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龍起

中國龍起

徐王嬰編著的《中國龍起》不惜篇幅描述“熱錢淪陷”的景象,實為對資本回歸到實業的吶喊與呼籲。 在文化與經濟的關係上,第一個30年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各地政府搞各種文化節、藝術城乃至文化市場,都是為了招商引資或者實現賺錢效應。第二個30年則是“經濟搭台、文化唱戲”,真正以文化復興帶動中國經濟的振興。 本書“文化淘金”部分展示的是轉型期文化與經濟撲朔迷離的關係。政府欲以金融創新及經濟手段助推文化的復興;事實上,唯有文化力是中國經濟真正的內生力量,希望第二個30年,文化能夠為中國經濟插上翅膀。 在科技與商業的關係上,第一個30年,商業力量往往左右科技創新的步伐。商品短缺產生巨大商機,又往往導致企業滿足於山寨和複製。第二個30年,將是科技改變商業的變革時期,為從過剩經濟突圍,有識之士將用科技創新締造新的商業模式和商業機會。 《中國龍起》“芝麻開門”部分描述一批衝浪者與拼縫者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創業不息、創新不止,捕捉電子商務、第三方支付等新經濟機遇,演繹了“科技改變商業、創新超越傳統”的劇情。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龍起
  • 作者:徐王嬰
  • 出版日期:2012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807159251, 9787807159254
  • 外文名:China Rise Up
  •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 頁數:338頁
  • 開本:16
  • 品牌:浙江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為何在看似熊氣瀰漫之時預判中國之藏龍將應勢升騰?
因為30多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龍蓄積了啟動的能量;更因為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機與世界風雲歷練了中國龍的能力。
所謂的“改革失敗論”是否定過去的市場化;“國家壟斷”是否認未來的市場化。
如果沒有過去30年的市場化改革,就沒有中國的今天;而如果沒有未來的深化改革,中國也不會有更好的發展!
中國要發展,必須打開利孔;而利孔開闔,必須使“國強”與“民富”並駕齊驅。
徐王嬰編著的《中國龍起》展示了煤炭與鋼鐵行業的“寡頭乍現”——中國草根企業躋身重化工業領域後又轉身而為配角。內在邏輯在於,國強與否關係到國家安全與否,而國家安全,往往建立於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之上;但“國有主導”並不排斥民營參與,更不打擊“民富”的滋長。

作者簡介

徐王嬰,女,20世紀60年代中期出生於山清水秀的浙江麗水,工商管理EMBA碩士。曾在《浙江經濟報》、《市場導報》、《浙商》雜誌、《上海證券報》等財經媒體耕作十數年;現供職於浙江產權交易所,兼任浙商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浙江大學企業成長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等職。著有《對話浙商》、《浙商之變》、《草根力量》、《浙商1.5代》、《中國多頭》等多部專著

圖書目錄

前言/1
第一部 寡頭乍現
第一章 煤炭重組/2
第一節 律師出山/3
第二節 收編民企/9
第三節 基金隱現/13
第四節 整合背後/16
第二章 鋼鐵整合/21
第一節 鐵本為界/22
第二節 日鋼之變/30
第三節 沙鋼奇蹟/40
第四節 寶鋼行動/51
冷思考 利孔開闔與國、民進退 /61
第二部 熱錢淪陷
第一章 步步驚心/73
第一節 期貨驚魂/74
第二節 熊市逼人/85
第三節 悲情跑路/98
第四節 吳英生死/109
第二章 限購時代/124
第一節 綠城危局/125
第二節 探底之路/134
第三節 房企失血/139
第四節 併購大戰/145
冷思考 拐點之後,向左還是向右? /152
第三部 文化淘金
第一章 藝術被“股票”/165
第一節 黃河咆哮/166
第二節 文交所熱/169
第三節 機構蠢動/172
第四節 我本孤獨/177
第二章 殿堂被“草根”/183
第一節 恍人故宮/184
第二節 古風存否/189
第三節 玉石無價/193
第四節 西泠尋蹤/204
冷思考 被產業的文化與失落的靈魂 /21l
第四部 芝麻開門
第一章 當代“票號”/218
第一節 阿里藏寶/219
第二節 快錢崛起/231
第三節 浪漫易寶/241
第四節 支付天下/248
第二章 仗劍天下/259
第一節 華立智慧/260
第二節 精功之道/271
第三節 復星納海/284
第四節 天使之劍/300
冷思考 總有一種力量掀開新的序幕 /327
後記/335

文摘

第二節 收編民企
改良版“煤改”方案出台。
新版方案至少意味著,尚未拿到補償款餘款的溫州商人,可以用占股49%的方式,從大股東退居二股東,繼續經營當年自己投資的中小煤礦。
如果說,黃祥苗的案例可以看做未來浙商以占股49%的方式留守山西煤礦,從而收穫這個產業蛋糕的典範,那么,像黃祥苗一樣善於順應地方產業政策意圖,並誠信經營、刻苦打拚,則將是未來浙商在許多領域得以留守的必備條件。
因為,中國煤炭行業最終會進入寡頭壟斷時代,就像美國、澳大利亞一樣。而民營企業即便不會最終出局,也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擔任配角。
2010年9月24日。
新華網訊息:已近尾聲的山西煤礦兼併重組進程,有了新的改良方案。為避免浙江民營資本利益受損,山西省將允許滯留的溫州民資人股國有煤炭企業,持股比例最高為49%。
按照新方案,溫州投資者可設立由被併購的小煤礦和參與兼併重組的國企組成的子公司,並依附於國有煤礦。兼併重組後沒有拿到的補償餘款,可作為資本入股。但在新設立的子公司中,國有企業占股51%,民營資本占股49%,雙方可共同參與公司管理運營。
這一改革方案和以前山西煤改方案有較大區別。此前山西出台的兼併重組方式只有兩種,或參股國有煤企,或取得賠償款。但這兩個政策,在溫州商人看來都有一定的不足。按照第一個方案,小煤窯在被兼併進國有煤炭龍頭企業之後,所占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按照第二個方案,當時溫州投資人在山西投資的近500座小煤礦,投資額高達500億元,悉數要被國有煤炭企業併購,賠償額卻和溫州商人的投入相差甚遠。
溫州投資者基本都選擇了拿賠償款這個方案。但截至2009年年底,大部分溫州民企的補償餘款,都沒有拿到。據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提供的數據顯示,僅在山西寧武縣,就有溫州投資的小煤礦22座,沒能拿到的總餘款估計達30億元以上。
如今,改良版“煤改”方案出台,至少意味著尚未拿到補償款餘款的溫州商人,可以繼續經營當年自己投資的中小煤礦。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樣的格言在溫州煤老闆身上是否也將屢試不爽呢?無論如何,溫州煤老闆黃祥苗的案例讓那些仍然鐘情于山西煤礦投資的浙商看到了些許希望。
作為溫州煤老闆的代表人物,2010年初,黃祥苗就獲得了山西政府的批准,在昔陽組建了一家豐匯煤業集團,兼併收購昔陽當地10家主要煤礦。黃祥苗成了山西唯一一家拿到重組令牌的外省籍煤商。《中華工商時報》在《民企參與激活晉煤重組》一文中介紹了他的故事:
時年44歲的黃祥苗來自人稱“煤老闆之鄉”的溫州蒼南縣。20歲那年,黃祥苗就離開蒼南縣騰洋鄉的家,在河南靈寶一帶礦山替人打短工、做小包工。這一乾就是5年。1991年和1996年,他兩次進山西,瞅準機會投資入股與人合作經營煤礦。2002年,他進入當年以大寨聞名的昔陽煤業圈。2004年6月,他被推選為昔陽縣溫州商會會長後,先後當選為第六屆和第七屆昔陽縣政協常委、昔陽縣工商聯副會長、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常務副會長、浙江省企業發展研究會會長等職務。
現在黃祥苗的礦業版圖已橫跨內蒙古、河北、山西、廣西、陝西等地,並拓展到金礦、銅礦、房地產等領域。一位熟悉黃祥苗的知情人士認為,黃祥苗在山西多年經營的人脈,以及和昔陽政府的密切關係,幫助他一次次在地方政府的煤業運作中獲利。
事實上,在以往山西政府的幾次煤礦整頓中,黃祥苗不僅安然無恙,而且每次都獲得了新的機會。比如2005年8月,當山西關閉1304個非法違法煤礦時,黃祥苗在昔陽政府的支持下逆勢擴張,兼併了昔陽縣森隆煤業公司。
屢次逆流而上的黃祥苗,在2009年的“煤改”中是否還能一如往常,成為穩立潮頭的僥倖者?
事實上,在這場引起全國高度關注的山西煤炭資源重組“運動”中,由於煤礦併購主體均為山西政府指定的大型國有企業或省內民營企業,浙江籍民營煤商紛紛被排除出局,黃祥苗也沒有逃脫被兼併的命運。重組在2009年4月啟動後不久,黃祥苗在昔陽的兩家煤礦因為產能不達標,遭到當地一家國有煤礦的兼併。當時,這兩家煤礦的資產總額已達到2.63億元,年產值1.5億元。
但在2009年的六七月間,黃祥苗的命運突然出現轉機。
2009年10月27日,黃祥苗與昔陽縣政府簽訂協定,通過融資15億成立豐匯煤業集團。按照山西省政府於2009年5月出台的《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黃祥苗全權負責昔陽縣內煤礦併購事宜。這無異於一個爆炸性的新聞,不僅在浙商中,而且在整個山西圈內都引起了轟動。
2010年8月1日,黃祥苗旗下最大的煤礦正式投產,年產120萬噸,其餘4座主要煤礦也於該年年底完成基礎建設。按照黃祥苗的計畫,他收購的10個煤礦全部投產後,集團年產值將在20億元以上。
這樣的喜劇性變化對浙商而言意味著什麼呢?有人猜測,出現這種轉折的端倪是,作為溫州煤老闆的代表人物黃祥苗頻頻在不同公開場合為山西“煤改”說好話。比如:“此次煤炭資源整合,小煤礦退出,並不意味民營資本從煤炭產業的退出。”“現在社會上所傳山西整合重組大搞‘國進民退’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應該是‘大進小退’、‘優進劣退’,這樣做,更有利於優質煤炭企業做大做強。”
是黃祥苗投政府所好、主動替政府代言的原因,還是山西“煤改”需要這樣的民企特例,抑或兼而有之?
無論如何,據說黃祥苗在昔陽的煤礦經營得到了社會的認可。
“他的煤礦多年來沒有發生過一起涉及人員傷亡的生產安全事故,他的從業經驗、安全管理意識得到了政府的充分認可和信任。”昔陽縣政府一位工作人員在解釋為何授權黃祥苗進行當地煤礦的整合時說。
這裡,還要穿插這么一個故事:黃祥苗在2002年初到昔陽時,便以1200萬元買斷了當時效益不佳的國有鐵炭窯溝煤礦,從而幫助地方卸除了一個財務包袱。當時,家人和朋友都反對他的這種冒險行動。他到銀行打出200萬元訂金時,填匯款單的手都在顫抖。大概就是這種千萬不能輸的壓力,使黃在接手鐵炭窯溝煤礦後小心謹慎,如履薄冰般地謀求生存。多年來,他吃住在礦上,不分晝夜地工作,親自帶領工程技術人員下井解決一線難題,改革採煤方法,兩年之間就把鐵炭窯溝煤礦的年產能從3萬噸擴大到30萬噸。
有媒體說,黃祥苗善於順應地方產業政策意圖的經營方式,是他獲得政府賞識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黃祥苗的案例可以看做未來浙商留守山西煤礦,從而收穫這個產業蛋糕的典範,那么,像黃祥苗一樣善於順應地方產業政策意圖,並誠信經營、刻苦打拚,則將是浙商能夠得以留守的必備條件。
因為,中國煤炭行業最終會進入寡頭壟斷時代,就像美國、澳大利亞一樣。而民營企業即便不會最終出局,也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擔任配角。
如此說來,在這一輪“煤改”中,大概可以給黃祥苗頒發一個“最佳配角獎”。
無論如何,山西省的煤炭資源正進一步向國有大型煤炭集團集中。
按山西省政府提出的煤炭兼併重組目標,未來山西將形成4個年生產能力億噸級的特大型煤炭集團(平朔煤炭總公司、大同煤礦集團、山西焦煤集團、山西煤炭運銷集團),3個年生產能力5000萬噸級以上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陽泉煤業集團、潞安煤礦集團、晉城煤業集團),11個年生產能力1000萬噸級以上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
在煤炭兼併重組過程中,山西省各地方政府均以8大煤炭集團為主導,形成了“1+2+5”的格局。而地方主體企業、地方骨幹煤礦企業、省內外其他煤炭集團只是山西煤炭大集團的補充。 但只要還有這個“補充”的必要與可能,就會有浙商騰挪的身影。浙商天生就有百折不撓、愈挫愈勇的韌性。經過大浪淘沙般的產業洗牌,仍然有不少浙商會堅持留守在山西,留守在中國礦業、礦產投資領域。因為,浙商或民營企業的名字絕不僅僅是“輕”、“小”、“加”。
P9-12

後記

2012年6月8日。
總算把出版社給我的一校樣稿看了一遍。
這部起筆於2010年11月的書稿,竟然整整用了一年半時間才完成。
而在這一年半時間裡,中國及世界之經濟、政治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時間回溯到2010年10月26日。
筆者第一次來到古老的“中國華爾街”——山西平遙古城。
那一天,恰好是農曆9月19日,佛教界人士極為重視的日子——觀音菩薩聖誕日。
而我,從五台山下來,在暮靄沉沉之前趕到了平遙,這箇中國古代商幫的輝煌之地,中國商人朝聖的“麥加”。
站在“大清金融第一街”上,日升昌票號的舊址,我神思恍惚。這座小小的院落,曾因開中國民族銀行業之先河,被譽為“天下第一號”、“匯通天下”,並一度操縱19世紀整個清王朝的經濟命脈。
正是在這個地方,日升昌票號的創始人雷履泰,為了避免晉商長途攜帶大量現金的風險,首先採用了紙質匯票來實現“本地存人、異地取現”的貨幣交割方式。令人驚奇的是,在印刷防偽技術還相對落後的年代,日升昌流通各地的無數匯票,沒有發生過一起用偽造匯票盜領的事件。
更耐人尋味的是,日升昌票號的創始人雷履泰並非票號的財東,而是財東平遙縣達蒲村李氏所聘請的“職業經理人”!比起馬雲與軟銀、雅虎等“財東”的關係,雷履泰可以說是更徹底的職業經理人。都說山西商人是中國商業史上最先做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經商者,看來此話不假。
然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1914年農曆9月,在金融界活躍90餘年的日升昌票號宣布倒閉。在中國商業史上風流數百年的晉商也隨之漸趨沒落。
站在如今已成“中國票號博物館”的日升昌票號舊址,看著古樸雅致的雕樑畫棟,以及進進出出的遊人,筆者不禁感慨萬千。就在筆者凝神思索之際,有同學打來電話,談及山西“煤改”及溫州煤老闆的近況,以及這一輪巨觀調控的趨勢。從那一刻起,有了動筆之念:我雖算不上優秀的觀察者和思想者,但我是一個帶著一點關愛、帶著一點激隋、帶著一點直覺的觀察者和思考者。
站在山西票號的舊址,不能不暢想中國當代票號的未來;追尋著古代商幫的足跡,不能不思考中國當代商幫及民營經濟的發展軌跡;探訪雲岡石窟、忻州五台山等世界文化遺址,不能不反思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等關係的深層次問題。 金融危機之後,“十二五”啟動之始,中國經濟局勢複雜難辨,世界風雲變幻莫測。又有誰敢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但匹夫之責,令我惴惴然提起筆,試著以一名記者的眼睛觀察商海;以一個女性的視角觸摸社會;並以一名業餘寫手的文筆笨拙地描繪這幾年中我的所見、所思、所想。也許,女性的直覺讓我的思考帶有了情感因素。至少在骨子裡,我希望中國強盛、希望中國崛起。書名《中國龍起》,既有我不成熟的思考和論證,更有我殷切的期盼與熱愛。
在我起筆之初,人們還看不清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在我寫作之中,有關中國經濟向左還是向右,往上拐還是往下拐的爭論還相當激烈;甚至在本書進入殺青階段的2012年初,人們還在為吳英該不該殺而爭論不休;而當我完成書稿的文字校對工作之時,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已然是曦光微露。
2012年6月8日。
這一天,筆者完成了《中國龍起》一書的文字校對工作。
這一天,央行開始了3年半來的首次降息。
這一天,各大媒體披露“新36條”細則將於6月底前出台完畢,重點放寬市場準人。這之前,繼多個部委相繼發布“新36條”實施細則後,銀監會也對外公布了《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按此意見,民營資本人股銀行業的門坎降低。
這一天,阿里巴巴旗下B2B上市公司阿里巴巴(01688)正式停止交易(6月20日將正式退出香港聯交所)。從淘寶一分為三,到淘寶商城改名天貓,再到打擊腐敗、奪回集團控制權、設立首席風險官,筆者寫作的近兩年時間裡,馬雲的棋局不斷呈現在市場面前。
這一天,綠城中國宣布:將向九龍倉(00004)配售兩批新股,同時發行本金為25.5億元的可換股證券,共集資約51億元。若兩批配股及可換股證券成功發行,九龍倉將持有綠城35.1%的股權,成為集團最大股東。在筆者寫作的近兩年間,綠城走過了艱難坎坷的生死劫。
這一天,繼“湛江近700億元鋼鐵項目獲批,市長激動吻檔案”的訊息引發爭議後,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對外表示:湛江項目是現代化優質項目,不會加劇產能過剩。筆者寫作的近兩年時間裡,寶鋼的湛江鋼鐵計畫歷經坎坷而終至圓滿。
這一天,70歲的羅傑斯來到杭州,在2012民企投融資大會現場與浙商們分享投資經驗,並對當下的全球投資機會做出了獨到的判斷。他所說的“當下的全球機會在中國,最好找箇中國女婿”的趣論更是廣為流傳……
種種跡象表明,6月8日是個好日子。
在這個值得記念的日子裡,得提一下本書與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因緣。
浙江古籍出版社楊林海社長是資深的財經圖書出版人,之前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負責財經類圖書的出版工作。在他的關心下,我的《浙商之變》、《草根力量》、《浙商1.5代》、《中國多頭》等書皆由其當時所在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此次楊社長履新為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長,作為老作者的我,自然也追隨其後。藉此,謹對多年來給予我諸多支持的楊林海社長表示衷心感謝!對出版社的編輯老師們表示衷心感謝!
言及於此,一時心潮澎湃。
多年來,浙江產權交易所的領導、同事,甚而省國資委、省金融辦的領導,浙商研究會和各大商幫的諸多同仁、省社科聯的領導,我昔日工作單位的老領導、老同事、老朋友們都給了我極大的鼓勵和支持。更有始終站在我背後的父母、兄弟,丈夫、孩子,老師、同學,以及所有關心我的親友們的關懷與支持。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書作雖淺顯,文字背後卻滲透著深深的感恩之情,包含著一名財經觀察者的拳拳之心。
最大的期盼是:我的這份虔誠能夠為中國帶來好運,為中國企業家帶來好運,為中國百姓帶來好運。
而我深信:天佑中華,必定會有“中國龍起”之盛世的到來!
徐王嬰
2012年6月8日

序言

為什麼總是看不清前行的道路?
為什麼總是擔憂中國的前途與命運?
悲觀者說,從2012年始,中國將進入停滯的10年、20年,甚至30年;樂天派言,再過10年,最多20年,中國將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國……
妄自菲薄與狂妄自大皆不可取。關於未來中國10年、20年乃至30年的預判,要見樹木也要見森林。
筆者學淺,不敢遑論中國前途。但匍行於中國民營經濟前沿地帶,觀現代商幫之興衰起落,感中國社會之變化發展,頗有一些感觸。
改革開放第一個30年,快速發展的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此30年,乃中國潛龍藏海的蓄養之時;2012年,將是決定中國經濟未來30年發展方向的關鍵之年,中國經濟將從此揭開藏龍出海的序幕。
為何在熊氣瀰漫之時,預判中國這隻藏龍將應勢升騰?因為30多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龍蓄積了啟動的能量;更因為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機與世界風雲歷練了中國龍崛起的能力。
但眼下,的確有熊氣繚繞之相:繼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之後,中國股市、樓市,乃至實體經濟都現出疲軟之勢。輿論界“冬天論”、“失落論”聲起;“30年河東,30年河西”也仿佛被應驗。
傳統的中國紀年用的是乾支紀年法。六十一甲子,筆者看來,在兩撥30年的發展高潮當中,會有一個相對的低谷,走過這個低谷,必將有又一輪的_升騰之勢!
第一個30年,中國發展的關鍵字是:商品短缺時期,經濟高速發展,“發展是硬道理”的“經濟至上”。
第二個30年,中國發展的關鍵字是:商品過剩時期,經濟中速發展,民生、文化與經濟並重的“科學發展”。
據此,在聞聽中國政府下調經濟增速之後方能不畏不怖。中國未來10年不是停滯的10年,而是主動轉變經濟成長方式、實現鳳凰涅槃的10年。而經濟結構及增長方式的調整,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雖前景光明但路途曲折,要有足夠的轉型期準備。
中國發展,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
在國強與民富的問題上,第一個30年,選擇“小河先滿滿大河”;第二個30年,則選擇“國強”與“民富”並重。
為此,本書展示了煤炭與鋼鐵行業的“寡頭乍現”——中國草根企業躋身重化工業領域後又轉身而為配角。內在邏輯在於,國強與否關係到國家安全與否,而國家安全,往往建立於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之上;但“國有主導”並不排斥民營參與,更不打擊“民富”的滋長。在“國有主導”的同時,國家亦積極鼓勵與民營的“共進”。
在資本與實業的關係上,第一個30年,企業或經濟主體更多地選擇投機,資金往往從實業流出,炒房、炒股、炒期貨,甚至炒錢,因而產生泡沫;第二個30年,為了重振實業,首先要擠泡沫,企業家或者經濟體有一個壯士斷腕的過程。
本書不惜篇幅描述“熱錢淪陷”的景象,實為對資本回歸到實業的吶喊與呼籲。
在文化與經濟的關係上,第一個30年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各地政府搞各種文化節、藝術城乃至文化市場,都是為了招商引資或者實現賺錢效應。第二個30年則是“經濟搭台、文化唱戲”,真正以文化復興帶動中國經濟的振興。
本書“文化淘金”部分展示的是轉型期文化與經濟撲朔迷離的關係。政府欲以金融創新及經濟手段助推文化的復興;事實上,唯有文化力是中國經濟真正的內生力量,希望第二個30年,文化能夠為中國經濟插上翅膀。
在科技與商業的關係上,第一個30年,商業力量往往左右科技創新的步伐。商品短缺產生巨大商機,又往往導致企業滿足於山寨和複製。第二個30年,將是科技改變商業的變革時期,為從過剩經濟突圍,有識之士將用科技創新締造新的商業模式和商業機會。
本書“芝麻開門”部分描述一批衝浪者與拼縫者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創業不息、創新不止,捕捉電子商務、第三方支付等新經濟機遇,演繹了“科技改變商業、創新超越傳統”的劇情。
當然,寫作此書並非簡單羅列這兩年的經濟現象。本書以財經記者出身,後在產權交易機構工作的曉墨之視線為線索,以紀事體的寫法記錄了2010年到2012年國中國經濟的種種現象,欲透過紛繁複雜的經濟現象揭示出一些本質的東西。
兩千多年來,朝代在更替,但管仲“利出一孔”的統治思想卻得到了延續和發揚。明末清初,正是“利出一孔”的思潮扼殺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改革開放,恰恰始於打開利孔。利孔開闔,以何為度?當思“國強”與“民富”的最佳結合。
當前社會有兩種思潮:第一種思潮認為改革失敗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都是市場化的惡果,也即利孔打開為萬惡之源;第二種思潮認為,中國的成功是由於“國家壟斷”,而所謂的“國家壟斷”指的是“利出一孔”的回歸。
事實上,所謂的“改革失敗論”是否定過去的市場化;“國家壟斷”是否認未來的市場化。如果沒有過去30年的市場化改革,就沒有中國的今天;而如果沒有未來的深化改革,中國也不會有更好的發展!中國要發展,必須打開利孔;而開闔之度,當思“國強”與“民富”並駕齊驅。
中國奇蹟與日本奇蹟都基於相同的發展模式,即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生產加工和出口導向型,因此,中國模式恰似日本模式的延續和集大成。但日本繼20世紀七八十年代高速增長後經歷了兩個“失落的10年”,中國經濟在持續30年的高速發展之後該如何避免失落和停滯,從而順利地實現轉型與升級呢?
拐點時期,恰逢國際政治、經濟i軍事形勢最複雜多變的時候。當此之時,中國承受壓力,中國企業承受壓力,中國民營企業尤其承受巨大的壓力。
大浪淘沙,大浪過後始見金。
2012年3月14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再次傳來春的訊息。
溫家寶總理3個小時的答記者問,更是向人們傳遞了中國深化改革的信心。可以預見,隨著中共十八大的勝利召開,中國將全面進入又一個30年的發展時期。
比爾·蓋茨曾說:“傳統的銀行方式會成為21世紀的恐龍。”人們有理由相信:新的30年,新的模式會替代舊有模式;中國前途,將譜寫新的傳奇,新的輝煌!
有洗牌,就有新生;有拐點,就會有柳暗花明。
蓄30多年改革開放之勢,歷國際風雲與全球化之戰,中國龍,必將騰起於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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