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進士

八百進士

指兩宋時期眉州(今眉山市)文化教育空前繁榮,整個宋朝共有886人考取進士的一個“宋代眉山進士群體現象”,史稱“八百進士”。即便當時南宋京城所在地的浙江亦難以望其項背。眉山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進士之鄉”,被譽為“千載詩書城”、“人文第一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八百進士
  • 性質:文化現象
  • 時間:兩宋時期
  • 地點:成都府路眉州(四川省眉山市)
  • 代表人物:蘇軾、蘇轍
簡介,詳情,現象成因,客觀原因,主觀原因,歷史意義,

簡介

兩宋時期的眉州,所轄二十鄉、六鎮,大約二萬多戶。在宋朝文官政治、科舉完善、文風轉變等大環境和當時眉山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出版繁榮、教育興盛等小環境共同作用。同時,宋代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與實踐和眉州文人的發憤好學。使在兩宋期間,眉州共出了886名進士,出現了科舉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顛峰,史稱"八百進士“,與“三蘇”一起成為眉山文化鼎盛的符號。整個兩宋眉州的進士群體呈現出向上趨勢、顛峰狀態和一流個體的顯著特徵。

詳情

2000年建市的眉山市轄一區五縣,即東坡區(原眉山縣)、彭山區、丹稜縣、青神縣、洪雅縣和仁壽縣。宋時眉州建制,據《元豐九域志》載,除仁壽縣之外,其他五縣均隸屬眉州,其中洪雅縣在宋太宗淳化四年(993)隸嘉州。只限於宋時的眉山縣,所轄區域只不過二十鄉、六鎮,大約二萬多戶。
“八百進士”,兩宋眉山進士群體,是指兩宋時期具有眉山籍貫、進士出身的個體組成的整體。其個體特點有:其一,眉山籍貫。應出生眉山、祖籍眉山(上溯至三代)或者落籍眉山(移民至眉山)。其二,進士身份。考取了進士或者朝廷賜予了進士出身,從相關典籍可以佐證而得來的總人數。
另有說法,按照《雁塔碑》(進士題名碑)、《眉山縣誌》和《眉山市人物誌》的統計,眉山不止800進士,而是909進士。
北宋眉山的科舉噴發肇始於宋仁宗嘉祐年間。蘇軾在《謝范舍人書》中云:“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眉山縣參加禮部考試的人有四五十人,考中者包括蘇軾兄弟在內共有13人,占當年全國進士總數388人的3.4%,宋仁宗皇帝當時就驚嘆:“天下好學之士多在眉州”。北宋眉山考中進士的人數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宋仁宗在位的41年共考中進士80人(其中嘉祐年間有23人),平均2人/年;宋哲宗在位的15年共考中進士63人(其中元祐年間24人、紹聖年間28人),平均4.2人/年;宋徽宗在位的25年共考中進士135人(其中政和年間58人、宣和年間37人),平均5.4人/年。
南宋眉山的科舉盛況可謂空前絕後,從進士人數上看,眉州進士619人,而眉山縣進士582人。即便是南宋京城所在地的浙江亦難以望其項背。在《略論南宋浙江進士文化》一文中作者驚嘆:“在區區六府五州六十七縣的土地上,南宋王朝短短的一個世紀半中,所出之進士可謂前所未有。這種科舉盛況反映最清楚,體現最明顯的首先是進士總數上,它總共向國家培養了6100名進士。”若以此為依據來推算,平均每州僅約555人、平均每縣僅約91人,僅是眉山縣的進士人數的約16%。南宋眉山,一個小小的縣,進士人數居然占全國進士總人數的3%。
南宋眉山考中進士的人數亦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宋高宗在位的35年共考中進士186人(其中紹興年間177人),平均5.3人/年;宋孝宗在位的27年共考中進士132人(其中乾道年間42人、淳熙年間79人),平均4.9人/年;宋理宗在位的40年共考中進士215人(其中紹定年間73人、淳祐年間44人),平均5.4人/年,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寶慶二年(1226)朝廷共取士989人,而眉山縣就有71人,占總數7.2%,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現象成因

宋代眉山進士群體的形成,既與全國的大環境密切相關,又與眉山的小環境密切相關。下邊從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兩方面論述。

客觀原因

1.宋朝大環境
(1)文官政治
由於歷史原因,宋朝一直推行“重文抑武”的國策,其核心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利用文人治理國家。“重文抑武”國策有效地調動了文人的積極性,文人的地位和價值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科舉完善
宋代的科舉有長足發展。在考試原則上,宋代“取士不問家世”的限制呈逐漸放寬趨勢;在考試規則上,宋代強化了對於舉子與考官的行為規範。確立了三級考試制度,地方主持的選拔初試稱之為鄉試;全國性的選拔考試,曾經由尚書省的吏部、禮部主持,稱之為省試;皇帝親自主持的殿庭複試,稱之為殿試。這些制度性的安排,一是把讀書中舉就可以做官變成了現實;二是讓讀書人做官形成了規模效應;三是朝廷臨時性的科舉考試措施,變成了有正式機構(貢院)常規管理,並且各種規章制度嚴密,極大地保障了科舉考試的公開、公平和公正,從而增強了天下知識分子對於新政權的向心力。
(3)文風轉變先秦、兩漢的文章質樸自由,不受形式拘束,有利於表達思想和反映社會生活。但自南北朝以後,盛行駢文。唐代中葉,韓愈提倡古文、反對駢文,後人稱之為古文運動。宋初,盛行浮艷文風,宋朝皇帝十分厭惡,歐陽修接過古文運動的大旗,在主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科舉考試時,反對柔靡浮艷、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青年才俊,由於他們的加盟,才逐步使文風發生轉。文風的轉變,直接影響著科舉考試的內容。宋代初期,其它地方的士子學習的是柔靡浮艷的駢文,只有眉州的士子學習的是質樸自由的古文。這是眉山學子得天獨厚的長處,亦是眉山進士群體能夠出現的原因之一。
蘇軾蘇軾
2.眉山的小環境
(1)社會穩定
為了躲避關中、中原地區的戰亂,唐、五代時期,向蜀中移民,前後持續了一兩個世紀。這些移民驚魂未定,以為作為巴蜀首府的成都及其附近仍不安全,於是順岷江而下,來到風景秀麗、物產富饒的眉山一帶定居。自北宋取得四川,至南宋滅亡,共有314年。在這漫長的300多年間,四川發生過王小波、李順起義,歷時3年,稍稍波及眉山;而宋與契丹、西夏、金之戰,則沒有波及眉山。眉山在宋代,基本上有300年的安寧穩定。由唐代至五代至宋代的600多年間,四川基本上是穩定的,而眉山則更為穩定安寧。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眉山人民生活安定,才有時間、精力和心思從事於農業生產和讀書學習,文人才有生長和發展的機遇,進士群體的出現也才有可能。
(2)經濟發展
前蜀王建頒《勸農桑詔》,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後蜀孟知祥、孟昶父子也注重興修水利,廣泛耕墾。前、後蜀時期,西蜀十分富庶,眉山自然也不例外。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在位期間,施行植樹種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減免賦役等政策,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眉州也不例外。黎希聲知眉州時,減少賦役,發展生產,百姓非常喜歡他,請求朝廷讓他留任眉州。魏了翁知眉州時,亦“課農桑,薄賦稅,興水利……是故政通而民和”。
古人云:“衣食足而禮義興。”吃飯穿衣的問題基本解決了,富庶之家的子弟才有條件讀書學習,參加科舉考試。眉山進士群體的形成,與眉山經濟的發展有直接關係。
(3)出版繁榮
宋代,眉山刻印書籍已自成體系,有官刻、家刻、坊刻。其中,著名刻匠王朝刻的《冊府元龜》(1000卷)、《太平寰宇記》(200卷)、《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30卷)等 “蜀大字本”聞名全國。“萬卷堂”刊刻的《新編近時十便良方》(40卷)有中國最早的刊記。程舍人宅刊刻史學家眉州人王偁著《東都事略》一書,有中國最早的著作權標誌。陳先行《國寶大觀》說:“宋代的刻書地點相當多,除首都汴梁外,浙江杭州、福建建陽與四川眉山是主要刻書中心。”眉山成為全國著名的三大刻書中心之一,極大地滿足了社會對書籍的大量需求,並進而促進了眉山耕讀的氛圍和學校的教育。
遠景樓遠景樓
(4)教育興盛
宋代統治者十分重視文教。北宋就有三次興學,即慶曆興學、熙寧興學”和崇寧興學。
兩宋時期,眉山地方官員都非常重視文化教育,如董儲黎希聲魏了翁等。熙寧九年(1076)蘇軾知密州時,特意去安丘拜訪曾任眉州知州的董儲故居,寫詩悼念他。熙寧八年(1075)黎希聲知眉州,受到百姓愛戴,任職期滿,民眾請求朝廷讓他留任。嘉定年間(1208~1224)魏了翁知眉州,他熱衷教育,每月初一、十五親自去學校講學,指導士子學習。
賓退錄》記載,眉州有學校13所:“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國小。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聞。”當時,官辦的有州學、縣學,民辦的有私學、書院等。據《四川書院史》統計,宋代四川各地建有書院29所,其中眉州有5所,眉山有2所:雲莊書院、北園書院。
眉山不僅學校眾多,而且學子眾多。蘇軾《道士張易簡》說:“吾八歲入國小,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蘇軾《眾妙堂記》說:“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國小,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一所蒙學學校,學生竟有百人。後來,蘇軾兄弟到眉山城西的壽昌院上學,那裡的學生人數更多。南宋晁公溯《今歲試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詩送之》詩云:“飲食猶俎豆,傭販皆詩書……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衙。入門坐試席,正冠曳長裾”一州四縣就有五千人應試,教育規模之大,真是不可想像。
另外,眾多優秀的教師,為眉山士子的培養作出了貢獻。如張易簡、劉微之等。
儘管眉山學校不少,但是仍然難以滿足學子的需求,所以不少人是在家中接受有文化的父母的教育。《方輿勝覽·修橋樓記》說:“其民以詩書為業,以故家文獻為重,夜燃燈,誦聲琅琅相聞。”這幾句話描述了眾多眉山學子在家中挑燈夜讀的情景。他們不僅用科舉及第的理想來激勵子弟,而且身體力行,教育指導子弟讀書作文。如蘇軾兄弟除了在學校上學外,在家中則是由父親蘇洵教他們讀書作文,父親在外遊學時,母親程夫人又擔起教育兩個兒子的責任。

主觀原因

1.先天下之憂而憂
宋代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與實踐,繼承著先秦兩漢以來“士不可不弘毅”的精神。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種深沉而難以化解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不同於斤斤於個人得失的悵惘郁懣,反映著宋代士人對於天下國家以及人的生存價值的深切關懷。
眉山學子“通經學古”,一直延續著儒家積極進取的精神,加之“三蘇”等人的榜樣作用,眉山學子普遍具有“以天下為己任”、“致君堯舜”的文化心態,這是他們勤奮學習、博取功名的內在動力。蘇轍《欒城集·墓志銘》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由此可知,蘇軾兄弟從小就“奮厲有當世志”,這是他們發憤學習的原因之一。
2.書山有路勤為徑
眉州文人發憤好學,是眉山進士群體產生的主觀原因。
據《宋史》記載,淳化年間進士朱台符,“台符好學,敏於屬辭”。寶元年間進士石揚休,“少孤力學”。嘉祐年間進士蘇軾、蘇轍兄弟,自幼就“奮厲有當世志”,他們從小就勤奮地讀書作文。元豐年間進士任伯雨,“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群,邃經術,文力雄健”。元祐年間進士王當,“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紹聖年間進士任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淳熙年間進士任希夷,“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正是因為有眾多學子的勤奮學習,所以才出現了眉山進士群體。
兩宋時期,眉山學子為參加科舉考試,一般都有刻苦攻讀的過程。南宋魏了翁《孫氏書樓記》說:“余嘗聞長老言,書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書,則口誦而手抄,惟恐失之,其傳之艱蓋若此。惟傳之艱,故誦之精、思之切、辨之審、信之篤、行之果。”以蘇渙為例,蘇轍談他“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見《伯父墓表》)聰明絕頂的蘇軾自稱班固《漢書》他讀了三遍(《高齋漫錄》),手抄三次(見《耆舊續聞》)。這種紮實的童子功夫為他們參加科考增添了底氣和籌碼。

歷史意義

眉山的科舉文化現象是科舉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顛峰,與“三蘇”一起成為眉山文化鼎盛的符號。對後來的眉山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清嘉慶十九年《四川通志》記載眉山宋代進士總計1132人;清康熙五十五年官衙藏版《眉山屬志》記載眉山有姓名的兩宋進士846人。當然,也有人說眉山進士在800人以下的。塗文濤主編《四川教育史》說,兩宋眉州有進士599人。在此,我們假設此書的數據是正確的,那么,潼川府路(即梓州路)49縣,平均39人/縣;成都府9縣,平均約77人/縣;眉州4縣,平均150人/縣。而眉州其它三縣進士及第僅61人,眉山縣尚有538人,在全國的排位亦是名列前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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