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是1984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的圖書,作者是余英時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 作者余英時
  • ISBN:9789570804669
  • 類別:哲學思想
  • 頁數:110頁
  • 定價:120NT
  •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出版時間:1984年
編輯推薦,作者簡介,圖書評論,

編輯推薦

美籍華裔學者、耶魯大學教授余英時先生所著《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一書,是一本值得一讀的理性分析之作。它原是作者為台灣聯經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十冊巨製《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所作的一個長篇序文。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祖籍安徽省安慶市潛山縣人,曾師從錢穆、楊聯升,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歷史學者、漢學家,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現居美國。
余英時是公認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44歲當選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院士。
2006年11月,余英時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9月18日,獲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圖書評論

但開風氣不為師——讀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礪劍閣主
近年來我頗喜讀一些短小精悍之書,於學術書尤其如此。台灣聯經出版的余英時著作《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全書僅百餘頁,薄薄一冊,收文三篇,卻是一本很有學術參考價值與史家眼光的“大家小書”。
書中的壓軸之作即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一文,是余英時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所作的長序,近七十餘頁,達數萬字。分八個章節從不同的歷史角度來詮釋胡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所扮演的獨特的歷史角色,對胡適的正面貢獻與胡適思想的內在限制進行了透澈獨到的闡釋與評價,以求“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余英時的序言首先介紹了《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成書情況。該書為胡頌平先生歷時五年編寫完成,計有十冊,近三百萬言。可與丁文江先生主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並稱雙璧。
關於胡適先生的學術與思想,歷來存在諸多爭論。胡先生留學美國七年,歸國後在北大任教時年僅二十七歲。因為提出文學改良而“暴得大名”,其學術研究主要在通俗文化與上層文化兩個方面,對於中國小說的研究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胡適認為新思潮實質為一種新態度,此種態度即尼采所稱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五四”期間傳播民主與科學,反對傳統,提倡白話文,都與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新潮觀念有關。胡適接受了杜威的實驗主義,一生提倡科學的方法,尊崇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胡適關於學術研究的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亦奠定了學術研究求真唯實的實證主義基礎。
胡適先生有很開放的眼光,在論整理國故時提出,對待古人及其著作,“要還他們的本來面目,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可以說確立了用現代的科學方法來客觀評價傳統學術的原則與方向。
胡適很早就確立了人生志向,並作了長期的學術研究準備。其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自省道:“吾生平大過,在乎求博而不務精。……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國人導師之預備……吾知精力有限,不能萬知而萬能……自今以往,當屏絕萬事,專治哲學,中西兼治,此吾所擇業也。”如此用心惟一,先博後專,當為後代學人治學所借鑑。
胡適關於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有三:一曰歸納的理論;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觀念;三者貫穿於其一生學術研究的始終。在談到對自己的評價,胡適於《四十自述》中寫道:“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短處是淺顯。”其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運用“平等的眼光”,將各家思想一視同仁,對中國近現代的史學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胡適一生追求真理,反對權威,提倡民主與自由,晚年在台灣與雷震等人創辦《自由中國》雜誌,鼓吹自由主義,對於言論自由與人權保障的進一步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的言論,有一段話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也是我最服膺的:“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待證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我想,當今之所以教條主義盛行,主要就是因為人們缺乏獨立思考,以“主義”為宗教,用脆弱的信仰來蒙蔽自己吧。
另二篇文章,主要談中西方傳記文學發展的歷史延革與差異。胡適謂中國傳記惟以傳其人之人格,西方又兼傳此人格進化之歷史。中國的年譜學自宋代興起,至清代發展成熟,是中國人物傳記中的重要體裁。因為中西觀念不同,西方對編年體史書頗不重視。杜希德認為年譜之缺陷是無法提供列傳式的“連貫敘事”,只能是為傳記提供一批札記。美學家史羅齊甚至說:“歷史是活的編年,編年是死的歷史。”余英時評析了西方史學主流運用心理史學“關鍵性時刻”寫法之利弊,並對中國年譜學予以了公允恰當的評價。
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對魯迅的作品比較熟悉,對胡適作品的閱讀及其思想的了解,還有待進一步深入。關於魯迅與胡適的比較,以我之淺見,二者存在一定的差異。總體來說,魯迅先生的成就主要在文學方面。胡適接受了西方現代較為系統的學術訓練,其成就主要在思想學術方面。在中國小說的研究上,二者均有開創之功,魯迅有《中國小說史略》專著,胡適為新紅學開山大師,並系統研究了中國明清小說,可謂不相伯仲。思想啟蒙方面,二者之作用亦近似。魯迅受叔本華、尼采等哲學家影響較深,胡適則篤信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魯迅與胡適的閱讀資源,除中國傳統古籍外,魯迅主要以日本、蘇俄及東歐國家為主。胡適則以歐美為主。作為“五四”時代的兩位巨匠,魯迅與胡適都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認真研究與繼承發揚,還他們以本來面目,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我想,撇開那些無謂的爭論,深入細緻地閱讀他們的作品,不僅對於了解人生與發展社會有益,對於新思想的創立成熟,也將會有推動作用。“五四”先賢們篳路藍縷,開風氣之先,後人當拋卻歷史的重負,輕裝上陣,奮力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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