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危險性的評估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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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危險性如同社會危害性一樣，是刑法理論中的基石範疇，正是對這些基石範疇研究的不斷深化，推進了一門學科的發展。浙江警官職業學院院長黃興瑞的新著《人身危險性的評估與控制》一書可以說是我國刑法學界對人身危險性研究領域取得的前沿性成果，可喜可賀。

人身危險性在我國刑法學界曾經是一個危險的概念，它充滿爭議而又飽受指責。例如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刑法教科書中，對人身危險性理論進行了以下批判：“刑事人類學派是以‘天生的犯罪人’來代替犯罪行為，刑事社會學派則是以人的‘危險狀態’來代替犯罪行為。他們就是這樣把犯罪構成的學說變成了‘犯罪人’的學說。他們拒絕和否認把法律確切規定的犯罪構成當做刑事責任的基礎。不難看出，這樣的理論是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破壞法制、加強鎮壓勞動人民服務的。這些理論為資產階級法院的專橫和任意制裁大開方便之門，為資產階級施行恐怖政策提供理論根據。”這一批判極盡將人身危險性理論妖魔化之能事，其中既有誤讀與誤解，也有揮之不去的意識形態的陰影。對於人身危險性理論需要重新解讀與重新認識，而這一切始於對人身危險性的去魅。隨著我國刑法理論的不斷化，尤其是當刑罰個別化原則受到肯定，人身危險性理論也逐漸在一種科學態度的指導下被納入刑法學界的研究視野。在《刑法哲學》一書中，我提出了犯罪本質的二元論，強調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對於犯罪的同等意義，並且認為人身危險性是指犯罪可能性，屬於未然之罪。這裡的犯罪可能性，既包括再犯可能性即犯罪人本人再次實施犯罪的可能性，又包括初犯可能性即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主要是指潛在的犯罪人的犯罪可能性。這一人身危險性的概念雖然與傳統意義上的人身危險性有所不同，但我認為這一概念更能科學地反映未然之罪的本質，在通過對傳統的人身危險性的概念進行重新界定的基礎上完全可以使用，這也是一種推陳出新吧。隨著人身危險性概念在刑法理論中地位的確定，對其研究隨之而展開並不斷地深入，並從人身危險性概念中進一步引申出犯罪人格的概念，例如張文、劉艷紅在《中外法學》2000年第4期發表的“犯罪人理論的反思與重構——以犯罪人格為主線的思考”一文，就是在這一領域的創新之作。在此基礎上，張文教授提出了刑事片人格化的構想，認為要把犯罪危險性人格引入定罪的機制，建立行為加人格的二元定罪機制，即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不僅要查明有無符合《刑法》現定的構成要件的行為，而且要鑑定有無犯罪危險性人格。只有二者同時具備，且法有明文規定的，才能認定為犯罪人，才能對其判處刑罰。這些觀點，對於我國傳統刑法理論來說，都是一些新思與新識，值得重視。同時還值得肯定的是，中央司法警官學院的霍中東教授，其出版的《刑法中的人格問題研究》一書，將我國對人身危險性理論的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學術水平。這書著力解決人身危險性的評估問題，提出了人格——一種評估人身危險性的可操作性工具的命題，指出：“人身危險性是近代學派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其成立與否及其能否測定對近代學派所主張的觀點的學術地位有著直接關係。因而，近代學派的學者在肯定人身危險性存在的前提下，力圖解決人身危險性的評估測定問題，但是，未能取得實質的進展。然而，一旦將人格概念納入刑法視野後，人身危險性測定便有了些眉目，人們對人身危險性測定不再無從著手。”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人格測定這一工具拯救了人身危險性的概念，從而使人身危險性理論具有了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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