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發生的故事：胡鞍鋼談話錄》是2013年3月1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胡鞍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正在發生的故事:胡鞍鋼談話錄
-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 頁數：233頁
- 開本：16開
- 定價：38.00
- 作者：胡鞍鋼
- 出版日期：2013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00096286
- 品牌：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內容簡介,編輯推薦,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
內容簡介
《中國正在發生的故事:胡鞍鋼談話錄》收入胡鞍鋼教授近年來在參會、受訪中的談話30篇，分為“評估‘十二五’、宏議中國之路、實現綠色現代化、寄語區域發展、懇談教育與人才”五部分。全書以作者20多年來研究中國國情的豐厚成果為學術支撐，運用制訂及評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理論範式、紮實學識和獨特經驗，從世界、中國、中國區域與行業間的共性出發，將戰略目標、戰役布局和戰術規則恰當結合，準確生動、由淺入深地提出了如何實現“中國夢”的具體路徑和實操方法，是一部雅俗共賞的優秀巨觀政治經濟類讀物。
編輯推薦
《中國正在發生的故事:胡鞍鋼談話錄》編輯推薦：胡鞍鋼教授是我國情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和學術帶頭人。胡鞍鋼教授的力作《中國正在發生的故事:胡鞍鋼談話錄》涉及中國經濟發展、社會轉型、政治建設等重大問題和近年來中國發展與改革領域的熱點話題，是讀者深入理解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領域重大問題、重大挑戰的佳作，也是一部雅俗共賞的優秀巨觀政治經濟類讀物。
《中國正在發生的故事:胡鞍鋼談話錄》是一本記錄中國、分析中國、設計中國、發展中國的力作，也是富民強國的“中國之夢”。
《中國正在發生的故事:胡鞍鋼談話錄》是一本記錄中國、分析中國、設計中國、發展中國的力作，也是富民強國的“中國之夢”。
作者簡介
胡鞍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經濟學家，國情研究的開拓與領軍人物，主持的《國情報告》對國家高層決策和國家發展規劃產生持續性重要影響，被國外學者譽為“當代中國最全面也最務實主義精神的經濟學家”。近年來關於國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近代政治經濟論史（1994—1976）》《2020中國：全國建設小康社會》《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2012）中國：創新綠色發展》等。
圖書目錄
解讀“十二五”規劃
加快轉變中國發展方式
中國科學發展的宏偉藍圖
“十二五”規劃縱橫談
“十二五”規劃如何體現科學發展
“十二五”規劃的創新
“十二五”規劃成功的關鍵
暢議中國之路
一場經濟結構轉型的革命
探索中國之路
讓人民更加幸福
中國科技創新之路
中國之路，毋庸置疑
對外開放與創新戰略
在戰略機遇期應對挑戰
描繪綠色現代化
氣候變化是最大的挑戰
從黑貓到綠貓：中國的減排道路
讓建築成為綠色發展的標誌
做綠色空間提供者
中國的綠色崛起
綠色，綠色，再綠色
懇談教育與人才
財政體制改革決定教育投資
教育發展是社會轉型的加速器
成為祖國最需要的“高端型”人才
從人口大國到人才強國
人才強國與成才之路
以用為本，整體開發：中國人才發展之路
寄語區域發展
西部大開發的評價與展望
廣東轉型，大有意義
深圳成功源於不斷創新
一個中國，四個世界
“中原經濟區”的腹地優勢
後記
加快轉變中國發展方式
中國科學發展的宏偉藍圖
“十二五”規劃縱橫談
“十二五”規劃如何體現科學發展
“十二五”規劃的創新
“十二五”規劃成功的關鍵
暢議中國之路
一場經濟結構轉型的革命
探索中國之路
讓人民更加幸福
中國科技創新之路
中國之路，毋庸置疑
對外開放與創新戰略
在戰略機遇期應對挑戰
描繪綠色現代化
氣候變化是最大的挑戰
從黑貓到綠貓：中國的減排道路
讓建築成為綠色發展的標誌
做綠色空間提供者
中國的綠色崛起
綠色，綠色，再綠色
懇談教育與人才
財政體制改革決定教育投資
教育發展是社會轉型的加速器
成為祖國最需要的“高端型”人才
從人口大國到人才強國
人才強國與成才之路
以用為本，整體開發：中國人才發展之路
寄語區域發展
西部大開發的評價與展望
廣東轉型，大有意義
深圳成功源於不斷創新
一個中國，四個世界
“中原經濟區”的腹地優勢
後記
後記
中國正在經歷中國歷史、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變遷、社會進步，這就是十幾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創造、所開拓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可視為“人間奇蹟”。
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人們都在關注當今的中國發生了什麼巨大變化？產生了什麼巨大影響？眾多的媒體、無數的網路，每時每刻都在報導、都在傳播。真是信息大爆炸的時代，無所不有，眼花繚亂，無所不知，更加迷惑。
面對信息大爆炸時代，到底今日的中國正在發生什麼樣的故事？有哪些基本的線索？我是怎樣記錄的？又是怎樣思考的？進行了哪些方面的學術研究？又進行了哪些方面的國策研究？這反映在我的《國情報告》系列、國情研究專著、編著和各種學術論文中，供決策者參考，供學術界爭鳴，供學生學習。
我非常欣賞毛澤東大力提倡的“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①的做法，對不同的對象，說不同的話，寫不同的文。我也在想，如何創新另外一種寫作方式，以談話的形式講解正在巨變的中國以及正在發生的故事，深人淺出、通俗易懂、雅俗共賞，這就有了《胡鞍鋼談話錄》系列的想法和做法。
一是與國外讀者交流。通過國際學術交流、國外媒體採訪，以中國學者的身份，以當代中國研究為學術基礎，我把自己定位為中國與世界的“學術大使”“信息大使”，通俗易懂地向世界介紹中國、說明中國、展望中國。早在幾年前，我根據與國外讀者交流的談話錄進行翻譯並整理，並由上海東方出版中心先後出版了《胡鞍鋼：與世界對話》（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中國在世界的位置——胡鞍鋼：與世界對話（之二）》（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2），深受廣大中國讀者的歡迎。
二是與國內讀者交流。我是以中國大學思想庫、智庫中研究人員的角色，一方面，作為學術界與決策層之間的“橋樑”，以學術研究為基礎，更加專業化、更加職業化、持續地為中國政府提供決策信息、決策知識，建言獻策。例如，我還作為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先後參與了國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等背景研究、目標設計和重大政策諮詢。另一方面，我又是決策層與社會之間的“橋樑”，為社會公眾通俗易懂地解讀“中國戰略”“中國規劃”“中國政策”。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是通過接受國內媒體採訪，以談話錄的方式發揮這一“橋樑”作用的。因為以這一方式介紹情況更真實，更貼近讀者，而我也是想到哪就談到哪，有什麼就說什麼，尤其是回答他人（特別是記者）的各種問題時更是如此。談話稿的確不同於反覆修改的正式文章或著作，有些問題回答得自己也不滿意，從而促使我去研究和思考。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無論是對話、交流還是質疑、交鋒，都是激發思想火花、創意新觀點的最好方式，為我後來的正式寫作提供了最初的想法。因此，我應北京出版集團之邀，將近年來與國內媒體的談話錄整理、編輯後出成本書。
在本書中，我以中國正在發生的重大決策為基本線索，既匯集了我們這一時期國情研究所聚焦的重大專題的重要成果，又展現了直接影響重大決策的時代背景，還講述了參與決策、評價決策的過程和故事。2009年、2010年我們集中關注的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前期背景研究、基本思路討論、主要目標和指標設計、確保“十二五”規劃成功的關鍵因素和機制設計等。讀者可以從這一專題的談話錄中比較詳細地了解到這一過程的細節。比如我們在獨立研究中遇到了哪些問題，是怎么思考的，又有什麼不同的思路，建議又是怎么提出的，哪些方面的建議被採納並反映在規劃綱要之中，哪些建議做了修訂，哪些建議沒有被採納，還有待於實踐和時間的檢驗，等等。
從本書所涉及的中國重大決策命題的前前後後，讀者可以發現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中國的決策機制越來越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國家決策層對學術界，特別是名牌大學智庫，產生了巨大的決策知識需求，不僅是高水平、高質量的科學化要求，而且是及時性、適用性的現實要求。我們在與他們之間的互動過程中，產生了強烈的社會需求，形成我們學術創新的動力和來源，我們也是“邊學邊乾”“邊乾邊學”，這才有了創意理念、創新思想。同時，有效供給的不足，也常使我們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力不足”，不僅是“人力”（高端專有人才）不足，而且是“智力”（長遠性、全局性、戰略性思維）不足；不僅是批評、批判能力不足，更是建言、獻策（針對性、可行性、及時性政策）能力不足。這就需要精心培養高端人才、專有人才，也需要強化我們自身的專業化、知識化、職業化的能力。
讀者會問，你們是如何研究國情的？又是怎樣影響決策的？我的簡要回答就是採取了毛澤東倡導的“有的放矢”①的方法論。我們的做法是：
首先，要尋找這個“的”，即“中國問題”，這是“問題導向”，而不是“理論導向”。有什麼中國問題？問題的結症在什麼地方？如果是一組問題，它們之間是什麼關係？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中最關鍵的最核心的問題是什麼？我們會在不同的時間尋找不同的“的”，通常都是重大的“的”，關係全局的“的”，影響未來的“的”，起著綱舉目張的效果。
其次，就是選擇這個“矢”，即“中國辦法”，就是以那種最能解決實際問題、最管用的理念或方法為導向，而不是以那種最好看、最時髦的理論或方法為導向。當然這個“矢”不是一個“矢”，可能是多個“矢”，不同的“矢”，來一起射中這個“的”，也許是十個“矢”集中射中的一個“的”，而不止是一個“矢”射中的一個“的”。
最後，就是政策設計要有“目的性”“針對性”和“適用性”，以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為標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解決中國的重大問題，只能一個一個地解決。如同吃飯一樣，得一口一口地吃；也如同打仗一樣，得一仗一仗地打；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
2012年11月，我作為黨的十八大代表參加了全國黨代會，聆聽了胡錦濤同志所作的大會報告，討論了向大會提交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親眼目睹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新老交替。會後，我以專家的身份，結合自己的國情研究，學習宣講十八大報告的精神和體會，也包括本書中所發生的故事，使我更加深刻地認識和理解“中國道路”“中國理念”“中國制度”。
作為中國學者，應當成為國家未來的“嘹望者”、國家戰略的“謀劃者”、國家智庫的“擔當者”、國家治理的“監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看得更準。
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人們都在關注當今的中國發生了什麼巨大變化？產生了什麼巨大影響？眾多的媒體、無數的網路，每時每刻都在報導、都在傳播。真是信息大爆炸的時代，無所不有，眼花繚亂，無所不知，更加迷惑。
面對信息大爆炸時代，到底今日的中國正在發生什麼樣的故事？有哪些基本的線索？我是怎樣記錄的？又是怎樣思考的？進行了哪些方面的學術研究？又進行了哪些方面的國策研究？這反映在我的《國情報告》系列、國情研究專著、編著和各種學術論文中，供決策者參考，供學術界爭鳴，供學生學習。
我非常欣賞毛澤東大力提倡的“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①的做法，對不同的對象，說不同的話，寫不同的文。我也在想，如何創新另外一種寫作方式，以談話的形式講解正在巨變的中國以及正在發生的故事，深人淺出、通俗易懂、雅俗共賞，這就有了《胡鞍鋼談話錄》系列的想法和做法。
一是與國外讀者交流。通過國際學術交流、國外媒體採訪，以中國學者的身份，以當代中國研究為學術基礎，我把自己定位為中國與世界的“學術大使”“信息大使”，通俗易懂地向世界介紹中國、說明中國、展望中國。早在幾年前，我根據與國外讀者交流的談話錄進行翻譯並整理，並由上海東方出版中心先後出版了《胡鞍鋼：與世界對話》（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中國在世界的位置——胡鞍鋼：與世界對話（之二）》（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2），深受廣大中國讀者的歡迎。
二是與國內讀者交流。我是以中國大學思想庫、智庫中研究人員的角色，一方面，作為學術界與決策層之間的“橋樑”，以學術研究為基礎，更加專業化、更加職業化、持續地為中國政府提供決策信息、決策知識，建言獻策。例如，我還作為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先後參與了國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等背景研究、目標設計和重大政策諮詢。另一方面，我又是決策層與社會之間的“橋樑”，為社會公眾通俗易懂地解讀“中國戰略”“中國規劃”“中國政策”。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是通過接受國內媒體採訪，以談話錄的方式發揮這一“橋樑”作用的。因為以這一方式介紹情況更真實，更貼近讀者，而我也是想到哪就談到哪，有什麼就說什麼，尤其是回答他人（特別是記者）的各種問題時更是如此。談話稿的確不同於反覆修改的正式文章或著作，有些問題回答得自己也不滿意，從而促使我去研究和思考。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無論是對話、交流還是質疑、交鋒，都是激發思想火花、創意新觀點的最好方式，為我後來的正式寫作提供了最初的想法。因此，我應北京出版集團之邀，將近年來與國內媒體的談話錄整理、編輯後出成本書。
在本書中，我以中國正在發生的重大決策為基本線索，既匯集了我們這一時期國情研究所聚焦的重大專題的重要成果，又展現了直接影響重大決策的時代背景，還講述了參與決策、評價決策的過程和故事。2009年、2010年我們集中關注的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前期背景研究、基本思路討論、主要目標和指標設計、確保“十二五”規劃成功的關鍵因素和機制設計等。讀者可以從這一專題的談話錄中比較詳細地了解到這一過程的細節。比如我們在獨立研究中遇到了哪些問題，是怎么思考的，又有什麼不同的思路，建議又是怎么提出的，哪些方面的建議被採納並反映在規劃綱要之中，哪些建議做了修訂，哪些建議沒有被採納，還有待於實踐和時間的檢驗，等等。
從本書所涉及的中國重大決策命題的前前後後，讀者可以發現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中國的決策機制越來越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國家決策層對學術界，特別是名牌大學智庫，產生了巨大的決策知識需求，不僅是高水平、高質量的科學化要求，而且是及時性、適用性的現實要求。我們在與他們之間的互動過程中，產生了強烈的社會需求，形成我們學術創新的動力和來源，我們也是“邊學邊乾”“邊乾邊學”，這才有了創意理念、創新思想。同時，有效供給的不足，也常使我們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力不足”，不僅是“人力”（高端專有人才）不足，而且是“智力”（長遠性、全局性、戰略性思維）不足；不僅是批評、批判能力不足，更是建言、獻策（針對性、可行性、及時性政策）能力不足。這就需要精心培養高端人才、專有人才，也需要強化我們自身的專業化、知識化、職業化的能力。
讀者會問，你們是如何研究國情的？又是怎樣影響決策的？我的簡要回答就是採取了毛澤東倡導的“有的放矢”①的方法論。我們的做法是：
首先，要尋找這個“的”，即“中國問題”，這是“問題導向”，而不是“理論導向”。有什麼中國問題？問題的結症在什麼地方？如果是一組問題，它們之間是什麼關係？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中最關鍵的最核心的問題是什麼？我們會在不同的時間尋找不同的“的”，通常都是重大的“的”，關係全局的“的”，影響未來的“的”，起著綱舉目張的效果。
其次，就是選擇這個“矢”，即“中國辦法”，就是以那種最能解決實際問題、最管用的理念或方法為導向，而不是以那種最好看、最時髦的理論或方法為導向。當然這個“矢”不是一個“矢”，可能是多個“矢”，不同的“矢”，來一起射中這個“的”，也許是十個“矢”集中射中的一個“的”，而不止是一個“矢”射中的一個“的”。
最後，就是政策設計要有“目的性”“針對性”和“適用性”，以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為標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解決中國的重大問題，只能一個一個地解決。如同吃飯一樣，得一口一口地吃；也如同打仗一樣，得一仗一仗地打；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
2012年11月，我作為黨的十八大代表參加了全國黨代會，聆聽了胡錦濤同志所作的大會報告，討論了向大會提交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親眼目睹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新老交替。會後，我以專家的身份，結合自己的國情研究，學習宣講十八大報告的精神和體會，也包括本書中所發生的故事，使我更加深刻地認識和理解“中國道路”“中國理念”“中國制度”。
作為中國學者，應當成為國家未來的“嘹望者”、國家戰略的“謀劃者”、國家智庫的“擔當者”、國家治理的“監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看得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