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剖宮產

世界衛生組織對剖宮產率設定的警戒線為15%，美英等國的剖宮產率均在警戒線以下，日本僅為7%。而中國的總剖宮產率為46.5%，剖宮產率超過世界警戒線3倍多。根據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2010年的數據，中國25%的剖宮產並不是出於醫療需要，即每年有500萬例的剖宮產其實可以自然分娩。

剖宮產的出血量比自然分娩多，還有可能發生大出血。此外，剖宮產產婦的腸粘連併發症比率高，再次妊娠時也容易出現各種併發症。剖宮產不僅影響產婦本身，還會影響嬰兒。剖宮產寶寶容易出現濕肺、感覺統合失調等問題。正常經產道分娩的胎兒會受到宮縮、產道適度的物理張力改變等，使胎兒的身體、胸腹、頭部有節奏地被擠壓，而剖宮產寶寶卻缺乏這種刺激，容易出現觸覺感及前庭平衡感的失調（即“感覺統合失調”），日後可能造成動作不協調。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剖宮產
• 外文名：Chinese Cesarean
• 所屬類別：醫學術語 
• 所屬學科：產科領域

中國剖宮產率

2010年，中國有1600萬嬰兒出生，其中將近一半是剖宮產。在中文文獻中，中國剖宮產比例在36%-58%之間，而這個數字在80年代時仍低於5%。在過去幾十年中，剖宮產緣何成為多數國人的首選？發表《英國婦產科雜誌》（BJOG）上的一篇新的評論文章明確指出中國必須努力抑制日益增長的剖宮產手術率。

文章指出：中國是世界上剖宮產率最高的國家之一。2010年，有1600萬嬰兒出生，其中將近一半是剖宮產。儘管還不能確定具體的數字，在中文文獻中，中國剖宮產比例在36%——58%之間。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剖宮產率低於5%而且直到1990年，剖宮產率也沒有超過10%。

產率高的原因

中國如此高的剖宮產率可能由以下三方面導致：產科護理系統的結構、醫院醫生和其他工作人員的鼓勵以及病人習俗方面的偏好。

一些與中國產科護理系統相關的方面以及醫院方面的因素導致剖宮產率增高。這些方面包括：

總數偏高的生產數量。用有限醫療資源管理龐大數量的出生人數，這可能導致較高的剖宮產率。

財政激勵也會促使剖宮產率高於陰道分娩率，財政激勵包括新生兒保險的覆蓋、醫生和醫院的收入。

在中國公立醫院的員工很少而且受政府控制。在中國，平均每千人有1.5個護士或助產士；而在英國每千人有9.8個護士或助產士。相較於陰道分娩，剖宮產手術需要的護理時間更少。

婦產科醫生的水平參差不齊，只有不到2%的醫生完成了碩士或博士水平的訓練。

很多醫生的績效工資是靠接待病人的數量和病人的住院費來提成的。剖宮產手術比陰道分娩的收費更高，因此這些刺激都會使醫生引導孕婦選擇剖宮產。

在分析中國剖宮產率時，孕婦的偏好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作者指出，獨生子女政策下的人可能對分娩結果有過於完美的期望，且孕婦和醫生有可能會認為剖宮產手術的優點比不足多。害怕在病床上無法控制的疼痛，硬膜外麻醉，護理援助或者家庭支持都強化了這種期望。

然而，現行方法可能很快被改變，因為在2013年11月，中國獨生子女政策有所鬆動，政府鼓勵夫婦要二胎。更多的重複剖宮產手術會使風險率和收益率都發生改變。

哈佛醫學院布來根婦女醫院的婦產科助理教授，同時也是本次研究的合作者蘇珊·勒斯坦（Susan Hellerstein）認為：“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國剖宮產率從不到10%猛漲到超過50%的婦女選擇剖宮產手術來生產。這一現象將來很可能改善，而且我們必須通過改革中國產科護理系統的某些方面來鼓勵陰道分娩。不論為降低剖宮產手術率做何種努力，都必須將安全性和有效性考慮在內，要保證孕產婦和圍產期婦女的健康，這一點在當代中國非常重要。”

英國婦科雜誌的副主編邁克。馬什（Mike Marsh）認為：“這篇評論文章揭示了中國非常高的剖宮產率的潛在原因。文章明確了保健系統結構，醫院方面和孕婦偏好是導致剖宮產率極高的三個關鍵因素。在這篇文章中指出的影響剖宮產率的因素很有可能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

中國的高剖宮產率是毋庸置疑的事實，而國外專家對原因的分析也有其合理性。作為公眾，了解分娩相關知識，選擇最適合的分娩方式對於孕婦和嬰兒都至關重要，因為分娩是有風險的。

導致產婦做出選擇的原因：

新生兒體重偏高。據介紹，中國剖宮產比例最高的在2007年至2010年期間。“幾乎六七成的產婦都要剖。除了主動要剖的，還有很多不得不剖的。”安徽省某婦幼保健院產科二病區主任陳磊說，“現在產婦的營養過剩，導致新生兒的平均體重偏重。以前都在五六斤左右，現在七八斤重的新生兒很普遍，九斤以上的超大兒也不稀罕。”

“如果胎兒較小，孕婦的宮縮力量就不需要太大，生產時會比較順利。而九斤以上的超大兒只能選擇剖宮產，以免產婦宮縮力量較大造成子宮破裂等危險情況。”陳磊說。

畏懼疼痛。這是許多產婦會主動選擇剖宮產的重要原因。“生孩子的疼痛是宮縮的痙攣疼，比剖宮時劃一刀的銳痛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這種疼痛間歇性地持續十幾個小時左右，許多產婦都畏懼這種疼痛。”

陳玲說，“醫療技術的發展提高了剖宮產手術和麻醉的安全性，不少人覺得剖了既安全又快捷。自然生產萬一生不下來還得側切一刀，或者最終還得選擇剖宮產。‘80後’、‘90後’女性陸續進入孕期，他們同老一代產婦不同，多是獨生子女，家人嬌慣，怕疼，怕身材走樣，這也是導致剖宮產比例升高的原因之一。”

迷信某些出生日期。據介紹，有的家屬迷信“生辰八字”“黃道吉日”，要求產婦選擇在某月某日某時生下小寶寶，或選擇國慶節、母親節等；還有的產婦預產期是9月，為了孩子將來入學的需要，就選擇8月做剖宮產手術，讓孩子“提前出生”。

“曾有孕婦自然分娩的條件很好，但是依然要做剖宮產，我們怎么勸都沒有用，她最後說：‘我自己的肚子我想剖，你憑什麼不讓？’”陳磊說。

醫院方面的因素。記者採訪多家醫院的醫護人員，他們都表示，醫生會勸產婦優先考慮自然分娩，但是產婦如果堅持剖宮產，他們也不會強求。

一位經驗豐富的婦產科醫生告訴記者，順產從出現陣痛至孩子產出，長的需要20多個小時，如果會出現順產到一半必須實施剖宮產的情況，許多病人家屬還會有意見。

而剖宮產手術，熟練的產科醫生從下刀至縫合傷口，只需要十幾分鐘至半個小時就能完成。面對日益緊張的床位，也為了規避醫療風險，一些醫院往往傾向於為產婦實施剖宮產。

在一些偏遠的醫院，為了經濟利益而鼓動產婦剖宮產的現象也存在。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醫生表示，如果剖宮產，醫院在時間和人員上的付出只是自然分娩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收費則是後者的兩倍。

迷信生辰八字

上一代人看來順理成章的自然分娩方式，在我國卻被越來越多的女性所放棄。應運而生的剖宮產，似乎更受歡迎。沒有漫長的等待，沒有母親的喘息、叫喊、更沒有孩子從探出小小的腦袋到小手、小腳，一點點向外擠壓的過程。短短十幾分鐘，一個新的生命就這樣誕生了。

20世紀70年代，中國剖宮產率只有5%，而中國剖宮產比例遠遠高出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15%的警戒線。這種畸形的高比例背後有著多種複雜原因。一線醫務人員呼籲，控制剖宮產的比例迫在眉睫。

大城市比例高

在安徽省某某醫院產科母嬰同室的病房內，記者隨機採訪了7位新媽媽，其中就有5位是剖宮產。“現在自己生的很少，基本上都是剖的。”第一次當媽媽的吳敏（化名）說。

她的女兒剛剛出生3天，正安靜地躺在保育箱內沉睡。“我就劃了一刀，一個多小時就生出來了。沒怎么受罪，一周后就能出院。聽著隔壁產房的順產的產婦一聲又一聲叫得那么響，我覺得還是剖的好。”

而在安徽某婦幼保健院產科二病區，三天前誕下寶寶的新媽媽李小晶（化名）驕傲地說：“我是順產的！從中午開始陣痛到晚上10點多孩子出生，都非常順利。生下寶寶的第二天我就可以下地走動了，現在恢復得很好，很快就能出院了，寶寶也很健康。而在我之前剖宮產的新媽媽們還躺著不能動。”

“中國的剖宮產比例將近50%。這個數字是世界衛生組織推薦上限的3倍以上。”安徽省某某醫院產科副主任陳玲說，“而且越是大城市、越是大醫院剖宮產率就越高。”省立醫院作為一家省級綜合醫院，其剖宮產比例一直在60%左右。這主要是由於這家醫院醫療力量比較強，接收的大多數是情況不太好的產婦，她們往往有胎位不正、超大兒、產婦血小板偏低等不得不進行剖宮產的情況。

“我們曾對基層醫院進行檢查，發現他們的剖宮產率也不低。基本都在四成至五成左右。”陳玲說。

醫生產婦對比

剖宮產的副作用和風險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

“手術中，產婦面臨著麻醉意外、大出血、術後感染等危險。長遠來看，產婦子宮內壁損傷、罹患婦科病的幾率都比順產的要高得多。而根據統計，胎兒沒有經過產道擠壓，出生後肺部的羊水不能完全排除，增加了患肺部疾病的危險，將來的平衡能力、注意力、方位感等認知能力都會比較差，患多動症的幾率也比順產的高。”陳玲介紹，“總而言之，剖宮產應是醫生為了搶救難產孕婦的‘最後一招’，純屬‘無奈之舉’，而並不是產婦生孩子的‘捷徑’。”

控制剖宮產

中國剖宮產比例遠遠高出正常水平，其帶來的潛在危險和長遠負面效應已經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衛生主管部門也將剖宮產比例納入醫院考核指標，但是這依然沒有控制剖宮產比例過高的趨勢。

要將生產指標評估作為是否實施剖宮產的客觀依據。安徽某某婦幼保健院的醫生們將胎兒狀況、產道情況、產婦的心理因素等進行綜合打分，根據打分情況告知產婦和家屬，建議其進行順產或剖宮產。

“讓產婦及家屬擁有充分的知情權，將手術的利弊風險告知後，他們的選擇必然會理智些。產婦家屬比較信服醫生，也很少發生產婦臨到生產還會改變主意的情況。”陳磊說。

為了緩解產婦對於生產的畏懼和緊張，應該引入一些鎮痛分娩、水中分娩的新技術。“鎮痛分娩可以緩解產婦的疼痛，對於產婦的心理幫助很大。許多人不敢順產都是心理壓力太大，如果醫生告訴她們通過技術幫助能在可忍受的疼痛限度內把孩子生下來，產婦們的心裡會安定很多，也有助於順利地自然分娩。”陳玲說。（《半月談》2012年第12期，記者 鮑曉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