標。因為這樣既不影響整個國家體制的變動，又能夠為整個國家體制找出一條出路，殺出一條“血路”。

縣級政權怎么改？第一，縣級政權能不能真正落實《憲法》所賦予的制度上的安排。比如坐實人大代表選舉。第二，縣政長官能不能真正拿到人大來選，而不是組織的調派。現在縣一級到了政治分權的時候，能不能把政府真正建到縣一級，這是目前中國可以做的事情，縣級政權做好了，對將來整個國家的健康發展能打下了伏筆。孫中山先生在《建國綱領》中有非常明確的論述，他講把縣級政權做實，這個國家就可能找到一條路，因為所有縣級政權是直接和民眾面對面的，中央、省的政權都是管官之官。最近我一直在寫這方面的文章，呼籲啟動縣級政權改革。

第三，一定要進行司法改革，樹立司法權威。我一直認為中國社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找不到一個很好的制度來解決糾紛，只能採取信訪。我們往往會說由於司法的不公平，由於司法的腐敗，所以不得不出現信訪制度。所以我覺得對司法制度的改革是目前改革的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國要解決剛性穩定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司法改革。

怎么改變司法？我說要有司法制衡，我們制衡誰？用司法權制衡基層政府。與中國老百姓權利相關的司法問題主要在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能不能想辦法使現在的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脫離地方政府的控制、脫離地方官員的控制。能不能在基層法院、檢察院把這一點先改了，起碼做到縣、市兩級法院的人、財、物都不歸地方政府管。我認為，對地方縣級政府一方面要給它權力，讓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治，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司法權的制衡，當司法這個最後的社會底線能夠承擔起責任的時候，社會衝突的發生會少很多。

這個剛性穩定結構怎么改變，就是政治改革，包括司法制度改革，這是我這幾年思考的問題。2004年12月我到台灣去訪問，在台灣大學做演講，做完演講之後，我要求他們派一個司機、給我一張地圖，再派一個買單的人，讓我拿著地圖從台北走到台南。我問台灣老百姓很多的問題，我問，假如你們的官員把你們家的房子拆了怎么辦？99%的人回答說：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撤我的房子呢？因為這個房子是我的。我就堅持問，假如拆了怎么辦？他說我到法院告他，法院就會判他，這個政府就會很麻煩了。我說假如這個法官腐敗了怎么辦？他們再一次回答：不可能。法官不可能腐敗，因為我有房產證、有產權，法官不可能亂判。我堅持問假如腐敗了怎么辦？因為我們大陸這邊90%的老百姓會相信法官會腐敗。台灣百姓不一樣，他說，我會到議員那裡告他，我的議員就會很高興，會立即去調查，召開新聞發布會，他的這個法官可能就會當不成了。我接著問，假如議員腐敗了怎么辦？他說這不可能，這怎么可能呢？其他的人都有可能腐敗，議員一定不會，不信我就打電話給他。他就把電話拿出來，給他們的議員打電話說我這裡發生了一個事情你馬上過來，他說，議員馬上就會想辦法過來。議員會很高興特別興奮。為什麼？他就希望發生這個事情，他只要調查這個事情馬上就能得到很大的政治資本。所以你到台灣去，經常看見老百姓打電話給議員，議員就會馬上趕過來，只要一調查完就會通知很多媒體。我接著問假如議員腐敗了怎么辦？他們說不可能腐敗，他要到我們家拜選票的，如果不解決我的問題，如果他腐敗，我的選票就不給他了。

從台灣回來，我總結了一個基層和諧社會最主要的幾個特點，台灣的基層社會是非常穩定的，所有的表達都在法定的框架內進行。我們所謂群體性事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非法律的秩序性。我第一次去台灣的時候感覺不像大家講的那樣，台灣的很多老百姓沒看到過大陸人，說我今天請你吃飯，到鎮裡面去。我看見他的家門沒關，我就說你門還沒關，他說不用關的，沒事，我們家有攝像頭，來了什麼人都能看見。我就想，在我們這裡，來了人會把攝像頭也搬走的（聽眾大笑）。考察台灣的社會，我就想，一個穩定的社會首先是確定的產權，我們是不確定的，說是你的就是你的，說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第二，有權威的司法機構，有問題可以找司法，在台灣有，我們這裡沒有司法權威，所有的法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大部分都是貪官。第三，有真正的代議制度，代議制度靠的是選票，背後是開放的媒體。

中國要從剛性的穩定過渡到韌性穩定，要從這些方面著手。有人問你講的這些在中國大陸能做到嗎？基本上做不到。因為在我們這個地方是革命不合法，改革沒動力，官方瞎折騰，社會無共識。我看了昨天一本雜誌刊登了我在日本的演講，還有人給我寫信，說你講的非常好就是做不到。我講這話的時候心裡也沒底，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們還有別的辦法做到嗎？革命話語已遠離我們而去，革命已經不合法。你要想革命，在民眾那裡也做不到，我在調查湖南農民的時候問過他們學毛澤東搞農會，你們到底怎么看？那些農民告訴我，不相信他們，這些人去了之後又是另外一批貪官污吏，你要再搞革命，再搞一次不又是騙人嗎。我最近幾年走了很多地方，發現民眾並不認同通過暴力的手段打破秩序。到網上發發牢騷可以。

改革的話語雖然還有合法性，但是它帶來的諸多問題使它已經喪失了動力。改革的確存在很大的問題，因為在中國的改革往往是部門主導的改革，部門主導的改革往往做出的是有利於他自己的一些選擇。我們很難再對改革寄予很大的希望，而且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個執政的團隊沒有足夠的壓力他願意把權力放出來嗎？孫中山學蘇聯以黨治國以來，黨國一直是聯繫在一起的。政治改革牽扯到權力的分配，我們能寄希望於掌握權力的人主動的把權力讓出來嗎？所以我們看不到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所在。執政的人為私利瞎折騰，精英階層就講我們不折騰，不折騰就是不改革。所以中國在這些問題上找不到改革的力量和動力。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精英階層沒有實現共識，民間的力量沒有得到整合，也沒有表達的方式。說心裡話我的確不知道我們到底應該怎么辦？明知道路在這個地方，但是誰來帶領我們走這條路呢？誰才能使這個民族走這條路呢？

對待社會穩定中國學者有兩種心態，一種心態是很多人認為還是穩定吧不要亂，亂了之後中華民族要多少年才能恢復。一種心態是乾脆亂了再說。雖然我們希望這個國家、希望這個民族、希望民眾不要因為社會動盪受到損害，我們也知道應該怎么改革，但就是找不到力量，找不到一個途徑，感覺到沒有力，感覺到很困難。雖然我們心中充滿了困惑，但我們還在仰望星空，希望這個民族能夠尋找到一個穩定發展的道路。我在想，今天在這裡仰望星空的人到底能為這個社會做什麼呢？為這個社會剛性的穩定走向韌性穩定做些什麼呢？我心中充滿了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