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遺書

亭林遺書

此書系顧炎武以所著書十種集成。有《亭林詩文集》(一—六卷)、《日知錄》等。顧炎武,原名絳,字忠清。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死於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明之後,因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門生王炎午,更名顧炎武,字寧人。當時的學者們因顧炎武的家鄉是南朝大畫家顧野王所居住的亭林鎮,因此稱他為亭林先生。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亭林遺書
  • 創作年代:明萬曆
  • 作品出處:亭林詩文集
  • 作者:顧炎武
作者簡介,作者經歷,影響,

作者簡介

顧炎武出身於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是江東有名的大富戶之一。世代書香門第。自顧炎武的高祖一直到顧炎武的父親,三代進士,一代副榜,祖孫五代都做過明朝的大官。
他從小過繼給未婚守節的嬸母王貞孝。王貞孝是遼東行太僕少卿王宇的孫女,太學生王述的女兒。“自小嚴整如成人”,是一個有學識的婦女,不僅以《大學》之道教導顧炎武如何立身,而且還時常給他講述明初劉基、方孝孺于謙等人的報國事跡,在做人方面給他以啟迪。她是一位典型的舊式女性,未婚守節,斷指療姑,得貞節牌坊。在明末清初時,以“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設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歲時,絕食十五天而死。遺命顧炎武“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她的忠君愛國思想,對顧炎武一生的為人和思想品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顧炎武從三十三歲到七十歲去世時,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刀繩俱在,無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來拒絕。顧炎武的嗣祖顧紹芾,留心史事,關心現實,時時不忘告誡他:“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在嗣祖的朝夕課督之下,顧炎武自幼攻讀經史和兵家著述,逐漸確立學以經世的志向,他最恨一般知識分子逃避現實。他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實學。”

作者經歷

天啟六年,顧炎武十四歲,入縣學為諸生,始習舉子業,爾後,連年的科場角逐,耗去了他十多年的寶貴時光。這時,時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天啟七年陝西白水縣農民義旗一舉,星星之火頓成燎原之勢,與此同時,後金政權不斷威脅著明王朝。嚴峻的社會現實,把顧炎武從科場中震醒。崇禎十二年鄉試落第後,他“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毅然拋棄了科舉帖括之學。這一年起,他開始自歷代史書、方誌中,輯錄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材料,傾注全力於《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的纂輯。
年輕的顧炎武,試圖從中探尋國貧民弱的根源所在,從而揭開了自己一生為學的新篇章。正當顧炎武在講求實學的道路上苦苦求索時,明清更迭的巨大震盪,使他不能再安於書齋。崇禎十七年四月,明亡的訊息傳到江南,正在蘇州的顧炎武趕回崑山,把家疏散到常熟唐氏,後再遷語濂涇。五月,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他受人舉薦為官。當他取道鎮江,前往南京赴任時,清軍已揮師南下,連克徐、泗二州,血洗揚州,兵臨江北,弘光政權遂被清軍所滅。目睹清軍的暴行,顧炎武在蘇州參加了抗清鬥爭,但義軍勢單力薄,接連兵敗,崑山、常熟失守。山河破碎,家破人亡,他的兩個弟弟死於亂軍中,生母雖免於一死,卻終身殘廢,嗣母絕食身亡。
在這樣窘困的環境中,顧炎武只能寄心事於筆端,寫下了許多充滿愛國激情的詩篇。他發出了“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的吶喊,以銜木填海的精衛自比,之後的五年中,為了實踐自己的誓言,他蓄髮抗拒清廷的剃髮令,潛蹤息影,輾轉於太湖地區,與各地的抗清志士秘密往來,堅持抗清活動。
這時顧炎武又遭到了崑山豪紳葉方恆的迫害,不得不偽作商人僑居南京神烈山下,改名為蔣山傭。
顧炎武在南京逗留了一年,深感在南方難以久留,於是決心北游。他的《流轉》詩說:流轉吳會間,何地為吾土?登高望九州,報目皆榛莽。寒潮盪落日,雜杳魚蝦舞,飢鳥晚來棲,弦月陰猶吐。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慾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穹水陸,九仇在門戶。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往往歷關梁,又不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節表奚取,毋為小人資,委肉投餓虎。浩然恩中原,誓言向江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
時局險惡,豪紳迫害。顧炎武決意遠離故土,到中原去。順治十四年秋,四十五歲的顧炎武將家產盡行變賣,隻身棄家北去,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漂泊不定的遊歷生涯。北行之後,他首先在山東章丘縣桑家莊購置了田產,作為一個中轉地,頻繁行游於直、魯、江、浙間。北到山海關,南抵會稽山,名山大川無不留下他的足跡。
顧炎武到山東的第三年,遊歷了河北的許多天險要塞,考察了山海關、居庸關、古北口、薊州、昌黎等具有軍事意義的戰略重地,他的《昌黎》詩中說“彈丸余小邑,固守作東藩。列郡誰能比,雄關賴此存。霜搓春砦出,風葉夜旗翻。欲問嬰城事,聲吞不敢言。”短短一首詩反映了不忘舊國的心志。
順治十六年夏秋之夜,鄭成功、張煌言兵進長江,直逼南京。顧炎武聞訊南下,但剛到揚州就聽到了鄭、張兵敗的訊息。十八年,鄭成功退往台灣,同時偏居西南的永曆政權也滅亡了。眼見復明大勢已去,顧炎武決心“篤志經史”,把自己的後半生貢獻給學術事業。
自康熙六年起,顧炎武開始了他北行的第二個歷程,遊歷了河南、山西、陝西各地,在這其間,他除了繼續撰寫大量的詩文雜著外,開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日知錄》的寫作。但這時,隨著清王朝統治的穩定,也開始了對思想文化的壓制和清洗。康熙二年,清政府製造了震驚朝野的莊氏明史案文字獄。冤獄牽連廣泛,被害七十餘人。他早年的好友潘檉章吳炎也在其中。噩耗傳來,他萬分悲痛,於是在山西汾州旅途遙為祭奠,“一代文章在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以歌當哭。
康熙五年,山東萊州人姜元衡告發黃培收藏“逆詩”,指控署名陳濟生的《忠節錄詩集》為顧炎武到黃培家搜輯刻印。七年二日,顧炎武因之在濟南入獄。幸有友人搭救,於當年十月取保出獄。萊州詩案了結後,他一如既往,潛心著述。頻頻奔波於魯、晉、直、京之間,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攀山越嶺,不辭辛勞,作了大量艱苦細緻的考察。
康熙二十年八月,顧炎武由華陰抵達山西曲沃;不幸染上不治之症。翌年正月初八日,與世長辭。他的弟子家人收集他的遺作,集成了這部《亭林遺書》在乾隆年間,清朝政府四庫館,動用了四千三百零三人,前後花了八年的時間,編成了九億八千萬字的《四庫全書》。總計有三千四百七十種,九千九百一十八卷,三萬六千三百冊。為了鼓勵民間獻書,乾隆皇帝下詔:書中即有忌諱字面,亦無妨礙。但當民間開始大量獻書後,清政府就露出了本來面目,一面發揚文化,一面大肆摧毀文化。1776年,下詔:明季諸人書集,詞意牴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1778年又下詔: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言,急宜及早交出。”其中被定為全毀的書目在二千四百五十種以上,抽毀的在四百種以上。

影響

《亭林遺書》被列入抽毀的書目中。據《禁毀書目》記載:“查此書系崑山顧氏撰以所著十書合為一編,內除亭林文集、亭林詩集二種中均有偏謬詞句,應行銷毀,又《昌平山水記》一種亦有乖謬之處,應行抽毀外。其《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韻補正觚十事》及《顧氏譜系考》等7種,均系辯正經史之書,有補考證查無乾礙,應請毋庸銷毀。”
顧炎武是從科舉制度桎梏中掙脫出來的人。在他青少年時代,也曾象當時的文士一樣,“注蟲魚,吟風月”,“為雕蟲篆刻之技”。然而,經歷了明清之際的社會大動盪,他斷然一改舊心,以“能文不為文人,能講不為講師”自誓,一洗明季的浮躁習氣。主張“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樹立了現實主義的文學觀。
他提出“文須有益於天下”,他贊同唐代著名文學家白居易關於“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把寫作視為一種救世手段。他指出:“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因此,他要求自己的文章,“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的詩文集中充滿了反映現實,體現憂患意識的作品。
在明朝滅之後,他曾把希望寄托在南明政權身上,作《感事詩》“日角膺符早,夭拄主■臨。安危宗社計,擁立大臣心。舊國仍三豪,多方有二斟。漢災當百六,人未息謳吟。”又“縞素稱先帝,春秋大復仇。告天傳玉冊,哭廟見諸侯。詔令屯雷動,思波解澤流。須知六軍出,一掃軍神州”。這些詩句表達了他擁立福王的心情和收復失地的決心。
南明政權覆滅後,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民間鬥爭上。如《千里詩》:千里吳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推官二子被難》:蒼黃一夜出城門,白刃如雪日色昏。欲告家中賣黃犢松江城上去招魂。反映了作者不為清軍暴行所威脅,決意繼續鬥爭的心情。這一時期他的詩深刻揭露了明末腐敗的政治,也熱情謳歌了抗清志士,同時控訴了清軍的鐵蹄蹂躪。風格沉雄悲壯,樸實感人。在他北行之後,他“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在這一時期他的詩歌,則多是眷戀故國,關懷民生心境的真實寫照。蒼勁沉鬱,頗有杜甫的遺風。如:《重謁孝陵》:舊識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來曾;問君何事三千里,春謁長陵秋孝陵。《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詩是他晚年作品,也仍然有著濃重的懷念故國的情懷。“居然■落念無成,陳駟流萍度此生,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常隨黃鵠翔山影,慣聽青驄別塞聲。舉目陵就猶舊國,可能鐘鼎一揚名。
在他筆下也寄寓著對人民的深切同情。他的《夏日》詩寫道:“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碩鼠》徒興嘆”。他憧憬著“四海皆農桑,弦歌遍井閭”的太平盛世,表示“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畎澮氵遍中原,粒食始百姓。”
顧炎武的文集中,他的文章以文字淳樸,不事雕琢而見長。他強調文章的實用性,因此極少去寫那些為死者歌功頌德的應酬文字。他曾說:“《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弟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現矣’。仆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就是對於“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因為做了“無關於經術致理”的應酬文章,顧炎武也對他持保留態度。他說:“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
顧炎武不僅拒絕做應酬文章,而且有力抨擊了中國古代長期存在於文學中的擬古弊病。他指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理而得其皮毛者乎。”因此他斷言:“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他還從文學史的角度論證了這個問題。他說:“《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者,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則後為合格。”因此在他的文集中有許多優秀的文章,切中時弊,乾人論世大有裨益。
在學術研究上,顧炎武“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為學主張和鍥而不捨的學術實踐,為轉變明季空疏學風,開啟清初實學先路,作出了積極貢獻,使他成為清初務實學風的倡導者。《亭林遺書》中許多的學術著作反映了他在考據學、金石文學、音韻學方面的巨大成就。
他的《左傳杜解補正》,破除了《左傳》研究中今古文壁壘,博採《左傳》、《公羊》、《穀梁》三家之長,並且對前人所譏刺的唐人啖助的《春秋》研究尤加讚許。他不同意對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的批評。認為:“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所以,顧炎武的《春秋》研究深為後人重視,被評為“掃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
正是因為顧炎武深湛的學術造詣,才使得這些學術作品沒有被一同禁毀,得以保留,並影響了清代的學術研究。開創了一代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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