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戰爭是指13世紀後期元朝皇帝忽必烈（元世祖）對日本發動的兩次戰爭，高麗亦以元朝屬國的身份參戰。日本稱之為蒙古合戰、異國合戰、蒙古襲來等，又以兩次戰爭的紀年而分別稱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江戶時代以後開始稱為“元寇”（げんこう）。
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國建立以後，征伐四方，與日本隔海相望的高麗在13世紀中葉基本被蒙古征服。隨後，蒙古（1271年建國號“大元”）以高麗為媒介，派了六批使節招諭日本，要求“通好”，日本鎌倉幕府均無回應，忽必烈便決定對日本用兵。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三年），忽敦、洪茶丘、劉復亨、金方慶所率的元麗聯軍四萬人出征日本，占領對馬、壹岐二島，登入博多，遭到日本九州武士的頑強抵抗，由於準備不足及劉復亨中箭受傷等因素而很快撤退。其後忽必烈又派兩批使節赴日，都被日本人殺害，於是在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發動十四萬大軍，在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等人的統率下，兵分兩路（高麗出發的東路軍和浙江出發的江南軍）征討日本。兩路大軍會師後，準備登入進攻大宰府，但在八月一日遭遇大型颱風，損失大半，諸將先行撤退，殘餘元軍被殺或被俘。此後忽必烈屢次籌劃第三次東征，然而終究沒有實現。
元日戰爭使元朝江南地區出現一定程度的動盪，對日本則有更深遠的影響。日本第一次受到來自大陸的大規模軍事攻擊，卻成功克服了這次危機，並將傾覆元軍的颱風稱為“神風”，神國思想隨之空前膨脹。
（概述圖來源）
基本介紹
- 名稱：元日戰爭
- 發生時間：1274年，1281年
- 地點：日本北九州
- 參戰方：元朝、高麗、日本
- 結果：日本勝利
- 參戰方兵力：第一次：元軍約3萬（含高麗軍5600-8000人）；日軍約10萬（一說不超過1萬）
第二次 元軍約14萬（含高麗軍9960人）；日軍九州地區約40000人，總兵力約125000人 - 傷亡情況：第一次：元軍損失13500餘人（含高麗軍）；日軍損失不詳
第二次：元軍損失10萬人以上（含高麗人員7592人）；日軍損失不詳 - 主要指揮官：忽敦、忻都、洪茶丘、劉復亨、范文虎、李庭（以上元朝方面）、金方慶、金侁、金文庇、金周鼎、朴球（以上高麗方面）、少貳資能、少貳景資、少貳經資、安達盛宗、合田遠俊（以上日本方面）
戰爭背景,元朝（蒙古）方面,日本方面,雙邊關係,戰爭起因,戰爭經過,第一次戰爭,第二次戰爭,戰爭結果,戰爭影響,對中國,對日本,對朝鮮半島,戰爭評價,戰爭爭議,
戰爭背景
元朝（蒙古）方面
13世紀，蒙古帝國興起，其兵鋒席捲歐亞大陸。經過成吉思汗、窩闊台、貴由、蒙哥四代大汗的征戰，蒙古已將除南宋和高麗外的東亞大陸其他主要政權和部族全部征服，此外在中亞、西亞和東歐也陸續建立起四大汗國。但是，不習水戰是蒙古帝國的短板，因此無法很快征服有江淮作為屏障的南宋和逃至江華島的高麗。1260年（蒙古中統元年，日本正元二年），忽必烈繼承汗位，開始行用“漢法”，以中原皇帝自居，但另一方面亦保持蒙古大汗之特色。他在消滅了競爭對手阿里不哥後，繼承前四汗征伐四方的事業，繼續攻打南宋，並採納阿術、劉整的建議，重視水軍訓練，力圖彌補蒙古軍隊的短板。忽必烈即位時，高麗已經歸降蒙古（參見詞條蒙麗戰爭），與高麗隔海相望的日本便進入蒙古人的視野，成為忽必烈的下一個征服目標。
日本方面
12世紀以來，日本武士集團崛起，逐漸參與政治鬥爭，經過源平合戰，源氏家族的武士集團取得主導地位。1192年（日本建久三年），源賴朝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並在關東之鎌倉開創了幕府，是為鎌倉幕府，日本的公家時代由此結束，進入了六百多年的武家時代。在武家社會，幕府將軍對被稱為“御家人”的武士頭領施“御恩”，而這些“御家人”則要宣誓效忠幕府將軍。所謂“御恩”就是將軍承認“御家人”土地所有權並授予其新的領地，任命他們為“守護”或者“地頭”等官職。與之相應，“御家人”必須服從將軍的命令，有戰事的時候要出兵打仗，平時擔任京都“大番役”、鎌倉“大番役”等職務進行“奉公”。源賴朝死後，將軍的權力受到有實力的御家人的限制，源賴朝的岳父北條時政掌握實權，以“執權”身份成為鎌倉幕府的實際主宰者。其後北條義時、北條泰時相繼出任執權，於1232年（日本貞永元年）制定《貞永式目》，正式確立武家社會的秩序和規範。另一方面，北條氏在承久之亂中戰勝後鳥羽天皇，壓制了試圖恢復權力的京都朝廷。到北條時宗出任執權時，“得宗專制”的局面已經形成，這意味著蒙古的對手是一個相當成熟的武家政權。在外交方面，鎌倉幕府延續平安時代的消極外交，除了一些貿易活動和佛教交流外，與大陸的諸王朝斷絕政治往來，僅偶爾與高麗交涉海盜處置事宜。在蒙古興起的時代，一些往來高麗進行貿易的日本人也了解到蒙古和高麗的戰局。
日本鎌倉武士
雙邊關係
蒙麗戰爭期間，有一個叫趙彝（又叫趙藺如）的高麗進士投奔蒙古。1265年（元至元二年，日本文永二年），趙彝對忽必烈說高麗以東有個日本國，漢唐以來時常朝貢中國，向忽必烈建議通過高麗招諭日本。1266年（元至元三年，日本文永三年）八月，忽必烈派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先至高麗王京，令高麗國王王禃協助招諭日本，並攜帶以“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開頭的國書，該國書以高麗為前例，勸諭日本遣使來蒙古“通問結好，以相親睦”，最後說“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隱含威脅之意。王禃遂派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贊陪同黑的、殷弘出使日本，他們到了高麗與日本往來的視窗金州（今韓國慶尚南道金海市），拆毀了高麗接待對馬島使者的客館，然後來到巨濟島，只見“大洋萬里，風濤蹴天”，高麗方面便勸蒙古使者返回，並向忽必烈奏報高麗與日本並無官方往來，還發誓道“聖恩天大，誓欲報效，如有可為之勢而不盡心力，有如天日”。事實上，高麗不僅誇大了去日本的難度，也隱瞞了他們兩年前才派洪濘、郭王府（郭預）去過日本的事實。
趙彝告訴忽必烈說高麗撒謊，忽必烈大怒，繼續派黑的、殷弘督促高麗聯絡日本，並指責高麗國王“先後食言多矣，宜自省焉”，於是在1267年（元至元四年，日本文永四年）八月初一日，黑的、殷弘再次來到高麗王京。高麗宰相李藏用寫信以隋朝和日本的關係為例，想勸黑的放棄通使日本之舉，但沒能成功。於是王禃只好派起居舍人潘阜假禮部侍郎銜，帶著上一年的蒙古國書和高麗寫的勸日本歸順的國書奉使日本。潘阜到達日本與大陸往來的視窗——大宰府以後，還讓書狀官李仁挺給日本寫了一道文書，強調他的出使是被蒙古逼迫的不得已之舉，請求將國書送到日本執政者那裡，以便能向蒙古交差。鎮西奉行少貳資能將國書傳達於鎌倉幕府。鎌倉幕府送交京都，京都朝廷決定不回復。日本為之“上下騷然”“萬人驚嘆”，上皇後嵯峨天皇因此罷停五旬壽宴，鎌倉幕府指示關西沿海加強防備。潘阜被擋在大宰府，滯留五個月，“館待甚薄”，在沒有任何回復的情況下，於1268年（元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七月十八日回到高麗，然後又隨孫世貞等賀節日使出使蒙古，報告此行被阻的情況。
日本東大寺所藏《蒙古國牒狀》抄本
忽必烈仍不善罷甘休，於1268年（元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九月派黑的、殷弘第三次來高麗，王禃派申思佺、陳子厚、潘阜等陪同他們去日本。蒙麗使團共八十多人在1268年（元至元六年，日本文永六年）三月抵達對馬島，日本人拒絕他們入境，雙方發生衝突，最後蒙麗使團抓了兩個對馬島人塔二郎、彌二郎，途經高麗去燕京。忽必烈對此十分滿意，稱高麗王和使者“忠節可嘉”，並告知兩名對馬島人說：“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厚加賞賜，讓他們遊覽燕京萬壽山玉殿及城闕，然後於同年秋放回。忽必烈讓高麗使者金有成、高柔護送塔二郎、彌二郎回對馬島，並讓他們攜帶要求日本臣服的蒙古中書省牒狀及高麗國書。九月，少貳資能將這些文書送至鎌倉幕府，隨後呈達京都朝廷。十月十七日，京都朝廷決定回復，並命菅原長成起草日本太政官致蒙古中書省的返牒，指責蒙古以“兇器”（戰爭）相威脅，還自詡日本是所謂“神國”，“非可以智競，非可以力爭”，此外還起草了大宰府致高麗慶尚道按察使的返牒。但鎌倉幕府堅持不回復蒙古牒狀的強硬路線，所以京都朝廷所擬返牒並未被送出。金有成等滯留多時，無功而返。
戰爭起因
在1268年（元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第一次到達日本的高麗使節潘阜還在日本期間，忽必烈就打算對日本動武，命令高麗“備兵一萬、造船一千”，以助蒙古征討南宋或日本。黑的、金有成兩批到達日本的使團出使相繼失敗後，忽必烈意識到日本“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他對日用兵的決心也就更加堅定。至元七年（1270年）十一月，蒙古設定屯田經略司於高麗鳳州（今朝鮮黃海北道鳳山郡），並忻都、史樞為經略使，領兵5000人屯田於與日本隔海相望的金州，歸順蒙古的高麗人洪茶丘亦率舊領民2000人屯田，以備進攻日本。忽必烈還再次要求高麗準備兵馬、戰艦、資糧，配合蒙軍從海路攻打南宋或日本。與此同時，忽必烈繼續派遣使節招諭日本，承擔任務的人是在蒙古朝廷任職的女真人趙良弼。忽必烈起初安排他在高麗當屯田經略使，他認為在高麗屯田不合適，屢次推辭，忽必烈就授予他秘書監之頭銜，以國信使的身份出使日本。趙良弼及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所帶衛兵於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抵達高麗，其後高麗派譯語別將徐偁等陪同。九月十九日，一共百餘人的使團在日本筑前國今津登入，雙方以武裝相待，氣氛十分緊張，趙良弼堅持要得到回信，而鎌倉幕府也決不妥協。趙良弼的國書副本儘管被迅速遞至鎌倉幕府，並送到京都朝廷，但最終仍因其中有挑釁性的內容而不作回答。趙良弼所提出的面見幕府將軍（惟康親王，無實權）及國王（龜山天皇，無實權）呈交國書的要求，亦因“蠻夷者參帝闕事無先例”而被拒絕。另一方面，少貳資能通過曾為入宋留學僧的同筑前國姪浜興德寺禪僧南浦紹明與趙良弼酬唱詩歌，以此來緩和雙方關係。趙良弼在日本期間，忽必烈建漢式國號“大元”，此後與日本的往來也開始以“大元”名義進行。
至元九年（1272年）正月，趙良弼從對馬島出發，帶著所謂日本大宰府守護所的使臣彌四郎等12人（一說26人）回到高麗。他先派自己的副手張鐸回大都報告出使情況，自己留在了高麗。日本方面後來稱這些使臣是趙良弼找對馬島人冒充的，而忽必烈則懷疑是日本國主以守護所名義派出的，故聽從儒臣姚樞、許衡的意見，不準覲見，於三月將其遣還。五月，忽必烈又讓張鐸傳達“令必通好大朝”的國書，不得回復，又派趙良弼第二次出使日本，同樣滯留大宰府一段時間後空手而還。此行基本不具備外交意義，而是戰前偵察。趙良弼於1273年（元至元十年，日本文永十年）從高麗回到大都，向忽必烈復命，詳細匯報“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他提到日本民俗兇悍、不知禮義、無耕桑之利以及海上交通的不便，得出“勿擊便”（最好不要打日本）的結論。忽必烈稱讚他“不辱君命”，並聽從其建議。
不過，忽必烈並不願意放棄已經緊鑼密鼓籌備起來的東征日本計畫。1272年（元至元九年，日本文永九年），在討伐躲在耽羅（今濟州島）的高麗抗蒙勢力三別抄時，元朝意外抓到三個熟悉日本的耽羅人。元朝樞密院經過對他們的審訊，不僅“畫到圖本”，還獲悉“日本太宰府等處下船之地，俱可下岸”，估算登入軍隊規模為2萬至3萬。到1273年（元至元十年，日本文永十年）時，襄陽已失守，無需再從海上進攻南宋，所以忽必烈在對高麗的造船要求中不再包含進攻南宋的目標；而盤踞耽羅的三別抄也被消滅，使元朝不再有東征日本的後顧之憂，並獲得跨海作戰的經驗，因此忽必烈並未真正聽從趙良弼的建議。在趙良弼復命當年的九月，襄樊之戰的宋軍戰俘被押送大都時，忽必烈就派伯顏宣布赦免他們，並讓他們從征日本。忽必烈又派總管察忽於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正月來到高麗，監造戰艦300艘，又令洪茶丘監督，從正月十五日開始。高麗王也任命侍中金方慶為東南道都督使，樞密院副使許珙為全州道都指揮使，右僕射洪祿遒為羅州道指揮使，又遣大將軍羅裕等為諸道部夫使，徵集工匠役徒30500餘人。為了趕工，金方慶將元朝原定的“蠻樣”（南宋船隻式樣）改成相對落後的“本國船樣”（高麗船隻式樣），獲得元朝批准。三月，元朝派一個姓王的總管來高麗，正式命令高麗發兵五千，助征日本。五月，忽必烈將自己的親女兒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高麗世子王諶，同月，15000名元朝東征官兵進駐高麗，這些軍隊除了之前提到的南宋戰俘外，還包括屯田軍、女真軍和水軍。六月，高麗王派大將軍羅裕向元朝報告已造好900艘戰船，正待命於金州。八月，元軍東征統帥忽敦來到高麗，加發高麗京軍458人。
另一方面，幕府執權北條時宗也在展開防備元朝的一系列應對措施。1272年（元至元九年，日本文永九年）二月，趙良弼剛走，北條時宗就命九州各國的御家人停止“大番役”，改為“異國警固番役”，輪流去北九州沿岸的筑前、肥前等要害地區執行一定天數的警戒任務。此後不久，鎌倉幕府還命令諸國製作並呈報“大田文”，普查全國的經濟和軍事潛力。同時，北條時宗製造“二月騷動”，除掉同父異母的長兄北條時輔及名越時章等人，然後將原由時章兼任的築後、肥後和大隅三國守護，分賜給了自己的親信大友賴泰（築後守護）、安達泰盛（肥後守護）、千葉宗胤（大隅守護），從而加強了對九州地區的控制，以應對元軍的進攻。
戰爭經過
第一次戰爭
- 東征規模
所屬國 | 官職 | 將領名 |
|---|---|---|
元朝 | 都元帥 | 忽敦（又作忽都） |
右副元帥 | 洪茶丘（洪俊奇） | |
左副元帥 | ||
昭勇大將軍 | 王雍（蒙古名阿剌帖木兒） | |
不詳 | 忽察、三沒合 | |
高麗 | 東南道都督使、中軍使 | 金方慶 |
中軍知兵馬事 | 朴之亮、金忻 | |
中軍副使 | 任愷 | |
左軍使 | 金侁 | |
左軍知兵馬事 | 韋得儒 | |
左軍副使 | 孫世貞 | |
右軍使 | 金文庇 | |
右軍知兵馬事 | 羅裕、朴保 | |
右軍副使 | 潘阜 |
據《高麗史》記載，出征前進駐高麗的東征元軍有15000人，元朝簽發的高麗軍有5458人（前文已述）。但到了出征時，元朝方面的蒙漢軍達25000人，而高麗軍則有8000人。《經世大典》也記載東征元軍為25000人。元朝方面亦有記載稱東征元軍20000人，可能是後來進駐高麗的15000人加上原來屯田高麗的5000人。總之，元麗聯軍的兵力在30000人左右。此外還有8000名梢工、6700名引海水手。
- 對馬、壹岐、松浦之戰
元麗聯軍乘坐900艘戰船，於十月初五日抵達對馬島。對馬代理守護宗資國（又作宗助國）在翌日晨率八十餘名武士迎戰於佐須浦，因寡不敵眾而戰死殆盡，只有小太郎、兵衛次郎等少數人生還，奔赴博多報告戰況。隨後元麗聯軍入島，“擊殺甚眾”。
經過數日休整，元麗聯軍又於十月十四日下午登入壹岐島。壹岐的守護代平景隆率領100餘名御家人，在一座叫“莊三郎城”的城堡前和元麗聯軍對射，日軍大敗，被斬超過千級。平景隆敗退城內，翌日自殺。至此，元麗聯軍占領了對馬和壹岐這兩個補給線上最重要的站點。
十月十六、十七日，元麗聯軍中襲擊肥前沿岸的松浦半島，松浦黨的武士也被擊敗，御家人佐志房等數百人陣亡或被俘。被元麗聯軍襲擊的三地百姓中，男子或被殺，或被擄，女子則集中於一處，部分人被挑選上船，其餘放回。
- 日本迎戰
鎌倉幕府接到對馬、壹岐被攻擊的急報，命九州的御家人集結於大宰府的博多迎戰。然而，薩摩、日向、大隅等南九州的御家人在前往博多之際，必須要渡過被稱為九州第一難關的築後川神代浮橋，因此很難在元麗聯軍登入之前到達博多。與此相對，築後的神代良忠設法使南九州的諸軍順利渡過浮橋，會合於博多，後來獲得北條時宗的嘉獎。趕來參戰的武士來自少弍氏（少貳氏）、大友氏、臼杵、戶次、松浦黨、菊池、原田、小玉黨，還有附近一些神社和佛寺的僧兵，薩摩守護島津氏麾下的武士負責博多灣北部箱崎方面的守備，總兵力據說有102000人之眾。
- 元麗聯軍登入戰
十月二十日早晨，元麗聯軍在早良郡的百道原、博多、箱崎一線分道登入。在百道原方面，少貳資能之孫、十三歲的少貳資時按照武士作戰的“矢合”習慣，向對面的元麗聯軍射出一支小響箭，示意戰鬥開始。元麗聯軍見狀，一陣鬨笑。元麗聯軍敲打大鼓和銅鑼，令日本武士所騎之馬狂躁亂跳。隨後戰鬥打響，元麗聯軍“箭如雨降”，令日本武士措手不及。據說箭矢上還塗了毒藥，中箭者過不了多久，就傷口劇痛，倒地哀號不止。元麗聯軍還時不時拋出紙或鐵包裹的“炸彈”（鐵砲）。爆炸之後，火光四散，煙氣瀰漫，聲如雷震，令日軍頭暈目眩，驚慌失措。一旦有零星的日本武士突入，元麗聯軍“左右回圍之，協力合擊，（日軍）無一人得生脫者”。雙方激戰至日暮，日軍大敗，“伏屍如麻”，元麗聯軍占領百道原東的赤坂高地。但日本人多勢眾，其生力軍陸續趕來，趁著元麗聯軍剛從赤坂的高地下來布陣、在松原立足未穩之機，肥後的御家人菊池武房率領130名騎兵、詫磨賴秀率領100名騎兵，從後方出其不意地殺過來，沖亂了元麗聯軍的陣勢。其他武士也相繼投入廝殺，為了暫避鋒芒，元麗聯軍不得不分兩路，大部分退往麁原，一部分退往別府的塚原，打算在鳥飼匯合後重整陣形。戰鬥期間，元軍“虜掠四境”，在佐原、筥崎、宇佐一帶擄走數萬老弱婦孺。
詳細記載元日交戰情況的《八幡愚童訓》書影
- 元麗聯軍撤退
在博多方面，左副元帥劉復亨與少貳資能之子少貳景資遭遇，並中箭受傷，退回船上。當晚，日軍退守太宰府附近的水城，而元麗聯軍內部也召開會議，討論進退。金方慶說：“兵法上說：‘千里懸軍，其鋒不可當。’我軍人數雖然不多，但既然進入了敵境，士兵人人都會拚命。孟明視渡河之後就把自己的船燒了，淮陰侯韓信背水列陣，都是這個道理。還請大帥下令，明日繼續戰鬥。”忽敦說：“但是兵法上也說：‘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我軍目前已經很疲勞了，敵軍的增援越來越多。這么硬拼下去不是辦法，還是撤退吧！”鑒於劉復亨已經受傷，元麗聯軍箭矢也在一天的戰鬥中消耗殆盡，因此達成了撤退的決定。然而撤退當晚，出現“大風雨”，元麗聯軍“戰艦觸岩崖多敗”，高級將領中有高麗左軍使金侁落水身亡。十月二十一日，日軍發現志賀島有一艘觸礁戰船，將船上130餘名元軍斬首或俘虜。
元麗聯軍在撤退途中可能進行了修船和休整，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回到合浦，損失多達13500餘人。其中多數戰死或溺死，少數人如杜肺子、白德義、羨六郎、劉保兒等被俘，亦有一名出身儒生的萬戶投降日本。事後元日雙方都對有功人員進行了嘉獎，但忽必烈並未達成戰略目標，於是在七年後又發生第二次元日戰爭。
第二次戰爭
- 戰前準備
在等待杜世忠訊息的同時，忽必烈也在擘畫第二次東征日本的事宜，命高麗造船造箭。後聽從王磐建議，專力滅宋，故一度中止高麗的準備工作。南宋滅亡後，忽必烈向南宋降將范文虎、夏貴、呂文煥、陳奕等詢問日本是否可伐，他們都贊成，唯獨耶律楚材的孫子耶律希亮反對，強調中國統一後休養生息的重要性，忽必烈認為耶律希亮說的有道理。但忽必烈還是放不下東征日本之事。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日本弘安二年）二月，崖山海戰剛結束，忽必烈就命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600艘（後湖南取消），六月讓高麗造戰船900艘，都是為了東征日本。同時，忽必烈授權夏貴、范文虎以他們的名義派原南宋人周福、欒忠以及翻譯陳光、渡宋日本留學僧曉房靈果組成的使團出使日本，等待他們回來後再決定是否用兵。六月二十五日，使團在博多登入，鎌倉幕府看到他們帶來告知南宋滅亡、勸說日本歸順元朝的“大宋國牒狀”後，就將他們全部斬於博多。八月，一些使團艄工、水手逃到高麗，告知杜世忠等已被殺的訊息，高麗王派郎將池瑄帶著這些倖存者赴元急報。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日本弘安三年）二月，忽必烈得知這個訊息，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求讓自己出征，但群臣建議推遲。然而到了六月，忽必烈又單獨召見范文虎，討論東征日本事宜。七月，忽必烈命令動員之前願意參軍的人以及崖山海戰中的南宋潰卒，將他們用於征討日本，范文虎則負責召集之前投奔南宋的蒙古、回回人。此時高麗國王王賰（原名王諶，即忠烈王）來上都朝覲，八月二十六日謁見忽必烈，討論東征日本事，並與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約定，由忻都、洪茶丘指揮蒙、漢及高麗軍四萬人從高麗合浦出發，范文虎率南宋降軍十萬人從江南出發，會師於日本壹岐島，然後直取日本。此外，忽必烈批准高麗國王的請求，授予高麗將領金方慶、朴球、金周鼎以元帥、萬戶之職，賜虎符，提高高麗將領的地位，又於十月加派東北開元等路的三千人投入東征（其中有朝鮮王朝開國之君李成桂的曾祖父李行里）。
元使五人冢
在元朝積極備戰之時，鎌倉幕府也在防備元軍再次來犯，著手構築和加強九州沿海防禦機制。於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日本建治二年）命令九州各地的莊園主按領有田地的多少出錢出力，在博多沿岸建造了一道綿延20多公里的高2米、底部寬3米防禦工事，稱為“石築地”（今名“元寇防壘”）。此外，鎌倉幕府還於1275年（元至元十二年，日本建治元年）十二月制定了“異國征伐”計畫，準備以九州島為中心，動員山陰、山陽和南海諸道武士在次年三月出兵高麗，以攻為守。雖然“異國征伐”計畫最終未能實行，但是被集合於博多灣一帶的船隻和兵力長期留在九州北岸一帶，負責該海域的警備工作。北條時宗還利用備戰的緊張狀態，把九州和其他幾個國（築後、肥前、肥後、周防、長門、石見、伯耆、越前、能登）的守護換成了自己的親信，進一步強化執權的權力。同時，鎌倉幕府還對日本各寺社下達“異國降伏祈禱令”，通過宗教活動來提升幕府的權威。
- 出征規模
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二月，東征諸將陛辭，忽必烈告誡他們兩點，一是不準濫殺百姓，二是諸將務必拋棄個人恩怨，同心協力。元麗聯軍兵分江南路和東路軍兩路，忽必烈設立“日本行中書省”（日本行省）和“征東行中書省”（征東行省）兩個機構，作為這次戰爭的指揮部，分別管理兩路軍隊。阿剌罕被任命為日本行省的最高長官——右丞相，統率40萬蒙古軍東征，但並未馬上出發，可能是為了在江南軍和東路軍站穩腳跟後的接收和增援（即“征東留後軍”）。然而阿剌罕已身患重病，忽必烈聽說後，於六月二十六日下令以阿塔海替代。不久後的七月初六日，阿剌罕卒於慶元（今浙江寧波）的元軍大本營中。征東行省則由高麗國王王賰主管，由忻都、洪茶丘分別任右、左丞。
此次戰爭中，元麗聯軍陣容如下：
單位 | 所屬國 | 官職 | 姓名 | 規模 |
|---|---|---|---|---|
東路軍 | 元朝 | 征東行省右丞 | 忻都 | 蒙漢軍：約30000人 高麗軍：9960人 梢工：17029人 |
征東行省左丞 | 洪茶丘 | |||
東征左副都元帥 | ||||
高麗 | 征日本都元帥 | |||
管高麗國征日本軍萬戶 | 朴球、金周鼎 | |||
江南軍 | 元朝 | 日本行省平章政事 | 新附軍（為主）：100000餘人 | |
日本行省右丞 | 范文虎 | |||
日本行省左丞 | ||||
都元帥 | ||||
管軍萬戶 | 葛剌歹、厲德彪、也速台兒等 |
就東路軍的情況來看，元麗聯軍不僅攜帶三個月的軍糧，還攜帶了鋤、鍬一類的農具，似乎做好了長期占領和屯田的準備。
- 東路軍戰況
東路軍首先於五月初四日乘坐900艘戰船從合浦出征。他們計畫於六月十五日與江南軍會師於壹岐島。五月二十一日，東路軍之一部在世界村大明浦登入對馬島，期間遭遇大風，不少軍人被淹死，金周鼎設法救活了不少人。上岸後，東路軍派通事金貯檄諭，高麗將領金周鼎與日軍首先交鋒，高麗郎將康彥、康師子戰死。二十六日，向壹岐島進發，途中遭遇風暴，水軍113人、梢工36人失蹤。據說兩島有三百多名百姓被殺。
六月六日，東路軍在志賀島登入，避開了西邊橫亘博多灣沿岸的“石築地”防線。日軍獲悉東路軍轉向志賀島，急忙分兵，一路自陸地馳援，一路乘船出發，襲擾元軍的海上大營。六月六日當夜，雙方就開始了零星的海戰。備前國的御家人草野次郎經永帶領郎黨分乘兩艘小船，在夜色的掩護下，襲擊了一艘東路軍戰船，斬首21級，燒船而退。第二天，為了防備夜襲，東路軍“舳艫十里，以鎖聯之，為圜營外向”，並在甲板上布置了石弩，此後就擊退了日軍的襲擊。
忻都先派出小股精銳部隊，攜帶輕便武器，搶占島上和海中道幾處關鍵的阻擊陣地。六月八日，元軍百戶張成率軍攜帶“纏弓弩”，登岸迎戰自海中道來襲的日本軍，奪占險要，雙方相持到日暮。天黑前，日本軍最後一次嘗試突破，張成又返回擊敗。六月九日，日本大軍來戰，東路軍的大部分也陸續登入，洪茶丘命金方慶、金周鼎、朴球等人所率的高麗軍以及荊姓萬戶等人所率的蒙漢軍迎戰肥後國守護安達盛宗麾下的日軍。交戰伊始，東路軍斬三百餘級。張成也趁機率部下“入陣奮戰”，重創日軍。關鍵時刻，日本援兵突然殺到，東路軍潰敗，洪茶丘棄馬逃走，一個姓王的萬戶帶兵從側後方趕上來，殺死50多名日本武士，才勉強擊退了追兵，使洪茶丘得救。十日，再戰，東路軍又敗（亦有記載稱元軍大破日軍，擒獲了據稱是少貳經資之弟的一個叫“宗資”的人）。此外，當時京都還盛傳有一支300艘戰艦的元軍奇襲本州島的長門國，但除了給京都造成恐慌外，並無太多信息可以確認。
此後，東路軍內部開始流行瘟疫，三千餘人病死。六月十五日左右，東路軍退至壹岐島。此時忻都、洪茶丘有意退兵，便與金方慶舉行會議，表示範文虎失期未至，東路軍先打了幾仗，如今“船腐糧盡，其將奈何”。金方慶不答，只好暫緩撤軍。十餘日後，忻都、洪茶丘再次與金方慶討論撤軍，金方慶表示：“我們奉聖旨帶著三個月的糧食，如今還有一個月的糧食在，等江南軍來再合攻，必定消滅日本人！”於是忻都等繼續等待江南軍。
- 平戶會師
五月初，東路軍出發後沒幾天，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就提出了新的會師方案，即依據當年三月漂到中國沿海的日本船工所提供的地圖和情報，將會師地點移至大宰府西面的防守鬆懈、利於大船停泊的平戶島。可能是由於作戰計畫的變動，江南軍遲至六月十八日前後才從慶元、定海出征。動員的船隻多達3500多艘，時人稱“隋唐以來，出師之盛，未之見也”。期間，船隊一度偏離航向，駛至耽羅。直到六月二十四日或稍早，江南軍前鋒50艘戰船才抵達對馬島，其後向壹岐島與東路軍會合。六月二十九日，松浦黨、彼杵、千葉、高木、龍造寺、島津等各方勢力組成的數萬日軍直撲壹岐島，試圖殲滅東路軍。經過六月三十日和七月初二日兩次戰鬥，東路軍通過火器等優勢武器而取得勝利，少貳資能傷重而死，孫子少貳資時也戰死。其後，東路軍放棄壹岐島，前往平戶島與江南軍會師。
- 遭遇颱風
七月二十七日，會師後的元麗聯軍在留下張禧率四千人守備平戶島後，主力移至鷹島（中國史料稱竹山、五龍山等，另有不同說法），途中曾擊退日本船隻的攻擊，然後準備登入進攻大宰府，然因種種原因而“遲疑不發”。最後決定在八月初二日展開登入作戰，但在八月初一日（日本所用的宣明歷為閏七月初一日）夜，海上突然颳起大型颱風。據親歷者宋無回憶稱，當時“雹雨風交作，舟不得泊，隨驚濤上下觸擊，皆碎”“洪濤萬丈涌山起”，元麗聯軍大半被淹死，海中的浮屍“隨潮汐入浦”，把水面堵得嚴嚴實實，甚至能夠踏著屍體在海上行走。遭到毀滅性打擊的是江南大船，不過也有也速台兒所率的數百艘江淮戰船，可能因為質量好的緣故，在颱風中未受損失。東路軍所乘的高麗船隻則因小而堅得以大體保全下來（其中的左副都元帥王雍被淹死）。
倖存的元麗聯軍官兵集合於近旁的小島上，東征諸將為下一步如何行動而起了爭執，到了八月初五日，諸將帶著各自剩下的直屬部隊，草草收拾了一下還能浮動的船隻，先向平戶島撤退。同日，撤退途中的三艘元軍戰艦在御廚子崎海域遭到日軍追擊。此前，張禧的軍隊不僅在島上築壘，而且各艦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所以未受颱風影響。范文虎一行到了平戶島，張禧勸其“因糧於敵以進戰”，范文虎堅持要走，並保證還朝後自擔其責，於是張禧只好分了一些船給范文虎一行，然後丟棄船中的七十匹馬，帶著自己的兵同范文虎們回高麗合浦。八月十五日左右，東征諸將抵達高麗合浦，此訊息於八月十六日傳至高麗王所在的安東行宮。元麗聯軍喪師10萬以上，隨諸將歸來的只有不到3萬，其中高麗方面回來的人員就有19397人（含梢工）。
- 鷹島掃蕩
在東征諸將撤回期間，鷹島打響了元日戰爭最後一役。據後來倖存逃回的士兵於閶、沈聰等的控訴，留在鷹島的元麗聯軍還剩十餘萬。但元麗聯軍加起來就十四萬人左右，因為有東路軍的戰鬥與瘟疫、颱風造成的巨大損失以及後來諸將帶回的部隊，所以這個數字顯然是誇大了的。日本方面記載鷹島殘兵有數千人，可能更接近事實。這些被遺棄的元麗聯軍推一個姓張的百戶為首領，稱“張總管”，在島上“伐木作舟”，修補受損戰船，以備撤離。八月初七日，少貳景資率領的日軍登上鷹島，掃蕩殘餘元軍，元軍因飢餓而喪失戰鬥能力，幾乎是束手待斃，最後有一千餘人請求投降。這些人中，蒙古人、高麗人和北方漢人都被押至中河（那珂川）岸邊斬首，南方漢人被稱為“唐人”，免死為奴（一說留下的是工匠和農民），其後他們當中的於閶、莫青、吳萬五、沈聰等極少數人成功逃回。
戰爭結果
高麗方面接到東征諸將歸來的訊息後，緊急派人去元朝稟告。忽必烈在上都得知敗報，為之“震怒”，八月二十九日命留在高麗的殘兵敗將回國。閏八月二十四日，高麗派潘阜慰勞忻都、洪茶丘、范文虎，隨後三將帶著他們所屬將士返回元朝。他們向忽必烈解釋稱，他們在遭遇颱風後還想戰鬥，無奈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擅自逃脫，他們見軍心如此渙散，只好撤走，後來於閶等逃回，訴說真相，除了張禧外的東征諸將都獲罪，但如何懲罰則不得而知，《元史》記載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日本弘安五年）十二月曾命將范文虎等所擁有的300艘海船移交阿塔海，可能是一項懲罰措施。但不管怎樣，東征諸將並未被重懲，之後繼續獲得任用。
東征失敗當年十一月，忽必烈下令將還沒出發的“征東留後軍”用於守備慶元、上海、澉浦三處海港。十二月，忽必烈下令撤銷日本行省，翌年正月撤銷征東行省，似乎有罷兵之意。但終其一生，忽必烈對東征日本失敗之事耿耿於懷，很不甘心，此後多次遣使招諭和籌備征討，主要有如下四次：
- 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日本弘安五年）七月，高麗國王王賰請求造船150艘，助征日本；九月，忽必烈命平灤、高麗、耽羅、揚州、隆興、泉州共造大小船3000艘，其中平灤由洪茶丘監造，目的就是用於第三次征日；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日本弘安六年）正月，預備征日本軍糧，命高麗備20萬石，並恢復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為右丞相，四月任命王賰為左丞相，又以徹里帖木兒（闍里帖木兒）和劉國傑（劉二拔都兒）分任右、左丞，動員五衛軍2萬人、探馬赤軍1萬人、蒙古水軍2000人、習水戰者500人以及35名萬戶征日本。這一系列舉措導致江南地區“民間騷動、盜賊竊發”，忽必烈就在五月暫停東征日本的準備工作，將本來用於征日本的囚犯用於征占城、緬國（緬甸），但是征東行省的建制仍然被保留下來。
- 1284年（元至元二十一年，日本弘安七年）十月，忽必烈命令增價募集征日本船及水手。翌年十月，忽必烈第三次設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為左丞相、洪茶丘為右丞，劉國傑、陳岩為左丞，展開各項戰備工作，預備來年大舉出征。此時元朝和安南（交趾）發生衝突（參見詞條元越戰爭），忽必烈於1286年（元至元二十三年，日本弘安九年）正月作出了“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的指示。
- 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日本正應五年）五月，有日本船隻漂至耽羅，高麗報告元朝。元朝有個姓丁的右丞建議以高麗船隻為主力東征日本。忽必烈按洪君祥的建議，派他出使高麗，就東征日本之事詢問高麗國王王賰，王賰表示願意效力；又要求高麗在送還日本漂流民的同時遣使招諭。於是高麗派金有成、郭麟帶著勸說日本向元朝屈服的高麗國書出使日本。然而金、郭使團到了日本後就被扣押，金有成在十五年後去世，郭麟後也死於日本。翌年八月，元朝所派的萬戶洪波豆兒、寶錢庫副使瞻思丁來到高麗，分別負責造船和軍糧，準備東征日本。同年冬，忠烈王赴大都朝覲，順便以高麗“濱水材木，斫伐殆盡，造艦實難”為由請求暫緩東征日本，隨從閔漬也做洪君祥的工作，稱日本“雖得之不足以肥中國（元朝）”，得到洪君祥的允諾。適逢忽必烈在翌年正月去世，洪君祥趁機說服元丞相完澤，取消了東征日本的計畫。
忽必烈第三次東征日本的計畫之所以屢屢流產，除了江南的動盪以及與安南的戰爭等客觀因素外，還有元廷內部強大的阻力。除了之前提到的趙良弼、耶律希亮和王磐外，對東征日本明確表示反對意見或請求暫緩的大臣或近侍還有賈居貞、徐世隆、相威、昂吉兒、崔彧、劉宣、申屠致遠、田忠良、張康等人。最有力的反對者就是皇太子真金，他直接促成了“弭兵日本”（可能是1282年到1285年期間東征計畫的暫停）。但忽必烈始終解不開這個心結，直到他去世，元朝才無期限凍結了東征日本的計畫。
1298年（元大德二年，日本永仁六年），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向忽必烈的繼承者鐵穆耳（元成宗）請求東征日本，鐵穆耳表示：“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但在翌年決定派如智的繼承者一山攜詔書隨商船赴日，表達“通好”之意。一山被執權北條貞時扣留，後來留在日本講法並圓寂。此後，元日之間不再有官方往來，但民間的貿易和文化交流則因戰爭陰影的消散而日益頻繁。
戰爭影響
對中國
第一次元日戰爭規模較小，對元朝影響不大。第二次元日戰爭及第三次東征日本計畫對元朝剛征服的江南地區有很大影響。元朝平定南宋後，不僅沒有及時休養生息，反而為了東征日本而要求江南人民服役造船，導致民間怨聲載道，不少人發動了反元起義，規模最大的是福建黃華起義，小規模的“盜賊”不下二百處，到1289年（元至元二十六年，日本正應二年）的“盜賊”更是達到四百多處。這些對元朝統治的反抗也牽制了元朝對日本的用兵，成為忽必烈的第三次東征日本計畫胎死腹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元朝征日失敗的教訓也為後來的明朝所吸取，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派往日本的使節中有多人被殺，所謂“日本國王良懷”（實為日本南朝征西將軍懷良親王）又呈上言辭不遜的表文，倭寇依然騷擾沿海，朱元璋本欲發兵征討日本，終於按捺怒火，沒有用兵，就是因為“懲元軍覆溺之患”。
對日本
元日戰爭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受到來自大陸的大規模軍事攻擊，被認為是一大“國難”。鎌倉幕府成功克服“國難”，提振其“武威”，鞏固了“得宗專制”的局面。但另一方面，由於幕府在國內的軍事動員、征軍糧等，致使日本的很多莊園不能納貢，或年貢削減了一半或更多。而且，幕府並未從戰爭中獲得土地和財富，之後還繼續保持防備元朝第三次來攻的緊張態勢，故難以對自費出征並立下戰功的武士提供足夠的恩裳，造成武士的貧困化，鎌倉幕府不得不下達“德政令”以救濟武士。與此同時，“得宗專制”借著戰爭局面而大肆膨脹，對武士的控制進一步加強，引發了武士對北條氏的不滿，這也成為北條氏所主導的鎌倉幕府在與元日戰爭五十年後垮台的一個原因所在。
日本武士在迎戰東征元軍時，雖然士氣高昂，作戰勇敢，但在裝備上落後於元軍，而且面對元軍的集團作戰，習慣個體衝鋒（一騎打）的武士頗為吃力，對於元軍並無必勝把握。然而在第一次戰爭中，元朝準備不足；在第二次戰爭中，又遭遇颱風，才使日本得以渡過難關。這種勝利使日本人產生一種幻覺，確信自己是在神佛庇佑下的國家，不受諸國之攻，延綿不斷，是為神國思想（神國思想早已有之，其膨脹是以元日戰爭為契機）。元日戰爭期間顯靈的神佛有八幡大菩薩等，導致元朝大量軍艦覆沒的颱風被稱為“神風”（かみかぜ/Kamikaze）。這種意識到了近代被日本軍國主義利用為侵略擴張的思想工具，如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所建造的驅逐艦和太平洋戰爭期間襲擊美軍的日本航空隊都用“神風”命名（神風型驅逐艦、神風特攻隊）。
對朝鮮半島
高麗自13世紀初受到契丹（東遼）、蒙古入侵以來，連年陷入戰亂。東征日本雖然不是發生在其本土，但因元朝的強迫而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來備戰參戰，導致高麗的戰後恢復工作受阻，國力民生日益疲敝，正如高麗對元朝哀訴稱“以累次征役，中外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務失時”。同時，高麗參加元日戰爭也導致倭寇開始不斷報復高麗，高麗不得不在戰後在金州、合浦、固城、全羅等處設定鎮邊萬戶府，以防備日本。
另一方面，高麗履行了作為元朝藩屬國的義務，盡力助征日本，從而獲得了元朝對高麗的信任，保障了高麗在蒙古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此後征東行省常設化，都由高麗國王出任丞相。元朝嘉獎高麗國王說“責秉鈞以東征，期奠枕夫南面”，就反映出元朝在元日戰爭後對高麗信任感的增加。
戰爭評價
- 張佩綸：余謂越海征夷，不悉風色、地勢，而遽以海軍委之敵，其遇風非不幸也，擇將不慎耳。況王磐已諫於前，文虎請回回炮匠又不與，輕敵甚矣，安得不敗？
- 李則芬：元軍第一次征日（文永之役）……當系耀兵與威力搜尋。若以這個目標而論，第一次東征日本的元麗聯軍，其任務是達成了的。……第二次元軍之敗於“神風”，原因不一。最重要者如下：第一，是出征時時機不當，正在颶風季節。……第二，是缺乏統帥，以致諸將意見不一，影響作戰，失去奇襲登入的機會（如不遲誤，就不會在海上遇到風災）……第三，是軍隊太複雜，畏遠征，無鬥志，且不習海上遠航。……第四，是造船不得其法，船不牢固。……第五，就將才而論，似乎也不很健全，更糟的是人事組合不當。……雖然如此，從戰略戰術的角度來看，元軍畢竟比日本武士們強得多。……如果不是天降“神風”，日軍恐怕很難應付，事實上已經手忙腳亂了。……元軍的東路軍行動，最可議者是，不待江南軍到達，即先單獨進攻，犯了逐次使用兵力的大忌。……最後，全軍集中於鷹島附近，將近旬日，毫無作為，尤為可怪。依理推測，很可能是在等待統帥阿塔海到來，否則恐怕就是范文虎的怯懦行為，或諸將作戰意見分歧的結果。無論如何，登入作戰貴在出其不意，奇襲敵人。既占平戶，而不急襲空虛的肥前海岸，其愚誠不可及。無端遭受颶風之害，雖說天災，畢竟是人謀的不臧。
- 汪向榮：綜觀元代這兩次戰事，無疑是中國侵略日本。可是過去的史籍中，不但中國方面很少有稱這兩次戰事為侵略戰爭，就是日本方面也諱言其事，一般僅稱之為“蒙古襲來”，雖然也有稱“元寇”，但很少有直接稱之為侵略的。其實，正如一般的侵略戰爭一樣，元朝不但師出無名，而且是以強凌弱，不能不歸入侵略戰爭之類。儘管是七八百年前的事，但在今天論述時仍不能不稱之為侵略戰爭。當然，歷史畢竟是歷史，我們應該向前看，沒有必要再三的回顧這一段歷史上的陳跡，但也沒有必要為這一段歷史加以諱言或作任何不必要的解釋。特別是在探討兩次侵略戰爭失敗的原因時，應該實事求是，而不能用過去日本人用“神風”來解釋。更不能如過去一些日本學者，因限於皇國史觀的限制，不能從根本上承認是日本普通人民和下級武士的保衛鄉土家園的決心和勇敢，打敗了入侵其領土的元蒙軍；狂風的吹襲，不過是適逢其會而已。過去日本“皇國史觀”論者所以要用神風來說明他們致勝的原因，無非是一種欺騙人民、抬高其天孫民族是世界上惟一優秀人種的愚民企圖而已。
- 井上清：當時元軍甚至準備了農具，持有長期占領的意圖，但其內部存在著和上次同樣的弱點：強制高麗人和漢人建造的船隻很不堅固，陸戰方面無敵的元軍在海戰方面不得不依靠對元朝懷有怨恨的宋朝降將的指揮。與此相反，日本方面志在保衛自己領土的西國武士們卻意志堅強，北條時宗的統率能力，不論在公領或莊園，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成功地動員兵船、糧食和武士，能夠很好地擋住元軍登入，使得偶然的暴風雨成為復沒元軍的條件。這種來犯，如果是在平安朝的院政和攝關政治之下，能否堅持到暴風雨使得元船沉沒，是值得懷疑的。而且如果日本和中國大陸銜接，那么元軍就會不產生依賴高麗人和漢人渡海這種弱點，恐怕日本就難免被征服了。日本依靠自己是一個當時元軍海上運輸力量無法克服的島國這一地理條件，依靠當時日本社會擺脫了無為無能的天皇和貴族的統治、新興武士階級已經建立了有朝氣的社會這種歷史條件，才能克服空前的外患。
- 杉山正明：對蒙古而言，嘗試在接收南宋後把海上戰力組織化的最早機會，就是第二次的日本遠征，也就是“弘安戰役”……有一支載有十萬兵員自江南而來的大艦隊，渡過東中國海來到九州，一般稱為“江南軍”。然而，無論再怎么尋找史料，所得結論是這支軍隊似乎是幾乎沒有武裝。其成員可以說是搭載著舊南宋國職業軍人中志願者的“移民船隊”。過去以來，人們動不動就對十萬這個數字吃驚，總先入為主地形成“強大的蒙古暴風”對“弱小的日本國”這種印象。但是，純粹的戰鬥部隊恐怕可以說是只有由高麗國出發的“東路軍”。並且,在那四萬之中，真正投入實際戰鬥的，只有蒙古、契丹、女真、漢族混成軍隊中的六千左右，以及高麗兵中的四千到五千。也就是說，一萬上下的戰力才是真實狀態。那些軍隊渡過對馬海峽的波濤而來。而且，在每一個上陸的地方，都築有“石築地”。日本兵占有地利。從“大陸方面”來看這場“弘安戰役”，蒙古遠征軍隊會輸也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雖說如此，根據某一位治學嚴謹的日本史學者的說法，日本方面從數萬到十萬等的數字，從當時社會的現實來講是毫無道理的，正確的計算雖然很困難，但從各地糾集過來的人們中能夠成為實戰力的，充其量僅止於五千名。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考量到遠征的不利與地利之便，那對兩軍而言可能是一場實力相當的戰爭。若是如此，“颶風”對勝敗的直接決定因素來講就具有意義也不一定。儘管如此，那反正也只是一種印象論而已。那只不過是一直以來“巨大的外在壓迫”與“弱小的日本”這種印象太受到喜愛罷了。
戰爭爭議
元日戰爭的主要爭議集中於天氣因素（海上風暴）對戰局的影響。第一次戰爭中，元朝方面沒有遭遇風暴的記載，而《高麗史》卻有元麗聯軍撤退當晚遭遇“大風雨”並導致“戰艦觸岩崖多敗”的記載。日本京都的公卿廣橋兼仲的日記《勘仲記》也記載了元麗聯軍戰艦被大風吹走的傳聞。但日本的氣象學者荒川秀俊認為十月（陽曆11月）早已過了颱風季節，《八幡愚童訓》等多數日本史料也沒有提及這次“大風雨”，故高麗方面的相關記載不可靠。也有認為確有所謂“大風雨”，不過並非颱風，而且是在撤退途中發生，對戰局沒有影響。
第二次戰爭中出現颱風是元、麗、日大量史料均有明確記載的事實，日本人所說的“神風”一般指的就是第二次戰爭中的颱風。然而這次暴風雨是否為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學界則有不同觀點。日本歷來強調“神風”的威力，視為日本渡過國難的關鍵，中國台灣學者李則芬也認為如果沒有颱風，日本武士很難戰勝元軍，但又說元軍遲遲不登入才導致他們遭遇颱風，故其失敗含有人為的因素。另一些學者則主張如果沒有颱風的話，元軍即使取得若干戰役勝利，也很難征服日本。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日本水下考古學者林田憲三的主持下，從鷹島海域中發掘出了劍、矛頭、石磨、錨桿、投石機的石丸以及船舶碎片等。他們的研究結果是：為了應付忽必烈快速建造大量船隻的要求，江南的造船匠們只好時拼湊。他們挑選一切可利用船隻，不管它是否適於航海；好一些的就交付使用，差一點的就用相同材料改造一下。除了高麗人建造的新船（尚未在鷹島發現）以外，忽必烈艦隊中絕大部分是缺少龍骨的河船，根本不適於遠洋航行。因此，如果元軍能夠充分準備的話，即使有颱風，也不會遭遇如此巨大的損失而被迫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