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諾伊大學傳播研究所是由施拉姆創辦的世界上第一個建制的傳播研究機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伊利諾伊大學傳播研究所
- 外文名：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創始人：韋爾伯·施拉姆
概述,簡介,施拉姆時期,奧斯古德時期,
概述
施拉姆創辦的伊利諾伊大學傳播研究所是世界上第一個建制的傳播研究機構。其主要的研究預設是進行主流的經驗/行政研究。但在施拉姆走後，傳播研究所的研究取向並沒有按照他設定的路線走下去，而且出現了更多的批判研究。作為美國傳播學研究的起源地之一和重鎮，它更多地代表了與美國主流傳播學經驗研究不同的取向，成為美國傳播研究中的異類。
簡介
韋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創辦的伊利諾伊大學傳播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是世界上第一個傳播研究所，首創了傳播研究的第一個博士項目，開創傳播學制度化、學科化的先河。傳播研究所成為了一個十字路口，在此經過和逗留的很多人後來在傳播研究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除施拉姆之外，有傳播政治經濟學奠基人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Smythe ）、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傳播心理學家查爾斯·奧斯古德（Charles Osgood），電視研究者喬治·格伯納(George Gerbner)，法蘭克福學派的領袖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美國文化研究學者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等。在短暫的任職後，施拉姆離開伊利諾伊大學，而傳播研究所並未因為他的離開而中止，但是其研究取向卻逐漸遠離施拉姆的初衷，呈現多元並行的局面。
施拉姆時期
二戰期間，施拉姆曾為美國政府工作，與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拉扎斯菲爾德（Paul Lzarsfeld）、霍夫蘭（Carl Hovland）等傳播研究先驅一起工作，主要進行戰爭中宣傳效果的研究，這對他後來傳播學科的建設和研究取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戰後，他任愛荷華大學新聞學院任教授。1947年任伊利諾伊大學出版社社長兼新聞學院教授，並於次年創辦了傳播研究所。該所是世界上第一個建制的傳播研究機構，分為研究和教學兩翼，教員稱為研究教授，以顯示該所主要從事傳播科學的學術研究，區別於新聞院系的職業性教育。1949年創辦了世界上第一個傳播學博士項目，招收研究生。
作為將傳播學理論化和學科化的關鍵人物，施拉姆對傳播研究有著自己的一整套看法和期待。在1947年底施拉姆提交的一個傳播研究所的成立計畫中，施拉姆對傳播研究的目的、內容和傳播研究所成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進行了充分的論述，從中可以看出他心目中傳播研究的取向。在他看來，傳播研究必須是一種社會科學的研究，目的是使用傳播研究理解傳播的社會過程、社會控制和社會影響。傳播所的目標是致力於獲得傳播過程的知識，研究現實社會中傳播的控制，媒介、內容、客群和傳播的社會效果。可以說，他的目標是承襲戰爭中的宣傳研究，繼續進行經驗研究，在維持現有的傳播制度和政治經濟權力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傳播策略，實現最佳的傳播效果。
這種研究取向體現在他編著的著作中。為了給傳播學學生提供參考書目，他先後選編了《大眾傳播讀本》《大眾傳播的過程和效果》等書，他所選擇的文本無一例外都是主流傳播學者，如帕克（Robert Park）、拉斯韋爾、拉扎斯菲爾德、貝雷爾森（Bernard Berelson）、克拉普（Joseph Klapper）、霍夫蘭等人的經驗研究成果，沒有任何批判性的研究。在廣為人知的《報刊的四種理論》中，施拉姆毫不掩飾對美國媒介制度的偏愛，他們明確地表示最感興趣的是美國的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責任理論，強烈地體現了維持現有傳播秩序的經驗/行政研究取向。
傳播所的經驗取向還體現在所接受的資助上。施拉姆在任期間，傳播研究所先後接受了佩恩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的資助。雖然美國學術研究與資助保持著極大的獨立性，但是作為美國主流的基金，其在考慮和遴選資助對象時，往往會對資助對象的研究取向進行一定的調查分析。傳播研究所能獲得這些資助，主要在於其研究預設就是更加有效地推動傳播過程，改善傳播效果，維護傳播工業背後的集團利益。
1948年傳播研究所迎來了斯麥茲，直接影響了該所的研究取向。斯麥茲早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受過系統的經濟學教育，熱衷於制度經濟學，同時受馬克思主義等激進思潮的影響，後來為美國政府工作，成為聯盟通訊委員會（FCC）首席經濟學家。應施拉姆邀請來到傳播研究所，開始學術生涯。教育背景和左翼的批評取向，使斯麥茲的研究與施拉姆的路線有著很大的分歧。他開設了第一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課程，開創了一個傳播研究的新領域和分支——傳播政治經濟學。斯麥茲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分析和批判美國電子傳播結構與政策。他關注美國電視的商業主義的消極影響，主張制定全國性的電視規制政策，並提出了客群商品論的雛形。他堅決反對市場力量分配傳播資源，堅稱廣播頻譜是公共財產，應該置於公共利益的控制之下，呼籲維護公共利益。他對公共利益的關注和對傳播結構與政策的批判使他成了與施拉姆意見相左的異端，並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備案。
施拉姆領導下的傳播研究所並沒有完全按照他所設定的路線前進。他本人也未能把全部時間都放在傳播學科的建設和研究上。當時傳播研究正處於創始階段，研究員大多是從新聞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中轉入，當時傳播研究所僅有四位教授，除斯麥茲外，西伯特（Fred Siebert，新聞法學者），桑德奇（Charles Sandage，媒介經濟學者），尼克森（Raymond Nixon，政治學者）都是新聞系的教授，它們的研究主要還是在自己的領域內，與傳播研究有一定的距離。而施拉姆的離開也使經驗研究路線走向衰落，以斯麥茲為代表的批判研究日益興盛，直接形成了傳播研究所質化研究占主流和鮮明的批判色彩。
奧斯古德時期
1953年，施拉姆離開傳播研究所。1957年心理學教授奧斯古德擔任傳播研究所主任。奧氏是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主要研究傳播效果和客群心理。他所進行的傳播研究主要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媒介對個人影響，關注語言、意義和文化的互動關係，在取向上接近霍夫蘭和萊文（Kurt Lewin）。1954年和施拉姆提出了“奧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指出了信息傳播的循環特徵和反饋的重要作用，強調了傳受雙方能夠互相轉化，打破了單向的傳播模式。傳播所的幾位教授繼續在各自領域內耕耘.傳播法學者西伯特仍在探討教育廣播電視台的權力和法制問題，關注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媒介經濟學者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則專注於雜誌產業發展的研究。
斯麥茲繼續發展他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他從學術和思想領域轉向世界事件，集中於和平、核武器和政治決策與大眾傳播的關係，主張建立國際衛星傳播的規制組織，協調衛星傳播資源的分配和使用。斯麥茲激進的左翼姿態，使他的工作不受官方青睞，並深受麥卡錫主義的影響，1963年，由於古巴飛彈危機，離開美國，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帶到了加拿大。
斯麥茲離開後空缺的教職由另一位傳播政治經濟學先驅席勒填補。席勒早年在大蕭條時期進入高中和大學，對階級分層和階級鬥爭有著深刻體驗。後在二戰中服役，戰後在德國的美國軍政府工作，這使他有機會去考察第一手的國家政治經濟轉型。後任教於伊利諾伊大學，與斯麥茲共事。與斯麥茲對美國傳播結構和政策的批判不同，席勒更多是從巨觀上把握美國戰後傳播工業在世界各地的擴張。他指出戰後美國利用國內的“軍事工業傳播教育複合體”，維持美國現有的制度，抵制變革，並不斷將美國式的傳播制度推銷到世界各地，傳播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他將這種單向的傳播過程稱為文化帝國主義，認為傳播工業已經成為了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一種工具。他深刻批判了信息自由流通的神話，認為這只是美國傳播工業進行海外擴展的藉口，背後的動因是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尋找市場。他對美國冷戰、新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的批評，導致他被邊緣化。1970年他離開了傳播研究所，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並創建了傳播系。
斯麥茲、席勒的相繼離開並沒有割斷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傳播所的香火。被斯麥茲稱為最聰明的學生古貝克（Thomas Guback），在傳播研究所完成了博士學位，留所任教。古貝克追尋其師的腳步，繼續進行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他選取美國傳播工業的重要分支電影工業進行集中分析。他以國際視野探索了戰後美國電影業的發展歷程，揭示了美國公司在世界電影市場上與其他國家電影工業的金融利害關係。與斯麥茲一脈相承，他也認為電影不僅是一個商品，而且是反對左翼聲音的宣傳工具，呈現了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他提醒其他國家開放政策是危險的，美國電影工業對世界市場的滲透改變了其他國家電影工業政策和結構，影響了電影的生產、內容和行銷，傷害了其他國家電影工業的自治和發展。電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由古貝克的兩位博士生瓦斯科（Janet Wasko）和米漢（Eileen Meehan）發揚光大。
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不斷深入的同時，批判研究的另外一個分支：美國的文化研究開始在傳播研究所萌芽。1960年代，凱瑞在該所攻讀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研究的主題是傳播經濟學，但是卻走上了一條與傳統媒介經濟學和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不同的道路，轉而走上了文化研究的路徑，開創了美國的文化學派。他的研究主旨是嚴肅地看待文化，將諸如神話、儀式、敘述、故事等概念運用到電視和報紙現象的研究中，強調在現代文化持續危機的一般背景下去理解當代的問題，探討文化資源的衰敗和不穩定。他主張以一種文化的路徑理解傳播，反對傳統的傳遞觀，即將傳播視為告知、傳送的觀點，提出傳播的儀式觀，認為傳播是共享和參與的過程，新聞閱讀和寫作並不僅僅是傳送和獲得信息，而是一種儀式和戲劇性的活動。與政治經濟學視野一樣，他同樣認為信息和傳播工具的發展推進了壟斷資本主義，並沒有減少普遍存在的知識壟斷趨勢。
凱瑞並非是孤軍奮戰。其學生格羅斯伯格繼承了他的衣缽並發揚光大。如果說凱瑞的研究帶有更多北美學派的色彩，受到更多加拿大技術學派影響的話，格羅斯伯格則更具有歐洲文化研究色彩。他早年師從後現代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學習歷史和哲學，隨後在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跟隨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霍爾（Stuart Hall）學習，後來在伊利諾伊大學跟隨凱利完成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人類科學的辯證詮釋學》挑戰了人類理解的前提，通過對文化世界的解釋學研究，界定組成知識宇宙的意義和結構。其主要研究取向是通過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權（hegemony）、宰制（Domination）等批判理論，研究當代的文化和藝術。他通過客群使用和回應大眾文化的複雜方式，認識日常生活與大眾文化的關係，梳理了領導權、意識形態、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展現了資本主義與左翼的鬥爭，走的完全是歐洲批判學派的路徑。
五六十年代，傳播研究所也吸引了一批學者在此逗留。最著名的有阿多諾和格伯納，二者同樣以批判研究見長。阿多諾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領袖。1940年代末，曾在傳播研究所短暫逗留，他對資本主義藝術和文化工業的批判影響了後來文化研究的興起。格伯納在去賓夕法尼亞大學之前曾在此任教，進行了一些電視研究的準備工作，後來提出了電視涵化理論。
這段時期的前期是以斯麥茲、席勒為代表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占主要地位，隨著二者的離開，文化研究走向興盛。但作為批判學派的兩支，二者殊路同歸，同時站在現實傳播和文化工業的對立面，做出不同於主流傳播學者的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