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圈村:韓圈梗概,韓圈歷史淵源,韓圈自然地理,韓圈賢士春秋,韓圈何子思想,韓圈國學

何圈村又名韓圈村，坐落在山東省八百里梁山水泊遺址的東平湖東邊，離湖十五公里，距水滸影視城只有十公里，屬於東平縣南部平原，田野風光旖旎，河灘景色秀麗，為渡假、休閒、養生的好去處，是攝友、文人、畫家取材創作的源生態，早先就結有詩社，留下“桃花隱石橋、細水繞人家”的讚美詞。

東平縣西臨黃河，東望泰山，何圈村位於縣城正南小清河與龍宮河相夾中間，後攬小清河，前臨龍拱河，西接王圈小集市，東連文化樞紐何村，屬沙河站鎮、州城街道辦、濱河社區三鄉相匯地帶。地理優越並且為中古時期交通要衢，古代宿國、郕國、桃鄉國、陽城、郈城、汶城（或還有鄆州城，即今東平州城，宿國為今東平宿城、郕國為今汶上郭樓鎮古城村、桃鄉國為汶上軍屯鄉陶城、陽城在沙河站西南陽城壩、郈城為東平後亭、汶城舊為魯國中都）六城交匯處在何圈村南，名六股（古）路，有兩千多年歷史，今已湮沒，僅存地名在窯廠附近，上世紀還有柏樹森森跡象，野老曾雲崔宜平縣長犧牲在何圈境內，就是在六股路壯烈；古時還有一條官道在村中穿過，正北達宿城，北宋時，東平府治由現在的宿城移到今州城，開通了東平城到汶上城的官道，沙河設立驛站，該大路逐漸沒落。至元代，東平府屬於山東西路首府，下轄半個山東，是一線二線大都會。

沙河站、何圈方圓一帶，在唐、宋、金、元時多是水域、蘆葦盪、濕地、沙溝，人煙稀少，戰亂頻繁，至元末都沒多少村莊和人口，明初洪武、永樂年間移民墾荒，人口才多了起來。

基本介紹

中文名稱：何圈村
別名：韓圈、何韓大村
所屬地區：東平縣
郵政區碼：271508
地理位置：泰山、梁山水泊、水滸影視城附近；東平縣城正南，濟徐高速盤下。
面積：2600畝
人口：2000多
方言：中原官話蔡魯片
火車站：泰山站、梁山站、兗州站
企業化新名：何圈土地股份合作社
現任骨幹：王長今程廣玲何敬池何樹民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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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圈梗概

韓圈村又名何圈，現冠以韓圈村委名，土地兩千六百多畝，整個村中生活有曹、蔡、袁、唐、侯、李、程、王、孫、趙、何等姓，共四五百戶兩千餘人口，人口與土地面積在沙河站鎮65個單位中排名第二，整體素質與綜合實力為該鎮第一大村、該縣文明先進單位。該村歷史文化淵源深厚，人才輩出，現擁有共產黨員50多名，大學生100多名，其中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者總計50多名，湧現出了在東平縣教育系統、中國國防、集團企業、國家安全、醫療、礦務、法律、商業、農業等系統上的一批優秀人才，正成為東平縣、魯中文化大村，在社會主義文明建設方面樹立了典範。2014年，國家農業科技園區中華特產網文化專欄特別報導“中華特色產業基地，國學文化的大旗——何圈村”，給予了韓圈（何圈）文化生態高度評價，其中寫道：“何圈村在整理、保護文化方面做出了努力，開啟了地方文化復興的先河，推動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項目的歷史車輪，這一貢獻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對於儒學、國學文化、社會主義文明的振興都做出了成就，是回響習近平主席關於實現“中國夢”的一個運動。”

韓圈歷史淵源

韓圈村委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大村，何家是當地的典型代表，何氏家族自明朝初年就在本地生活，祖廟原在接壤的南莊董堂村，主體人口分布在汶上寅寺鎮街上及周邊何灣等村，與韓氏是同宗，當年在此地分別建有韓家圈、何家圈兩個古村，遷來皆有緣由。明初為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發展生產，屢徙人丁到山東，當地多數從山西洪洞遷來，也有自豫、皖等省遷來。同時，隨明太祖、成祖北上的軍官，有的徙居東平湖一帶。韓氏就是這時遷來，現梁山東關韓崗鎮一帶韓垓、韓堂、韓莊和東平的七神堂、韓村等，古時號稱韓家十八營盤。何家也載為山西移民，記錄者是三世祖內閣中書何思問，他是弘治朝進士，曾輔佐明孝宗在內閣工作，思路相當清晰，但寫家史卻語有隱情，至清代家譜才言先祖原為兵馬指揮使，因永樂帝上台後迫害建文舊臣，遂遷居汶上城西、梁山東關一帶（今名寅寺鎮的地方），與韓氏的勢力範圍（今名韓崗鎮的地方）接壤，很快開闢了東平地區何圈、王台、何溝，汶上地區何灣、何橋、石樓、寅寺，梁山地區何寨、何莊，嘉祥地區何廟、何坊、何界，菏澤地區何樓、何堂，肥城過村鎮何莊、滕州何嶺等基地。何良弼在《五修東原何氏譜序》中寫道：“以明時靖難兵起，我清祖官居指揮使，從軍北上，德州一役……而隱，史書曰：指揮使何清失迷。此之謂也。後之人或懼明世祖之殘害舊臣，不敢直言故里而託詞遷居。”這裡，明確寫出了何家遷徙的真相，何、韓雙方因信奉同為韓國君主後裔，故聯宗結盟，在董堂建有何祠，在此地建有韓祠，故從老輩就流傳下"韓圈廟，何家蓋"的說法。

時過境遷，大約明清鼎革之際，結盟破裂或解除，而當地的何姓與韓姓仍共一祠祭祀先賢，後韓姓遷出，何家在明朝天啟至清朝乾隆年間至少兩次修繕韓祠，將古何圈古韓圈合成一村，本地民眾皆以韓祠為議事中心，管理村務。後王圈王姓過河東形成王海子地段，韓祠以西一部分與韓家交情不錯的原居戶仍沿用韓圈名，演變成三家旗號，但依然築成一村，混居一塊沒有界線，自古團結對外，分則力衰，合則力強。解放後的說法是三個自然村，還發了三塊石碑，三塊石碑背面簡史沒一個是正確的，進一步造成意識形態混亂。鑒於此，對於梳理村莊歷史、整頓文化，是促進融合的最大作用。村內原分八個生產組，分野時期五、六、七、八縱隊號為何圈村，一到四隊號為王海子、韓圈，但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五、七隊有部分也在韓祠以西，可見並不分彼此，到了改革開放新村規劃時，何家向東發展與其它隊有了大路為界，分裂狀態進一步增大。九十年代末期土地調整，很多人願加速融合恢復統一，何家騰出一大片土地給四隊，四、五、六、七、八、九隊在土地形式上互相轉換、不分彼此又成一整體，並且多家聯姻，屬於親戚窩，徹底統一條件已經成熟，已無何圈、韓圈兩個村子之分，實屬“一村兩名”制度，習慣上韓圈、何圈兩名通用，官方稱韓圈，民間多稱何圈，尤其大部分認為何圈、韓圈都是自己老家村名，皆指古何圈、古韓圈的混合體，又因“韓”是何氏戰國時代的國號，韓祠視為韓國社稷象徵，故何家向來以“韓”為部名，如同劉備稱蜀、漢兩名皆可，李世民的隊伍也豎著“唐”和“李”兩面旗，一個道理。後來一度造成的何圈自然村、韓圈自然村兩部分是一種概念誤讀和危險走向，有違祖制、貽害團結大局。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年輕一代擬定2011年為何韓大寨統一大義元年，恢復大一統局面，倡議全體何韓人回響一個自然村，一到九隊，沒有兩個或三個自然村子之分，從此形成明文規定，漸成習慣。

何氏一門素來人性不錯，多積德行善。明末清初的亂世，崇禎皇帝有個太子藏來山東，在東平、汶上一帶教書為業，與何家交情深厚，何家老廟原有一對木版楹聯：古藤穿膝，靴登彼岸足生蓮；頑石點頭，文入固中心映水。是皇太子在私塾教課時寫的，此木楹現存泰安文物局。太子的事在清初邑人筆記有詳記，提到：“論東平，汶上，凡讀書者，求他寫斗方扇頭，不止一人。”可見太子一向好留墨寶，皇太子還常到何家老廟，在此教學，有時住在裡面，太子有時用名張用觀，有時依何家用名何言鹹，這是易中天提到過的。後來太子到李村(何灣北、寅寺東鄰)時被捕，李家被流放到東北，老莊張家也有人被問罪斬首，何家老廟也關門上鎖，又在何灣建了新廟，至今廟中有很多楹聯墨寶，何圈人還給太子上了封聯：社稷不興，英烈承先帝；杏壇常青，芳華流後人。韓氏也受惠何家，最後一支遷出的韓姓落居南莊董堂何家老廟旁，至今與董堂何家搭鄰，後人在舊社會時回老家祭祀，何圈人待他們不薄。何家還仗義助人，史家自東李樓遷出，當時只有何氏一門拉他們一起建設生產，從此何圈村也成了史氏的老家。

村西部程家也是講究仁義禮信的忠厚門第，有先祖程嬰救趙氏孤兒的家風，韓姓遷出後，也保護韓祠，修有功德，與王、李等家族都是何韓人的優秀代表，並頗有其先人程咬金遺響，當代多有在部隊系統做出突出貢獻者。西頭原為河床地帶，此處接小清河，古時常患水災如海，一直被何韓人稱為“海子”，王姓遷來後叫王家海子，現修有新橋，連線了彭集街道辦的集市，促進了經濟貿易交流，西頭出尖端人才，孟廣銀擔任瑞星集團董事長，不忘故里，在村東南窯廠興辦企業，承包田地，帶動了家鄉人民的經濟發展，王長城同志現任村委書記，為發展當地建設做了不少貢獻，而何家多出“老好人”，一貫奉行謙讓、扶立其他家族的賢士，不主張大姓村霸政策，何家與程家、王家、李家等祖祖輩輩幾代人為保證這一地區的和諧、團結、民主共榮樹立了榜樣，多數主持正義，不爭權奪利，為村中黨員幹部起到了模範帶頭作用，也是村風薰陶下的風範。

韓圈自然地理

何韓大村從明到今，多數是劃歸東平（州）縣，也曾劃歸汶上、梁山縣。可以說，這是一個雞鳴兩市三縣而相聞的地段，祖祖輩輩的何韓人喝著共同的汶水，孕育了這一方文明。

山東西南泰山和沂蒙山、梁山之間，有個汶水，汶水起源於沂源松崮山南麓，匯集泰山山脈以南、蒙山山脈以北諸水，由東向西流經萊蕪、新泰、泰安等地區，注入八百里梁山泊遺址東平湖，爾後泄入黃河。此河全長208公里，大汶口以上為上游，大汶口至戴村壩為中游。戴村壩以下為下游，名大清河。

汶水下游的大清河，據《東原考古錄》載：水清莫如濟，故濟以清名。濟水原在東平縣分流南北，南濟水為南清河，北濟水既大清河。後來濟水伏流不見，大清河所屬惟汶水。

汶水未入濟瀆以前，東至戴村壩，西經東平縣城（古州城）北統稱大清河。

東平縣城南古汶河亦曾沿稱大清河，後別稱小清河，統為汶水。京杭大運河在也在東平縣穿過，運河古道在縣內分為元運河和明運河，明運河原本西流注入黃河，可此道自清末民初沒有通航，而是與汶河水合流混流入黃。所以留下了“自古河流入東海，唯有清河向西流”之說。

古汶河有個分支又別稱小清河，小清河畔自古有一流十八圈的說法，水勢盛時，河畔就長滿了葦蒲蘆荻，各種鳥兒終日在葦叢、樹林間"唧唧喳喳"地鳴叫，人們在這裡乘涼玩耍，是個天然洗浴、泡澡、聚會的娛樂場所，婦女們在河邊搓洗衣服、被褥，用木棒錘乾、晾曬，典型的農家生活氣息。今天河流改道，再不曾有浩渺的水勢，美麗的小清河失去了昔日的風采，連水也斷流了，成了一條幹枯的溝。兩岸的灌木消失了，茂密的樹林也一年比一年稀疏，唯有殘紅落照，對西風依舊。

《彭集鎮志》載：龍宮河位於山東省東平縣境內，起點為代村，終點為雙樓，流經裴寨、袁樓、西郭莊、龐莊、羅曼、東李莊、孫樓、何圈等地，全長19000km，古為汶水南支。

該河曾常年碧流不斷，河兩岸，蓊蓊鬱郁，青青蔥蔥，長著許多灌木和雜樹。春夏季節，綠樹倒映水中，碧森森的河水就像一塊墨綠的玉。岸畔曾種植有大片桃林，樹身斜斜，綠蔭成園，三四月間，桃花開時，一朵朵，一簇簇，蘊然成景，如世外桃源。

現該河也基本斷流。

小清河與龍宮（拱）河到沙河站鎮地段，在兩河相夾之地，就是何韓大村，小清河居村北，龍宮河在村之南。

何韓人與周邊的村子相互之間聯繫也十分密切，王圈村是村西王姓的近親，該村原名司馬莊，又名環河村，也曾一村多名，現在成了沙站、彭集、州城三鄉重鎮，經濟十分發達。西北部的程村是村中程姓同宗村落，明天順年間程氏一族自師柳林遷出來此建有程村，程村國小在上世紀曾經很有名氣，多次受到報導。南部的董堂村與東部何村何家是何氏同族，也是早期遷入地之一。從這些關係開說，這些在地理位置上的近鄰也都屬於兄弟部落，雖然在歷史上也有過糾紛，但還是以和睦為主，自古以來給何韓人的興盛發展提供了良好周邊環境。

何韓大村內部的風氣也算是比較好，尤其韓祠以東範圍內一向排斥打架鬥毆、低劣刁蠻的現象，崇尚通情明理、尚禮友愛。何氏的家風對該村的影響起著重要作用，何氏家族前五代進士及第者頗多，尤其第三代到第五代一門祖孫三輩十多位進士出身，家學淵源厚實，其先祖牌位與宗祠今在汶上縣何家灣，另濟寧南端滕州滕城古城址上立著始遷祖神道碑一座，高達十數米，銘刻著家學文獻，家訓中囑咐子孫寫有“忠厚傳家、詩書繼世，族人常記家訓，守分安命，順時聽天。守治學向善、克孝悌傳家之風”。這是三世祖何思問的箴言，何思問，字諮廷，明弘治壬戌（弘治十五年）科進士，任內閣中書，其弟何思明也是嘉靖十五年的進士，在山西永和縣任教學訓導，敕授修職郎。思問的另一個弟弟何思仁也是嘉靖十九年進士，教育訓導，朝廷敕授文林郎，思仁的後代在沙河站豐莊這一門人口稀少，到了維字輩一脈單傳，女兒也嫁到了何韓大村四隊，以後找豐莊一支的後裔，可能只能找其外甥一門。

汶上縣寅寺大街南首的石樓村是何氏祖庭，何家初遷來時在此立寨，因以石頭築樓故村名為石樓。寨中原有家族私塾，文名鼎盛，書法藝術為魯中翹楚。今為東石樓國小，沿襲當地民風，形成了“讀書·練字·做人”的辦學特色，重視書法，確立“以字育德、以字啟智、以字促藝、以字益美、以字健身、書法育人”的書法教育指導思想，通過“上書法課，寫古詩古韻，建書法長廊，建書法牆，建立特色中隊”等方面入手，積極營造愛書法、學書法的良好氛圍。學校還配備專門的書法教室、書法活動室和資料陳列室，設立了書法練習台、洗硯池、書法展示長廊等，加強師資和教研指導，定期研究藝術教育方案，全方位舉辦校本培訓、教師書法比賽、優秀作品展。這裡誕生了中國書法文化博物館館長何樹嶺，岱宗詩社領袖何樹華等人，汶上縣被冠以“中國書法之鄉”，與此風不無關係。

何家開支祖何麟（武舉生員）與其子何世法（國子監太學生）當年就是從這個學堂走出，將良好基因帶到何韓大村。何麟，字仁甫，他兄弟四人，分別為何麒、何麟、何豺、何豹。何麟時代，北庭動盪，邊備吃緊，民間都尚武報國，公頗負氣節，學兵書，善騎射，刀槍嫻熟，在縣、府通過策略、弓馬等科目中武舉鄉試，為武舉生員。明代考武舉先策略，後弓馬，策不中者不準試弓馬，考試內容主要是馬步弓箭和策試，正德、嘉靖年間之後更加規範，有試兵法或時務策，何麟在這些方面進行過專業學習，為府邑守備人物、候選將軍，後曾到汶城西北軍屯任武職，具體職務今天失考。（何麟事跡譜牒中記載簡略，寫有武庠生，武庠生即先中武秀才，又列為武舉生員，他有其中一個兒子和孫子遷到彭集鎮東邊的軍屯鄉，據說是他當年在軍屯駐守，遂有後人留在那裡）。

另外，東石樓村委會現在每年一度舉行“善行義舉四德評選”，積極表彰、鼓勵村中文明先進、善行義舉人物（如下圖），由於文學藝術生活豐富，還設定有百姓大舞台，正是何氏家學影響下的產物。多數的何韓人也繼承了愛好書法、厚德仗義的風骨，譜寫了一代代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　

韓圈賢士春秋

何韓人秉承了“詩書繼世、治學向善”這一傳統，村中古老神秘故事頗多，且文化藝術源遠流長，產生了一批耕讀傳家的文人，尤其以傳統書法最為有名，晚清何渭卿為府學庠生，東平名士，常在東平一帶題碑寫匾，時人以得其字為榮，北鄉葦子河有財主愛其才，以女嫁之，並贈地多頃，今有其作品傳世；清末出生活到1993年的何慶奎老人書畫一絕，所繪松鶴圖功底深厚，其晚年寫有“老來難”手稿，以字構畫，書法詩聯俱優；現村中何樹法、何敬立、何敬忠、史元平、何敬山、何敬進、程軍等都有一手好毛筆字，得益於詩書繼世的家訓。

這一帶高齡老人還知道在清代何會龍中舉時，村中立旗桿牌坊，是遠近聞名的“旗桿大門”。村中子弟更襲染文化風氣、好習文墨，文學藝術修養得以發展。何會龍是何韓人詩書繼世、治學向善的優秀代表，家學載他：“授征仕郎，潛心詩書，才學兼優，好古敏求之心，老益壯，行年八十手不釋卷，燈下作蠅頭楷書倍極潔秀，學子輩方且以梁灝比之。”翻譯成今文是：授予征仕郎一職，能當宅男研習文章詩詞書法，才氣與學問俱是上等人物，且喜歡文物、歷史，不明之事急於求索，此心隨年齡增大更加堅強，活到八十多歲還手中不放下書本，晚上燃燈寫蠅頭楷書，字跡十分乾淨秀氣，府學裡的學子們都把他喻為父子狀元中的梁灝。”

文化的修養必定有思想的活躍，明末清初換代之時，何麟有一孫（何豺嫡孫）名璽徵，字握赤，歲進士，侯訓導，敕授修職郎。在明季大亂之際，家學載他“賦性不佼，見義勇為，執經之珉”（天賦性情不是一般的佼佼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條好漢，尤其愛好手捧詩經讀書明志）。清順治九年，他恐鄉民忘本，以追思先祖為義，召聚鄉黨，宣傳前人之志，延續先賢文明，有國士之風，家學上稱他為脊樑。三百年後，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東平州何沛然等在學子、鄉紳中散播民主思想，為東平早期宣傳孫中山革命思想的活動之一。何沛然也即古何圈人，老譜中寫有”十五世，沛然，字雨村，東平州庠生“，其父丹池公寫有“講授生徒，取束自治，光緒辛卯獲邀曠典，非其志也”（熱心教授學生、傳播新文化但不貪取錢財而自給自足，光緒年間曾獲朝廷或官方一曠世大典的邀請，那不是他的志趣，性情高傲而不從征），可見父子兩人作為文人應該風骨差不多，為傳播新思想，掀開東平一帶新文化做了貢獻，也正應了史林香老人在世時說的何樹仁當年在旗桿大門底下多次召集村民們演講三民主義，傳播新思想。據說何樹仁江湖綽號魔七（神三加鬼四謂之魔七，上能通神下能驅鬼的魔頭人物），生於清末，年青時很剛烈，騎白馬挎腰刀，國共兩黨的人在后街上遇上，掏槍火併，何樹仁跳出來把他們都請到院子裡喝酒，兩軍相約不在何韓大寨開火，現在健在的何敬才清晰的記著，很多日軍、偽軍和其它部隊到旗桿門坊時，摘下帽子行軍禮致敬。但何樹仁畢竟是國民黨時期的人物，中共得天下後，他寂寞了後半生，活了99歲，直到2008年老人家靜靜的辭世。而另一位少年何慶荃就跟隨了共產黨，解放後成為開國功臣，歷任東平縣武裝部部長、濟寧市副市長、人大主任等職務，一直升到正廳級，享受國務院津貼。

老何家外遷子孫中還有一個晚清封疆大吏、北洋軍閥元老何宗蓮大帥，他的祖籍也可以算是古何家圈（今董堂支）。他在北洋軍中的資歷，與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等相當，是袁世凱拜把兄弟。他一生中戰功卓越，入援朝鮮、平叛蒙古，中年曾任封疆大吏，官至弼威將軍，在袁稱帝後，見軍閥割據，混亂殘殺，遂借回家掃墓之機，連同家眷遷回山東，在濟南城大明湖旁修築何家花園，經常邀文友吟詩作文。但不久後他又走上了賑災救民之路，成為大善人。其中在1926年春夏，山東大旱，魯西魯北41縣大災。代省長林憲祖召集紳商賑災，成立山東災民救濟會，推定何宗蓮為會長。何將募捐的重點放在當時主宰中國命運的梟雄們，兄弟們很給面子，紛紛回響，吳佩孚大洋10萬元，張作霖紅糧10萬石，齊燮元、張學良、禇玉璞各大洋5萬元，寇英傑和靳雲鶚大洋1萬元，孫傳芳紅糧9000包等。這只是其中一例，由何宗蓮發動的多次救災養活了不計其數的山東老鄉，民國史上有條可查。在民國十五年，何宗蓮主修了《東平、平陰何氏家譜》，其寫到：“宗蓮宦途歸來，追遠心切，值掃墓之時，聚集族人，宗蓮擔負全責，始訂重修之議，竊念吾家既由東平分遷平陰，則窮源竟委，自以東平、平陰並重，用示數典不忘之義。及展東平譜，載克昌公系居於七世，按次就序，遂合譜而修焉。”他逝世後，國民政府明令在濟南建立何宗蓮紀念碑，各界數百要人及上千民眾冒著大雨參加了紀念碑揭幕式。可惜的是該碑在文革時被拆除，何宗蓮舊事在濟南城中越來越被人淡忘，只有現在大明湖旁邊的少年宮，有些老市民還知道叫何家花園，成為培養山東“小名士”的搖籃。

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一批青少年組成的何圈文學會，梳理何氏家學那些被遺失忘記、塵封在時空和故紙堆里的文化，互相交流、提高，促成良好風氣。文學會成員中有數學天才何敬虎，敬虎字大虎，山東大學信息安全研究生，後入部隊系統任濟南軍區某部助理研究員，數論上頗有造詣，榮立二等功，軍事科技典型精英，被譽為“攻關破堡專家”，供職國家安全局，他對家鄉的發展一直很關心，提出很多良好建議。其弟何敬偉，中華律師協會會員，貴州大學法律碩士，法學功底深厚，曾在檢察院系統擔任反貪局檢察官，擅長刑事辯護，熟悉中國的司法制度，對處理公司、契約等法律事務，對各類糾紛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成功辦理了大量民、刑案件，多次做客泰安電視台一些欄目，大眾報業、《新晨報》曾發表對他的專訪。2012年，在山東省首屆“我最滿意的律所、我最喜愛的名律師”公評中，被評為“我最喜愛的名律師”，並且敬偉受家風影響，經常歸鄉省親，人譽作風樸實，品質良好，實為青年一代表率。

何圈文學會中還不斷整理古籍古蹟，求教賢士、遺老，考究文獻資料，博覽周邊的縣誌、州志，整理出一套傳統文化，並由此衍生了鄉土民俗、傳統藝術、國學經典相結合的思想。這一時期，程廣民、何樹民、王長城為代表的韓圈黨、村委會成了支持文化事業的關鍵，鄉黨子弟也紛紛回響，後繼的王長今等人也會不斷加強理念創新，整合村中以前的、現在的優秀基因，塑造出地域特色，在這方農耕文化基礎上，挖掘出民族文化的精髓與另一種精神面貌，使得先人們耕讀傳家、詩書繼世的文化基因發揚光大，以人文影響村風，以道德的力量教化民心，推動東平縣、山東省的精神文明建設，從而使得何韓大村成為齊魯文化振興的前沿陣地、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先鋒部隊。

韓圈何子思想

何子，名休(129年--182年)，後世尊崇為何子，與孔子、荀子、曾子諸賢一併列為先聖。中國東漢時期經學家、儒學大師。字邵公，任城樊（今山東濟寧任城區）人。何子為人質樸多智，精研六經，對“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莫不成誦”。口訥，不善講說，門徒有問者，則用書面作答。詔拜郎中，因不合於自己的志願，以病辭去。他閉門不出，用功十餘年，作《春秋公羊傳解詁》12卷。又注《孝經》、《論語》等。另作《春秋漢議》13卷，以春秋大義，駁正漢朝政事600多條，“妙得公羊本意”。黨禁解除，被召為司徒掾屬，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

何子廢官居家期間，“罩思不規門”，撰寫《春秋公羊解詁》，這部著作一直流傳至今，完整地保留於《十三經註疏》之中。

何子是漢初董仲舒以後最有影響的儒家經學者。東漢一代，古文學興盛起來，學習《左氏春秋》成了熱點。儒學中正統《公羊》學派面臨日趨衰微的嚴峻形勢，不斷遭到古文學家的批評。同時，治《公羊》的學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貴文章而不重義理，偏重讖緯之學等，這些“俗儒”研習《公羊》，“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這就為反對《公羊》學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

至東漢末年，“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的呼聲甚囂塵上，何子感嘆不已：“余竊悲之久矣！”因此，決心繼承漢初以來儒學事業，化了十七年心血，撰成《公羊解訪》，作為兩漢儒學之集大成著作，博採眾家精華。

何子自序雲遵照胡毋生的“條例”，說明他遠襲漢初第一代經師的學說。他還鑽研《春秋》學大師董仲舒的學說，此外，還兼取《嚴氏春秋》和《顏氏春秋》，以及東漢今文學博士李育和博士羊招的學說。何子在總匯前輩《公羊》學基礎上，進一步“自設條例”，就是根據孔子“寓入”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加以暢通；從而提出一系列待人處事的行為準則，使《公羊傳》成為一部更有系統的今文學經典，反映了何子企圖重振儒學正統昔日盛況的努力。

何子又是繼董仲舒之後發揮政治思想的人。他強調“治世之要務”，力圖挽救東漢末年衰敗的政局。通過《解估》，揭露桓、靈之際君權旁落的景況，斥責宦官專政的腐敗與暴虐，主張選賢與能及輕搖薄賦，反對豪強兼併土地與搜刮民財等等。

何子長於天文歷算，與老師羊弼，根據公羊學博士李育的學說，駁難《左傳》和《穀梁傳》。作《公羊墨守》14卷，《左氏膏肓》10卷，《穀梁廢疾》3卷，人們稱這三部書為“三闕”，言其理論如三座宮闕高不可攀，稱何子為“學海”，十分推重何子的學識淵博。何子還注訓過《孝經》、《論語》等，對漢代史事亦頗有研究，作為先賢被載入《後漢書·儒林列傳》。

何子之所以能在中國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於他豐富和發展了儒學的理論，完整地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學說體系，對中國古代思想的演進尤其是儒學思想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與董仲舒齊名，號為“董何之學”，上接孔孟之學，下續程朱之學。他的代表作《春秋公羊傳解詁》出色地總結了早期儒學的理論，事實上已成為後世儒學的理論核心，並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具體地說，何子的思想建樹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第一，堅持並發揚以“尊王”與“統一”為宗旨的“大一統”理念。中華文明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獨立起源的文明之一。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中華民族高於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造就中華文明這一鮮明個性特徵的重要因素，在於中國歷史上歷經數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統”思想的潛移默化。而何子對“大一統”思想的闡發和弘揚，在其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何子繼承前代學者在“大一統”問題上的立場，於《解詁》一書中進一步闡發其堅持統一、反對分裂的觀點。他認為“大一統”是上天意志的集中體現，即所謂“上系天端”，“故假以為王法”。強調指出，“大一統”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客觀結果，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具有歷史的合理性與哲學的神聖性，這主要體現為天子擁有至高無上的一統權力。所謂“大一統”實際上就是社會政治生活的“大一統”，而社會政治生活的“大一統”，又是以天子為中心的政治上的“大一統”。在何子眼裡，這一切乃是宇宙的法則、萬物的根本。為此，他提倡“尊王”大義，主張維護中央權威，“重本尊統”，“一法度，尊天子”，反對大臣擅權、貴戚秉政，以鞏固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第二，闡發與弘揚“仁義”為先的民本主義原則。提倡“仁義”，堅持民本主義立場，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內容，何子繼承了這一傳統，並在東漢末年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揚光大。他認為，為政的中心任務就是推行仁政，實施德治，統治者應該本於“仁義”的立場，努力做到“愛民尊老”、“憂民之急”，以“合諸天道”。他堅持早期儒家“民貴君輕”、“國重君輕”的思想立場，指出“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何子認為反抗暴君，乃是廣大民眾的天賦權力，是合理正義的行為，而統治者要想“不失眾”，穩固自己的統治，就必須清明政治，以民為本。具體的做法是：關心民眾的疾苦，傾聽下層的意見，不廢“芻蕘之言”；選拔和任用賢能，遠離奸佞，“達賢者之心”，“不使壅塞”；限制兼併，輕徭薄賦，使民眾能夠獲得基本的生存與再生產條件。

何子的“民本”思想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他提倡“仁義”是直接對著東漢後期不仁義之政而發的。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反襯出桓帝、靈帝等人的荒淫無道；所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其矛頭所指則是東漢末年賢與不肖相混淆，豪族擅權，貴戚秉政的亂象。正是這種敏銳的現實意識和戰鬥精神，決定了何子的“民本”觀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其受到時人的尊重與後人的肯定，殆非偶然。

第三，積極倡導“夷狄進至於爵”、天下一家的民族融合主張。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早在戰國時期，荀子即已指出“四海之內若一家”。何子繼承儒家尤其是《公羊》學派有關民族問題的正確認識，結合自己所處的東漢後期社會現實，提出了富有鮮明特色的民族融合主張，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民族思想。

何子認為，“夷夏之辨”並非種族和地理之辨，而是道德之辨。夷狄與中國、諸夏的區別，實際上是野蠻與文明的分界。這種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夷狄如果能慕仁義，行禮樂便可以擺脫野蠻狀態，逐漸融入文明社會，成為中國和諸夏的一分子。這樣，他便從夷夏對立的現實大地上一舉而升華到夷夏混同、“王道太平”的理想境界，為未來的“大一統”社會描繪出一幅美好燦爛的圖畫：“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毫無疑義，何子這一思想包含有極其豐富的時代文化意義：首先，它超越了狹隘的夷夏之防，肯定了夷狄向文明進化的歷史必然性。其次，它清除了夷夏之間絕對對立的界限，強調了夷夏關係的可變性。其三，它完整地描繪了大一統理想政治之下的民族平等局面，強調夷狄一旦告別野蠻，走近文明，就能和華夏民族平等和好相處。這樣，便為後世開明的統治者推行“胡漢一家”的進步民族政策，維護大一統格局，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礎。

第四，全面深化以“張三世”為中心的進步歷史哲學觀念。以“張三世”為中心內容的歷史進化觀，是儒學歷史哲學體系中的主導傾向。何子正是以“張三世”說為自己歷史哲學體系構建的邏輯起點並賦於其新的內涵的。他提出了“衰亂世、昇平世、太平世”這一系統化的歷史哲學理論，把242年的春秋歷史劃分成三個不同而又前後遞進的發展層次，從而揭示歷史不可能倒退，而是由低級階段逐漸向高級階段演進的，人類社會總的趨勢是進化，即從衰亂走向昇平，再從昇平走向太平，歷史變易，社會進化乃是普遍規律，不可逆轉。由衰亂而昇平，由昇平而太平的歷史進化理論的提出，是何子對儒學先師“三世說”的創造性發展。它在歷史哲學問題上實現了質的飛躍，代表著儒家歷史哲學理論的最高成就，體現著何子對人類社會的終極關懷。作為一種美好的理想和理性的啟示，何子的“三世說”新義，曾深深地鼓舞了後世追求社會進步的儒生，尤其是晚清以降，中華民族病入膏肓、滑入深淵，何子思想啟發了無數進步的文人志士，使他們沿著這一思路，結合當時的實際從事社會改良活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韓圈國學傳承

何子之孫何楨自濟寧遷潛山（安徽境內廬江一帶），到了元朝時期，統治階級豺狼橫行，何子有一個後代叫何世隆，萬五公子，天縱神勇，決策果斷，糾集了一支起義軍占領州縣，割據滁州為一方梟雄，又很講忠信與義氣，很多鄉民、豪傑都慕名而至。雖然兵荒馬亂鬧革命，物質貧乏，但世隆盡心撫慰民眾，事務都處理的很綏善，境內得以安定。

元惠宗至正14年，公元1354年歲次甲午七月，朱元璋也起兵來滁陽結交他，世隆率弟兄們積極回響，朱、何會師，群雄結盟，各路義軍共襄統一大業，以韓林兒為主建龍鳳政權，何授以萬戶侯，接著又升為副督元帥，留守江北重鎮，而當時朱元璋以左副元帥守太平，二人是親信密友共同掌握要職。後朱元璋稱帝建鼎大明，至洪武六年（1373），何世隆元帥征討遼東，至遼陽，掃平遼東行省，又詔以何世隆部督遼東，改為衛所，駐定遼中衛。後又贈為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司，配偶張氏贈為夫人。

《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二十六中載：何世隆，滁州人，神勇而決，當元季群雄割據，世隆糾義兵守滁城，以信義為眾鄉慕，歲甲午秋七月，太祖駐兵滁陽，世隆率所部歸附，授以萬戶侯，仍守滁。丙申升右副都元帥，時州境當兵革之後，民物凋弊，世隆盡心撫綏，眾賴以安。壬寅五月以病終於官。

何世隆在明廷官方史書中所記載並不詳，在開國功臣中排名也不靠前，有失客觀，主要原因是當年歸附的並非朱元璋，滁陽會師，不排除是朱元璋仰慕何世隆大名來拉攏或投奔，後來朱當了皇帝，明廷史官就愛寫某某投奔、某某歸附、某某來降等字眼，其實在一段時期內與朱元璋同為統帥且比朱年長，論資排輩都高於朱。後朱元璋取代龍鳳政權而稱王，何世隆雖被器為重任，卻不是惟馬首是瞻臣僚，兩人的關係很複雜，故在開國功臣里，何世隆排名比較靠後，甚至不如自己的孫子何文輝排名靠前。

何文輝，字德明，頗有祖父之風，性情嚴肅威毅，沉靜果斷有謀略，朱元璋為獲得何世隆的支持，自降一輩認文輝作義子，在《皇明開國功臣錄》卷十五中，何文輝與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記在一起，並列成為大明開國名將。文輝歷任大明天寧翼元帥，江西參政、左丞，河南指揮使、大都督府僉事、世襲指揮使，攻克江西、福建、陝西，鎮守陝西、成都、北平等地，戰功赫赫。配豐氏，生五子，環、清、淇、寬、暄。
何環，又名澄，膺楊衛指揮使，調四川成都護衛指揮使，娶王氏，生三子：禎、堙、佑。明史中有載何環於洪武二十二年征韃靼陣亡于軍中，其子何禎又襲指揮使。
何清，又名理，文輝公次子，早年任錦衣衛指揮使，後官至都指揮使，其生平下文再表。
何琪，或寫淇，文輝公第三子，洪武二十三年從湖廣長沙衛指揮簽事調雲南越州衛指揮簽事，平叛龍海子阿資有功於三十一年升越州衛指揮使司。在留守屯田制度下，舉家遷越。何琪為越州何氏始祖，參見《越州何氏族譜》。
何寬，又寫作罙，文輝公第四子，官授州同知，其生平下文再表。
何暄，或寫作瑄、渲，文輝公第五子，中兵馬指揮，娶前事都督商公女商氏，生四子：禧、祺、祿、琥；生四女：一蜀王妃，一永川王妃，余適宦家。
何文輝五個兒子中，次子何清軍功與勛位尤其突出，早期官居指揮使。洪武三十年三月（公元1397年4月），黎平古州上婆洞（今錦屏啟蒙）侗族農民起義，何清被朱元璋命為參將，隨皇六子楚王朱楨南征平定叛亂。當時，皇六子楚王朱禎為大帥，皇十二子湘王朱柏為副帥，左軍都督楊文為總兵，右軍都督同知韓觀為副總兵，錦衣衛指揮使何清、鳳陽衛指揮使宋忠為參將，領兵三十萬進討，同時命都督顧成率貴州駐軍策應。何清隨朱禎率軍由芷江、天柱、銅鼓向起義軍大本營古州開進，顧成領兵由都勻、榕江東進夾擊義軍。起義軍最終失敗，朱楨、何清等奏凱回南京復命。

在這之後，何清擔任了都指揮使，應在洪武末年或建文帝即位之初，那么，都指揮使是什麼職位呢。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廢丞相，設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掌權力，進一步的加強了中央集權。也就是說，中央行政、軍事、司法分開，直接聽命於皇帝的最高機構。

建文二年（1400年），皇四子朱棣在北平起兵，何清北上征討朱棣，與大將軍李景隆會兵德州，都指揮使何清與燕王朱棣相遇交鋒，因何清之父與朱棣本是義兄弟，況且朱棣口號是“清君側”，意思是要為朝廷剷除奸臣，很多南軍也沒怎么抵抗，歸順朱棣。
朱棣稱帝後的永樂元年，向全國各地派出軍事將領，擔任“整肅兵備，安撫人民”的任務，都指揮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蘇州衛。當時的政治環境很微妙複雜，何清出水西門走水路，沿大運河北上，潛回先祖何子故里任城（即濟寧）地區，在濟寧以北梁山水泊的運河段入汶河，先落腳與朱元璋家鄉鳳陽一樣號稱中都的汶上城南門，其家又定居梁山東野的石樓，對外稱為洪洞遷民，這就是後人又稱永樂二年自山西洪洞縣老鴰窩遷來的真相。
根據家譜記載，何清先居汶城南門，又定居石樓，陵在城南，有皇帝御祭碑文，其父亦有太祖皇帝御祭碑文，其中寫道：“命鎮守要地，出破堅城，所至有功，無所畏避。南征閩越，北取中原，凡隨大將旌旗所至，威望凜然。朕之與爾，義至君臣，恩猶父子”。
石樓位於梁山東野、汶城西郊，枕大運河，具體位置在今兗州-梁山的省道570公里處，路北。何氏遷居此村時，因村中築有石基樓房，故名石樓，即當時的遵義鄉忠信里，石樓即遵義鄉忠信里，也是遵義鄉的中心駐地，該鄉大致範圍東近汶城邊郊，西包括梁山腳下今梁山縣韓崗鎮一帶，北到沙河驛站（今東平縣沙河站），南到次邱一帶，據說樓前懸著“忠信遵義”四字匾額，故石樓的樓又名忠義樓，在樓旁建的鄉學又名忠義學堂，後百姓俗稱鄉學、石樓學堂。何清不力戰朱棣，是因為支持為朝廷“靖難”，是義，朱棣稱帝後，寧可棄官躲避不肯為其所用，實忠於建文帝，正是忠義精神的真實寫照。

何清之所以選擇石樓，一方面也是因為韓氏盤踞韓崗一帶，有韓家十八營之說，自古何韓一家，何清與韓氏家族保持了很好的結盟互助關係，有利於早期的立足與發展。
不久後，四弟何寬遷來石樓尋找兄長，據族老說當年是來送嫁妝，到了後也不願意走了，定居汶上城西北東平州董堂。家學載何清娶汶邑孔公女，汶上孔氏是曲阜孔府大宗戶，當時是衍聖公最近的一支，了解孔氏家學的都知道這一點。又據家譜記載，老四何寬是州同知，相當於現在的副市長，文官，是個飽讀經書的人。明朝建國，重視武學，太祖朱元璋提倡“軍官子孫，講讀武書”，促進了對《武經七書》的研究，同時也促成了軍閥門第讀書治學的風氣，何清、何寬都有這種秉氣，尤其何寬敬仰自己的漢代遠祖何子（何休），因世人一向把董仲舒、何休並稱“董何之學”，故何家所居董堂村不足為奇，何子被世人號為學海，故從明初在董堂的老廟時就掛著“道傳學海”的聯，後來家族分支滕公府號為“學海堂”也是因為何子，因為清、寬的父親何文輝是唐代何蕃後代，而何蕃又是何子後代，在南方何氏族譜有世系不亂，故魯邦何氏正是何子後裔，遷來濟寧汶上也是返回祖里，何子的墓碑正在濟寧任城區何崗村。
何寬時期，繼續沿襲兄長的思想，鞏固與韓氏家族的結盟，並在董堂建立了何祠，在董堂以北建立了韓祠，一南一北相鄰。兩祠文化延續明、清、民國三朝，至文化大革命時才被徹底毀掉，20世紀80年代還有遺蹟殘址可觀，新村規劃逐漸覆蓋無痕。現在還口頭相傳，早期的何家老廟，文官下轎，武官下馬，結合何世隆、何文輝、何清幾代人在明廷的影響，是準確的。
正統年間，何清長子何恕因在兄弟行中居首，以大哥身份約束眾兄弟，何恕，太學生，老譜記載其支脈析居石樓西圈店莊；其弟何忠，太學生，藎侯，支脈析居石樓南莊；又一弟何怒，四品中憲大夫，支脈析居石樓後井上莊；同一時期，何恕另兩個弟弟何紀、何宣析居石樓東邊辟小汶河畔之地立為何家灣，形成以石樓為中心的東、西、南、北四股，後人口眾多，這一帶成為望地。
成化年間，二世祖兄弟們接連謝世，排行在末的老七何著敦親睦族，注重祭祀先人與先賢。何著，進士出身、候補訓導，因河差卓異，褒獎知縣，敕授文林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疏浚山東泉源河道。(《淮系年表》)。何著在疏浚山東泉源河道中兢兢業業被上峰賞識，提拔為縣令。
弘治年間，三世祖何思問中進士，任內閣中書，因為朝廷要查看這批重要幹部的家底，何思問創修宗室譜牒，制訂宗法義律。何思問，字諮廷，弘治辛酉（公元1501年，即弘治十四年）科舉人，壬戌（公元1502年，弘治十五年）科進士，於弘治辛酉年中舉人那年創修了何氏族譜，《汶邑何氏族譜》《滕州何氏支譜》《東原何氏家譜》《平陰何氏家譜》都對他有一些記載。《汶上縣誌》功名錄里也有他的記載，只是在舉人榜單里，這份名單本來就不詳細周全，沒有採集入何思問中進士後的信息。他的信息在他撰寫的文章里也有一些披露，文中載：“余就讀於鄉學，受教於名宿，矢志求道，庇德蔭而舉進，中道命途多舛，宦璫專橫，匡扶無望，榮祿無爭，辭歸擇棲故里矣！”翻譯成今文是：“我從小就讀於家鄉的學堂，受一些名士宿儒教誨，也曾立志求道，承蒙祖上德蔭與皇恩浩蕩，中進士後被舉薦入閣，中間經歷不少磨難可謂命途多舛，無奈宦官奸黨專制橫行，我匡扶社稷的理想實現是沒有希望的，本著榮祿無爭的心態，便決然而去，歸來故里憩居。”由此可見，何思問見宦官奸黨爭鬥太甚而辭職掛冠歸鄉。從此隱居孤村課侄教孫，延承了何子家學並將綱紀倫常記述在譜牒上，他的兒子何霆，嘉靖二年進士，任菏澤縣訓導；第三子何大壯，萬曆十三年進士，任禹城縣訓導；侄子何卿，萬曆八年進士，任高密縣教諭，提昇平度州學正；長孫何煜，萬曆壬午舉人，葵末進士，歷任直隸巡撫，浙江監察御史，大理寺右丞等職；侄孫何惠民，嘉靖四年乙酉科舉人，補授山東商河縣知縣，後昇平度州知州，誥授奉政大夫。一時何家文士達宦輩出，也使得魯邦何氏進入有序的族權時期，後輩與後代們更是號稱“國學文脈世家”，何灣村祠堂里至今掛著“道傳學海”、“學海世澤長”等木刻楹聯，歷來以何子之學為家學正像、國學余脈，傳承文化，崇儒重禮，治教隆道。

韓圈禮教文治

據《北京晚報》報導，隨著中國傳統文化近幾年越來越受關注，各校紛紛在課程中增加了與“國學”有關的元素，明年教育部的高校專業設定中將首次增設“國學教育本科專業”。

教育部“十二五”規劃課題《傳統文化與中小學生人格培養研究》課題組執行主任張健在報導中介紹說，目前國家提倡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至少應該包括國學經典、傳統藝術和民俗文化三部分。但一些學校認為，學學《弟子規》、背背《論語》就是國學教育了，忽視了傳統文化中經典、藝術、民俗的相互關聯性和整體性，沒有從各年齡段的差異性去構建完整的中國小傳統文化課堂。國學應該是精通多個門類的文化，目前，並沒有哪所高校專門培養“國學人才”。據悉，從明年開始，教育部將在高校本科專業增設“國學專業”，目前東北師大、北京聯合大學等已在考慮招收“國學專業”學生。

至2015年5月末，國家以及教育部已完成了幼稚園到大學等近700冊傳統文化標準化教材研發工作。其中，中國小傳統文化教材又根據全國各省/直轄市的地域文化的不同樣貌分別編寫，首次提出了中國小階段的傳統文化教育目標是“青少年完美人格教育”，通過驗收後將向全國推廣。

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曾亦對此舉表達了積極歡迎的態度：“教育部首次增設‘國學教育本科專業’，可謂高瞻遠矚，令人期待。”他認為，這些年的國學熱並非偶然，可謂大勢所趨。“因為在當今世界各民族中，以中華民族歷史最為悠久，保存了最為完整的傳統文化，裡面積澱了大量寶貴的歷史經驗，值得今人好好學習和借鑑。而且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以及在世界地位的顯著提高，不論是學校、政府以及媒體，還是社會各個階層，都充分意識到國學的重要性。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深入每個國人內心深處的價值和理念，而這恰恰依賴於國學的教育和傳播。”因此，學校增設國學本科，系統培養國學專門人才，滿足社會和政府對於國學教育的需要，正是迫在眉睫之舉。而且從長遠來看，能使傳統學術與思想得到真正復興。”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梁濤也認為國學推廣有助於滿足社會需求，中國不同於以宗教立國的西方，是以人文教化來立國的，必須要有一套“文教”的傳播系統，才能實現“正人心，美風俗”，也就是來實現的穩定社會的效果。但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體系更強調意識形態教育而不是道德教育。近些年來國內頻頻出現教育滑坡、素質低下的事件和現象，正是和傳統人文道德教育、國學教育的缺失有關。“現在認識到了這個問題，設立這個專業。補上這一課很有必要。”另一方面，梁濤還指出，當前社會需要一大批的人才去講授、傳播國學，他相信國學專業的設立對中國教育事業，對中國國民素質的整體提高都會產生積極作用。

在這一點上，何韓人的意識與行動走在了國民教育的前頭，至少在本世紀初或更早，就開始明確展開傳統文化復興之路。文革時，國學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文革結束六、七年後，公元一九八三年，何家在魯邦地區乃至全國作為第一個恢復統緒的家族，整頓家學，帶動了魯地的風氣漸與傳統文化接軌，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領導下日新月新，並在東平、汶上一帶推廣，在青少年中進行普及、薰陶，注重國學文化、傳統藝術、民俗風氣相結合進行傳播。

《莊子·天下》所說：“其在於《詩》、《書》、《禮》、《樂》，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西漢時期，公孫弘與孔臧聯名奏請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也就是說古時從京城到全國各地，一鄉一村是有講學之所的，起到勸善懲惡的作用，使人民有教化。

結合當前國學復興在全國的勢頭，提出教化體系，也是國學從民間復興的體現。

對於鄉村建設與民俗學，講究禮治，禮是發於人性之自然，合於人生之需的行為規範，是人類社會祥和的基礎，由於人們對”禮“認識不到位，識禮者少，故社會秩序亂象常見，各種摩擦、衝突頻繁發生，問題解決不了，矛盾不斷，人們相處不能和諧。

每個人，有禮則有節，守禮則文明，隆禮則相安而致治。一個群體，比如某個村，喪失了禮節，則易暴亂，悖禮相爭而致相分。可見禮節這件事，在人群中，是決不能少的，人與人交流感情，事與事維持秩序，村與村保持友好，皆是禮節的力量。我們相信沒有人希望在無禮的行為背後引發的是：“某人豈有此理、沒有常識、粗卑不堪、不近人情……”這一連串的名詞。

講禮要做到克己復禮的功夫，由自己本分做起，首先自己確實要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知道什麼是在做好事，什麼是行壞事，眼明心明，其次恭敬別人，別人不敬自己首先反思自己有哪裡不對，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淡交往的可能都是實在人，天天坐一塊稱兄道弟的不一定靠譜，別人不願意與自己多交往要自我約束與收斂，而不要撇著臉哭著鬧著非得讓別人尊重自己。

所謂“尚禮友愛”四字，通常會有人認為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這是狹隘的實踐，必定是累人累己。有禮在心，拳拳可識，禮是恭敬人的善行，是從內到外，無論順境逆境對別人的支持與諒解，禮節是不妨礙他人的美德，不是見別人落勢就譏笑，見到人家富了、牛了就獻媚，不是喝了兩口貓尿開始胡說八道連吹帶叫。禮和節是放在一起來講的，所謂節、節操，對於男性一樣可用，有些人沒有節操，經常自己做沒有骨氣、人格的事，罵他幾句難聽的還繼續和人搭訕，沒有自尊心，對於這類人，不必尚以往來，這是守禮。

交淺不可言深，絕交不出惡聲，對方三番五次表示出厭煩，就要自覺退讓。鄰居相處，平平淡淡見面說個話打個招呼，對於常禮就可以了，有些人沒意思，沒眼力架，坐在人家家中從來不說好話，常年為人厭煩，還自認人家對他不錯，其實人家從小到大都沒與之說過幾句話，根本就不熟，這是不識禮數，大人沒有教養過如何去做客。所謂兩戶或兩人關係不錯，是互相聊得來或心中認可對方不攻擊，所謂熟，是互相理解、幫助和支持。

懂禮的人，見失意者，不說得意語，見老年人，不說衰喪話，不逞強，無道人之短，施恩求忘，受恩思報，開罪於人須記得解，開罪於我應寬恕，但寬恕兩次三番之後就不必再容了，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善人自當親近，且敬且尚，小人自當遠之，免得沾染霉氣。

以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為分水嶺，在這之前的一代人多數受教育環境很差或被時代耽擱，屬於沒有質量的一代。七十年代中期之後出生的，幾乎都受到了新式教育，從小接受了五講四美、思想品德之類的基本灌輸，雖也有混混痞子之類，但較前代進步、優良很多，將來種種低劣、刁蠻行為要在改造村風的過程中繼續朝知禮明理、互助友愛方向發展，不求人人為堯舜，但求民眾的處世價值觀、文明意識等整體提高，這方面的建設在年青一代中推進並不難。

在近幾年強大的宣傳、推廣同時，曲阜市於2015年6月推出“百姓儒學”工程，市里每個村莊都將配備一名儒學講師，力爭形成“村村講儒學戶戶頌和風”的新景象，出台了《關於深入推進“百姓儒學”活動的實施意見》。這項舉措以普及儒學知識，提高村民素質，營造和諧村風、民風為目的，深入每個村莊舉辦推廣儒學知識和傳統文化，與村民溝通交流、座談。儒學講師結合村莊特點，突出仁、義、禮、智、信傳統美德和“勤、善、公、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圍繞傳統文化中“仁者愛人”“親望親好，鄰望鄰好”的傳統理念，突出孝敬老人、關愛少年兒童、和睦鄰里的現實主題，形成健康向上的民風。

但曲阜只局限在儒學而非國學，濟寧市、泰安市乃至山東省文化部門應該做更大力度的國學實施方案，所謂國學復興於民間，應大興於官方具體扶持、實施之後。

韓圈經濟發展

村後的小清河，在村子西北角靠近居戶，歷史上此河水勢浩渺，水漲時鋪過河床，湧入村中，村子地勢明顯北高南低，此河舊時常有“小龍”（“靈蛇”）涌地而出，有“禿尾巴老李”的故事。另一條為村南龍宮河，又名龍拱河，相傳一條巨龍拱地而成。北部早先築有高大土壩，比居戶房子還高，至解放後漸漸廢棄，九十年代初期地勢還很可觀，今地勢被削平很多，仍可見其高。村民們將這一地帶開闢成良田，村中以前還有蘋果園、桃園與磚瓦廠、樓板廠作為經濟支柱，現在也大多退林還耕重辟成良田。尤其新世紀以來，何韓人思想靈活變通，加速經濟發展，以劉秀雲、王長城、何樹民、程廣民、何敬池為代表的韓圈村黨支部結合創業承諾，對於田地使用進行新的規劃，成立了秀雲土地股份合作社（又名何圈土地股份合作社），積極對外聯繫，進行土地規模流轉，通過與瑞星集團合作，以850元/畝的價格流轉土地400畝，種上了有機山藥，建起了現代農業科技示範園，解決了近200人的就業問題，實現了村集體、民眾雙增收。同時，韓圈引進了投資近百萬的扳手磨光廠、投資五十萬的水泥瓦廠，新建了出欄率2000多隻的肉兔養殖場，超額完成了創業承諾，真正實現了創業帶富，富民強村。

沙河站鎮立足實際，因地制宜，通過推進土地產業結構調整，大力倡導“一村一品”，發展特色種植，成功實現了土地收益的成倍疊加，帶來了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韓圈村委一直以種植糧食作物為主，產業結構單一制約著村民致富和村集體經濟發展。村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實行了土地流轉，採取企業+合作社+農戶的形式，引導民眾從傳統的種、養向特設種、養方向發展，大大增加了民眾收入。

採訪蘆筍種植戶程珍業：我今年種植蘆筍6畝，每畝產在8000塊錢上，比種植其他作物多收入7000塊錢，並且管理上村里合作社統一管理，銷售也不愁，統一給銷售，這個項目很好。

採訪韓圈村黨支部書記王長城：我們村共有土地1826畝，去年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流轉土地900畝，全部種植有機菜，今年秋調準備在流轉土地400畝，擴大種植規模。

通過推進土地流轉和產業結構調整，沙河站鎮種植有機蘆筍1000畝，有機山藥2000畝，丹參700畝，黃葵500畝，牛蒡23000畝，平均畝產值8000元以上；推行二種二收、三種三收模式17800畝，平均畝產值過萬元。目前，全鎮已形成韓圈有機蔬菜種植、小辛莊、前河崖裸地種植、前河崖肉兔養殖等30多個特色種養專業村。

2010年4月10日，東平縣委書記陳湘安在副縣長常慶智、縣政府特邀顧問梁緒路的陪同下，帶領縣農業、林業、畜牧、水產、農機等農口有關部門主要負責同志，對全縣農民增收工作進行了調研。

陳書記一行首先來到沙河站鎮蘆村牛蒡種植基地，又實地察看了沙河站鎮韓圈山藥種植現場，並就如何發揮帶動作用、促進農民增收提出了具體要求。陳書記具體落實種植規模及產業發展情況、農民人均收入情況、種植業在全部收入中所占比例等情況。當了解到種植業在農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仍然很高時他強調，我們縣是一個農業大縣，發展好農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是我們各級黨委、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我們講富民強縣，只有農民朋友真正富裕起來了，我們全縣的經濟社會發展才能更加協調有序。當了解到農民朋友在致富過程中仍然遇到一些問題時，他叮囑隨行的鄉鎮政府和農口部門的負責人一定要千方百計做好為農服務工作，多想富民之策，多詢富民之計，確保我縣農民收入持續穩定增加。

何圈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