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籍輯佚

從現存文獻中輯錄已經散佚的文獻，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復散佚文獻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簡稱輯佚。中國古代常用“鉤沉”一詞指代輯佚工作。輯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輯佚一般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原書尚存，但有短缺，從其他記載中輯錄補充；二是原書已佚，而在他書中尚有全書或片段保存，可據以鉤沉重現或輯錄復原。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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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guo guji j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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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籍輯佚

compiling from Chinese ancient books

解釋

古書在流傳過程中，由於受到天災人禍以及書籍本身的內容質量、傳播方式、載體性能等因素的影響，部分散佚,或者全部亡佚中國西漢所編《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書籍，用唐代所編《隋書·經籍志》加以核對，已經亡佚了百分之六、七十，以後各代書籍亡佚失傳的情況與此相類，為了保存文獻，充實史料，輯佚工作便應運而生。

輯佚是古籍整理工作中十分艱辛而又頗具學術意義的事情，辨別真偽則是至關緊要的環節。由於輯佚總是從作家本集或原書以外的其他傳世文本中發現並獲取新資料，而這些資料又都是在作品的傳播過程中，通過不同的接受者轉手載入典冊，如此，則傳播者、筆錄者、印行者等等可能出現的失誤，使作品的可信性相對減弱。一旦發現被其他典籍有幸保存下來的佚作，首先進行科學、認真、細緻的考辨甄別，便成為輯佚者第一位的工作，以此避免訛傳，防止貽誤後學，確保輯佚自身的學術價值。近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出版的輯校本《楊文公談苑》（李裕民輯校，與宋人張師正《倦遊雜錄》合刊），由該書《前言》即可見出輯校者在鉤沈佚作和考辨真偽方面所作出的顯著成績。

《楊文公談苑》（以下簡稱《談苑》）是記載楊億（字大年，諡文，故稱文公，公元974—1020）言談的語錄筆記。始由楊億鄉誼門生黃鑒（字唐卿，《宋史》卷442有傳）雜抄廣記文公與人交談的部分話題而初成一帙，世人謂之“《談藪》”，或稱“《南陽談藪》（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11）。然內容“交錯無次序”（宋庠《楊公談苑·序》），其後由宋庠（996—1066）刪訂整理，類為二十一門，“勒成一十五卷，輒改題曰《楊公談苑》”（同上）傳於世。明中葉以後該書失傳。

楊億乃一代奇才，名重天下，學者宗伏，領袖群彥，連歐陽修、蘇軾也多所艷嘆。“文辭之外，其博物殫見，又過人遠甚。故當時與其游者，輒獲異聞奇說，門生故人往往削牘藏棄以為談助”（宋庠《楊公談苑·序》）。由是，《談苑》成書後即廣為流傳，且遠播海外。但書中所錄殆非楊億筆削，且經後人整理，流播中難免產生訛誤。在原書失傳數百年之後，輯校者從群書中鉤沈成集，去偽存真，再廣流傳，使學者省卻翻檢之勞而能覽其概貌，實乃一大功德。惜尚有個別疏漏，未及精審。即如《談苑》163頁第203條記《穆修》云：

文章隨時風美惡，鹹通已後，文力衰弱，無復氣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修性褊忤少合，初任海州參軍，以氣陵通判，遂為捃摭，貶籍系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敘甚詳。後遇赦釋放，流落江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即遇盜，或臥病，費竭然後已，是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評價直，先展揭披閱，修就手奪取，瞋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穆修乃北宋前期文壇的重要作家，也是宋代古文運動的先驅之一。他以力倡古文而著名於世，《宋史》謂“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糜然從之；（穆）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本傳》）。正因如此，穆修時常成為宋代學人評議的熱門話題之一。從蘇舜欽的《哀穆先生文》、范仲淹的《尹師魯河南集序》，到沈括的《夢溪筆記》（藝文）、葉適的《習學記言序目》（卷七十四），乃至許多宋人筆記，都有評述穆修其人的文字。應該說，《楊文公談苑》如果有議論穆修的文字，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上引文字首先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評論穆修在宋初文章發展中的作用，然後講述其個性特點、生平境遇以及晚年印行傳播韓柳古文的情形。考諸典籍，皆持之有據，非無根游談，大體符合史實，足可徵信。《談苑》的輯校者在該段文字之末注有出處“同上”二字，則知與第202條《李符知春州》同輯自《類苑》卷七十四。

《類苑》即《宋朝事實類苑》，又稱《皇宋事實類苑》（見本書《自序》）、《事實類苑》（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乃宋人江少虞編選。輯校本《談苑》自63條至213條均由《類苑》輯出，計151條，占全書233條中的五分之三還要多，惜輯者未能說明所用版本。今檢四庫全書本《事實類苑》為六十三卷，則《談苑》當據別本輯錄。《類苑》的編選者江少虞生活於南北宋之交，曾官左朝諸大夫，生平事跡已不可詳考。其“以宋代朝章國典見於諸家記錄甚多，而畔散不屬，難於稽考，因為選擇類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數十家北宋筆記的有關內容“比附倫類而整齊之，去其文不雅馴或有牴牾者”（《自序》），選義按部，考詞就班，歷十四載編成此書，而北宋一代遺文逸事略具於斯，足觀當時風政，故學人士林喜傳樂道。該書梓行於紹興十五年（1145），由於江氏征采浩博而又全錄原文，所謂“據實條次，不敢以一字增損”，“不敢斷以己意”（《自序》），故能保持史料原貌，具有較強的可信性，王士禎稱該書“宋人說部之宏備而有裨於史者”（《居易錄》）是頗具眼力的。至於穆修性格、行事，不僅史有所載，且有文集傳世，披覽即知，無需贅言徵引。(楊慶存)

舉例

中國較早從事輯佚工作的是宋代的黃伯思(?1118)和王應麟(1223～1296)。黃伯思曾從馬總《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中輯出已佚的《相鶴經》。王應麟則有感於《易》學獨傳王弼，《尚書》只存《偽孔傳》，便從群書中輯出有關鄭玄《易注》、《書注》的資料編成《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他又感到四家之《詩》只有《毛傳》流傳，便從群書中採集有關其他三家詩說的資料，編成《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略遍”(章學誠《校讎通義·補鄭》篇)南宋鄭樵在《通志·校讎略》中寫有一篇《 書有名亡實不亡說》，是最早提倡和研究輯佚理論與方法的文獻，標誌著輯佚學的發端。明代祁承在《澹生堂藏書約》中補充了鄭樵的觀點輯佚在清代最為興盛,成為專門的學術事業。有專輯某學科著作的，如余蕭客的《古經解鉤沉》30卷，輯存了唐代以前的群經訓詁；有專輯某書註解的,如臧庸的《爾雅漢注》3卷，輯存了漢代各家注釋《爾雅》的文字；有專輯某人著述的，如袁鈞的《鄭玄佚書》79卷，輯存了鄭玄的一些著作。清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已經亡佚的古代典籍 385種，4946卷。嘉慶、道光年間，出現了大規模輯集古代經、史、子集四部佚書的宏舉,如馬國翰輯成經部書444種，史部書8種，子部書 178種共630種，印成《玉函山房輯佚書》。黃輯成“經解”86種，“道緯”56種，“子史鉤沉”74種，印成《漢字堂叢書》 (又名《黃氏佚書考》) 。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則廣泛收集唐代以前的文章，共得3519名作者的文獻746卷，分 15集印行。清代的輯佚實踐大大豐富了古籍的品類和種數。儘管如此，輯佚工作仍需要開展，不僅原有的古籍可以繼續作為輯佚的對象，古文獻的不斷出土和發現也為輯佚工作提供了方便條件。

開展輯佚工作需要根據目錄著作了解古書的存佚殘缺,需要通過辨偽來考證輯錄文獻的真假是非,需要通過版本和校勘來審訂所輯字句的異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輯佚工作需要運用目錄學、辨偽學、版本學和校勘學多方面的知識用以輯佚的資源很多,主要有類書、總集、方誌、古注、金石以及新出土的古代文獻等。劉鹹在《輯佚書糾繆》中提出輯佚中“漏、濫、誤、陋”四大弊端：輯錄而不遍檢全書稱為漏；本非佚文而指鹿為馬稱為濫；不審時代，據誤本、俗本稱為誤；不辨體例，不考源流稱為陋。可見，輯佚工作需要有廣博的古典文獻的基礎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