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虎丸

伊藤虎丸

伊藤虎丸,1927年生於東京。1944年到中國,進旅順工科大學預科,1947年回國,1953年考入東京教育大學東洋文學科,同年接受基督教洗禮,1957年起先後在東京教育大學和東京大學攻讀中國文學碩士課程,1963年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中退以後,歷任廣島大學等校講師.副教授、教授,學校法人和平學院院長、理事長。2003年1月病逝。主要著作有《魯迅與終末論》(龍溪書舍,1975年),《創造社研究》(亞細亞出版社,1979年)、《魯迅與日本人》(朝日出版社,1983年)等。日文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委員.譯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伊藤虎丸
  • 國籍:日本
  • 出生地:東京
  • 出生日期:1927年
  • 畢業院校:東京教育大學東洋文學科
著名文章,著作,著名論文,版權資訊,目錄,相關資料,

著名文章

《魯迅的"生命與"鬼":魯迅之生命論與終末論》
《再論“魯迅與終末論”——“竹內魯迅”與日本1930年代思想的現實意義》
《TFT/PDP用真空成膜技術和設備》
《美國次貸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
《日本企業研究開發活動的經驗及對中國問題的一點建議》
《含內襯管光纖單元和不含內襯管光纖單元的OPGW》
《深讀商業圖——糖尿病治療藥》
《世界大城市問題》
《生物地圖漫步——肥胖症治療藥》
《日開發出不易產生焊爐損傷的氮化處理新工藝》

著作

《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
《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
《魯迅與日本人》
《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
《“物理”的快樂讀本》
《生物」的快樂讀夲》
《翻訳と日本の近代》
《四川省農業經濟ノ凋弊原因ト調整策》
《支那ニ於ケル火腿(ハム)事情》
《現代帝王學:修已治人的領導哲學》

著名論文

《新疆細粒棘球絛蟲基因多態性及實驗診斷學研究》
《織物平紋地經浮顯花技術的發生、發展和流傳》
《某自動機械關重件動態應力分析研究》
《用前向神經網路預測純飽和液體的物性》
《日本銀行破產法制度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具有回流段的間歇精餾過程研究》
《微波預處理提取植物細胞中有效成分的研究》
《共沸精餾及微波加熱酯化過程研究》
《腺苷和大麻素在伏隔核引發去極化對抑制性突觸後電流的抑制作用的研究》
《低頻低能量脈衝電磁場照射輔助化學療法的研究以及對骨肉瘤細胞株轉移的影響》
著名作品《魯迅與終末論》內容簡介
這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它對留日時代“初期魯迅”的闡釋和對《狂人日記》的解讀,作為。“伊藤魯迅”的本體論,具有著一個出色的學術模型所具有的優點。其對“竹內魯迅”框架的繼承與突破,其把魯迅放在明治三十年代背景下的問題提起,其對魯迅與尼采關係的微宏兼備的闡釋,對《狂人日記》的處理,均是在既往研究的基礎上道人之所未道,體現著學術的繼承性、獨創性、開放性和可能性——在作者看來,“魯迅研究”非但不是一個過去的課題,而更是一個具有現實性和未來性的課題。
《魯迅與終末論》2008年8月1日出版《魯迅與終末論》2008年8月1日出版
作者所用“終末論”,非預告世界末日的流行語,而是指哲學意義上的“終末論意義的個的自覺”。“所謂終末,並不是預想當中這個世界走向最後的事件,而是這個世界本身,在根柢上就是終末的。”“終末論”實際是要“確保乃至詼復歷史,以作為主體的‘個’去愛和決斷的場所”,因此“終末論是希望之學”。

版權資訊

2008年8月1日 三聯書店出版
字數:300000
印次:1
開本:32K
頁數:403

目錄

代序——“戰後民主主義”與大學改革
第一部 初期魯迅中的歐洲——關於作為“精神”的人與文明的整體性
第一章 研究筆記——初期魯迅中的歐洲
前言
第一節 關於初期魯迅的“個人主義”
一、“人”的發現——“主義”的相對化
二、整體性崩潰的感覺——迷信可存
三、何謂“文明”?——新的人的觀念的發現
第二節 關於清末思想界“奴隸”一詞
一、魯迅所使用的“奴隸”一詞
二、清末思想界的“奴隸”一詞
第三節 作為“自由精神”的人
一、作為“主觀內面之精神”的人
二、作為自我=意志的人
三、反抗的人和作為精神的、不斷尋求發展的人
四、作為“自由精神”的人
五、中國“文化革命”的原點
第四節 小結——異質的“語言”
一、語言的整體性
二、異質性的提示——最初的文學運動
三、“預言者的文學”——語言的外在性
第二章 魯迅對尼采思想的接受——關於魯迅與尼采思想的“結構性”類似
前言——魯迅身上所見尼采之影響
一、關於初期魯迅的“個人主義”和“唯心論”
二、關於接受和擺脫超人思想
三、進化論與尼采
第一節 反體系的思考與“生成”的立場
一、不是有體系的思想家
二、反體系的思考
三、“精神和個性”主張的無構造性與“生成”的立場
第二節 “清醒的現實主義”與對傳統的激烈否定
一、關於“清醒的現實主義”
二、激烈徹底地否定傳統
三、否定的邏輯與憎惡的痛烈
第三節 本源的宗教性
一、關於某種宗教性
二、宗教破壞者同時是探求者
三、“上帝之死”——被現世化了的終末論
第四節 志在文明的整體性恢復
一、對“斑斕之社會”的抗議
二、語言的整體性把握
結束語——暫時性結論
一、對歐洲異質性的認識
二、通過對異質語言的把握而整體性地把握了歐洲近代精神
三、對歐洲近代人的觀念的接受
四、從魯迅到毛澤東之路
第二部 魯迅的進化論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
前言
一、關於“終末論”的流行
二、關於進化論的移、入中國
第一章 魯迅留學日本時期的進化論
第一節 對異質的精神原理感到驚異
第二節 “倒過來”的進化論
第三節 從斯賓塞到赫胥黎
第四節 尼采“進化論的倫理觀”
第五節 小結
第二章 《狂人日記》——“狂人”的治癒記錄
第一節 月光與發瘋——發端
第二節 吃人社會——由留學時期的“進化論”所構築的世界心像
第三節 狂人改革的努力及其挫折——作為“預言”的文學
第四節 救救孩子……——關於魯迅的“回心”
第五節 現實主義的成立——從“預言文學”走向“贖罪文學”
第三部 顯現於魯迅論中的“政治與文學”——圍繞“幻燈事件”的解釋
前言
第一章 竹內《魯迅》與戰後民主主義
第一節 關於竹內好的《魯迅》
第二節 圍繞竹內好的“近代主義”批判
第二章 政治與文學
第一節 尾崎秀樹《與魯迅的對話》
第二節 丸山升對《與魯迅的對話》的“異議”
第三節 丸山升《魯迅——其文學與革命》
第三章 文學與科學
第一節 對丸山《魯迅》的批評
第二節 竹內芳郎《魯迅——其文學與革命》
後記
附錄 四篇
魯迅思想的獨特性與基督教——圍繞著接受近代文化
一、前言
1.兩個問題
2.魯迅與基督教
3.作為文化的近代
二、圍繞《復仇(其二)》的耶穌形象
1.“人之子”耶穌
2.惡魔與超人——“預言者”的譜系
三、魯迅思想的基督教性格
1.追求近代的“人”
2.希臘式與希伯來式
3.關於作為近代根柢的“自由”
4.拒絕拯救的教義
四、結論
1.魯迅生平的兩個階段
2.從“個的思想”到“個的自覺”
3.“罪的意識”和“恥的(羞恥)意識”
4.“終末論式的個的自覺”
魯迅中的“生命”與“鬼”——魯迅的生命觀與終末論
一、戰後日本的自我反省與魯迅
1.戰後日本的“反省思想”
2.“民族的反省?懺悔的文學”
二、“生命”的相位
1.作為“生命”的人
2.亞洲近代的初衷
三、大正時代的生命主義與魯迅
1.中澤臨川與魯迅
2.關於大正時代的生命主義
3.“人得要生存”
4.民族的危機感與生命主義
5.不允許“生命”存在的統治結構
四、“鬼”和“迷信”
1.作為“鬼”的祥林嫂
2.作為深暗地層的民眾
3.“偽士與迷信”的構圖
4.“人”“鬼”之逆轉
五、結束語:幽鬼與生命——魯迅的終末論
再論“魯迅與終末論”——“竹內魯迅”與日本一九三0年代思想的現實意義
一、前言
1.兩個動機
2.“全共斗提起的問題”
二、“贖罪文學”——竹內好《魯迅》
1.宗教性的罪的意識
2.“罪的意識”是比喻
3.“文學的自覺”
4.關於“要對什麼人”
三、“個的自覺”與“終末論”——熊野義孝的《終末論與歷史哲學》
1.從“科學強勢”到“文學強勢”
2.“竹內魯迅”與“文藝復興期”的思想
3.終末論與個的自覺
(一)“終末論”
(二)“自覺”
(三)“個體”與“全體(群體)”的關係
(四)生與死
四、由魯迅論所看到的戰後思想史——戰後民主主義缺少終末論
1.魯迅研究的思想史
(一)小田岳夫《魯迅傳》
(二)竹內好《魯迅》
(三)丸山升《魯迅——其文學與革命》
(四)木山英雄《關於(野草)形成的邏輯及其方法——魯迅的詩與“哲學”的時代》
(五)丸尾常喜《魯迅——人與鬼的糾葛》
戰後中日思想交流史中的《狂人日記》——從“學習中國”到“探求共通的課題”
前言
一、戰後日本人的自我批判與“悔恨共同體”
二、戰爭責任論的分裂與不徹底——作為戰後日本思想史分歧點的中國
1.對中國和亞洲的“侵略之罪”
2.戰爭責任論的分裂與不徹底
三、竹內好的民族主義——“近代主義”批判與“自力更生”路線
1.作為綜合的民族主義
2.政治與文學
3.“近代主義”批判
4.抵抗:尋求恢復完整的人
四、“轉向型”與“回心型”——比較近代化論的立場
1.批判優等生文化
2.來自中國方面的反論
五、“贖罪文學”——來自中國知識分子方面的接近
1.魯迅的“文學的自覺”
2.“贖罪文學”
解說·譯後記

相關資料

相關資料連結:竹內好與伊藤虎丸對魯迅《狂人日記》的解讀
竹內好與伊藤虎丸對魯迅《狂人日記》的解讀
——以竹內好的《魯迅》和伊藤虎丸的《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為中心
吳曉東
來源:魯迅研究月刊 2002年02期
魯迅研究在日本漢學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奠定了日本魯迅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竹內好的《魯迅》(1944)開始,魯迅研究在日本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過程中已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魯迅研究界的一個參照和互補。其中竹內好(1910——1977)與伊藤虎丸(1927——)先生的魯迅研究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時二人在對魯迅的精神歷程的探索和闡釋中又具有沿承性和連續性。竹內好先生在他的《魯迅》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了“回心”與“贖罪的文學”的概念,從此成為解讀魯迅文學生涯的重要範疇。在此基礎上,伊藤虎丸先生繼續探索魯迅的生命與文學命題,他一方面把“回心”與“贖罪的文學”的範疇進一步引向深入,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關於魯迅的“終末論”思想。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專著《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1995)收錄了伊藤虎丸先生在魯迅研究方面的重要著述,提供了我們進入伊藤先生的魯迅世界的一系列重要文本。本文擬以竹內好的《魯迅》和伊藤虎丸的《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為中心,以二人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的解讀為切入點,具體討論二人對魯迅的核心命題的歸納與探索,並試圖在中國與日本的不同歷史語境(context)中檢討這些命題的得失。
1
“回心”(かぃしん)是竹內好與伊藤虎丸先生用來把握魯迅的核心概念。在《魯迅》一書中,竹內好把魯迅《狂人日記》發表以前的北京生活時期,即所謂的第一個“蟄伏期”(林語堂語)看作魯迅的最重要的時期:
他還沒有開始文學生活。他在會館的“鬧鬼的房間”埋頭於古籍之中。外面也沒有出現什麼運動。“吶喊”還沒有爆發為“吶喊”。只能感到醞釀著它的鬱悶的沉默。我想,在那沉默中,魯迅不是抓住了對於他一生可以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回心的東西了嗎?①(《魯迅》46頁)
“回心”是從佛教那裡借用來的一個術語,“指對於信仰的回心轉意;或指由於悔悟而皈依。這裡指魯迅走上文學道路的一個關鍵性的契機”②:“在所有人的一生中,大概有某種決定性的時機以某種形式存在吧。大概不是各種要素都作為要素髮揮著機能,而是總有某種可以形成圍繞著一生的回歸之軸的時機吧。”③
竹內好試圖為魯迅的一生尋求某種近乎“原點”的東西,一個“作為魯迅的‘骨骼’形成的時期”,這對於那些從發展的觀念來看待魯迅的一生的研究者來說,也許是難以接受的。魯迅真的存在所謂“圍繞著一生的回歸之軸的時機”嗎?這是不是有些所謂“決定論”的痕跡?如果真有那樣一種“具有決定意義的回心的東西”,它又會是什麼?
竹內好對魯迅的所謂“回心”的把握,與其說出於深思熟慮,毋寧說更出於某種深刻的直覺。他的闡述的方式也是比喻性的:
一讀他的文章,總會碰到某種影子似的東西;而且那影子總是在同樣的場所。影子本身並不存在,只是因為光明從那兒產生,又在那兒消逝,從而產生某一點暗示存在那樣的黑暗。如果不經意地讀過去就會毫不覺察地讀完。不過,一經覺察,就會懸在心中,無法忘卻。就像骷髏在華麗的舞場上跳著舞,結果自然能想起的是骷髏這一實體。魯迅負著那樣的影子過了一生。我稱他為贖罪的文學就是這個意思。而且,可以認為,他獲得罪的自覺的時機,除了在他的傳記中這段情況不明的時期之外,別無其他了。(《魯迅》47頁)
“這段情況不明的時期”正是魯迅1918年創作《狂人日記》之前在S會館槐樹下的寓所里鈔古碑的沉寂期。竹內好認為魯迅獲得了他的“回心”的時期正是這段漫長的日子。但魯迅在這段日子中所獲得的那“具有決定意義的回心的東西”到底是什麼,竹內好卻缺乏系統的和邏輯的論證,它也許的確只是一個影子,就像魯迅《野草?影的告別》中那個“彷徨於無地”的影子。在另外一個地方,竹內好又把它理解為“無”:“魯迅的文學根源是應該被稱為‘無’的某種東西。獲得了那種根本的自覺,才使他成為文學家。”(《魯迅》60頁)這就似乎更近於玄學了。但恰像本雅明(Benjamin)的寓言批評所具有的無與倫比的生命力和穿透力一樣,竹內好以他的比喻方式提供了對魯迅的他人無法企及的理解。同時也正是在對魯迅的理解過程中,竹內好也獲得了他自己的“回心”,正像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
真正伴隨了竹內好一生的,卻是那在《魯迅》中以“黑暗”、“無”所表現的終極性的文學正覺,那是一個黑洞般吸進所有光明、影子般無法實體化的、骷髏一樣的存在,它的無法實體化,在於只能通過對圍繞著它的光明進行闡釋來暗示它的存在;而它的終極性位置在於,假如所有對於光明進行的闡釋不圍繞它進行,最終就會變成一盤散沙甚至是一些沒有靈魂的技術性論證而已。④
這段論述反過來說對於理解魯迅也是同樣有效的。魯迅的“回心”從某種意義上說難道不正是“黑暗”與“無”嗎?它也是影子般無法實體化的,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由那個黑暗的中心產生的光明,而那個難以企及的黑暗才是真正的本原性的存在,它遠遠比由它產生的光明更廣大。它不是魯迅自己所說的“我於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的黑暗(《〈自選集〉自序》),也不是“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兩地書》)的那種黑暗,正如竹內好所揭示的那樣,它在魯迅的一生中是一種終極性與本原性的。而竹內好之所以創作了他的這部在日本文壇影響深遠的《魯迅》,其動機也恰恰“只針對一個問題”:即“他(魯迅——引者按)的唯一的時機,在其中形成他自身的原理性東西,使啟蒙者魯迅現在得以形成的某種根本的東西”。(《魯迅》150頁)
或許正因為它太過舉足輕重,所以竹內好也好像在小心翼翼地繞開它,或者迴避著它。而竹內好的比喻方式也說明了想完全抵達那個黑暗的中心確乎是不可能的,竹內好選擇了“贖罪的文學”和“罪的自覺”的表述,則似乎在暗示著它們也許是接近那個“黑暗”的中心的某種通幽曲徑。這個可能性的途徑就是魯迅的也是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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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內好這裡,《狂人日記》由於“表現了某種根本的態度而有其價值”。(《魯迅》81頁)但竹內好僅僅滿足於點到為止,那“根本的態度”究竟是什麼竹內好卻語焉不詳。這裡自然也多少顯露了竹內好的比喻方式的含混性和無法深入下去的欠缺。然而有時真正有思想力的洞見往往一句就夠了。竹內好啟發後人的也正是他的《魯迅》對原理性問題的關注和揭示,哪怕這種揭示僅僅是訴諸於一種暗示性的比喻語言。
“竹內魯迅”構成了許多日本漢學界魯迅研究者的起點。伊藤虎丸先生就說“竹內好氏的《魯迅》為我國研究魯迅的出發點。他從《狂人日記》背後看到了魯迅的‘回心’(類似於宗教信仰者宗教性自覺的文學性自覺),並以此為‘核心’確立了‘魯迅的文學可以稱為贖罪文學’這一體系”。⑤“贖罪文學”也許並不像伊藤虎丸所說的那樣在竹內好那裡形成了“體系”,否則“竹內魯迅”就會成為一個缺乏生長性的封閉結構。正因為它不是體系,竹內好的某些閃光論斷在後來者那裡不斷成為繼續探索的生長點。伊藤虎丸先生便是在竹內好的基礎上深入思考“回心”與“贖罪文學”的思想。
《狂人日記》在伊藤虎丸這裡也被理解為一個轉折性的文本。他稱“我同竹內好先生一樣在《狂人日記》的背後,看到了作為魯迅文學‘核心’的‘回心’。而且,我們看到了從魯迅留學時期從事的評論和翻譯的文學活動(相當於《狂人日記》中的狂人要求人們改心換面的呼籲),即我稱之為‘啟蒙文學’或‘預言文學’開始,在向著竹內好先生稱之為‘贖罪文學’的發展中,《狂人日記》乃是其中決定性的轉折點”。⑥
這意味著,在慣常的理解中被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學“啟蒙主義”的第一聲的《狂人日記》,在它問世的那一天也同時標誌著魯迅向“贖罪文學”的轉折。這就是從竹內好到伊藤虎丸的魯迅觀向中國魯迅研究界展示的別樣的視野。
竹內好所謂的“回心”,也被伊藤虎丸理解為魯迅的第二次文學自覺。相對於《狂人日記》時期這“第二次文學自覺”,伊藤虎丸把魯迅世紀初葉留學日本接觸到了西歐近代文藝思想,從而形成了“獨自覺醒的意識”時期稱為第一次自覺,那時的魯迅是一個“精神界之戰士”,“自身想代替預言者耶利米”,具有一種領導者的意識,“這種意識還常常同生疏感以及被害者意識互為表里”,並在《狂人日記》中延續,表現為“被害妄想狂”的狂人與其他正常人的對立以及那種“被吃”的恐懼。然而,“為了使這種‘覺醒的意識’能夠真正擔負起變革現實世界的責任..僅僅靠第一次自覺是不夠的。所以有必要再一次從已經有了‘獨自覺醒的意識’的自身把自己再脫離出來的第二次‘回心’”。⑦
或許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所謂“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在《狂人日記》中,它表現為最終令狂人無比震驚的“我也吃過人”的發現。
伊藤虎丸把狂人“我也吃過人”的認識叫做“加害者有罪意識”的自覺。我們則不妨說這是狂人對自己的“原罪”意識的自覺——對自己與吃人的舊時代的無法割裂的深層維繫的體認,從而才產生了竹內好所謂的魯迅的贖罪的文學。伊藤虎丸把狂人的這種“自我脫離”看作是魯迅文學的核心,由此,他進一步發展出了關於魯迅的“終末論”的思想。所謂終末論是一種宗教哲學,提倡“在必死中求生”,即在舊的人格、倫理的消亡中,求得新的精神之再生。⑧“這一頗有點佛教的‘涅般木’味道的在舊的人格、倫理的‘死亡’中獲得人的‘精神的再生’的思想,表現了人的精神追求的蛻變過程”。⑨這種蛻變過程在《狂人日記》中獲得了充分的表現:
如同我們看到的那樣,狂人當初所感受到的恐怖,只不過是本能的、感覺的。但是,隨著作品的展開,這種恐怖愈來愈變成了“被吃”的死的恐怖。死,開始只是自己的死,但不久就推而廣之,被當作“四千年吃人”的死來理解了。小說末尾,主人公覺悟到“我也吃過人”時,死,已被當作“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的死的意思,再一次和自己本身聯繫起來。這種死,至今已不再是生物的生命完結的死了,而是一種社會的、人格的死了。隨著死的恐怖在小說中的展開,從單純的本能的恐怖,變成了社會的、人格的恐怖。小說主人公的自覺,也隨著死的恐怖的深化(?)而深化,終於達到了“我也吃過人”的贖罪的自覺的高度..與其說不理解死在於生,不如說覺悟到生在於死。小說末尾,主人公覺悟到自己的存在擔負著“四千年吃人履歷”的重擔,已經把死作為和現在的生的本身是不可分割的這一事實來理解了。這恰好同“所謂終末,並非預想到這個世界的末日,而是說,這個世界說到底乃是終末的”這種理論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這種死的形式,必須說,的的確確是終末論的死。(《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135頁)
這種體現在魯迅身上的“終末論的死”或許與海德格爾的“先行到死”有暗合的地方。但若仔細分辨,海德格爾的“先行到死”更屬於存在論的層面,而魯迅的“終末論的死”恐怕恰如伊藤虎丸所說,更是社會的、人格的、倫理的,它基於“深刻的人格的即倫理的‘有罪自覺’”“,是基於‘吃過人的人’及其世界,‘不能將其存在的根據拿到自己手中去’這樣的‘背負著死的罪人’的自覺”。正因為有了這種“死”的根本“自我否定”經驗“,人才開始真正獲得人格的,即在社會上作為個體的自覺即緊張和責任感”。⑩
3
伊藤虎丸的所謂“第二次文學自覺”以及終末論的思想對中國魯迅研究界是具有啟示意義的。它至少啟發我們對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的魯迅思想複雜性的深入認識。按伊藤的觀點,魯迅在他的《狂人日記》所代表的激烈反傳統的啟蒙時期就已經完成了對狂人式的覺醒的“精神界之戰士”的形象的超越。伊藤虎丸先生這樣評價魯迅的這種“回心”,或者叫“文學自覺”:
如同從許多青年身上看到的那樣,獲得某些思想和精神,從已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獨立出來,可以說是容易的。比較困難的是,從“獨自覺醒”的驕傲、優越感(常常伴隨著自卑感)中被拯救出來,回到這個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為對世界負有真正自由責任的主,以不倦的繼續戰鬥的“物力論”精神,堅持下去,直到生命終了之日為止。——這是比較困難的。(《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148頁)
懷著被吃的恐懼的狂人正停留在患被害妄想狂的獨自覺醒階段,而發現自己也無意中吃過人的狂人,才真正是覺醒的戰士。這是對《狂人日記》以及對魯迅獨到而深入的理解。也許,易卜生《人民公敵》式的姿態是容易的,而真正如伊藤虎丸所說回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對世界負有真正自由責任的主體,成為一個持之以恆韌的戰鬥的主體,卻是困難的。因此,伊藤虎丸認為,魯迅以《狂人日記》為出發點的創作活動“以及其後一生不斷奮鬥和前進,這一切,只有具有終末論的自覺即責任感,才可能有這樣人格的和社會的(文學的即政治的)行動。——否則是無法理解的。”
這就為《狂人日記》的闡釋史,增加了一種新的想像。在以往的《狂人日記》的評論中,自然不乏一些階段性的深刻洞見,例如林毓生先生對狂人世界的邏輯的辨析:“無論自覺抑或不自覺,中國社會中每一個成員都是‘吃’人的人;中國人並無內在的資源藉以產生一項導致仁道社會的思想與精神變革。令人覺得難堪的是,只有當一個人變得‘瘋狂’以後,他才能理解到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真正本質。..但當一個人清楚地了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本質並意識到從其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必要時——魯迅的《狂人日記》的內在邏輯卻顯示——他反而失去了改變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能力。”瑏瑡因為他只能被其他人的世界視為一個瘋子。而倘若狂人回復到其他人的正常世界,“他的狂病一旦痊癒,便泯滅了與他在狂態中所否定的環境的界限,重新被環境同化‘,赴某地候補矣’”11。《狂人日記》正文前面的文言文的小序正象徵著同化狂人的傳統社會與正常人世界。因此,林毓生認為,魯迅藉助《狂人日記》提出了一個“可怕的無法解脫的‘弔詭’(paradox)”。他進而揭示道:
因此,在魯迅面前等著他去做的基本工作是:透過思想與精神革命去治療中國人的精神的病症。然而,一個在思想與精神上深患重疴的民族如何能認清它的病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與精神呢?12這種“弔詭”式的洞見應該說是相當深刻的。
從小說的文本內部出發,林毓生所理解的“弔詭”有其內在邏輯的合理性。然而邏輯的並不等於歷史的,衝破邏輯的悖論和怪圈的可行方式是引入經驗和歷史的維度。從這個意義上說,竹內好的贖罪意識和伊藤虎丸的終末論思想為我們重新觀照《狂人日記》以及魯迅的精神史,提供了新的視角。小說中的狂人也許墮入了林毓生所揭示的邏輯的弔詭,但歷史中的魯迅卻由於對罪的意識的獲得,完成了他的“第二次文學自覺”,從而“成為對世界負有真正自由責任的主體”。而“《狂人日記》,如果從反面看的話,那是一個患被害妄想狂的男人被治療痊癒的過程,也必須看作是作者脫離青年時代,並且獲得新的自我的記錄。(如果這樣考慮的話,再一看就明白了:作者不是明明白白在《狂人日記》前言中寫道,這是一位疾病早已痊癒,正在‘赴某地候補’的友人的日記嘛!”13伊藤虎丸這樣來理解《狂人日記》文言小序中的“赴某地候補”,也可謂別出心裁。《狂人日記》因此成為一個真正新生的寓言。魯迅在他其後的文字里也屢屢表達了這種與舊我告別的思想。他的《墳》固然一方面流露的是“留戀”,另一方面則是“埋葬”;《野草》題辭中也表達了對“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的“大歡喜”,對“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的“大歡喜”。這或許都印證著伊藤虎丸先生的終末論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合理性也許並不意味著唯一性。
竹內好與伊藤虎丸先生的“回心”、“贖罪文學”與“終末論”的觀點力圖揭示魯迅一生中的原理性與終極性的存在——一個近乎“黑暗”與“無”的原點,可以說構成了一種整體把握魯迅的圖式。這種視野或許能夠彌補中國學界由於多年來受各種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術模式的圈囿所形成的盲點。但倘若把贖罪意識和終末論看成魯迅的唯一原點的話,就可能同時遮蔽了魯迅的豐富性。也許對原理性與終極性的問題的迷戀最終要警惕的正是某種一元論的陷阱吧?
4
竹內好和伊藤虎丸藉助“回心”的範疇形成了他們自己的魯迅觀。那么,這種獨特的魯迅觀的民族與歷史語境是什麼?與中國學界有什麼不同?
儘管在竹內好與伊藤虎丸那裡都表現出了自覺的東亞的視角,試圖與中國知識人一道追求“共同的內省課題”,表現出一種對於“日中之間建立知識共同體”的渴望,14把魯迅置於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東亞視野中考察,但身為日本人,他們仍然表現出了鮮明的本民族的立場和眼光,從而有別於中國魯迅研究界的固有視點。而本文更有意思的題目就是考察竹內與伊藤的魯迅與中國魯迅研究界的差別,以及形成這種差別的文化語境。從這個意義上看,“回心”的概念之所以是切入兩位學者魯迅研究的核心範疇,還因為竹內好與伊藤虎丸把“回心”引申到了文化領域,構成了他們對現代(即竹內好與伊藤虎丸所說的“近代”)進程中的中國與日本在文化類型上的基本判斷。
竹內好說過:“東方的近代是西歐強制的結果。”伊藤虎丸沿襲了這個思路:“可以說,把亞洲的近代化看作是被近代化,這才是主體性的態度。”瑏瑦從這個態度出發,兩位學者都在與中國的參照中反思了日本脫亞入歐的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文化類型:“竹內氏稱日本近代為‘轉向’型,認為這段歷史是由身上兼有‘優等生文化’與‘奴根性’的‘近代主義’者所承擔的,這一點與中國近代恰成鮮明的對比。”瑏瑧而中國文化則是回心型。這是“回心”在竹內好和伊藤虎丸的思想中的又一個層面。
“轉向”型與“回心”型的根本區別在那裡呢?竹內好稱:“回心以抵抗為媒介,而轉向無須媒介”,伊藤虎丸解釋道,兩者的差異在於:“這個‘回心’並未成為‘他人’,而是成了‘更高意義上的自我’,總之是‘自我回復’。
依此,則是以‘西歐的衝擊’為契機,達到了‘國粹的復興’。”瑏瑨亦如有論者闡述的那樣:
“中國的近代是一種不斷指向自身內部的‘回心’文化,它不斷以抵抗為媒介而促進自我的更新。”15而在“轉向”型中,抵抗的缺乏“,‘使得任何東西都不加傳統化’,這是日本思想(‘雜居文化’)的特徵”瑐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竹內好與伊藤虎丸都強調了魯迅所習用的字眼兒——“掙扎”,竹內好並且為魯迅的“掙扎”賦予了“抵抗”的涵義:
掙扎這箇中國辭彙具有容忍、忍耐、折騰等意思。我覺得它周圍理解魯迅精神的線索很重要,所以,我屢次以原文本身的樣子加以引用。勉強譯成日語的話,按現在的用法,它接近於“抵抗”一詞。(《魯迅》152頁)
竹內好對魯迅的“掙扎”的理解也有兩個層面:“他喜歡使用的‘掙扎’一詞所顯示的強烈的悽愴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把有自由意志的死拋在一方的極點,我是無法理解的。”
(《魯迅》6頁)這還是從所謂死的自覺的層面理解“掙扎”;而當竹內好從文化視野中審視“掙扎”,它所具有的“抵抗”的涵義則使魯迅演變成為現代中國的文化主體。由此“,魯迅使得中國的近代與與世界史發生了關聯,這種關聯性的媒介產生於抵抗行為之中”。16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通過他的“掙扎”——“抵抗”,使他成為現代中國“回心”文化的體現者。
考察竹內與伊藤對“回心”的運用,其歷史語境是對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無抵抗地全盤西化的反省。而在反省過程中,竹內和伊藤可能都偏於過分估價了中國的所謂抵抗的回心型文化。“回心型”的概念用於文化上是一個有待展開和論證的範疇,它的有效性和普適性其實還需進一步追問。當竹內好和伊藤虎丸過分地強調了中國的抵抗的文化姿態,就有可能忽略了中國的現代歷史追求“現代化”的層面。而中國現代史更複雜的面貌則表現為一種“現代性的焦慮”,正像伊藤虎丸發現李澤厚在對中國現代“啟蒙與救亡”兩條歷史線索的概括中反映了兩者(啟蒙與救亡)的內在矛盾與悖論一樣,“現代性的焦慮”中也體現了東方對西方的現代性的矛盾,它涵容著既追求又質疑的悖反態度。恐怕不是單純的“抵抗”所能涵蓋的。
需要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當我們認同了關於魯迅“贖罪文學”意識,認同了魯迅對狂人式的“精神界之戰士”形象的超越的同時,必須承認“啟蒙主義”仍構成著魯迅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魯迅的“啟蒙主義”的立場中,激烈的反傳統仍是其固有的內涵。
也正由於這一點,《狂人日記》才可能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由此看來,伊藤虎丸稱“從一開始,中國近代便以這種‘保守性’為特色,即通過傳統文明的頑強‘抵抗’使傳統自身產生變革”,進而達到“國粹的復興”,則有某種主觀臆度的成分,低估了五四激烈的反傳統的文化姿態,同時把中國現代所謂的“國粹的復興”與回心型文化理想化了。
也許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中國現代文化是否就是抵抗的,也不在於抵抗的文化是否就優於轉向的文化。而更在於何以竹內好和伊藤虎丸先生都同時迷上了“回心”與“抵抗”的概念。其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對日本文化的反思構成了他們的真正主導動機。中國和魯迅由此成為了文化的“他者”,成為參照。兩位學者在發現了魯迅的同時也就重新發現了日本。這也許正是比較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吧?
2000.3.6 於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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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① 竹內好《魯迅》第46 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1 月第1 版。下同。
② 竹內好《魯迅》第46 頁譯者注。
③ 竹內好《魯迅》第47 頁。
④ 孫歌《文學的位置》《, 學術思想評論》第四輯298 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 年1 月第1 版。下同。
⑤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175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2 月第1 版。下同。
⑥ 同上書,第151 頁。
⑦ 同上書,第147 頁。
⑧ 同上書,第136 頁,譯者注。
⑨ 孫玉石《思考歷史:日本一代有良知學者的靈魂——序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24 頁。
⑩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150 頁。
11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第260 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年1 月第1 版。下同。
12 吳曉東《魯迅小說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魯迅研究動態》1989 年第1 期。
13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第256 頁。
14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150 頁。
15 參見溝口雄三《“知識共同”的可能性》,《讀書》1998 年第2 期。
16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9 頁。
17 同上書,第170 頁。
18 同上書,第72 頁。
瑏瑩 孫歌《文學的位置》《, 學術思想評論》第四輯307 頁。
19 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第5 頁。
20 孫歌《文學的位置》《, 學術思想評論》第四輯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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