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流動人口與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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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歷史進程為巨觀背景，對中國流動人口的犯罪現象、犯罪原因與犯罪預防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現將文章的主要內容概述如下。引言引言指出了本文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並闡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即在結合思辯和實證研究的同時，偏重於實證研究。實證研究是本文的特色，本文也準備在這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章流動人口概論本章主要論述了流動人口的概念、流動人口的類型、流動人口的理論和流動人口的社會評價。流動人口有兩個特徵：1.離開其常住戶口所在地；2.到其他地方暫住，即以“人戶分離”作為判斷某一地區的人口是否屬於流動人口的標準。因此，本文將流動人口界定為“現居地與其常住戶口所在地不一致的人員的總稱。”或者說，流動人口是“現居地不是其常住戶口所在地的人員。”由於在中國的外國人、無國籍人的犯罪行為不屬於本文的研究範圍，因此，更加準確地說，流動人口應是“現居地不是其常住戶口所在地的中國公民。”流動人口與遷移人口的區別是：流動人口的常住地不變，而遷移人口則改變了常住地。流動人口與暫住人口的區別是：暫住人口是指離開常住戶口地的市區或鄉、鎮到其他地區居住3日以上的人員。因此，流動人口包括暫住人口，暫住人口僅為流動人口中的一部分。流動人口與外來人口的區別：在本文中，外來人口的外延與流動人口重合，只是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而已。流動人口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可以劃為不同的類型。流動人口是有規律的。中國流動人口產生的原因可以通過推一拉理論得到解釋。第一，城鄉利益差別是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最基本動因，即城市的拉力；第二，政策的逐漸放寬掃除了部分中介障礙；第三，是農村推力。由於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把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得農民流入城市成為可能。我國的人口流動正處在工業革命早期社會轉變階段，流動人口的模式可以分為劉易斯模式，費－拉尼斯模式、投資－效益模式和托達羅模式。對流動人口的社會評價應該客觀公正，流動人口既有積極意義，同時也帶來消極因素。其中帶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是，流動人口的犯罪現象十分嚴重。

第二章中國流動人口的犯罪現象這一章是本論文研究體系中的犯罪現象篇。第一節主要探討了北京市流動人口犯罪的狀況及特點。同時又分專題和地區對北京市的流動人口犯罪進行了重點研究，主要包括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團伙犯罪、嚴重刑事犯罪，以及對北京市三個流動人口分布較為集中的地區，即朝陽區、海淀區和豐臺區的流動人口犯罪進行了重點研究。第二節論述了上海市流動人口犯罪的狀況及特點。重點論述上海市浦東新區流動人口犯罪的狀況和特點，並比較了流動人口盜竊犯與上海籍盜竊犯的差異。發現流動人口盜竊犯與上海籍盜竊犯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不同之一是流動人口盜竊犯往往以公家財物為其主要犯罪目標，而上海籍盜竊犯則以私有財產為主。至於這在流動人口盜竊犯罪中是否具有普遍性，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證實。第三節論述了天津市流動人口犯罪的狀況及特點。重點探討了天津市流動人口犯罪狀況、特點及發展趨勢和天津市流動人口的財產犯罪。第四節論述了廣東省流動人口犯罪的狀況及特點。其中重點研究了廣州市和深圳市流動人口犯罪的狀況和特點。由於資料的缺乏和人力、物力的限制，本文沒有涉及到西南、西北地區的流動人口犯罪。同時，由於本文僅是對中國的流動人口犯罪進行點的研究和點的突破，還沒有形成面的研究，因此，本文沒有對各個地區的流動人口犯罪進行比較，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處。第五節對中國流動人口犯罪的總體特徵作了概括，即：1.犯罪與流動人口規律的吻合性；2.犯罪主體的複雜性；3.犯罪類型的多樣化、城市化；4.犯罪活動的流竄性；5.犯罪手段的狡詐性；6.社會危害的嚴重性。

中國的流動人口與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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