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國學大典：資治通鑑

作者簡介

張偉保
1959 年生，廣東東莞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暨新亞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現職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文史教學）；主要學術領域為中國文獻學、澳門教育史、中國經濟史，著作包括《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艱難的騰飛——華北新式煤礦與中國現代化》、《經濟與政治之間——中國經濟史專題研究》（合著）、《書海指南—— 中國古籍導讀》、《詩三百的形成與經典化》、《實業計畫與國民政府》及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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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鑑》上起戰國，下迄五代，記載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合共二百九十四卷。中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在芸芸眾多的歷史事件中，它記了些什麼？根據司馬光對歷史的獨特眼光，它選擇史事基本上只關於以下四點：一、國家盛衰；二、生民休戚；三、善可為法；四、惡可為戒。

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能夠刪繁削簡、上下連貫，以求讓人君在日理萬機之餘，也能夠廣泛閱讀歷史，並“以史為鑑”，以豐富其治國的經驗；另一方面，更期望借用歷代史事，以求帝王“致治之道”。

從今天看來，這部書的讀者並不僅僅是帝王，即使是一般的讀書人也需要《通鑑》。
——張偉保

圖書目錄

前言
《資治通鑑》導讀
戰國至秦
引論一
長平之戰
秦皇暴政
兩漢
引論二
陳平安漢
張騫鑿空
巫蠱之禍
充國屯田
漢末清議
三國兩晉南北朝
引論三
赤壁之戰
北魏漢化
隋唐五代
引論四
世民弒兄
劉晏改革
割棄幽燕
附錄
參考書目
名句索引

文摘

《資治通鑑》一部洋洋數百萬言的經典如何誕生？怎么可能有人願意花費數十年的時間和精力去完成一部著作？這實在讓生活於快節奏時代的讀者疑惑、驚訝。事實上，世間很多巨大的文化工程，在開始時並不一定有完整的計畫和良好的條件。《資治通鑑》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國史學名著，但是，作者司馬光最初創作《資治通鑑》的構想，原來只是要提供一部貫通古今、可讀性強的歷史讀物，給讀者為人處世作參考。
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國的歷史書籍可稱得上“汗牛充棟”，史料的繁雜，使得讀書人無法輕易汲取歷史知識，故此，司馬光希望對這個問題有所補救。經過前後近十年的努力，他終於獨力完成了上接《左傳》、下迄秦末的八卷本《通志》。其後，司馬光獲得君主的鼎力支持，終於再用了約二十年的時間，完成了自楚漢相爭到宋朝建國前夕的一段歷史。然而，正因得到朝廷的贊助，這部書從原來的為一般讀者服務，變為專門為統治階級提供“有益治道”的史學“巨著”，這一方面讓它成為譽滿史壇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導致它的內容極其厚重，必須花費極長時間才能通讀一遍。據司馬光自述，這部巨著只有他的一位官員朋友王益柔（字勝之）能夠通讀，其他的讀者總在閱讀不久後便放棄。因此，這部可讀性極高、充滿可供借鑑的經驗的著作卻難以覓得知音。
時至今日，要讀者通讀這部三百多萬字的巨著，已經極為困難；若還要兼看宋末胡三省精彩翔實的註解，更是近乎不可能。據記載，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司馬光曾將全書刪減為八十萬字的《通鑑舉要歷》，可惜這部精簡的著作沒有流傳下來。今天，我們要細讀全書，在時間上和精力上恐怕非一般讀者所能負擔。即使是專門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學者，也未必有耐性通讀全書。清代學者王鳴盛曾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究竟這是一部“不可不讀”的經典，還是將之“束之高閣”，兩者如何權衡，還要讀者自行把握。
古代帝王面對著數之不盡的奏章，通常都需要文學侍從將其要點提煉出來，用黃紙貼在封面上供其閱覽（例如，在明代，這項工作由內閣大學士負責）。仿照這個方式，將一部精彩的經典著作給現今讀者做一點輔助，也是可以的。本書正是朝著這個方向來對《資治通鑑》加以處理的。《通鑑》是一部編年史，從中獲得較為連貫的歷史經驗，絕不是一蹴而就的。南宋有位官員叫袁樞，他為了方便閱讀，將《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記了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這個做法，方便了一些讀者，後來也有不少學者加以仿效。今天常見的這類紀事本末體史書共有九種。袁樞的工作受到章學誠和梁啓超等大史學家的稱讚，認為是“化腐朽為神奇”的舉動。可是，由於袁樞此項工作只是為了自己讀《通鑑》時的方便，史識也不甚高明，故司馬光原著的優點並沒有被完全保留下來，這是十分可惜的。所以，較嚴謹的讀者都寧願閱讀原書，而不去看袁氏的《通鑑紀事本末》。
此次，我們也並不打算重新將《通鑑》撮寫一遍，而是按照司馬光的原意，以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等四個要素為重心挑選篇目，幫助讀者了解歷史脈絡並把握《通鑑》特色。由於所選題材圍繞以上四個重點，故本書將戰國至五代合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按照傳統習慣，劃分為戰國至秦、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等四個歷史大段落。每個大段落先行撰寫一篇引論，以通述該段歷史發展趨勢，作為讀者閱讀各個時段的背景資料。每時段的選題數量不等，一方面是必須考慮時代的先後和本書的篇幅限制；另一方面也將四個標準貫穿全書，以供讀者參考，故難免有畸輕畸重、掛一漏萬的毛病。這方面的工作，前輩學人雖有不少可供參考的經驗，但仍須筆者仔細斟酌和修訂。
以下便讓筆者介紹司馬光的生平和一些關於編纂《資治通鑑》的資料，以加深讀者對《資治通鑑》的了解和閱讀本書的興趣。

《資治通鑑》導讀
一部經典的誕生
張偉保
一、史家的絕唱：《資治通鑑》的編纂經過
（一）背景
司馬光（一○一九至一○八六年），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縣令，於是便為其取名“光”。司馬光年七歲，聞講《左氏春秋》，極為喜愛，從此便深嗜史學，手不釋卷。仁宗寶元元年（一○三八年），司馬光舉進士甲第，歷任奉禮郎、大理評事，入為館閣校勘、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等職。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司馬光撰成戰國迄秦八卷《通志》進呈，獲英宗皇帝的嘉許，特命設局續修。神宗即位，因其有益治道，故賜名《資治通鑑》。其後，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馬光竭力反對，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復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專心編纂《資治通鑑》，直至元豐七年（一○八四年）成書。哲宗嗣位，由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持國政，數月間盡罷新法。司馬光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傳世著作包括《司馬文正公集》、《資治通鑑》、《通鑑目錄》、《通鑑考異》、《稽古錄》、《涑水紀聞》、《潛虛》、《切韻指掌圖》、《太玄集注》等。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兼具《左傳》和《史記》的優點，在中國史學上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而《通鑑》的編寫，雖也曾受帝王的鼎力襄助，卻無異是一本私家修撰的巨著。這種情況，與歷代官修史籍大相逕庭。民國史學史專家金毓黻教授曾經指出：“試考（司馬）光自言及劉恕所述，其蓄志修史，非一日矣。及承英宗之命，乃得實踐其言；且官修諸史，皆取稟監修，任編纂者往往擱筆相視，含毫不斷，而光之修《通鑑》則無是也。編纂之役，統由自任，上無監修之牽制，下無同輩之推諉，二劉（恕、攽）一范（祖禹），則悉取光旨，其任助役，有相濟之美，無意見之差，故撰人獨署光名，而他人不得與。雖雲近於官修，而與向來之官修者異矣。” 因此，這部史書並不可以官書視之，其實是一部曠代巨著。即使後世不斷有續編和改寫，但直至今天，這部著作仍可稱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經典著作。
中國較早的敘事詳盡的編年體史學著作是《左傳》，它是魯國史官左丘明在孔子逝世後，因恐弟子們錯誤理解孔子編纂《春秋》的宗旨，遂利用史官的特殊角色，努力收集各國的歷史文獻，對《春秋》加上詳細的補充，終於完成的一部傑出編年史——《左氏春秋》。千餘年後，宋代歷史學家司馬光在年輕時已經非常喜歡和熟習《左傳》，並立志要續寫一部自戰國至五代、繁簡適中的編年史。
原來，自魏晉南北朝以後，史部典籍急劇增加。下及宋代，隨著文化知識的日趨普及，歷史典籍仍不斷膨脹。面對汗牛充棟的史籍，任何勤奮的讀者，即使終其一生，也難以全部通讀一遍。特別是自班固《漢書》出現以後，無論是紀傳體的歷代“正史”，或按時間順序撰寫的編年史，絕大部分都是“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即使貫通數代的《南北史》或《十六國春秋》等史籍，也都只是局限於一個較長的時段，再沒有出現如司馬遷《史記》般貫通古今的歷史巨著。
（二）創作動機和前期工作
今天看來，《通鑑》的讀者並不僅僅是帝王，一般的讀書人讀《通鑑》也會大有收穫。在司馬光的心中，當時讀書人的歷史知識也極為貧乏。事實上，自南北朝以來，像《史記》一般貫穿古今的著作已絕無僅有。同時，紀傳體正史在史事安排上，同一事件的記載往往過於分散，讓人難獲完整的印象。若要在其中總結出可以借鑑的經驗，十分困難。因此，一般的情況是只選讀“前四史”。對三國以後的歷史，學者往往茫然。部分人對唐史有較大的興趣，在當時已屬罕見。
對此，司馬光反覆思量，曾感慨地說：“《春秋》之後……《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盡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因此，司馬光“常欲刪取其要，為編年一書”。要完成這部偉大著作，在人力和圖書數據兩方面都必須具備良好的條件。為了實踐其宿願，力求打破斷代史的局限，以便讀者能夠更有效地“以史為鑑”，司馬光在四十多歲時撰寫了上起戰國、下迄五代的《歷年圖》，並在治平元年（一○六四年）進獻宋英宗。這部書共有五卷，內容以大事年表形式展示，把中國千百年間的歷史變化加以簡明扼要的介紹。這是司馬光的第一部歷史著作，也標誌著他的終生事業正式展開。在這個基礎上，司馬光開始撰寫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到秦朝滅亡的歷史，名為《通志》。這部著作事實上便是《資治通鑑》的前八卷。到了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司馬光再向英宗進呈了《通志》八卷，並表示“自少以來，略涉群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機，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國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編為一書，名曰《通志》” ，希望獲得英宗的支持。不久，英宗命司馬光設局於崇文院，自行選擇協修人員，進行其修史工作。稍後，神宗嗣位，司馬光多次為神宗講述《通志》，深得這位年輕皇帝的稱許，認為司馬光這部書“有資治道”，特賜名為《資治通鑑》。他並預先寫了一個序文，命令待全書完成後收入書內。
現在看來，《通鑑》以編年史方式呈現繁複的史事，較紀傳體的史書有較多優點。首先，以時間為序，史事的先後本末較紀傳體史籍更清晰。司馬光又參用《左傳》多元化的敘事方法，故讀者較易掌握事件的發展脈絡。有學者就《通鑑》編排上特別指出：
本來有若干同一事情的材料，是分見於多處的，《資治通鑑》都依次把它們列在一起，而且有的相當集中。例如人所共知的“赤壁鏖戰”，這次戰役的記載，既有一些見於《後漢書·劉表傳》，又有好些散見於《三國志》的魏武帝紀，蜀先主傳，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以及孫權、周瑜、魯肅、張昭、黃蓋等傳，還有些雜見於其他著作。假如我們要了解這次戰役的本末，勢非遍讀上述的紀傳不可，而且就是都翻看過了，由於太亂太雜，也未必立刻能清清楚楚地知道它的詳細經過。但《資治通鑑》把這個傷腦筋的問題解決了，它不但把所有涉及“赤壁鏖戰”的記載都集中在一起，而且還加以剪裁、穿插，寫成一篇整潔而生動的故事，看起來既不覺得頭緒紛繁，也毫無厭煩之感。它這種功夫，對於讀者節省翻檢的時間，幫助是很大的。
因此，當《通鑑》順利完成後，便立即成為史學著作的典範，受到歷代學者的共同讚許。
（三）撰寫分工情況
司馬光是一位偉大的史學家、政治家。今人評論其政治立場多是偏於保守，深致不滿。但是，若論及其撰寫的《資治通鑑》，則幾乎是眾口一詞加以極度的稱許，以為是史家的極則。我們以他所撰寫的兩篇奏章和其助手劉恕的《通鑑外紀引》追述其早年言論為例，考察司馬光對《資治通鑑》的創作歷程的自述。這類自述式資料對了解《資治通鑑》的價值有所幫助，十分接近“口述歷史”的本質。
最早出現的關於《資治通鑑》的材料是劉恕的《通鑑外紀引》，它雖寫於元豐元年（一○七八年），但其內容卻包含了宋仁宗嘉祐（一○五六至一○六三年）初年關於司馬光的一則談話。劉恕首先評論宋代讀書人疏於史學。他說：
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墮。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
這段話可能是受到司馬光的影響，劉恕也自稱是“司馬公門生”。之後，他引述了一段司馬光的話，反映司馬光早在嘉祐初年已有志撰寫《通鑑》。司馬光對劉恕說：
《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盡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托始於周威烈王命趙魏韓為諸侯，下訖（迄）五代，因丘明（《左傳》）編年之體，仿荀悅（《漢紀》）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書。
這是有關司馬光準備編纂《通鑑》的一則珍貴資料。他的創作動機也很單純，是希望為讀書人提供一部長短合宜的史籍。過了約十年，即宋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司馬光“以學士為英宗皇帝侍講”，遂以他初步完成的《通志》充當歷史教材，深受英宗的稱賞。隨即“詔修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跡》，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司馬光引薦了劉恕，並稱“專精史學……唯劉恕一人而已”。司馬光又說：“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諉之，光仰成而已。”
事實上，司馬光能夠完成這項宏大的工程，當然非單憑個人的力量。英宗除了表示支持外，更提出讓司馬光“擇館閣英才共修之”，以繼續進行有關的編纂工作。但司馬光卻婉拒了英宗，並選用自己認為合適的青年史家劉恕（字道原）、趙君錫為助手[按：因適值趙氏喪父，未能入館，故改任精於漢史的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攽（字貢父）代替]。到了熙寧四年（一○七一年），攽因出為泰州通判，司馬光又薦用知資州龍水縣范祖禹（字純甫）代之。據數據顯示，劉攽其後仍繼續參與《通鑑》長編的隋代以前部分。
除劉恕外，兩漢部分主要由劉攽負責，二劉亦共同負責魏晉至隋代的長編工作，而唐代則由於史料繁多，由范祖禹總其成。由於范氏乃後來加入者，故司馬光曾寫信指導其工作，反映《通鑑》長編的編纂安排。司馬光《答范夢得》書說：
附註（按：指叢目）俱畢，請從（唐）高祖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收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唐高祖年號，六一八至六二六年）以後，天祐（唐哀帝年號，九○四至九○七年）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
此書函詳細交代叢目和長編的具體編纂辦法，又寄去“貢父所作長編一冊”、“道原廣本兩卷”供祖禹參考。由此而言，此時三人的分工十分清晰。雖然三人各有職分，但其中以劉恕出力最多，全祖望作《通鑑分修諸人考》有云：“溫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系全局副手。”
其後，劉恕逝世，分工略有調整。司馬光之子康（字公休）曾對晁說之言：
《資治通鑑》之成書，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甫（父），自三國曆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純誠粹識、不懈晝夜，不時飲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幾有益於天下國家之大治亂，不自辜所志也。
（四）獨任刪削全書的大權
除了最早完成並送呈宋英宗的《通志》為司馬光獨力完成外，自楚漢相爭以後的部分，也均由其獨任刪削工作。在與宋次道的信中他曾指出：
某自到洛陽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夢得（祖禹）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至今二百餘卷，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總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
誠如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撰一言”。司馬光著《通鑑》也極相似，雖然長編由各助手負責，但最後的刪訂全由司馬光一人負全責。劉羲仲（劉恕之子）《通鑑問疑》曾說：
先人在局，止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全書的初稿（長編），基本上由各協修人員負責，再由司馬光總其成，包括“對於全書的體例、書法，以致史料的考訂，文章的剪裁”等方面。此外，更以“臣光言”對重大事件加以評論，讓其歷史觀貫穿全書。（按：這是繼承了《左傳》的“君子曰”、《史記》的“太史公曰”的方式，凸顯出作者難以替代的地位，亦即史遷所說的“成一家之言”。）這種做法，完全避免了前代官修史書“責任不明，互相推諉”的毛病。
除了得到宋英宗的支持外，《通鑑》的完成和流傳也是宋神宗賜予的恩寵。神宗在“治平四年（一○六七年）十月初開經筵，（光）奉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進讀，面賜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這就是著名的《資治通鑑序》。序文說：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跡，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英考（按：宋英宗）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詩》云：“商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司馬光視神宗賜序為極大的榮譽，遂上《謝賜資治通鑑序表》，自述其早年立志修史的志趣，並獲得英宗皇帝的支持。他說：
臣性識駑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齡，粗涉群史。嘗欲芟去蕪雜，發輝精雋，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鑑。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採徽言，俾摭舊聞，遂伸微志。尚方紙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
未幾，英宗歿，神宗繼位。由於是奉詔編纂的作品，故司馬光隨即將經修訂的《通志》八卷送呈御覽，再獲神宗稱讚，“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秩”，對此書高度讚賞。神宗《序》贊此書“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司馬光認為，這種殊榮，即使“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紆宸翰，曲蒙獎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樕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事實上，《通鑑》因獲神宗親自賜序，後來才能避過新黨的攻擊，免於毀版之災。
二、貫穿百代的巨著
今天看來，這部書的讀者並不僅僅是帝王，即使是一般的讀書人也需要《通鑑》。正如司馬光所說，《通鑑》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刪繁削簡、上下連貫，以讓人君在日理萬機之餘，也能夠廣泛閱讀歷史，並“以史為鑑”，豐富其治國經驗；另一方面，他更期望借用歷代史事，幫助帝王學習“致治之道”。其中，司馬光多次指出，治國之道不外以下三者：“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 。而德行為統治者所必須具備的素質，故提倡“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通過不同的歷史經驗，以了解“治亂存亡安危之本源”。
由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到元豐七年（一○八四年）十二月，這部上起戰國、下迄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巨著終於完成。在《進書表》中，司馬光詳細追述此部經歷二十多年的作品的撰寫經過和內容重點。他說：
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群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賜）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臣今賅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鹹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他如實地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這部堪與《史記》匹敵的《資治通鑑》終於完成了，所謂“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古人著述，死生以之，觀兩司馬在完成其巨著後，均曾發出相似的聲音。《老子》所說“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概正是這個道理。
三、高超的敘事方法和“以史為鑑”的歷史哲學
《通鑑》在流傳過程中，在敘事方面受到極高的推崇。《左傳》、《史記》、《漢紀》等史學名著善於敘事的優良傳統，在司馬光手中得到充分的發展，讓《通鑑》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編年體史書的限制。事實上，《通鑑》雖然是編年體裁，但“並不是把史事作流水賬式的記載；它往往用各種敘事的方法，把一件事的前因後果和背景材料，較為集中地予以敘述，從而使編年史的寫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學者曾把司馬光的敘事方式歸納為四個方法：
（一）提綱法：即“先提其綱而後原其詳”，後來朱熹《通鑑綱目》發展了這方法，創造了“大書為綱，分注為目”的綱目體。
（二）追敘法：此法仿自《左傳》，如《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即以此法追述鄭伯母子惡劣關係的前因為“寤生”。司馬光在追敘本事時，多用“初”、“先是”等筆法，追溯它的由來，使事件的始末一覽而知。
（三）連類法：為整合不同時間發生但又相關聯的史事，逐一分敘恐太繁瑣，司馬光會仿效《左傳》、《漢紀》的連類敘事法，把同料的事和人連類有及，如關於建寧二年第二次黨獄後，連敘郭泰的免禍、張儉的逃亡，以至袁閎、申屠蟠的遁世，而又旁及汝南袁氏的富盛，為後來袁紹、袁術起事張本。
（四）帶敘法：這是就人物而言。史書必載人物，但編年史多不載其邑里世系，學者頗費稽考。司馬光於行文中，多帶敘其邑里世系。例如，貞觀十年提及“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蕭銳在此為初見，也不知名。司馬光順帶提及：“銳，瑀之子也。”原來他是唐初重臣蕭瑀的兒子，其家世和邑里便很清楚了。
通過運用以上各種不同的敘事方法，司馬光“采紀傳之長，補編年之短”，使《通鑑》的敘事成為後世史家的楷模。
當然，由於敘事基本以時間先後為序，故一些前後牽連數十載的重大史事，如武帝征伐匈奴、東漢宦官與外戚衝突事件等，往往難以獲得完整的印象。毋庸置疑，編年史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與當時甚為流行的紀傳體史書相比較，其優點仍是十分明顯的。
國史大師錢穆先生曾在一封給嚴耕望的信中論及《通鑑》，對人們認識此書的價值很有幫助。錢先生說：
古人治學，本無文史哲之分。如讀溫公《通鑑》，於兩書外多增入小說筆記，不僅有關史事，其間有甚深蘊蓄、屬於義理方面者。溫公書實已文史哲三者兼顧。專論文與史，班不必不如馬；若論義理，則所差遠甚。穆教人治理學，須從年譜、詩文集入手，再及其語錄，則易於啟發也。悔翁詩能化，中年後極少理學氣味。陽明早年曾刻意吟詠，而中年以後反多理學氣。兩家高下，於斯可見。東萊《古史》，一見便是史；溫公《通鑑》，史中兼融文哲。弟試從此兩義參入，學問必可更上一層。
錢先生是史學界巨匠，這封信寫於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日。其時嚴先生已是譽滿天下的大師，年約五十七歲，兩年前已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師徒二人論學，甚可觀。信中錢先生提及如何讀《通鑑》使學問能“更上一層”，真讓人感受到“學無止境”的真正意義，也是我們所說的“生命與學問”的結合。《通鑑》非一般史書，更不是一部數據書，看過這封書函，大家對《通鑑》的學術價值更應深思！
四、《資治通鑑》的現代意義
中華民族邁向全球化的今天，帝制早已結束，我們是否仍需要《通鑑》呢？這樣的一部經典，對我們今天是否仍具參考意義？這個課題，實在值得讀者深思。必須肯定的是，人類社會異常複雜。一個民族的發展，也必然受到歷史的制約。《通鑑》一書，以善於敘事為世所稱許，它的內容包含了極為豐富的經驗。無論從“多識前言往行”以作為日常行事的指南，或增加對本國民族的了解的角度，《通鑑》的內容皆有高度價值，值得現代讀者關注。
《通鑑》上起戰國，下迄五代，記載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合共二百九十四卷。中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在芸芸眾多的歷史事件中，它記了些什麼？是否都需要我們有所把握？根據司馬光對歷史的獨特眼光，《通鑑》選擇史事基本上只關於以下四點：一、國家盛衰；二、生民休戚；三、善可為法；四、惡可為戒。符合這個標準的便記錄，不符合這個標準的便捨棄。由此而言，這部書對今天中學或以上文化水平的讀者仍然具有極大的價值。
專制時代既已結束，人民便是國家的主人翁。以往限於統治階層的歷史知識，現在卻成為一個合格公民的基本常識。我們既要當家做主，便需要對本國的歷史發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通鑑》記載了“國家盛衰、生民休戚”的種種因由，對我們參與國家的建設發展、促進國家的繁榮安定、防止國家的衰敗滅亡，都有借鑑意義。至於在行事上，那些“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言行，當然也有足資借鑑和反省的地方。古書說“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通鑑》正可以幫助我們多識前言往行，以蓄積學問，培養識見，開闊胸襟。
五、本書的編撰目的及特點
這部小書，根據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四個標準，精選了十二個重要歷史事件作為範例。選題數目雖少，如能使青年讀者在忙碌的學習或工作生活中，擷取其中一些歷史經驗以開拓見聞、增益睿智，作為日常行事的借鑑，本書的出版目標即算達成。
按照本套叢書的體例，本書參照傳統習慣，劃分為四個歷史大段落。每個大段落先行撰寫一篇引論，以協助讀者概要地掌握全局，為閱讀各個選題提供基礎。然後，選定每篇的正文。這個步驟需要兼顧編年體史書的特點，有一定的難度。在選定正文後，再整理出本篇的導讀、注釋、譯文、點評等部分。每篇的導讀，用以說明選題的背景、內容和意義。註解方面，如讀者在閱讀原文時有疑問，筆者建議立即查看譯文，以便了解文意。同時，由於本書是以推廣經典閱讀為目標，故註解數量較少，目的只為輔助閱讀正文，不涉及複雜的考訂工作。其中只有一處例外，即“世民弒兄”一篇，因司馬光編撰時多採用經唐太宗篡改的史料，筆者參考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補充說明。譯文以習古堂國學網《資治通鑑全譯》為底本，主要是因為這個本子譯文行文比較流暢，十分合用。此外，也參考了一些國內已出版的全譯本，再加以刪潤、訂正而成。譯文以協助讀者理解正文為主，故行文力求簡潔。譯文雖前有所承，但筆者在校對時仍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評點則以新世紀的視野去評價有關的歷史案例，期望能讓讀者不再囿於傳統的見解，進而能對歷史具有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附：本書選題內容分類
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
長平之戰張騫鑿空陳平安漢秦皇暴政
赤壁之戰充國屯田漢末清議巫蠱之禍
割棄幽燕北魏漢化劉晏改革世民弒兄

中信國學大典：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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