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4日以及稍後的12月3日，印度加爾各答當局忽出奇招：逮捕當地興華中學校長張學文、副校長謝應瑞、當地華僑報紙《中國新聞》總編輯侯興福和山東同鄉會會長劉維興等13名華人。實際上，從2月份起，印度噶倫堡、加爾各答有關當局已經先後向旅居當地的華僑發出通知，限令接到通知者幾天到3個月內離開噶倫堡或印度。至9月份，接通知人數已增至幾十人之多。通知書沒有說明任何理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印衝突
- 時間：1960年11月24日
- 主體：印度、中國
- 事跡：印度逮捕當地興華中學校長張學文
戰爭背景,戰爭過程,戰爭結果,
戰爭背景
印度地方當局採取這一系列行動的背景即：中印邊境交惡。
同一時期的1960年4月，為緩解中印邊境之爭，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主動率團對印度進行了為期6天的訪問。周恩來表示：“中印兩國有一切理由應該千年萬年地友好下去”，“邊界問題並不是不可以找到共同點或接近之點”。
而印度尼赫魯總理保持了自己的高調，堅持中印邊界問題不容談判。
印度拒絕中國方面稍前即已提出“雙方武裝部隊從中印邊境全線各自後撤20公里，並停止巡邏”的建議。中國單方面停止了巡邏。
雖然印度軍方索爾少將也說，在交界地區建立非軍事地帶是好主意，但尼赫魯總理的政府未予認可。這就導致印度朝相反方向採取使事態進一步升級的行動：趁中國邊防軍停止巡邏的空隙，在中印邊境西段節節逼進，增建430個據點。
印度心目中的中印邊境線、不容中國方面有任何異議的依據是所謂“麥克馬洪線”。1914年3月24日，出席西姆拉會議的英國代表麥克馬洪與中國西藏地方當局代表倫興．夏扎在德里背著中國中央政府代表用秘密換文方式搞出的這條線，歷來不為任何一屆中國政府所承認。
但即使是根據這條線，印度軍隊在1959年強行占據的兼則馬尼、1962年開始占據的扯冬、絨不丟、扯果布、卡龍、章多、克寧乃、日挺布、湯、娘巴等地，仍然在麥克馬洪線以北，即中國境內。
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公布了麥克馬洪線附圖的這一部分，並為此質問印度政府：究竟是誰侵占了誰的領土？
尼赫魯承認：中國方面的報導“有些的確站住腳了”。他表示擔心這會“使人看來中國人是受印度這隻‘老虎’進攻的‘溫順的羔羊’，因此，你們（印度宣傳機構）大家必須幹得更夠標準些”。
尼赫魯在國內加緊了戰爭準備，聲言他的國防部長梅農是“當代拿破崙”，“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印度也是一個大國。我們強大得足以對付任何挑戰”。
中印邊境衝突呈不可避免之勢。就連一向站在印度方面的英國《泰晤士報》在1962年10月8日發自德里的一則通訊也不無擔心：如果在中印邊界上爆發戰鬥的話，“旁觀者會不得不指出，正是德里拒絕進入會談”。
中國政府在中印邊境問題上保持著極大的克制態度。但這一克制顯然不是懼怕印度有一位“當代拿破崙”。尼赫魯的強硬來自印度當時所處的左右逢源的國際地位。一方面，美國稱印度為西方式民主與自由的堡壘，另一方面，蘇聯則試圖將印度拉近東方社會主義陣營。1960年1月，中印關係日趨緊張之際，尼赫魯致信赫魯雪夫，邀請赫訪印。赫魯雪夫即不顧中蘇特殊關係，欣然表示接受邀請，更使尼赫魯志在必得。中國的克制，或者說有如“溫順的羔羊”的姿態，顯然有著對整個國際關係的慎重考慮。
1962年10月20日開始，歷時一個月的中印邊境戰爭在東、西兩段大規模爆發。戰爭以印度全面失敗而告結束。中國邊防部隊主動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線中國一側20公里以內地區，並於1963年5月26日前釋放了印軍第7旅旅長季．普．達爾維準將以下3312名全部被俘人員，退還全部繳獲的武器裝備及軍用物資。
戰爭過程
中國政府以亞洲和平和中印友誼為重，對印度的武裝侵占活動一直採取克制忍讓態度，並為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周恩來總理為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作了長期不懈的努力
鑒於中印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和中國西藏地方與印度在宗教及商業上的緊密聯繫，中國政府爭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極為重要的。1952年6月14日，周恩來在中國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務後，針對印度政府歷次來的照會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種“權益”，向印度駐中國大使潘怩加就中國處理印度與中國西藏之間的關係問題，提出了一個原則和一項措施。周總理指出：“對於印度在中國西藏的關係的現存狀況是英國過去侵略中國過程中遺留下來的痕跡，對於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沒有責任的。英國政府與舊中國政府締結不平等條約而產生的特權，現在已不復存在。因此，新中國與印度在西藏的關係，通過協商重新建立起來。”1953年12月，周總理接見中印兩國代表團談話時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他說：發展兩國友好關係，商談印度與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謀求解決那些如正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也應該按照這些原則進行。印度代表團對這五項原則表示完全贊同。
1959年3月22日尼赫魯給周恩來寫信向中國提出大片領土要求。1959年9月8日周恩來在給尼赫魯的回信中明確指出：中印邊界從未正式劃定，中國政府一貫主張雙方應根據“五項原則”，通過友好協商，全面解決邊界問題。周恩來在信中指出：中國絕不承認所謂“麥克馬洪線”，但是為了維持邊境的和睦，中國軍隊從未越過這條線，最近中印邊境出現緊張局勢，都是由於印軍越境挑釁造成的，應該由印度方面負完全責任，希望印度政府立即採取措施，撤回越境印軍和行政官員，恢復兩國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
周恩來在接到尼赫魯1959年9月26日的來信後，又於11月7日給尼回信。信中指出：如果兩國政府不想出一個十分妥善的解決辦法，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邊境衝突今後還可能出現；為了有效地維持兩國邊界的現狀，確保邊境的安謐，並且為邊界問題的友好解決創造良好氣氛，建議兩國武裝部隊立即從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20公里，脫離武裝接觸。
周恩來接到尼赫魯1959年11月16日的來信後，於12月17日又給尼回信。信中再次提出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具體步驟，建議兩國總理舉行會談。經過一段交涉和安排，到1960年4月，周恩來親赴新德里，與尼赫魯舉行會談。然而，中方為爭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真誠努力，仍然沒有得到印方的回響。雙方除同意由兩國官員共同審查、核對和研究有關邊界問題的事實材料並向兩國總理提出報告外，未達成任何實質性協定。
儘管如此，周恩來本著求同存異的方針，並為推動中印雙方沿著和平談判的道路走下去，他在離開新德里前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書面講話，指出兩國在邊界問題上可以找到六個共同點或接近點。他建議把共同點或接近點肯定下來，以便於兩國政府繼結商談。他提出的六點完全是對等的，沒有任何一方強加於另一方的要求，但印方仍拒絕了中方這一建議。
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兩國官員舉行會晤，分別提出和審查對方提出的邊界主張的論據。我方用大量確鑿的材料論證中國所指的傳統習慣的中印邊界線是有歷史和事實根據的。但印方主要根據英國旅行家、冒險家的顯然不足為憑的材料，硬說“麥線”是中心邊界東段的傳統習慣線，硬說歷來在中國管轄下的阿克賽欽屬於印度。由於印方堅持其狂妄主張，毫無解決問題的誠意，使兩國官員的會晤也沒有取得結果。
為避免邊界局勢進一步惡化，從1960年8月至10月，中國曾反覆建議中印雙方在官員報告的基礎上討論中印邊界問題，但印度卻堅持要中國從西段自己的大片領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國東段撤出位於“麥線”以北的扯冬地區以北作為同意談判的先決條件，這就斷然關閉了和平談判之門。
二、戰爭爆發
印度政府策動和支持的西藏農奴主叛亂遭到失敗，對中國西藏執行擴張主義的幻夢破滅後，尼赫魯公然拋棄中印友好的旗幟，把中國政府謀求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努力和克制忍讓視為軟弱可欺，進而得寸進尺，對中國步步進逼。尼赫魯擴張主義的邏輯是：“我已經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對尼赫魯來說，中國要還不撤出他要侵占的土地，他就施行前進政策”，直到採用戰爭手段。這樣，從1961年開始，尤其是從1962年4月起，印軍在中印邊界西段中國境內先後設立了43個軍事據點。印度政府侵占中國領土後部署對華戰爭的規模和程度，都超過了過去的英帝國主義。當時印度立場：在東段已將中國軍隊“趕回兩英里”，在西段全線向前推進，歡呼並祝賀尼赫魯取得了“拿破崙式的大膽的規劃所取得的獨一無二的勝利。”見1962年7月7日印度《閃電》報。在此情況下，尼赫魯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絕中國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建議，決心鋌而走險，訴諸武力。
1962年10月2日，尼赫魯在新德里聲稱：印度政府要“以軍事力量對付中國”。12日，他公開下令：要把中國軍隊從印軍侵占的中國領土上全部“清除掉”。14日，印度國防部長口稱：要同中國打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支槍。接著，他又乘飛機趕到靠近中印邊界東段的印境提斯浦爾城，進行軍事部署。隨即，印軍在東段大量增加兵力。17、18兩日，入侵印軍在東段和西段邊境上，向中國邊防部隊進行猛烈炮擊，挑起了大規模的邊界武裝衝突。
但是，印度方面畢竟錯誤估計了形勢，它以為它當反華急先鋒和南亞霸主，會得到美國和前蘇聯等國的援助和賞識；以為當時中國經濟困難已嚴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以為美國支持台灣國民黨當局正企圖竄犯我東南沿海，牽制了我主要國防力量，西南地區防務空虛，以為中蘇裂痕加深，中國“孤立無援”。所以，它認定此時還是在中印邊界全線進攻的“良好時機”，不管它怎樣進攻，中國是不敢還手的，因而利令智昏，走上了軍事冒險主義的道路。
中國政府和邊防部隊遭到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一貫立場，對印軍的不斷入侵挑釁和蠶食祖國領土的行徑，始終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採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裝衝突的措施。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印度政府擴張侵略的野心，揭穿了它捏造“中國侵略印度”的謊言，爭取了國際輿論的同情。當印軍侵占中國領土、頻繁挑起邊界糾紛時，中國政府指示中國邊防部隊，必須作好兩手準備：力爭好，準備壞。即在爭取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同時，必須作好應付印軍進攻的準備。當印度政府大幅度右擺時，中央軍委曾適時告誡邊防部隊，要提高警惕，加強邊防，防範印軍的進攻，當印軍大肆占地設點，步步向前推進，嚴重威脅中國邊防部隊安全的時候，毛澤東主席指示：對印軍的入侵，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當尼赫魯政府大肆反華，瘋狂挑釁，調兵遣將，停結部隊，完全堵塞了和平談判的一切渠道後，中共中央及時作出決定：為了打擊印度反動派的囂張氣焰，保衛祖國邊疆的安全，創造中印邊界問題談判解決的條件，決定對入侵印軍進行反擊。中央軍委立即對反擊作戰作出指示：軍事指揮工作，政治動員工作，後勤保障工作，務必精心計畫，周密組織，切實做好。指出，此次同印度反動派作戰，事關國威軍威，務求初戰必勝，只能打好，不能打壞。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指示，中國西藏、新疆邊防部隊立即進入了戰備狀態。為了實施自衛反擊作戰組織指揮，由西藏軍區組成了“西藏軍區前進指揮部”指揮成員有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副司令員鄧少東、趙文進，司令部副參謀長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呂義山，後勤部副部長於一星等，主要負責東段指揮。西段，新疆邊防部隊組成了“新疆軍區康西瓦指揮部”，由副軍長何家產負責指揮。西藏、新疆邊防部隊接到中央軍委反擊作戰的命令後，迅速部署兵力，進行緊張的戰前準備，迎擊印軍大規模進攻。
戰爭結果
中印作為亞洲及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大國，保持中印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對維持亞洲及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平解決兩國邊界問題是中印關係發展關鍵。然而中印邊界問題仍然困擾兩國戰略合作向實質性方向邁進，同時也制約中印關係的縱深發展。
2008年1月，辛格總理在訪問中國後不久，就到包括中印邊界東段爭議區視察，拋出推動印度東北邊境地區開發的一攬子計畫。11月8日，印度外長慕克吉又在中國達旺地區（印度稱為“阿魯納恰爾邦”）訪問時老調重彈，再次宣稱印度對達旺擁有主權。印度強化對中印邊界爭議地區“事實占領”和“事實開發”的做法，不利於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同時也不利於兩國在安全領域增加的互信。2008年美印核協定簽署和美印太空合作等第三方因素，如果不在中印戰略對話層次增信釋疑，可能也會阻礙中美關係提升的高度。
不論是東線的麥克馬洪線，還是西線的詹森線，都不具有法律依據，從來沒有得到過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承認。在中印邊界談判中，中國政府本著“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原則，在邊界協定中，中國間接承認了印度對錫金的主權，為解決邊界爭端做出了重大讓步。錫金王國是1975年被印度併吞的，北京一直拒絕接受這一既成事實。這次簽署的邊界協定規定，中印兩國重新開放自中印邊境戰爭以後一直封閉的一個錫金邊界口岸，另外還準備在中印邊境再開放一個口岸。在中印邊界協定中，錫金被視作印度的一個邦，喜馬拉雅山麓的納圖拉口岸定為邊防和海關檢查關口。
印度在邊界談判中頑固堅持自己的主張，不僅對中國在東線合理的領土要求置之不理，甚至還妄圖在西線阿克賽欽瓜分一片土地。鑒於印度的強硬立場，解決中印邊界爭端任重而道遠。
1962年11月21日24日，中印邊境中國邊防部隊接到了毛澤東簽署的命令。
總參謀部用特急電報下發到各部隊。電文如下：西藏軍區前指、軍區、丁指、康指、新疆軍區並成都、蘭州、北京軍區：為進一步爭取政治上的主動，中央決定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為了促成中印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我軍決定於11月22日零時起，主動停火，並於12月1日開始，主動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雙方實際控制線的內側20公里地區。
1962年12月1日，中國軍隊主動後撤。到1962年3月1日全部後撤到1959年9月7日的實際控制線20公里以內。這是中國政府出於保持中印友好關係的願望，再一次用實際行動表示中國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而不是通過武力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誠意。
中國邊防部隊奉命將在反擊戰中繳獲的大批武器、車輛進行擦拭維修，將繳獲的其他軍用物資進行整理包裝，於12月中旬交還給印度。對被俘人員，一律不殺、不打、不罵、不侮辱、不沒收私人財物。生活上給予優待，受傷者給予治療。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它不同於國內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也不同於抗美援朝戰爭。中印戰爭的五個基本特點：第一，這場戰爭是由印度企圖以武力解決邊界爭端引起的，是政治軍事仗。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以平等協商，互諒互讓，和平談判解決邊界爭端，而印度尼赫魯政府則堅持擴張主義立場，執意以武力實現其領土要求。這就決定了這場戰爭具有很強的政治性。軍事，政治，外交鬥爭融為一體，交織進行。軍事鬥爭必須服從和服務於政治，外交鬥爭。這個特點，不僅制約著這場戰爭的形式，進程和結局，而且影響著雙方的戰略指導。中國政府一貫主張，通過談判解決邊界爭端，反對訴諸武力。即使在印軍蓄意挑釁，打死打傷中國邊防部隊官兵的嚴重事態下，仍克制忍耐，這就在政治，外交鬥爭和道義上處於主動地位。只是在印軍完全拒絕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發起大規模進攻的情況下，中國邊防部隊才後發制人，實施反擊。而在首戰告捷後，中國政府卻發表聲明，申明大義，仍堅持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印度政府蠻橫拒絕和平談判，再度發起進攻，中國邊防部隊再次被迫反擊並取得反擊作戰的決定性勝利，為進一步開展政治，外交鬥爭贏得了主動，得到了世界人民廣泛的同情和支持。這場邊境局部戰爭，決定了軍事鬥爭必須服從政治，外交鬥爭，三者要緊密結合。政治，外交鬥爭的需要，決定軍事行動的打，停，進，撤；軍事上的勝利，又為政治，外交鬥爭創造了有利條件，進而爭取以打促談，以打促和及相對的和平穩定。
第二，這場戰爭，中印雙方力量對比雖互有優長，但從整體上看，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防實力大於印度，中國軍隊的整體素質，特別是政治素質高於印度軍隊。這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敵強我弱的情況是不盡相同的。
印度軍隊，原屬英國殖民主義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德，意，日法西斯軍隊作過戰，號稱"打遍歐，亞的勁旅"。其參戰部隊主力印①《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73頁。軍第四師系"王牌部隊"。印軍技術水平好，後方運輸線短，後備兵團機動快，補給便利。但印軍又是資產階級的僱傭軍隊，帶有濃厚的封建和殖民主義色彩，沿襲英軍的基本制度，進行的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失道寡助，士氣較低，內部矛盾重重。且戰術思想比較保守，害怕近戰，夜戰。而中國邊防部隊，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久經考驗的人民軍隊，具有很高的政治覺悟，嚴格的組織紀律，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和吃苦耐勞的革命精神，戰略戰術機動靈活。指揮有方，多數部隊具有高原地區作戰經驗，而且系正義之師，得道多助。這個特點為中國的勝利奠定了客觀基礎。
第三，這場戰爭，是在喀喇崑崙山和喜馬拉雅山地區的特殊環境下進行的。該區屬於"世界屋脊"的一部分，地勢險峻，氣候惡劣，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經濟落後。東段作戰地區，山高谷窄，路險林密，氣候多變。西段作戰地區，平均海拔4500米，主要山峰在6000米以上，地表裸露，終年積雪，嚴重缺氧，氣候酷寒。這些惡劣的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嚴重影響著軍隊作戰行動，部隊集結，機動，指揮和協同困難，戰場容量較小，容易發生非戰鬥減員，武器技術性能難以正常發揮，後勤補給十分艱難。戰勝惡劣的自然環境，成為奪取作戰勝利的關鍵。
第四，這場戰爭，是在地處祖國西部邊疆主要為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進行的，民眾工作，民族和宗教政策，對戰爭有重大影響。只有高度重視和切實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取得邊疆各族人民民眾和愛國僧侶的支持，才能取得戰爭勝利。西藏，新疆邊防部隊正是在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經過長期艱苦和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緊密團結邊疆少數民族的基礎上，取得戰爭勝利的。
第五，這場戰爭，中國邊防部隊的後勤補給基本來源於內地，路線長，道路少，運輸手段落後，難度大。這對戰役規模和持續時間有極大制約。而印度軍隊後勤補給基地距戰場較近，交通方便，利於持久作戰。這些特點，規定著戰爭的複雜性，影響著戰爭的規模，進程和結局。這些特點，是雙方指導戰爭的客觀基礎，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在這方面，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深諸這場戰爭的特點，把握其發展變化的規律，運籌謀劃，作出一系列符合戰爭實際的決策，實施正確的戰略指導；戰區指揮員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戰場實際出發，發揮主觀能動作用，發揚軍事民主，作出了正確的部署，進行了周密的戰役指揮；參戰部隊揚長避短，依靠政治優勢，吃苦耐勞，英勇善戰，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從而在中印邊境這一戰爭的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譜寫了新的光輝篇章。
第六，這場戰爭震懾了印度軍隊和政府，為國家謀求了幾十年的和平發展和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