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朝紳(1855—1917)，字搢敷，號筱璇，又號綬伯，樂清人，徙居永嘉（今鹿城區丁字橋巷）。聰穎好學，博聞強記。清光緒元年(1875)中舉人，九年成進士，十二年為翰林院庶吉士，十五年散館授編修，歷任國史館纂修、編書處協修、會典館纂修等職。1917年10月卒，享年63歲。遺著未曾結集，其論弈詩30首已佚，現存《地方利弊論》及《感事詩》12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余朝紳
- 出生日期：1855
- 逝世日期：1917
- 字：搢敷
- 號：筱璇
人物概述,名人軼聞,
人物概述
余朝紳(1855—1917)，字搢敷，號筱璇，又號綬伯，樂清人，徙居永嘉(今鹿城區丁字橋巷)。聰穎好學，博聞強記。清光緒元年(1875)中舉人，九年成進士，十二年為翰林院庶吉士，十五年散館授編修，歷任國史館纂修、編書處協修、會典館纂修等職。 甲申(1884)年法艦侵襲馬尾，朝紳憤強敵之侵凌，悲福建水師之被殲，賦詩以抒義憤：“輸贏一局尚迷離，國手猶彈劫後棋，南海紅潮應濺血，東風赤壁競爭奇。”甲午(1894)中日戰爭期間，翰林院名士黃紹箕、丁立鈞、沈曾植等數十人經常聚集松筠庵，條陳封事，斥責北洋備戰不力，劾海軍罪帥，阻和議割地，朝紳亦曾參與，奏疏七上皆不報。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北京震動，朝紳遂歸。二十八年七月，被推為溫州府學堂首任總理，修繕校舍，聘請名師，如期開學，學生50人，分經學、史學、國文、英文、算學、圖畫等七科，教習中出現新舊學之爭，分頭勸勉，各展所長。二十九年初，溫州商界籌設商會，公舉朝紳任總理。四月辭府學堂總理。1914年，創辦溫州甲種商業學校，是為溫州有商業職業學校之始。1917年10月卒，享年63歲。遺著未曾結集，其論弈詩30首已佚，現存《地方利弊論》及《感事詩》12首。
名人軼聞
清代溫州最後一位進士
余朝紳，字晉敷，號筱泉，又號綬伯。生於清鹹豐五年（1855），祖籍溫州樂清。其父余汸，字玉泉，為清道光丙午舉人，補內閣中書。余氏家族在樂清當地算是殷富大戶，故朝紳從小就得到較好的書訓。無奈其父勞累折壽，於朝紳6歲那年病故。母周氏遂帶朝紳等徙居永嘉丁字橋巷（今溫州市），從姑夫芷石先生受業。朝紳博聞強識，詩文俱佳，而且還有一手過人的弈棋功夫。書載朝紳非但博覽群書，更有著超人的記憶力。尤其是歷史，諸如《史記》、《通鑑》等。凡問及史事，可對答如流，甚至能準確地指出卷數。15歲應試，即獲第一。是年（1870）補學官弟子員。光緒元年（1875）領鄉薦，為舉人，得以參與會試。後人在上海普陀區的一家名為“曼荼羅書屋”，蒐集到了一本《浙江鄉試 光緒乙亥》之《余朝紳鄉試朱卷》，其“欽命四書詩題”中，集結了余朝紳應試時的個人“卷宗”。朝紳一生寫就了不少美妙詩文，可惜未曾結集，除現存的《地方利弊論》及《感事詩》十二首，他的思想觀點與行文風格從這冊科舉論文中倒也能窺見一斑。各方評語更是對其大加讚賞，“體會真切結構渾成具見功深養到”、“英英露爽清矯不群理境中上乘文字”、“詞條豐蔚節奏鏗鏘可謂才大心細英偉異常”等等，不一列舉。
事實上，文才過人的余朝紳其仕途並不怎么順暢。自1875年鄉試中舉後，直至10多年後的光緒十二年（1886），終在“丙戌科殿試金榜”上，年已31歲的余朝紳名列其中，即“第二甲賜進士出身”。有故事，說是喜報傳來之際，親朋戚友紛紛前來祝賀，卻不見朝紳本人出房迎接。朋友中有人認為他是故意做作，以顯淡定。後聽到鼾聲，家人點燭床頭，才知他果真睡得很深，便推醒告知。只是誰也不曾料到，在漫長的科試歷史上，余朝紳竟成“關門進士”，亦即溫州地區最後一名賜進士出身。而限之樂清，整個二百多年的清代，登進士者亦僅兩人，其中之一即為余朝紳（另一位為楊森秀）。
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科舉社會，畢竟“進士”的名頭非同一般，之後的朝紳便開始時來運轉，並以進士之優於文學者被選入翰林院庶常館，為庶吉士。三年後，又經考試而成績優異，授以翰林院編修，坊間亦稱“翰林”。嗣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余朝紳的職務可說是走馬燈一般變換頻繁，從國史館纂修，到編書處協修，又轉為會典館纂修，再升到各直省鄉試磨勘官、會試磨勘官，直至殿試彌封官等職。表面上看，這個時期的余朝紳，可謂一帆風順步步升遷，從中也折射出余的能力與才幹，然都囿於“教育系統”，游離於朝廷勢力的外圍，與權力中心仍有一大截的距離。
為國事，劍指李鴻章，余朝紳拍案而起
溫州學者馮堅先生，曾在《溫州文史資料》第四輯上講述了余朝紳為人遇事敢言，不畏強御的幾則逸事。甲申年(1884)法艦侵襲馬尾，福建水師慘遭殲滅。朝紳憤慨，賦詩以抒悲愴：“輸贏一局尚迷離，國手猶彈劫後棋，南海紅潮應濺血，東風赤壁競爭奇。”清廷自鹹豐後，治政無能，國力明顯衰弱，可說是一代不如一代，加上長期閉關自守，導致列強虎視眈眈。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清兵幾乎無心戀戰而節節敗退。剛直毅正的余朝紳則拍案而起，偕同黃紹箕（鮮庵）、沈子封（曾桐），丁叔衡（立鈞）、徐世昌、蔡元培等諸多翰林院名士，三十餘人聯銜，聚集京城松筠庵，條陳封事，譴權臣妥協誤國，責北洋備戰不力，劾海軍罪帥，阻和議割地，力主挽狂瀾於既倒。此舉雖非公開抨擊清廷，卻無疑是劍指李鴻章，因為正是妥協派李鴻章的得勢，才導致士兵的鬥志喪失。無奈清廷氣數將盡，奏疏七上，皆不報（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1）。不過，也幸得李鴻章非小器者，否則不趨炎附勢的朝紳等人必遭報復無疑。其中黃紹箕（1854～1907）是余的同鄉，同為光緒年間進士，瑞安人，也是出名的圍棋高手，想必當時兩人也有過對弈。黃與蒯光典編有棋譜《海昌二妙集》，而朝紳的三十餘首論弈詩已佚，實為缺憾。
光緒二十六年，即1890年6月18日，八國聯軍大兵壓境勢如破竹。7月14日天津失守。8月14日，北京陷落。朝廷近乎癱瘓。眼見著江河日下頹勢畢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朝紳也只能唏噓嘆息，打理鋪蓋回歸老家，居住在木杓巷曾宅花園（後為制帽廠）。自此，日子也可以平平淡淡地過下去了。翌年1月，清廷發布新政，廢科舉，詔各省州縣設學堂，每府及直隸州立中學堂，每州縣立高等國小堂。就因為這個變革，余朝紳無可避免地捲入了地方教育事業的糾結之中。
溫州府學堂首任總理與溫州商業職業學校的開創者
光緒二十八年（1902），浙南之地幾乎同時誕生了兩所為後世帶來頗大影響的學校。其一為“瑞安普通學堂”（今瑞安中學的前身），其二便是“溫州府學堂”，即溫州中學的前身。是年七月，由孫詒讓出面，商請溫州道台童劭甫（兆容）和溫州知府王琛，擬將城內幾近頹敗的中山書院改辦溫州府學堂。中山書院位於府署東北，亦即今之倉橋後巷的溫州實驗中學校址。該書院創辦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後因白鹿書院的興盛而趨於冷落。當時邀集了溫屬永、樂、瑞、乎、泰、玉各縣主要士紳在精勤堂開會。眾人先推孫氏為府學堂總理，但孫氏不受，理由是瑞安普通學堂剛剛創辦，其本人主持日常事務兼總教習，所謂事多躬親而難以離開。於是眾人將目光集中在余氏身上。其時余氏學問雖無孫氏之名氣，但政德無疑早已折服民眾。加上孫詒讓也是盛意推崇之，所以由余朝紳任府學堂總理，該是眾望所歸之事。一把手的位置一旦確定，接下來的排座次便容易了。眾人復推陳祖授（字墨農）任副總理，朱壽標（字眉山）任監堂，同時提名永嘉陳壽宸、平陽劉紹寬、瑞安王景成、樂清黃式蘇等名家擔任教師。
成立後的溫州府學堂附設高等國小與初等國小，在余朝紳的主特下，籌集教育資金，修繕校舍，聘請名師，首批新生150人，其中府學堂及高小、初小各為50名。每50名又分為甲乙兩班，共六個班，並設經學、史學、國文、英文、算學、圖畫等七科。教習中如發生新舊學之爭，朝紳則分頭勸勉，讓老師們各展所長。至1906年2月，溫州府學堂改為溫州中學堂，原附設國小移至蛟翔里。不過此時的余朝紳早已退避，與之無關。
光緒二十九年（1903）初，溫州商界籌設商會，余朝紳出任總理。此雖為好事，卻也為他最終離任溫州府學堂總理一職埋下伏筆。余也從此社會活動頻繁，商紳協調與學科事宜等集一身。余氏畢竟是一介書生，對於權術既不精通也深惡之，因此溫州府學堂在他的任職期間並非顯得一帆風順。內部的權力傾軋若隱若現，最後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有人甚至藉口余朝紳“腳踏兩隻船”，身兼多職而無暇兼顧校務為由，給余屢出難題。是年四月，余朝紳激流勇退，決定辭去府學堂總理一職。之後溫州府學堂遂受命整改，取消總理、副總理、監堂等職，只設監督一員，並以原副總理陳祖綬擔任。
孫詒讓對於溫州府學堂的內訌，對於余朝紳的求助，基本上也是束手無策，或確切地說是鞭長莫及。此事也只能讓時間來消磨了。但從另個角度，也能看得出來，朝紳不是那種手中有權便狠烈的人，儘管在朝廷做過官，但畢竟是個恪守“孔孟之道”的教育文官而已，因此不善也不屑於玩弄權術。
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依清廷的《新政詔書》，溫州府學堂掛牌為“溫州府中學堂”，取代了溫州府學堂之名。1909年，浙江省各府中學堂經費由省庫撥給，校名依府屬次序稱謂，溫州府中學堂改稱浙江省第十中學堂。其時，清末的溫州已擁有了三所中學堂：省立第十中學堂（1933年更名為浙江省立溫州中學）、瑞安公立中學堂和教會辦的藝文學堂（未備案）。
朝紳儘管已淡出溫州中學堂，然對於國民素質教育，仍抱有赤子之心而念念不忘。俗話說“十年磨一劍”，1914年，余朝紳再一次發力，創辦了“溫州甲種商業學校”。如果說出任溫州府學堂總理一職，是因為孫詒讓的謙讓，使得余朝紳有些順水推舟之味，那么此次作為溫州商業職業學校的創始者，則頗有開創者的氣魄。
“頂門”余朝紳：掀翻公堂桌案為救人
余朝紳撰有《地方利弊論》一稿，針對當時溫州的地方風情和社會風氣頗有深辟的見解，同時也體現了他的憂民之心。在溫期間，但聞民間不平之事，朝紳總免不了仗義執言。坊間對他甚是敬慕，說他的座轎竟能無攔阻地直入衙門，抬轎的槓子甚至可頂到麒麟門（舊時官府大廳最後一道門），此時不論道台或知府，都會忙著出來迎接。久之，市井便有了“頂門”一詞專指這個典故。後逐漸引申開來，成為溫州方言中的特色詞條，用來意指做事認真，一絲不苟，或指某件產品質地考究、功夫到家。
又傳，有王太守雪盧撫郡時，曾以“莫須有”罪名拘置市民王洪友，朝紳知其冤枉，聲色俱厲而斥責，太守無理可辯，遂釋洪友出獄。民間更有餘朝紳“掀桌救人”一事，為余氏的愛打抱不平的個性增添了義士色彩。那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溫州鎮台劉興邦出動大批士兵搜捕參與米潮的民眾，當士兵途經鼓樓下葉大順雨傘店時，恰逢某學徒張傘施工，士兵認為此動作有掩護他人之嫌疑，遂將其抓走。知縣秦祿萍親自審訊。雖秦已奉上級旨意要快速結案，然酷刑之下，學徒始終沒有屈招。秦遂指使自己的老婆來作偽證，硬說親眼看見該學徒搗毀道台衙門匾額。余朝紳聞此訊息，當即趕往衙門。余先禮後兵。在縣堂上雄辯一番後見仍無進展，一怒之下，竟將公堂上的案桌也掀了個底朝天。礙於余的地位聲望，加上實在是證據不足，驚出一身冷汗的秦知縣也只能悻悻然準予保釋。
宣統三年（1911），亦即“辛亥革命”年，溫州恰遇水旱雙災，民生潦倒，米鋪奸商反而乘機抬高糧價，平頭百姓幾有朝不保夕之危。搶米風潮再起。當時的溫州防營統領梅占魁認為必須採取“快刀斬亂麻”來嚴懲暴民。朝紳聞訊，又一次挺身而出，並提出三條可行性建議：一是開倉平糶，勸令各米輔殷戶將米谷平價出糶；二是從速籌款向外地購運糧食；三是在城隍廟施粥賑濟饑民。地方政府採納後，米潮風波遂消。
民國元年(1912年)永嘉自治會成立，由於多年來為民請命深得人心，當時在溫州軍政府工作的余朝紳，眾望所歸般地被選為永嘉自治議長。
晚年隱居溫州市郊南湖研究棋藝：後代均為圍棋高手
余朝紳個人是沒什麼靠山的，但京城裡他有的是熟人。徐世昌，這位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的風雲人物，當年與余在翰林院共過事，是在“甲午”事件中站在一起的“戰友”，曾邀朝紳捲土重來進京出仕，朝紳婉言推辭。翁同龢、張之洞這些在朝廷里響噹噹的人物，也十分熟識朝紳。倘若換做有些個鑽營分子，這無疑是天賜良機，故也有人好言相勸，要朝紳藉機攀附登高。余答：“枉己以求進，吾所不屑也。”
余朝紳喜作對聯，然大多佚失。今人所見的也僅是些鳳毛麟角而已。市區華蓋山腳有祭祀騶搖之廟宇，名“東甌王廟”。 騶搖為越王勾踐七世孫，曾率民從諸侯滅秦。漢惠帝三年，封東海王，都東甌。後人立廟祀之。清末邑人捐資重修，冒廣生、余朝紳、呂渭英、徐定超等諸多名人為廟題聯。朝紳計二聯，頗見氣勢。
其一為：漢庭異姓封王，禹後果然明德遠。甌海生民初祖，越亡長此世家存。
其二為：秦楚之際論英雄，須知大漢褒功，別開荒服。吳越諸王皆僭竊，誰似我甌啟土，長作藩屏。
晚年的朝紳，好持高節，隱居在市郊南湖（據說他的第三位夫人就娶自南湖），偶爾與一些摯友喝茶聊天，對於政治，則幾近絕聲。可謂只談風月，少論國事。更多的是究心於弈，閉門自娛，基本上過著不願被人打擾的平靜生活。從地方人的眼光看，他雖身處高位，但他的生活起居依然顯得簡單儉樸。他為人低調，嘗謂“弈雖小道，其變化離奇，而有法在弈中”。有意思的是，朝紳的後代似乎繼承了他身上的某種基因，兒子余冠周，孫子余孝曾，均為圍棋高手。冠周棋風穩健，對當時第一流名手約差一先。他畢業於北京大學，與北京那邊的高手王幼宸、丁蓮卿、朱郁膏、吳滌生等多有切磋。孝曾年幼從家學，更精於弈，對局已入棋譜刊行。先就讀於上海某大學，棋藝則已在上海頗具名聲，無奈家道中落，無錢供給讀書而中途輟學。因弈名大，偶有人請之下賞棋。後流浪街頭，窘境畢現。擺過棋攤，以賭棋度日。然禍不單行，二十多歲染上傷寒，即卒。
與自己的下輩相比，朝紳的一生倒是磨難不多。1917年10月，即民國六年，余朝紳病故，享年63歲。墓慈湖。余曾自謂王十朋（梅溪）轉世，傳梅溪前身為嚴伯威，故有人輓聯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