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史學思想

歷代儒家關於歷史本身及其史學研究的理論。前者謂之史觀,即儒家的歷史哲學;後者謂之史論,即儒家的史學研究的方法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家史學思想
  • 定義:儒家關於歷史本身及其史學研究的理論
儒家歷史觀,天命史觀,循環史觀,退化史觀,進化史觀,儒家史論,正統論,書法論,資治論,

儒家歷史觀

儒家的歷史哲學,即關於歷史發展過程的一般理論。它包括下列幾種基本觀點。

天命史觀

這種說法起源很早,以漢儒董仲舒為代表。中國古代儒家認為,歷史興衰、王朝治亂是由天意決定的。這種思想古代文獻記載很多。如《詩經·商頌·玄鳥》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書·皋陶謨》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易·革卦》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人間統治者統治人民,是奉天承運,所以《書·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王權神授的天命史觀,被董仲舒系統化。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霸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漢書·董仲舒傳》)這樣,神秘的“天”便成為歷史的決定力量。天命史觀一方面使歷史神秘化和君權政治神聖化,同時在特定條件下又具有借天意與民心的一致性限制君權的一面。

循環史觀

淵源於陰陽家鄒衍的“五德終始”說。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五德”(土、木、金、火、水)代表五種力量,依次盛衰相遞,循環往復。當某德當運之時,天時人事都受它支配,而當其運過德衰時,就會由另一德起而克之。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勝水,如此周而復始,沒有止境。歷史上的王朝更迭,都是“五德之運”的結果。司馬遷在《史記·高祖本紀》中說:“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然而復始。”在《史記·曆書》中又說:“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返本。”這是儒家循環史觀的明確表述。董仲舒的三統說(見三統三正),邵雍的元會運世說,都是這種循環論歷史觀的演變。儒家循環史觀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歷史現象的某種重複性,但未能揭示歷史發展的本質。

退化史觀

隆古薄今,尊王抑霸是儒家理想派歷史觀的一種基本傾向。孔子自稱“信而好古”,孟子主張法先王,言必稱堯、舜。北宋邵雍把元會運世的循環論與皇帝王霸的退化論結合起來,認為歷史是沿著皇、帝、王、霸之次序退化的。他說:三皇之世,“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五帝之世,“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三王之世,“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又說,五霸之世。崇尚智力,“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則禽獸也”。認為三皇是“祖”,五帝為“宗”,三王為“子”,五霸為“孫”。五霸之後,歷史一代不如一代(見《皇極經世·觀物內篇》)。南宋朱熹,認為三代以上是“天理之正”的歷史,漢唐以降是人慾恣肆的歷史,“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朱文公文集·答陳同甫書》)。主張通過存天理滅人慾,使歷史復歸於三代之隆。歷史退化論是儒家文化復古論的理論基礎。

進化史觀

認為歷史是發展進步的。以唐代柳宗元和南宋陳亮、清初王夫之的觀點為代表。柳宗元認為,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它有著不以人們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必然之“勢”。他以古代封建制的興廢為實例,指出:社會制度的形成與瓦解均是客觀形勢造成的,“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始皇以郡縣制代替封建制,不僅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之“勢”,而且是歷史發展的一大進步:“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有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河東集》卷三《封建論》)南宋儒家事功派陳亮,批評朱熹的“天理”史觀和歷史退化論,指出:“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亦能常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長存乎?”(《陳亮集·甲辰答朱元晦書》)由三代而漢唐,是勢所必至,而決不是什麼退化。清初大儒王夫之,集前人之大成,提出了理勢合一的歷史發展觀。他指出,歷史是不斷進步發展的,三代以上的唐虞之世,“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三代之世,社會脫離了野蠻狀態,但仍處於“國小而君多”,“暴君橫取”的半開化狀態。春秋超越了三代,漢唐又在文治教化上超過了春秋。他批評神化三代的復古主義是“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以蔑人之性”(均見《讀通鑑論》卷二十)。認為歷史果真是退化的,發展到今天就不會有人類了。王夫之認為,歷史不僅是進化的,而且是依循著客觀之“勢”與必然之“理”發展的。主張在勢之必然處見理,“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為理矣”。“勢”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理”是歷史發展的規律,兩者相互制約,使歷史成為一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故其言:“勢字精微,理字廣大,合而名之日天。”(均見《讀四書大全說》卷九)王夫之理勢合一論的歷史觀,是古代儒家歷史觀的最高成就,對近代史學理論有深遠影響。

儒家史論

儒家修治史學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論。它表現了儒家史學的基本特徵。儒家史論大體有下述三大理論。

正統論

儒家修治史學的基本理論和原則,其精神實質是堅持以帝王為正統的大一統理論。梁啓超曾說:“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有乎統。又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於是乎有正統。統之雲者,殆謂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雲者,殆謂一為真而余為偽也。”(《梁啓超史學論著四種·新史學》)正統說的本質在於維護統治者政治權威的絕對至上性。
正統論,是中國儒家史學傳統之一。司馬遷作《史記》以帝王為“本紀”統領眾端,開正統論之始。這一精神為爾後儒家史學所繼承和闡揚。歐陽修、朱熹、崔述等對正統論均有論述,而以歐陽修最為典型。他極力推崇正統論,指出:“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序論》)“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上》)“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九《明正統論》)正統論維護了封建君權的合法性和至上性,在近代新史學出現之後,受到了批判。

書法論

書法,又稱史家筆法,指儒家對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褒貶議論的評價尺度和儒家史學發揮鑑戒垂訓作用的一種重要方法。
一般認為,儒家史學的書法是孔子修《春秋》時創立的。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這是書法作用的發揮。書法為歷代正統派史家所遵循。南宋朱熹對之做過系統說明。他指出:“《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朱子語類》第六冊)在他制訂的《資治通鑑綱目凡例》中,根據《春秋》大義,發揮《春秋》書法,對書法論做了一系列詳細規定。例如:“凡正統,自下逆上曰反,有謀未發者曰謀反。兵向闕曰舉兵犯闕。”“凡中國有主,則夷狄日人寇。”“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擊。”“凡書敵,於敵國曰滅之,於亂賊曰平之。”
梁啓超在1902年寫的《新史學》中,明確指出書法論的實質:“史家之言曰:書法者,本《春秋》之義,所以明正邪、別善惡,操斧鉞權,褒貶百代者也。”書法的作用在於“明正邪,別善惡”,而褒貶的標準無非是被視為正統的封建統治者的利害。可見,儒家的書法論是為正統論服務的。

資治論

儒家關於史學社會功能的理論和修治史學的方法論原則。
中國古代史家對史學的“資治”功能極為重視。司馬遷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史記·太史公自序》)劉知畿則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宋神宗《資治通鑑序》云:“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跡,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胡三省說得更為深切著明:“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而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中華書局標點本《資治通鑑》卷首《新注〈資治通鑑〉序》)
史學的功能不只一種,而突出史學的“資治”(治國平天下)作用,是儒家史學思想的特色之一。這一史學傳統對中國古代政治發生過重大影響。歷代統治者為了“長治久安”,都從研究前朝史中總結經驗教訓。漢高祖劉邦、唐太宗李世民是這方面的典範。到了宋代,神宗把司馬光主編的編年史書欽定為《資治通鑑》,史學資治功能被抬到了更高的境地。
此外,儒家史學理論中還有許多理論原則,諸如歷史編纂的原則和方法,史料鑑別的原則和方法,史書體裁及歷史文學的理論,史家才德修養的學說等。對此,中國古代儒家學者多有論述。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可謂這方面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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