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扎特·沙哈爾

伊扎特·沙哈爾（也被翻譯成：伊扎特·舍赫魯爾）（1962-2017）。

“巴勒斯坦人，現任半島電視台（阿拉伯語譯“AlJazeera”意為“汪洋中的自由小島”，沒有“半島”的意思。）駐北京分社社長。”

2017年12月23日在北京去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伊扎特·沙哈爾
• 別名：伊扎特·舍赫魯爾
• 出生日期：1962年
• 逝世日期：2017年12月23日
• 性別：男

人物介紹

半島電視台的來歷

1996年11月，卡達王室斥資1 37億美元，網羅阿拉伯世界精英創辦半島電視台。2002年7月，半島成立北京分社，成員包括3名中東人和1名不會阿拉伯語的法國人。2001年10月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戰爭使半島電視台在全球的受關注程度飛速飆升。

伊扎特·沙哈爾的個人經歷

伊扎特·沙哈爾1981年進入北京語言學院學習。1982年，進入瀋陽醫科大學（現在的中國醫科大學）學習醫學，後放棄醫學轉向外交和新聞。1987年，他被巴勒斯坦政府派駐朝鮮。1990年，被派駐寮國。1992年派回北京巴勒斯坦大使館，工作十年，曾任一秘兼新聞官。伊扎特·沙哈爾現任半島電視台駐北京分社社長。

個人自述（口述）

伊扎特·沙哈爾： 我的經歷相對其他媒介從業者來說要更為豐富一些。1962年我出生在戰火中的巴勒斯坦，年輕時飽經中東戰爭的洗禮，目睹了國際社會的風雲突變和巴以之間衝突的日漸升級。之後1981年—1987年我躊躇滿志地來到中國東北，在中國醫科大學（那時名為“瀋陽醫科大學”）讀醫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我本欲按照構想當一名醫生，但是理想卻猛然間發生了變化，我發現醫生只能醫好人們身體上的痛苦，但是卻無法消除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障礙而帶給世界各國人民的戰亂痛苦。於是我轉行進入外交領域，在朝鮮當了6年的外交官，在寮國當了3年外交官，職務均是管理新聞的文化參贊。這段時間新聞和媒體成了我每天打交道的事務，我便漸漸對它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發現隨著電視傳播技術的日趨完善，新聞媒介對公眾和社會的影響正日益擴大，甚至成了主導國際關係、處理社會問題、引領大眾生活的主要途徑。

結束9年的外交生涯後，我已經明確了未來的目標，媒介的巨大影響力吸引我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當阿拉伯半島電視台成立之時，我便毅然以記者的身份加入其中，並因為優異的漢語被派駐中國，組建半島電視台駐京分社。

我曾經在中央電視台和北京台都出鏡做過解釋，“半島”電視台這個說法最先是新華社的翻譯方式，之後各地的中國媒體便分別以“半島”為名索引訊息了。其實我們的名稱從阿拉伯語翻譯過來應該是“島嶼”（ALJAZEERA）電視台。之所以起名島嶼，是因為創辦伊始很想讓這個電視台成為一座“孤島”，這裡的孤島並不是說“雙耳不聞窗外事”，更不是割斷阿拉伯世界與外界的聯繫。恰恰相反，“島嶼”的意思是想在這個嘈雜喧囂的世界中擁有一種“獨立於西方社會媒介強權之外”的聲音和姿態。如果你看到我們電視台的宣傳畫——上面是半島電視台拍攝到的無數獨家播出的重要畫面，中間是一個大大的眼睛，上寫著“如果大家都看CNN，那么CNN看什麼？”“世界上習慣了聽CNN的聲音、BBC的聲音，我們的下一代都成長在所謂“西方式民主”的新聞陰影里，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改變這一切，至少為世界提供一種不同視角的新聞。關於我們“獨家”播放恐怖分子錄像帶一事，大家也有很深的誤會。其實，基地組織錄像帶會一次性郵遞給許多電視台，比如美國的CNN等都曾經收到過，但是這些電視台由於政治和利益等因素，還有對素材真實性的質疑，因此拿到錄像帶後不敢率先將內容公開。相反，公共屬性的半島台則頂住了這種壓力，積極地率先將新鮮內容在第一時間播映，並邀請專家來到演播室對錄像帶和錄音帶的真偽做出分析和判斷。之後這些聰明的西方媒介便開始以“轉載”半島新聞的姿態來播放拉登的片段——這樣既逃避了責任，又達到了目的。

事實上，中國和巴勒斯坦都長期成為西方媒介的受害者。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由於媒介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而控制並干涉了世界主流的新聞媒介，這就使得全世界的人們長期都只能聽到一種片面的聲音。巴以衝突經歷了幾個漫長的時期: 二戰結束後，1948年到二十世紀60年代初，西方媒介對於巴以在移民和國土上面的爭執和矛盾根本不關注，他們將巴勒斯坦的人民視為“難民”，而對於這些“難民”的來源卻不問。二十世紀60年代初直到巴解組織成立這段時期，西方媒介將巴勒斯坦人民視為“恐怖分子”，對於這些爭取自己應得權益的 “襲擊”來源又不問——他們甚至有意將“運動”和“抵抗”混為一談。當巴勒斯坦成為了以色列的“殖民地”後，聯合國在西方幾大國的操縱下便一再允許這樣的局面出現並惡化。二十世紀80—90年代推動和平進程的時候，巴方作出巨大讓步，僅僅要求將國土恢復到二十世紀60年代的狀況。此時，西方媒介又將我們定義為“不可信任的人”，每次的談判，凡是有開火和襲擊事件發生，新聞報導稱責任永遠都是由我們承擔。在中國，我看到所有關於巴以之間的衝突和中東和平進程的原始資料也全部都由西方媒體占領著，這無論對歷史的研究還是政治進程的推動都毫無益處可言。

“現在全世界都試圖抵制好萊塢和媒介集團片面性新聞意識的侵入。美國時常在中東地區推廣他們的新聞和影視——我就是很擔心下一代的思想被西方過度侵入，我認為我們的孩子有權利接觸一個多元化的、精彩的世界。力量的抗衡不僅存在於軍事。巴勒斯坦之所以在話語權上被動，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真正意義上的電視台，戰爭的原因使僅有的媒介工作者流離失所，原來的電視台被轟炸了多次已不復存在，所以沒有直接能為自己國家搖旗吶喊的平台。我們第三世界“南方”國家更應該重視媒體的作用，針對這方面的投資應該加大，做真正專業的、職業化的媒介。”

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們半島電視台試圖擺脫兩個束縛，那就是“宣傳”和“市場”，宣傳是工具，市場是利益。有了這兩層功利性的禁錮，任何媒介都很難擺正自己的姿態，特別是西方世界。我之所以放棄外交官和醫生的上流社會地位和豐厚的收入，轉身投入半島的懷抱做一個駐外記者，就是因為在這裡我看到了一個真正意義上值得信賴的公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