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性質論戰

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是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高潮的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論辯。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問題亟待重新認識、正確解決,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這場論戰,在中國共產黨內部表現為反對托陳取消派的鬥爭,在社會上則集中體現於以陶希聖為代表的“新生命派”、托派嚴靈峰、任曙等為代表的“動力”派與以朱鏡吾、王學文、潘東周為代表的“新思潮派”的論爭。論戰的內容相當廣泛,而論戰的中心和焦點則在於: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一種意見認為,自資本主義列強侵入以後,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有了巨大發展,“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濟所支配” (陳獨秀1929年8月5日 《致黨中央的信》),帝國主義在華企業和中國的民族工業不能視為兩種不同的經濟成分,而應當作“統一的中國經濟看待”,中國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代替封建經濟而支配中國經濟生活的地步” (任曙《中國經濟研究緒論》),因此,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性質。另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存在“一個宗法封建社會的構造”,但“商人資本卻成了中國經濟的重心”,“中國農民問題是資本問題的一面”,中國社會是金融商業資本之下的地主階級支配的社會,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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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質問題

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這場論戰與共產國際內和中國共產黨內對於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性質的爭論緊密相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人們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感到困惑,對於確定中國革命性質的主要根據──中國的社會性質,即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出現了分歧。陳獨秀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經過1925~1927年的大革命,封建勢力已“受了最後打擊”,“變成殘餘勢力之殘餘”,進而認為中國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占優勢,無產階級只有等待資本主義發展到某種程度的時候再去進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當前只能進行以“國民議會”為中心的合法運動。贊同陳獨秀觀點的一派人被稱為“托陳取消派”或曰“托派”。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李立三撰寫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一文,全面論證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及對中國革命的政治路線,批判了“托陳取消派”的觀點。

從黨內到社會

論戰很快從共產黨內擴展到社會,以陶希聖為代表的新生命派(因《新生命》雜誌而得名),以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改組派,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紛紛撰文發表自己的觀點或主張。他們有的提出“中國封建制度崩壞論”,把秦漢至清朝稱之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而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有的否認中國有封建階級和封建制度;有的認為中國的問題全在於“五鬼(即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 鬧中華”。

研究專號

儘管派別不同,但他們都認為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新思潮》雜誌(因而得名“新思潮派”)在1930年 4月出版的“中國經濟研究專號”上登載了一組文章,著重從帝國主義和中國經濟的關係、民族資本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農村土地關係等方面,分析了中國經濟的性質,認為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在中國社會經濟中占支配的地位,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隨後,《動力》雜誌(因而得名“動力派”)繼續宣傳托派觀點,提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代替封建經濟而支配中國經濟生活的地步”,“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了”。對此,《新思潮》雜誌、《讀書雜誌》、《布爾什維克》、《中國經濟》等刊物又陸續發表一批文章,進一步闡述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基本看法。

社會發展史

社會性質

當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全面展開的時候,論戰又從現實轉到歷史,引起了大規模的對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戰。這實際上是前一次論戰的繼續和深化。論戰主要圍繞 3個問題:①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即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過這一生產方式的時代;②中國歷史上有沒有經過奴隸社會;③關於“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即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性質及中國社會向何處去的實踐問題。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將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理論和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第一次把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歷史依次敘述為原始社會(“大抵在西周以前即是所謂‘亞細亞’的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西周是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時代相當”)、封建社會(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進入封建時代)等幾種社會形態有規律更替的歷史,並認為中國歷史已經歷了殷周之際的奴隸製革命、周秦之際的封建製革命、清末的資本製革命。

社會發展規律

從中國歷史的角度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也適用於中國的國情,闡明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此後,陶希聖、李季、王禮錫、王宜昌、胡秋原等人則提出了不同的歷史見解。他們認為,在原始社會之後,中國未曾經過奴隸制,就直接進入了封建社會;而秦以後至清的2000多年又是一個特殊的“商業資本主義”;或認為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跨入了資本主義,不承認中國存在過奴隸社會,否認馬克思主義適用於中國。

農村社會性質

中國農村

從1934~1937年,論戰主要圍繞中國農村的社會性質問題展開。中國是個農業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說,認識中國社會性質首要的是要正確認識中國的農村。前兩次論戰偏重於理論上和歷史上的論證,往往缺乏完備的實際材料。30年代中期,中國農村經濟正陷於崩潰的境地,農村資金大量流向城市,而集中在城市的資金又找不到出路,於是提出了各種挽救農村破產的方案,諸如復興農村、救濟農村、鄉村建設等。這些方案的設計者並未直接涉及中國農村的社會性質問題,也沒有直接參與論戰。但鑒於中國農村社會問題的嚴重性,有關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問題逐漸成為爭論的焦點。

資本主義經濟

中國經濟》雜誌的王宜昌、張志澄、王景波認為,在中國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經濟占有優勢地位,農村的基本問題不是土地問題,而是資本和生產技術問題。《中國農村》雜誌立即載文予以反駁。錢俊瑞、薛暮橋、孫冶方、何乾之等人紛紛撰文,首先從方法論上駁斥其“技術決定生產關係”等論點。他們認為,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問題上,只強調生產力而忽視生產關係的變革的觀點是不對的。指出農村問題的中心不是生產技術或資本問題,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有關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領域,逐漸從城市和工業經濟深入到鄉村及農業經濟方面,即從中國農村社會的角度去更深一層地認識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

三次論戰

圍繞中國社會性質這箇中心問題做了多方面的探討。馬克思主義者從各方面論證和說明了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和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性質,認為馬列主義完全適用於中國。“三次論戰”對政治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因當時政治環境、認識水平的局限和抗日戰爭的爆發,有些理論問題的爭論尚未深入展開,所遺留的一些問題以後一直在探討中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現時的社會,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這就為持續多年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做出了科學的結論。
現今中國社會性質及其主要矛盾
一,革命的任務和性質是由社會的性質及其主要矛盾決定的,而社會的性質則主要是由組成這個社會經濟基礎的生產關係的總和中的起決定作用的生產關係決定的。現今中國社會經濟基礎主要是由兩種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關係和農民小生產者私有制生產關係組成。
兩種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關係,一是中國本國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關係,另一種是以美國為主的外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基於這兩種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關係的經濟成分是現中國生產總進程的主導成分,起決定作用的生產關係,而基於農民小生產者私有制生產關係的經濟成分,正在日益分化,其中大多數日趨貧困破產,極少數成為新富農或煤窯磚窯煙花爆竹等企業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成分。
二,本國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包括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和“民營”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現中國社會經濟基礎中,前者的經濟力量居於主導地位。
這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是指那些掛著“國有經濟”招牌,具有壟斷性、收益特大的有關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型企業,而實際上它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主要是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卻完全操縱在掌握國家政權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手中[注],這些企業的主要領導職務也一般都是由他們的子女親信擔任,因此,掌握國家權力的官僚買辦才是這些企業的真正所有者。不僅如此,他們還通過他們的子女親信,官商勾結,包攬大規模房地產開發工程和大型建設工程;或者進行金融證券投機,侵奪國家資財,吸吮人民血汗。正是由於這樣,他們就成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就是這個階級的經濟基礎。
依靠手中掌握的政治權力,形成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現中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特色。這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形成的情況不同,它不是在資本集中形成產生壟斷的基礎上銀行資本產業資本的結合,形成金融資本主義,少數金融寡頭通過隱蔽操縱國家政權,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形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在現中國社會的經濟生活中,金融資本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過,它在國內的主要活動領域,不是和產業資本相結合,而是官商勾結,操縱股市樓市,反覆炒作,形成泡沫,既顯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統治下“經濟繁榮”氣象,又使參與的權貴得到高額實惠。在涉外金融活動中,積極執行對外投降賣國的路線,充當美帝對華銀行控股和金融掠奪的紐帶。
現中國的金融資本不和產業資本結合;美國為主的外國壟斷資本卻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其對九成的實體經濟產業參股和控股的權利。
三,美國為主的外國壟斷資本之所以得以大舉進入中國進行銀行控股,金融掠奪,企業併購,產業替代,使中國成為美國虛擬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這一方面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實行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對外向美帝投降賣國的路線,引狼入室的“招商引資”導致的,另一方面是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寄生性進一步加劇,虛擬經濟大發展的結束。
上世紀中葉,反法西斯侵略的世界大戰勝利結束,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起和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特別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全世界出現了“東風壓倒西風”的形勢,使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徹底崩潰。馬列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強大和殖民地人民的獨立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是互相結合的不可分離的。
殖民地人民血汗的供養是帝國主義存在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在舊殖民主義崩潰後,本身的腐朽性寄生性又進一步加劇的美國壟斷資本主義金融寡頭,就以龐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為後盾,在對社會主義進行以腐蝕手段為主的和平演變的同時,迅速地實行了一套名叫虛擬經濟的經濟霸權主義,作為從經濟上控制中國等原社會主義國家和新獨立的殖民地國家的新式殖民主義。
虛擬經濟的主要內容,簡要地說,一是以同已經與黃金脫鉤,可以濫印濫發的美元為核心工具;二是在國內以金融博弈為主要經濟活動,通過股票、債券房地產以及其他可以反覆炒作的資產,以小博大,獲得巨額利潤。這種經濟的快速擴張,資產價格普遍大幅度偏離或脫離實體經濟因素決定的價格而趨於泡沫化。據2007年12月的數據,當年美國GDP總量為13.84萬億美元,而股市總市值卻為17.8萬億美元,華爾街金融服務業全年利潤占全美公司利潤總和的40%,而與人民生活相關的製造業,由於不適宜不穩定的金融環境,就幾乎全部轉移迫切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已變質的原社會主義國家和新獨立的原殖民地國家,造成美國外貿持續逆差,美國就可用美元現金購買其他國家生產的產品,再用發國債的方式,讓其他國家用出口順差換來的美元現金購買美國國債和其他金融資產,於是美元現金通過經常項目逆差流出,再通過資本項目逆差流入。通過這種方式對這些國家進行陰險的隱性掠奪;三是通過銀行控股,達到使這些國家的全部國民經濟和社會財富卻處於美帝的控制之下;四是這套虛擬經濟的經濟霸權主義的實現,需要兩個條件,第一是使世界各國經常有大量需要美元的條件,而國際市場上石油漲價則是經常牽動各國大量需要美元的條件,第二是要有一個願意接受銀行控股和金融掠奪為美帝虛擬經濟提供可靠的物質基礎的國家。蘇聯的解體,使美帝得以順利的控制中東產油國,操縱國際油價,實現了頭一個條件。現中國統治階級的路線,為進入中國的以美帝為首的外國壟斷資本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少有的特別優惠條件,和世界上最便宜的勞動力,心甘情願,賣國投降,接受美帝為主的外資控股銀行和金融掠奪,使美帝獲得了它的虛擬經濟的最可靠的物質基礎。
於是中國成為美帝的附庸國,新式半殖民地,中國社會成為新式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
四,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現今中國新式半殖民地經濟所具有的特點主要是:
(一)就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來看,它不同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按照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在封建社會裡產生和發展起來,因而有過革命進步的歷史,然後逐步走向反動腐朽;而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被消滅,農民小私有制經濟已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全體勞動人民公有制和農村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建成的時期,掌握國家政權的共產黨內部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在毛主席逝世後,適應國內資產階級復辟資本主義的願望,適應美帝等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的政策,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所以,現中國新式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產生使中國社會歷史的暫時倒退,與生俱來就具有違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和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和意願的,徹頭徹尾的反動性。
(二)剝削的殘酷性,是現中國資本主義進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復辟資本主義進程中,大批元社會主義工商企業被半賣半送地私有化,幾千萬工人被迫買斷工齡,下崗失業,所得到的下崗津貼少得可憐,過不了多久就會陷入饑寒交迫的境地。一個典型的悲慘例子,是重慶第一針織廠女工張蘇玉,下崗時只得到4000元下崗津貼,一直找不到工作,竟餓死在床上,五年後要拆遷她的房子,才被發現,但已是一堆白骨。在業工人所受到的剝削是世界上最殘酷的,中國工業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一般都很低,剩餘價值中的絕對量比重很大;加之,勞動時間普遍很長,勞動條件一般都很惡劣,工資待遇之低,位居世界之最,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不僅極低,而且經常拖欠。不少地方,還有“零工資”就業的情況,只要有口半飢餓的飯吃,沒有工資,一天干十幾個小時的活也乾。在珠三角東莞等地,童工就像白菜一樣被買賣。黑磚窯、黑煤窯的窯奴和包身工,不只是山西、廣東特有的情況。微軟、惠普等跨國公司在華的零部件加工企業,工人工資待遇同樣低得可憐。掛著“國有企業”牌子的大企業,平均工資雖然比一般企業高,但高工資其實也只限於中層以上的職員,普通工人的工資,同樣很低。這些企業工人的集體勞保福利待遇,由於還掛著“國企”的牌子,原來的待遇,還不得不基本上保留著。其他已經各種形式私有化的企業及新建企業,港澳台商企業及外商獨資、合資、控股企業,一般沒有什麼勞保福利。雖然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頭子多次作出貓哭老鼠的假象,開出搞好“社保”的支票,但從來沒有真正落實。至於憲法上規定的政治民主權利,三十年來,實際上從來沒有實行過。“四大自由”和罷工權利則早就從憲法上刪掉了,連請願、上訪實際上都被禁止。
現中國工人階級(包括農民工)三十年來,處於非人的困境中。
(三)現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對美投降賣國路線,使美帝經濟霸權主義從經濟基礎上把中國變成美帝的附庸,因此,附庸性是現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又一特點。
第一,中國“國有”銀行以及其他國有金融機構被以美帝為首的外資控股。從1991年到2007年11月,有近80家外資銀行在30多個城市建立了數百家分行和法人機構,參股控股中國國有銀行的外資銀行和其它外資金融機構已有30多家,同時還有約15家外資證券、基金會等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在所有這些外資銀行與金融機構中,美國的占了三分之一。2007年12月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國政府又進一步出賣,允許外資可以無限制地控股中國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把中國金融市場,完全交給美國為主的外資控股。這樣一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財富就都全部落入控股銀行的掌握之中。控股銀行就可以和中國有關官員互相勾結,指令各種金融指數的漲跌變化,操縱中國國民經濟的運行和社會全部財富的流向,使其通過銀行、股票、債券和房地產等流進控股銀行就可以以各種投資方式把流進的財富送回美國等有關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手中,而中國的企業及其個人財富的損失,卻只表現為金融指數的下跌,屬於正常損失,這是經濟霸權主義經濟上經濟上控制中國的第一種手段。
第二,美國壟斷實體企業,以各種形式大批轉移到中國,利用中國特有的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動力和中國政府給予外資的特別優惠條件,以及它們本身具有的資本、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對中國企業不斷進行參股控股,由產業併購而產業替代,在中國國民經濟體系逐步形成優勢地位。據中國官方統計,截至2007年底,中國工商業的29個行業中,美帝為主的外資已經在23個行業中占優勢地位,在已經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五的企業,都被以美帝為首的外資占據或控股。而在輕工業、化學、醫藥、機械和電子等行業中,外資公司的產品已經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場份額。連山東、河北的大型糧油加工企業也為外資所收購,中國人民日常吃的糧油85%是這些被收購的企業的產品。外資獨資控股企業的產品,甚至參股企業的某些產品,其產品設計、原料採購、存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終端零售這些環節,都有外商掌握,中國只掌握勞動,製造這個環節。有人說,中國的製造業,中國人只占了一分產值,外資則取得九分產值。因而“中國越製造,美帝為主的外資就越得利”,確是事實。
第三,現中國,由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勞動民眾日趨貧困,兩極分化十分嚴重,國內市場的需求無法啟動起來,工業產品銷售的外貿依存度高達66.9%,超過那些國民經濟立足於外貿的國家和地區。由於現在世界貿易的遊戲規則都是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根據他們的利益制定的,外貿依存度高實際上就是對美國壟斷資本依存度高。
所以,在這次經濟危機中,由於美國消費萎縮,就會嚴重影響中國的出口,大批企業倒閉,兩千多萬農民工失業。
(四)現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飛快蓬勃發展,這主要是股市、房地產泡沫和顯示政績的大工程造成的。其實根底的脆弱性十分嚴重。
第一,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日益萎縮。復辟資本主義的第一招,就是強迫解散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人民公社,使占農業人口的大多數貧下中農在生產生活上失去集體經濟的依靠,再次淪為農民小生產者。農業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化肥、農藥、油、電價格不斷上漲,另加卻不斷下跌;尤其是耕地不斷被大量徵收、占用;取消農業稅後其他費用支出卻更多,大多數農民日趨貧困破產,日益憤恨不滿,捍衛自身權益的鬥爭迅速增加,使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頭子也心驚膽戰,裝出一副假慈悲的樣子,叫喊“三農問題”,提出“新農村建設”,要發展資本主義農場和近似美國的新富農。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在農村的爪牙的殘暴統治下,所有這些許願最終只是一場作秀。
第二,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現中國當權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把GDP的高速增長,作為其顯示“政績”,穩定統治並使自己可以從中獲取巨額利益的途徑。因此,把“發展是硬道理”和“第一要務”作為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片面地擴大社會固定資產對房地產業及其它“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投資率。據官方公布的數字,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2007年是55.6%,2008年上半年為52.4%,這么高的投資率在世界上是罕見的。根據建國後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率一般不能超過30%,否則比例就要失調,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率還要低些。
現今中國的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率如此之高,當然不可避免地使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特別是這么高的投資率又主要是在房地產業及其他一些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上。
從房地產的投資率可以看到這么高的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可能造成的影響的嚴重情況。本來,城市裡已建成的房子的閒置率差不多達到50%以上,但投入房地產業的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卻占了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量的四分之一。房地產這個行業,涉及上下遊行業有五十多個,而每一個平米建築量,就需鋼材兩萬噸,門窗八萬套,衛生潔具兩萬套左右,和更大量的水泥、沙石等材料,以及施工消耗的煤電油等。在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四分之一的投資率的牽動下,這么巨大的材料能源需要,必然引發這些材料能源的供應緊張,形成一些企業、行業“經濟過熱”,而其他一些亟需這些材料的企業卻很難得到,造成減產甚至暫時性停產,這一冷一熱,比例失調。
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頭子們,年年叫喚要“轉變經濟成長方式”,要按照“科學發展觀”指導經濟,而實際上卻越來越熱。他們的階級利益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基本規律,使他們永遠無法解決經濟比例失調問題。
最近為了應對經濟危機,減輕對中國的影響,他們一方面喋喋不休地叫喊“啟動內需”,另一方面卻更進一步增大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其結果必然是飲鴆止渴,只能使中國經濟比例進一步失調。
第三,國內需求乏力。消費是社會生產的最後一個環節,這個終端環節對生產這個起點環節有促進或制約的作用,只有兩者相互協調,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
居民消費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拉動力。美歐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70%上下;中國在1978年洋躍進期間,也還有48.8%,復辟資本主義以後就急劇下滑,到2007年,中國人口增加了三億多,居民消費率反而下降為35.3%。三十年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外貿。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頭子們,這些年來,“擴大內需”叫喊了多年,卻一直擴大不了。因為三十年來,中國的兩極分化早已經超過了美國。官方公布的基尼係數,連《紐約時報》也不相信,認為中國的兩極分化,廣大工農勞動民眾的貧困化“已和當年國民黨失敗時的情況一樣”。
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的經濟規律,和反映這種規律的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心態,再加上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特彆強烈的貪婪腐敗性。因此,在現中國的新式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制度下,要使居民消費需求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不可能的。
第四,技術落後和對外依附。在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在1953年至1976年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從無到有,建成了獨立的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在國民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占了72%,尤其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造成了兩彈,衛星上了天,核潛艇下了海。在執行《鞍鋼憲法》和工業學大慶的運動中,許多企業興起了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民眾“三結合”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在技術攻關方面,取得了不少優秀的成果。
資本主義復辟黑浪一起,官僚資產階級頭子們,把工業技術進步的希望寄托在“以市場換技術”上,依靠外國壟斷資本主義送來技術,三十年來的事實卻是市場拱手讓給了人家,外資在華企業里的核心技術,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連邊也沒有沾上;一些高級技術,例如電腦作業系統、軟體包裝產品、高級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等等,都是外資占絕對壟斷地位,就連製藥和大型醫療器具等產品,迄今也還只能按外商的配方和設計生產,向有關國家的壟斷資本集團交納專利費;汽車、飛機等產業,依然停留在仿製階段,有些關鍵零部件開要靠進口;民航機的維修配件要靠進口;號稱“國產”的運七的發動機和航電器件還靠進口;高精密度數控工具機,包括刀具、感測器、高精密度主軸、直線導軌等要進口;高速鐵路列車常用的輪子、道岔;遠洋船舶的導航、通訊系統、自動化電機電器等關鍵性零部件,甚至彩電、手機的芯、洗衣機、冰櫃、玩具內的積體電路和晶片,國內目前都不能生產;電梯核心技術全部由外資控制。
技術如此落後,主要原因是統治階級在技術上依靠美國為主的外國壟斷資本主義的奴隸主義政策。
五,現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現中國新式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兩個主要矛盾,一個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重點是同掌握著政權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一個是中國各族人民同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的矛盾。
這兩個矛盾是在現中國社會經濟上產生的,互相聯繫著的矛盾。解決這兩個主要矛盾,是適應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符合占現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根本利益和意願的,也是即將到來的大革命的主要任務。
(一)現中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營”資產階級都是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的資產階級。
現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同上世紀蔣家王朝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都是掌握國家政權和“國有企業”生產資料實際所有權的官僚資產階級,也都是與生俱來帶有恐美的軟骨和親美降美的奴才性的資產階級。他們都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死敵。但是兩者間也有區別:第一,兩者的產生情況不同,後者是由與英美帝國主義和封建土地剝削制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買辦資產階級和蔣介石的軍事法西斯政權相結合而形成的;前者是由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集團,適應國內資產階級復辟資本主義的願望和美帝從內部摧毀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在毛主席逝世之後,篡奪了黨和國家的全部權力,演變而成的。所以,它的反革命行動多以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兩面手法進行,比後者更為陰險,更具有欺騙性。第二,後者與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剝削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許多任務就是大地主,而且,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剝削是其在農村統治的基礎,它是半殖民地帶有半封建性質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這個階級的統治,消滅了與之有滅聯繫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剝削制度,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而沒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使之成為全體勞動人民所有制經濟,則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因為它觸動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正因為如此,當年新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其實質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前者,即現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剝削早已徹底被消滅的社會主義社會裡復辟了資本主義,但沒有復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剝削制,這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剝削沒有聯繫,推翻它的統治和消滅它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是單純的社會主義革命性質。因此,這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是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重點對象。
現中國“民營”資產階級同上世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改造)時期的民族資產階級都是資產階級,但兩者有許多不同之處:
第一,後者是在鴉片戰爭後中國由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程中,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產生的。一方面它由於受帝國主義、封建半封建主義和蔣家王朝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壓迫與束縛,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由於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由於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聯繫,所以它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它對蔣氏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經濟上壟斷,政治上專制獨裁既有一定的反對的積極性,又有動搖性妥協性;它與無產階級之間是對抗性的矛盾,但在蔣家王朝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對它實行利用控制,打擊,取締的政策,而日益強大的無產階級卻對它採取了爭取,團結和改造的政策下,它權衡利害得失,最終不得不接受無產階級的和平改造,使無產階級可以將對抗性矛盾以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處理。當然,在和平改造中,它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
第二,前者即現中國的“民營”資產階級是現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在復辟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以“國進民退”、“招商引資”、“能人創業”等政策,官商勾結,扶助起來的,他們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一起參與了竊取無產階級革命果實尤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反動活動中,所以,現中國的“民營”資產階級與生俱來就帶有明顯的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的反動性。“民營資本主義企業對工人剝削的殘酷性,也十分突出,臭名昭著的“黑”字號煤窯磚窯和包身工,都出在官商勾結的“民營”企業里。
現中國“民營”資產階級無論人數和經濟實力都遠遠大於當年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其中很多人都已是執政的“共產黨”黨員、幹部,不少人已經開始以專家身份進入國家和地方政權機構。
在發展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個大方向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營”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具體的經濟、政治權益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對“民營”資產階級主要是扶助,利用,勾結,但也有限制侵害的一面。“民營”資產階級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主要是依賴,利用和勾結,但也有抵制爭奪的一面。
所以,“民營”資產階級同樣是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它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在未來的革命浪潮中會不會轉化,將由那時的階級力量對比和它的態度決定,現在難以推測。
(二)現今中國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革命時期的中國都是美帝等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但其成因則有很大不同。
當年中國成為美帝半殖民地,主要是當權的蔣家王朝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出於反共的政治軍事需要,為獲取美援而與美帝簽訂一系列喪權賣國的不平等條約所致。
現中國成為美帝半殖民地則主要是由於當權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實行了一條對內發展資本主義,對外投降賣國的修正主義路線,從而迎合了美帝經濟霸權主義從經濟控制著手,把中國變成其附庸國的要求,現中國是美帝新式的半殖民地。因此,中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鬥爭的性質和形式就不同。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反對美帝的民族獨立解放鬥爭,主要是在推翻蔣家王朝的統治同時,驅逐美帝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並不觸動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因此,儘管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解放運動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由於這個鬥爭並不觸動資本主義的基礎,因此,其社會性質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
新式半殖民地的現中國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鬥爭,主要是在推翻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主資產階級專政政權的同時,打碎美帝經濟霸權主義的枷鎖,消除美帝在華一切侵略勢力,這就必然要消滅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因而,雖然參加這個鬥爭的力量要比參加消滅國內資產階級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力量更廣泛,但就其社會性質而言,則是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
因此,在現中國,無論是當前反對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或是即將到來偉大的民眾革命運動,都是基於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和中國各族人民同美帝的矛盾這兩個主要社會矛盾的革命,都是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當前的反修鬥爭是即將到來的民眾大革命運動的序幕,即將到來的民眾大革命運動是當前反修鬥爭的繼續和發展。
(三)腐敗同反腐敗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矛盾。腐敗是反映私有制度和私有觀念發展時不顧道德、法律,只求滿足個人財色私慾的極端表現。在私有制度下,任何一個政權,都會有腐敗同反腐敗的鬥爭,這是一個階級內部整體利益同局部利益矛盾的反映。而當一個居於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到了衰朽時,腐敗現象就必然日趨嚴重。最近從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 就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最後時期,資產階級的腐敗已經十分嚴重的證明。
至於現中國的腐敗問題,更有兩個特點:一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腐敗已經到了“頭頂生瘡,腳底板流膿”的地步;二是腐敗的風氣已經侵害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這是由於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路線和美帝的和平演變腐蝕政策共同造成的。因此,現中國的反腐敗鬥爭不是一個獨立的革命任務,而是反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及其修正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及私有觀念,反對美帝經濟霸權主義的革命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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