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沿革,位置境域,結構特點,文物保護,
歷史沿革
1932年擴建。雖經歷文革和唐山大地震，但建築的基本樣貌還在。
十八世紀
1860年乘坐英法聯軍戰艦進入天津的有兩位著名的傳教士，一位是美國的柏亨利，一位是殷森德，他們都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在天津開埠前，已經在北京設有教區，不斷派人進入天津）。登岸後，柏亨利就在老城廂倉門口建立了天津第一座基督教堂。
19世紀末20世紀初
民族危機日益加劇，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進一步覺醒。教徒中的有識之士，以“洋教會”的稱呼為恥，主張建立由中國人“自立、自傳、自養”的教會。中華基督教會倉門口教堂的建立，就受到當時這種全國範圍內獨立辦教會思潮的影響。
二十世紀
1908年，天津的基督教倫敦會教徒張芝庭看到傳教工作完全依賴外國人，成敗利鈍俱以外人馬首是瞻，於是大聲疾呼創辦國人自己的教會。不久，張芝庭去世。張的次子張英芳聯合其父的故交張葛孫等繼續提倡自立，在老城廂羅家胡同建立了第一個自立會祈禱所，這裡原是倫敦會英國傳教士史密斯大夫的診所。後來又在南門外太平莊典了4間草房做福音堂，至此，天津基督教自立會初具雛形。
倉門口教堂
倉門口教堂1910年10月，楊寶慈倡議，愛國教牧和信徒百餘人在城裡經司胡同青年會開會，商討正式創辦天津基督教自立會事宜。這時倉門口公理會遷往西沽新會堂，主事的美國傳教士山嘉立表示願意將倉門口會堂出讓給自立會。天津五大公會（美國公理會、美以美會，英國聖道堂、倫敦會、聖公會）所屬七處會堂的華人牧師和信徒百餘人，堅決表示要脫離外國差會，成立自立會，於是買下了倉門口教堂（房款到1932年全部付清），天津第一個基督教自立會正式成立了（當時教會門前的匾額為“中華基督教會——華人自立”，因此有了“自立會”之稱）。當時，選舉了張伯苓、張葛孫、許靜齋、陳浩然等人為董事。這為華北各地開創了自立教會的先河。10月19日，自立會正式獻堂。南開大學老校長張伯苓先生任該堂董事會的會正。倉門口自立教會成立後，做自立會的信徒成為一種時尚。職員百姓不憚路遠，也要到自立會去接受洗禮，藉以表明自己是自立會的信徒。
1920年，在倉門口自立會成立10周年的時候，教徒人數達到600餘人。教會的負責人中，張伯苓和宋則久在當時的教育界和工商界享有盛譽，他們的“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的主張在民眾中有很大影響。
1932年，由於信徒人數增加，在還清公理會的房款後，自立會出資1000元，將永典之堂址完全購置。這樣就把原公理會倉門口教堂的房產購買過來，並動工改建新堂。
1934年，新堂落成，即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倉門口教堂。1934年7月舉行獻堂禮拜。樓上下共可容400餘人。另臨街建布道用副堂一座，容百餘人。包括附屬建築總建築面積1126．94平米。
從1910年至1950年，倉門口自立會的歷任牧師有劉廣慶、王文治、石子忠、劉坤一、丁寶興、陳彼德等。倉門口自立會還在武清縣王慶坨、河東區沈王莊、河北區仁田西里及錦衣衛橋等地建立了支會。
1958年，天津基督教合併於四處聚會(濱江道堂、倉門口堂、浙江路堂及岡緯路教堂)。由舊城廂一帶的九處堂會併入倉門口堂的聯合禮拜，但在當時的形勢下，聚會人數極少，且講道內容受到很大限制。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倉門口堂被砸，牧師被揪斗，教堂房屋被占用，直到16年之後的1982年12月12日才恢復聚會。
1976年，該堂經過強烈地震，並未毀損。
1987年，倉門口堂被列為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位置境域
倉門口教堂位於天津舊城中央的鼓樓東側。占地面積1241平方米，建築面積1126平方米。
倉門口教堂
結構特點
基督教會倉門口堂整體建築坐北朝南，有大門、側房和聖堂等建築，教會成立時聖堂臨街而建，隨著教會日益壯大，乃於1934年對聖堂進行了重新翻建，移至教會後部。聖堂為二層樓高近代宗教建築，青磚尖頂，瓦楞鐵屋頂，造型別致，可容納四百餘人聽經；
教會院內配房多為二層樓房，外院有樓房兩層共18間，兩間為辦公和接待用，其他十六間供教牧及信徒居住，臨街建有副堂一間，可坐五、六十人，用作對外布道用。另聖堂東側有跨院二層住房小樓一所，有房五間。教堂房屋建築全部為磚木結構，門窗高大。
文物保護
倉門口教堂，風雨中幾十年走來，如今已是飄搖。教堂附近的老城廂地區的大規模開發已經緊鑼密鼓的展開，老教堂在周圍的現代建築以及嶄新的仿古建築的襯托下顯得特別觸目。
參觀的話，從外邊可以看到外牆幾乎已經成圓弧形。走進去，可以看到堂內經過無數次補漏的房頂。據牧師講，多年以來，很多人為此奔走爭取過，現今已修繕完畢，重現當年風貌。踩在堂內的斑斑紅磚路上，無論是教徒還是非教徒，單單就這一所古老而醇厚的建築來說，就值得用心去感悟和品味。老城廂是天津老城的的中心，天津的重要旅遊區，而在繁華的鼓樓商業街中，修繕如初的倉門口教堂可謂鬧中取靜之所在。
倉門口教堂外
倉門口教堂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