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如斯:奈保爾傳》是今唯一一本得到奈保爾本人授權的傳記。曾獲《紐約時報書評》選出的十佳圖書。《世事如斯:奈保爾傳》以罕見的坦誠，用大量採訪、書信和文檔，展現了一個非同尋常的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是令人愛恨交加的文學大家，他對寫作的熱誠近乎瘋狂近乎惡魔。他自大，小氣，不忠，他有著飽受爭議的不論生活。《世事如斯:奈保爾傳》前所未有地獲準接觸大量極為隱秘的私人資料。詳細描述出才華蓋世目空一切的奈保爾窮困的童年，一路的彷徨與思鄉。他的惡與善美盡現。
基本介紹
- 書名：世事如斯:奈保爾傳
- 作者：派屈克•弗倫奇(Patrick French)
- 出版日期：2012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8632478, 9787508632476
- 外文名：The Worlds What is the Authortized Biography of V.S.Naipaul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頁數：546頁
- 開本：16
- 品牌：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世事如斯:奈保爾傳》是迄今唯一一本得到奈保爾本人授權的傳記，奈保爾在他古稀之年把自己更多不堪聞問的私密攤在世人面前。具有爭議性的傳奇作者，在文學之外生活中，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究竟是個怎樣的人？自私自利者？家庭暴君？虐待狂？
《世事如斯:奈保爾傳》一經出版，就在文學界和評論界掀起軒然大波。《紐約時報》評選出2008年度十大好書，英國泰晤士報熱評。
最優秀的傳記作家，為寫《世事如斯:奈保爾傳》，弗倫奇不僅與奈保爾進行了推心置腹的多次長談，遍訪他世界各地的親友，還前所未有地獲準接觸大量極為隱秘的私人資料。
對於打通東西方文化，了解奈保爾的作品和生活有很強的參考價值。
《世事如斯:奈保爾傳》一經出版，就在文學界和評論界掀起軒然大波。《紐約時報》評選出2008年度十大好書，英國泰晤士報熱評。
最優秀的傳記作家，為寫《世事如斯:奈保爾傳》，弗倫奇不僅與奈保爾進行了推心置腹的多次長談，遍訪他世界各地的親友，還前所未有地獲準接觸大量極為隱秘的私人資料。
對於打通東西方文化，了解奈保爾的作品和生活有很強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作者：（英國）派屈克·弗倫奇 譯者：周成林
派屈克·弗倫奇，作家，歷史學家，1966年生於英格蘭，曾在愛丁堡大學研習英美文學。他出版有《自由或死亡》（Liberty or Death）、《西藏，西藏》（Tibet,Tibet）等作品。他曾獲得泰晤士報青年作家獎，英國皇家學會文學獎，毛姆文學獎等多項大獎。
派屈克·弗倫奇，作家，歷史學家，1966年生於英格蘭，曾在愛丁堡大學研習英美文學。他出版有《自由或死亡》（Liberty or Death）、《西藏，西藏》（Tibet,Tibet）等作品。他曾獲得泰晤士報青年作家獎，英國皇家學會文學獎，毛姆文學獎等多項大獎。
媒體推薦
《世界如斯》那種生動平實而又簡短有力的風格映襯了奈保爾本人文學的風格。傳記向讀者展示了奈保爾作為作家或有意或無意隱匿起來的個人生活。這些都是76歲的奈保爾自願道出為眾人所知的，他拒絕做一個偽善者,他承認自己是虐待狂、工作狂和花花公子。《世事如斯》以一種小說的形式展現了奈保爾不為人知的一面。如同奈保爾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發表的演講《兩個世界》，奈保爾就是這樣一個充斥著悖論的集合體。奈保爾能夠在作品中把自己投射到不同類型的角色和情況中,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卻不能給予他周圍親密的人以同情和博愛。
——世界文化
《紐約時報》書評版選出的十佳圖書！
《如此人世間》詳細描寫了奈保爾在特立尼達的窮困童年，他在牛津的彷徨與思鄉，他的文學之路、蓋世才華，以及出格的目空一切，睥睨眾生。通過奈保爾本人的言行著述，這些內容我們大多已有所了解，而書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令人瞠目的部分，則是他的不倫生活。
——中華讀書報
——世界文化
《紐約時報》書評版選出的十佳圖書！
《如此人世間》詳細描寫了奈保爾在特立尼達的窮困童年，他在牛津的彷徨與思鄉，他的文學之路、蓋世才華，以及出格的目空一切，睥睨眾生。通過奈保爾本人的言行著述，這些內容我們大多已有所了解，而書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令人瞠目的部分，則是他的不倫生活。
——中華讀書報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新大陸
第二章在獅屋
第三章“像奧利弗?退斯特在濟貧院”
第四章去宗主國
第五章“特立尼達島的西班牙港”
第六章“我愛你，我親愛的帕特”
第七章回到空屋
第八章“他們想我明白我的位置”
第九章“像朱古力一樣濃郁的東西”
第十章回到新世界
第十一章“他要十個幾尼！！”
第十二章“沒好話”
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回鄉
第十四章“漂亮的《風尚》，剛買”
第十五章辛茨基方法
第十六章世界
第十七章“藉助於刀刃”
第十八章瑪格麗特
第十九章英格蘭與阿根廷
第二十章鎮定劑與安定結合
第二十一章“我想贏想贏想贏”
第二十二章奈保爾先生的房子
第二十三章“拿掉我的分號”
第二十四章維迪亞爵士
第二十五章第二位奈保爾夫人
致謝
注釋說明
第一部分
第一章新大陸
第二章在獅屋
第三章“像奧利弗?退斯特在濟貧院”
第四章去宗主國
第五章“特立尼達島的西班牙港”
第六章“我愛你，我親愛的帕特”
第七章回到空屋
第八章“他們想我明白我的位置”
第九章“像朱古力一樣濃郁的東西”
第十章回到新世界
第十一章“他要十個幾尼！！”
第十二章“沒好話”
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回鄉
第十四章“漂亮的《風尚》，剛買”
第十五章辛茨基方法
第十六章世界
第十七章“藉助於刀刃”
第十八章瑪格麗特
第十九章英格蘭與阿根廷
第二十章鎮定劑與安定結合
第二十一章“我想贏想贏想贏”
第二十二章奈保爾先生的房子
第二十三章“拿掉我的分號”
第二十四章維迪亞爵士
第二十五章第二位奈保爾夫人
致謝
注釋說明
序言
前言
V·S·奈保爾（V.S.Naipaul）獲得二○○一年諾貝爾文學獎時，每個國家反應各異。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共和國（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總統寄給他一封寫在厚重信紙上的賀信；一家伊朗報紙指責他散布惡毒言論與仇恨；西班牙總理邀他順道來訪；印度政客寄來恭維信，總統並在信上寫著寄給“V·S·奈保爾閣下”，而寶萊塢巨星阿米塔·巴強（Amitabh Bachchan）從洛杉磯發來一紙祝賀傳真；《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寫了一篇社評，讚揚“一個獨立的聲音，質疑而敏銳”；英國文化、傳媒和體育部的大臣寄來一封寫在複印紙上珊珊來遲的乏味信函，而BBC“新聞之夜”（BBC Newsnight）把注意力集中於英國穆斯林協會的英納亞特·邦拉瓦拉（Inayat Bunglawala），他認為這個獎是“羞辱穆斯林的譏諷之舉”。英國歷史上的這一刻，當轟動效應和直接影響高於一切當名望變得比帶來名望的成就本身更為重要，，奈保爾身為作家進行了半個世紀的寫作，似乎沒有他愛得罪人的名聲那么重要。
“我的背景既很簡單又很複雜。”他在諾貝爾演講中表示 。大英帝國廢除奴隸制的時候，甘蔗種植園依然需要工人，而在印度，他的貧窮先祖作為契約勞工被派往加勒比地區，那是一種有終止日期的奴隸制。。維迪亞·奈保爾，一九三二年生於殖民地特立尼達的一個貧窮鄉村，並且將從這一沒有希望的環境中躍起，成為二十世紀的一名偉大作家。這個成就並不表示他的所有作品都好，或者他的行為堪稱楷模，而是他累積起來的成就超越了他的同代人，並且改變了作家與讀者觀察世界的方式。他使用簡單的文句，審視複雜的現代主題：極端主義，全球遷徙，政治與宗教認同，種族差異，非洲的內爆，亞洲的復甦，帝國之後舊歐洲統治的重建。他的成就是一項意志之舉，其中每一處境與關係都將服從他的野心。在智識相對主義的時代，他作為小說家與編年史家的公眾地位不可改變：他代表高度文明、個人權利和法治。
對於有他這樣背景的人，採取這一姿態並非不同尋常，但在二十一世紀初的歐洲，藉助於奈保爾在其作品之外公開令自己滑稽可笑的傾向，它變得不同一般。他說，或者據稱他說，非洲沒有未來，伊斯蘭教是個禍害，法國欺詐，採訪者是些猴子。如果《白牙》（White Teeth）作者查蒂·史密斯（Zadie Smith）的名聲——樂觀而體面——是個白人自由派之夢，V·S·奈保爾則是惡夢。不是讚頌文化多元主義，他指責它為“多元崇拜”，對膚色比他黑的人開惡意玩笑，責備從前受壓迫國家的不斷失敗，抨擊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首相是個正將平民文化強加給英國的海盜。他現在唯一贊同的黑人是康拉德與芭芭拉。一位成功的移民作家採取如此姿態，被人視為一種特殊背叛，對本來應是純粹的文學天才之背叛。評論家泰利·伊格頓（Terry Eagleton）抱怨為“偉大的藝術，可怕的政治”，雷蓋詩人林頓·奎西·詹森（Linton Kwesi Johnson）則說：“他是個藝術如何超越藝術家的活榜樣，因為他一派胡言，但依然寫出精彩之作。”奈保爾聳人聽聞的譴責，沒有比他的作品更有趣。與此相似的，可能是論述社會主義而非專注科學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或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當重要人物試圖忽略蘇聯共產主義罪行之時，他對蘇聯共產主義的罪行進行了指證，但在晚年開始譴責一堆邪惡，例如消費主義。索爾仁尼琴曾說：“在西方，你必須有平衡、平靜與溫和的聲音；你務必要擺出一副懷疑自己的姿態，表示你自己可能犯過錯，甚至完全錯了。但我沒時間讓自己忙於這個。”
奈保爾起初不願接聽斯德哥爾摩來的電話，因為他在刷牙。諾貝爾委員會的秘書跟他通電話時問：“你不會跟我們扮薩特吧，拒絕這個獎？”奈保爾接受了，並發表一篇聲明，諾貝爾獎“是對我的家鄉英國和我祖先的家鄉印度之一大致敬”。他沒有提到特立尼達。被問起為什麼沒提，他說可能“妨礙致敬”，這激怒了巴貝多作家喬治·拉明（George Lamming），奈保爾的一個老對手，他表示奈保爾在“玩ole mas”，意即他在掩飾或者為了自娛而惹事生非，這是特立尼達人的一個特徵。我注意到，當他以這樣的方式無禮或挑釁時，奈保爾滿是歡喜。製造緊張，侮辱他的朋友、家人或整個社群，令他興高采烈。譬如，他可能根據《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的一張照片，責備伊莉莎白女王的孫女薩娜·菲利普（Zara Phillips）有張“罪犯面孔”，或說一個朋友的女兒“是個肥妹，她做肥妹做的事情，她嫁給一個祖魯人”，或指責一名新聞記者“做有失體面的事情，如跟孟加拉人混在一起——還有其他罪犯”。後來，當我去過特立尼達，我意識到這一談話風格在加勒比並非罕見。那是特立尼達人說的“屁孔”，來自法文“辛辣”，意為尖酸刻薄，有意模糊佳趣與惡趣的界限，並讓聽者暈頭轉向。
大概這時，有人請我撰寫V·S·奈保爾傳記。我很猶豫；我正在完成另一本書，覺得這可能將是一個難以應付的大工程，或許是通過一套完整的書面檔案來撰寫的最後一本文學傳記。他的筆記、信函、手稿、財務檔案、錄音、照片、剪報和日記（還有他第一位太太帕特的那些日記，他從未讀過），已在一九九三年賣給俄克拉荷馬的突沙大學，該地以颶風和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種族騷亂而聞名 。檔案長達五萬多頁。我告訴V·S·奈保爾，只有能夠使用突沙大學不對公眾開放的資料，並且自由引述，我才想寫這本傳記。並且，我需要對他進行詳盡的採訪。我原來打算一九九六年他六十五歲時，亦即帕特死後數月，寫完這本傳記，而非太過接近現在的變形鏡頭。經過幾個月的沉默，奈保爾發來一封接受函，筆跡匆忙難辨，用紫色墨水寫就，仿佛不情願接受約定。。這封信之後五年，奈保爾一絲不苟地遵守我們的協定；我沒收到他的指令或限令。他讀過這本自傳的完稿之後，並未要求改動。一九九四年，奈保爾在突沙的一次演講中說：“作家的生活是個合情合理的探詢對象；真相不應該被簡化。實際上很有可能，比起一位作家的作品，對這位作家的生活之完整敘述，最終可能更是一部文學作品或更有啟發——就文化或歷史的瞬間而言。”
在這之前我見過奈保爾幾次，一次在英國，後來在德里，給《紐約客》（New York）雜誌寫一篇文章那陣。塔倫·泰吉帕爾（Tarun Tejpal），我的一位記者朋友，打電話邀我參加一個記者會，說十分鐘後他會來酒店接我。他的車，與酒店的豪華轎車相比很破舊，停在一道柱廊下。我爬進後排，發覺自己坐在維迪亞·奈保爾爵士旁邊。儘管很熱，他卻穿了很多層衣服和一件花呢上裝。他把一頂軟氈帽小心擱在膝上。一件高領衫跟他的鬍鬚融為一體，讓你覺得他捂得嚴嚴實實。納迪娜，第二任奈保爾夫人，坐在前排塔倫身旁。她問起我在寫的文章，我提到我跟某雜誌著名的事實核對人的一些糾紛。“別讓《紐約客》使你發愁。”奈保爾抑揚頓挫的說出每個單詞的每個音節半是西印度腔，半是女王英語。“《紐約客》根本不懂寫作。根本不懂。在那兒寫篇文章就像把一封信投進一個委內瑞拉郵筒；沒人會讀。”他停了停，繼續說：“我們在說黛安娜王妃的葬禮。”王妃幾個月前死的。“你有什麼看法？”
就我對奈保爾的了解，我想他會討厭那些多愁善感圍繞著死去的王妃，並視她為另一個埃薇塔·庇隆。他正眯著眼睛看我，帶著自然親切的和善微笑——用加勒比的話說，“為了活捉烏鴉而裝死”。我們當時遇到德里塞車，喇叭在叫。說實話，我的時差還沒有調過來。
“我覺得感人。我喜歡看到英國人公開表達情感。”
沉默。
一陣沉默之後，他心神不定地說：“喔。”然後黑下臉來繼續說：“派屈克，派屈克，派屈克。”塔倫透過司機的反光鏡緊張地看著我。
“你怎么看？”我問。
他回答之前沉思了一下。
“我滿是羞恥——羞恥和厭惡。你嫖妓後有的那種厭惡，如果你懂我的意思。他們找了個人，約翰先生，來唱歌。”（我後來明白他指的是埃爾頓·約翰。）“葬禮前，我得走過肯辛頓花園回我的寓所。我看到給她的花，用塑膠紙包著，在陽光下腐爛。我看到有些黑人公然地在祭壇前哭。他們為什麼哭？為什麼？他們為什麼哭？”
他幾乎在喊。塔倫忍著沒笑出來。納迪娜似乎覺得既好笑又惱火。她轉過來抓著丈夫的胳膊。
“行了。”
她跟他說，好像他是個淘氣孩子，而她是他母親。
我結果發現，這是典型的奈保爾式表演：駭人，滑稽，讓人受不了。
如果你拋棄塑造你的國度，如同奈保爾三十多歲時主動為之，你就被這個拋棄所界定。這會令你掙扎。“你生在特立尼達？”伯納德·李文（Bernard Levin）一九八三年在一次訪談中向奈保爾提問。“我生在那兒，對。”奈保爾答道。“我認為這是一個大錯。”奈保爾對祖國的拒斥成為他外在形象的一部分，一個他虛構的外在形象，為了實現他的早期抱負，即從邊緣逃往中心，離開無力者投奔有力者，並讓自己成為一名偉大的作家。我有時把他想像成一個跑上沙灘的人，身後是推進的潮水，努力讓自己比潮水先行一步。為了成為他想成為的人，他得讓自己成為另外的人。他不能原地不動。他的抱負與害怕相連，如同一名作家或從事創造的藝術家常有的情形：害怕失敗，害怕不能寫作，害怕消失，害怕精神或身體崩潰，害怕人們試圖貶低他，害怕趴在地上，害怕丟臉，害怕被人發覺過氣。他不得不反覆重塑或掩飾自己，清除他的過去，為了成為表面上沒有國度、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全球觀察者，就像一位書評人所說，看著歷史的瘋狂之眼，眼睛都不眨一下。這也造成心理損害。一九七一年，他告訴一位採訪者，他早年曾發誓永遠不為任何人工作。“這給了我遠離人群、糾纏、對抗和競爭的自由。我沒有敵人，沒有對手，沒有主人；我誰也不怕。”每個人都有糾纏與對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奈保爾就有很多敵人，他躲避它們並且只是成為“作家”的企圖，本身就是一個先發制人的拋棄行為，這來自焦慮與害怕。
他把自己與其行為之後果分開的企圖，他不把自己當作一個人而只是當成“作家”、一個理論上可以客觀研究的人物來呈現的企圖，令這本傳記變得可能。相對於其他人，依照他的獨特眼光，他相信他的文學使命是與生俱來，並且無上崇高，這就是他對自己的看法的核心所在。它可能始於一個姿態，卻是一副融入面孔的面具。有一次，他告訴我：“我沒興趣而且我依然完全不在乎人們怎么想我，因為我服侍的這個東西叫做文學。”就某種意義來說，這句話是對的。理智上，他相信一本傳記中，真相不應節省，但就個人而言，他覺得必須保護自己。即使坦白說起極為個人的話題，他也戴上一副自我保護的面罩。在這些訪談期間，他的回答在絕對自信的陳述與情感脆弱的辯解之間交替。我為了寫作這本傳記而與之進行談話的所有人之中，他在表面上是最坦率的。他認為一本不那么坦率的傳記沒有意義，而他願意讓一本坦率的傳記在他有生之年出版，既是一個自戀之舉，也是一個謙遜之舉。
在特立尼達，V·S·奈保爾似乎受人仰慕，人們把他視為成功者，他以自己的方式跟外面的世界較量，並且獲勝。但這並不表示加勒比群島對他全然仰慕。有一個男人在向我描述奈保爾時，就曾說他是“失敗的卡利普索歌手”；我說我正在為奈保爾寫傳記，一個女人居然在一家商業中心揚言要打我；安東尼·佩蒂（Anthony Petit），自稱“有抱負的作家與特尼作家群之首”，二○○三年致信《特立尼達衛報》，說諾貝爾獎得主不配得到特立尼達人的絲毫尊敬，因為，“誰都可以像奈保爾那樣寫”。佩蒂認為，因為“該模範人物拋棄他的傳統，又把這一傳統用於發跡和博取讚譽，我們不得不傷心地搖搖頭，轉向別處去尋找安慰與靈感。”
儘管如此，並且相互挖苦數十載，奈保爾的成就卻是國民的一大驕傲。在托科，海邊的一家酒店，來自西班牙港的一對卡利普索歌手用一把小吉他伴奏，唱著有趣的快歌為遊客助興。其中一位名叫凱思·尤金·戴維斯（Keith Eugene Davis），我問他怎樣讓自己的素材保持新鮮。
“你想喝點朗姆酒嗎？”
我明白這一暗示，請他喝了一杯。
“我告訴你是怎樣。我讀報紙。”
“你聽說過一個名叫V·S·奈保爾的作家嗎？”我問。
“老兄，我當然聽說過他。”
“你能以奈保爾為題，即興唱首歌嗎？？”
他立刻手撫吉他，即興唱道：
V·S·奈保爾還用說，
人人知道這傢伙，
說來很是傷心啊，
他再也不住特立尼達，
但我必須說實話，
他是世上最好的作家，
可我還得說點自己的看法，
他也非常國際化，
他們給他諾貝爾獎，
我覺得是個明智的獎賞。
我採訪奈保爾的引述貫穿本書。他的利己或古怪言語，我通常保持原樣不加修改，估計讀者應該能夠判斷。這些談話，數年間在他威爾特郡（Wiltshire）鄉下的居所里不時進行，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奇怪的經歷。他會發怒，敏銳，坦誠，自憐，有趣，嘲諷，流淚——但他總是很認真。我傾向於不跟他爭辯，而是讓他盡情的說。起初，我意識到自己險些扮演下院自由派，一個我並不想扮演的角色。我發現與奈保爾作對抗式訪談，容易導致他沒有結果的立場強硬或泛泛而談，這本身就是遊戲與操縱的一種形式。我留著他談話時的重複，所謂奈保爾“重奏”，得名於表示一次重複的一個音樂（與調製調解器協定）術語。這一口頭語的效果不易描述。它成了他說話的一部分，可以很有趣很好笑，來自他的洪亮嗓音和他說話時的自信，直到被人反駁。記得在一次會議後用餐的時候，，我看到有人給奈保爾上了一盤像是肉的東西（那是烤苣菜，蓋了一層融化的乳酪），當侍者想要把它放在他面前時，他說：“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每次說這句話，他都改變它的含義。當誤解澄清，他溫順地接受了這盤菜，並說：“啊。”
我寫傳記的方法，其實如我開寫自己第一本書時所說。我當時寫道，傳記作家的目標，不應該是坐下來判斷，而是用毫不留情的呈現，把對象暴露給讀者的平靜之眼。因為是第一次為一位作家寫傳記，於是我越來越懷疑一位寫作技藝高超的作家自我說明的可信度任何一個具有想像力的創作者都會明白，這一過程依然神秘，哪怕對於作家，不論你多么努力想要把它解開。康拉德若還活著，他難道能清楚地回答柯茲講的“恐怖！恐怖！”是什麼意思？最好的寫作只能用效果來檢驗。有時，一位評論家或傳記作家可以看到作家看不到的東西。在諾貝爾演講中，V·S·奈保爾說，一位作家的傳記永遠也不可能完全顯露其作品的來源：“生活、怪癖和友情的所有細節可以為我們展開，但是寫作之謎依然。再多的檔案，不論怎樣引人入勝，也不能把我們帶去那裡。一位作家的傳記——甚或自傳——永遠都有這一不完整。”我要更進一步：一本傳記永遠也不可能完全顯露寫作對象的真實面貌。一位傳記作家發現對一個人的生活“很關鍵”的尋常事情——通常是些很隨意的事情，如一位兄弟姐妹死去，或者搬家——是難以置信的。人太複雜太不一致，因此難有真實。一位傳記作家頂多可以希望的是，把一個人的方方面面說清楚，並設法瞥上幾眼這個對象，就這么講一個故事。
V·S·奈保爾（V.S.Naipaul）獲得二○○一年諾貝爾文學獎時，每個國家反應各異。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共和國（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總統寄給他一封寫在厚重信紙上的賀信；一家伊朗報紙指責他散布惡毒言論與仇恨；西班牙總理邀他順道來訪；印度政客寄來恭維信，總統並在信上寫著寄給“V·S·奈保爾閣下”，而寶萊塢巨星阿米塔·巴強（Amitabh Bachchan）從洛杉磯發來一紙祝賀傳真；《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寫了一篇社評，讚揚“一個獨立的聲音，質疑而敏銳”；英國文化、傳媒和體育部的大臣寄來一封寫在複印紙上珊珊來遲的乏味信函，而BBC“新聞之夜”（BBC Newsnight）把注意力集中於英國穆斯林協會的英納亞特·邦拉瓦拉（Inayat Bunglawala），他認為這個獎是“羞辱穆斯林的譏諷之舉”。英國歷史上的這一刻，當轟動效應和直接影響高於一切當名望變得比帶來名望的成就本身更為重要，，奈保爾身為作家進行了半個世紀的寫作，似乎沒有他愛得罪人的名聲那么重要。
“我的背景既很簡單又很複雜。”他在諾貝爾演講中表示 。大英帝國廢除奴隸制的時候，甘蔗種植園依然需要工人，而在印度，他的貧窮先祖作為契約勞工被派往加勒比地區，那是一種有終止日期的奴隸制。。維迪亞·奈保爾，一九三二年生於殖民地特立尼達的一個貧窮鄉村，並且將從這一沒有希望的環境中躍起，成為二十世紀的一名偉大作家。這個成就並不表示他的所有作品都好，或者他的行為堪稱楷模，而是他累積起來的成就超越了他的同代人，並且改變了作家與讀者觀察世界的方式。他使用簡單的文句，審視複雜的現代主題：極端主義，全球遷徙，政治與宗教認同，種族差異，非洲的內爆，亞洲的復甦，帝國之後舊歐洲統治的重建。他的成就是一項意志之舉，其中每一處境與關係都將服從他的野心。在智識相對主義的時代，他作為小說家與編年史家的公眾地位不可改變：他代表高度文明、個人權利和法治。
對於有他這樣背景的人，採取這一姿態並非不同尋常，但在二十一世紀初的歐洲，藉助於奈保爾在其作品之外公開令自己滑稽可笑的傾向，它變得不同一般。他說，或者據稱他說，非洲沒有未來，伊斯蘭教是個禍害，法國欺詐，採訪者是些猴子。如果《白牙》（White Teeth）作者查蒂·史密斯（Zadie Smith）的名聲——樂觀而體面——是個白人自由派之夢，V·S·奈保爾則是惡夢。不是讚頌文化多元主義，他指責它為“多元崇拜”，對膚色比他黑的人開惡意玩笑，責備從前受壓迫國家的不斷失敗，抨擊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首相是個正將平民文化強加給英國的海盜。他現在唯一贊同的黑人是康拉德與芭芭拉。一位成功的移民作家採取如此姿態，被人視為一種特殊背叛，對本來應是純粹的文學天才之背叛。評論家泰利·伊格頓（Terry Eagleton）抱怨為“偉大的藝術，可怕的政治”，雷蓋詩人林頓·奎西·詹森（Linton Kwesi Johnson）則說：“他是個藝術如何超越藝術家的活榜樣，因為他一派胡言，但依然寫出精彩之作。”奈保爾聳人聽聞的譴責，沒有比他的作品更有趣。與此相似的，可能是論述社會主義而非專注科學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或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當重要人物試圖忽略蘇聯共產主義罪行之時，他對蘇聯共產主義的罪行進行了指證，但在晚年開始譴責一堆邪惡，例如消費主義。索爾仁尼琴曾說：“在西方，你必須有平衡、平靜與溫和的聲音；你務必要擺出一副懷疑自己的姿態，表示你自己可能犯過錯，甚至完全錯了。但我沒時間讓自己忙於這個。”
奈保爾起初不願接聽斯德哥爾摩來的電話，因為他在刷牙。諾貝爾委員會的秘書跟他通電話時問：“你不會跟我們扮薩特吧，拒絕這個獎？”奈保爾接受了，並發表一篇聲明，諾貝爾獎“是對我的家鄉英國和我祖先的家鄉印度之一大致敬”。他沒有提到特立尼達。被問起為什麼沒提，他說可能“妨礙致敬”，這激怒了巴貝多作家喬治·拉明（George Lamming），奈保爾的一個老對手，他表示奈保爾在“玩ole mas”，意即他在掩飾或者為了自娛而惹事生非，這是特立尼達人的一個特徵。我注意到，當他以這樣的方式無禮或挑釁時，奈保爾滿是歡喜。製造緊張，侮辱他的朋友、家人或整個社群，令他興高采烈。譬如，他可能根據《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的一張照片，責備伊莉莎白女王的孫女薩娜·菲利普（Zara Phillips）有張“罪犯面孔”，或說一個朋友的女兒“是個肥妹，她做肥妹做的事情，她嫁給一個祖魯人”，或指責一名新聞記者“做有失體面的事情，如跟孟加拉人混在一起——還有其他罪犯”。後來，當我去過特立尼達，我意識到這一談話風格在加勒比並非罕見。那是特立尼達人說的“屁孔”，來自法文“辛辣”，意為尖酸刻薄，有意模糊佳趣與惡趣的界限，並讓聽者暈頭轉向。
大概這時，有人請我撰寫V·S·奈保爾傳記。我很猶豫；我正在完成另一本書，覺得這可能將是一個難以應付的大工程，或許是通過一套完整的書面檔案來撰寫的最後一本文學傳記。他的筆記、信函、手稿、財務檔案、錄音、照片、剪報和日記（還有他第一位太太帕特的那些日記，他從未讀過），已在一九九三年賣給俄克拉荷馬的突沙大學，該地以颶風和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種族騷亂而聞名 。檔案長達五萬多頁。我告訴V·S·奈保爾，只有能夠使用突沙大學不對公眾開放的資料，並且自由引述，我才想寫這本傳記。並且，我需要對他進行詳盡的採訪。我原來打算一九九六年他六十五歲時，亦即帕特死後數月，寫完這本傳記，而非太過接近現在的變形鏡頭。經過幾個月的沉默，奈保爾發來一封接受函，筆跡匆忙難辨，用紫色墨水寫就，仿佛不情願接受約定。。這封信之後五年，奈保爾一絲不苟地遵守我們的協定；我沒收到他的指令或限令。他讀過這本自傳的完稿之後，並未要求改動。一九九四年，奈保爾在突沙的一次演講中說：“作家的生活是個合情合理的探詢對象；真相不應該被簡化。實際上很有可能，比起一位作家的作品，對這位作家的生活之完整敘述，最終可能更是一部文學作品或更有啟發——就文化或歷史的瞬間而言。”
在這之前我見過奈保爾幾次，一次在英國，後來在德里，給《紐約客》（New York）雜誌寫一篇文章那陣。塔倫·泰吉帕爾（Tarun Tejpal），我的一位記者朋友，打電話邀我參加一個記者會，說十分鐘後他會來酒店接我。他的車，與酒店的豪華轎車相比很破舊，停在一道柱廊下。我爬進後排，發覺自己坐在維迪亞·奈保爾爵士旁邊。儘管很熱，他卻穿了很多層衣服和一件花呢上裝。他把一頂軟氈帽小心擱在膝上。一件高領衫跟他的鬍鬚融為一體，讓你覺得他捂得嚴嚴實實。納迪娜，第二任奈保爾夫人，坐在前排塔倫身旁。她問起我在寫的文章，我提到我跟某雜誌著名的事實核對人的一些糾紛。“別讓《紐約客》使你發愁。”奈保爾抑揚頓挫的說出每個單詞的每個音節半是西印度腔，半是女王英語。“《紐約客》根本不懂寫作。根本不懂。在那兒寫篇文章就像把一封信投進一個委內瑞拉郵筒；沒人會讀。”他停了停，繼續說：“我們在說黛安娜王妃的葬禮。”王妃幾個月前死的。“你有什麼看法？”
就我對奈保爾的了解，我想他會討厭那些多愁善感圍繞著死去的王妃，並視她為另一個埃薇塔·庇隆。他正眯著眼睛看我，帶著自然親切的和善微笑——用加勒比的話說，“為了活捉烏鴉而裝死”。我們當時遇到德里塞車，喇叭在叫。說實話，我的時差還沒有調過來。
“我覺得感人。我喜歡看到英國人公開表達情感。”
沉默。
一陣沉默之後，他心神不定地說：“喔。”然後黑下臉來繼續說：“派屈克，派屈克，派屈克。”塔倫透過司機的反光鏡緊張地看著我。
“你怎么看？”我問。
他回答之前沉思了一下。
“我滿是羞恥——羞恥和厭惡。你嫖妓後有的那種厭惡，如果你懂我的意思。他們找了個人，約翰先生，來唱歌。”（我後來明白他指的是埃爾頓·約翰。）“葬禮前，我得走過肯辛頓花園回我的寓所。我看到給她的花，用塑膠紙包著，在陽光下腐爛。我看到有些黑人公然地在祭壇前哭。他們為什麼哭？為什麼？他們為什麼哭？”
他幾乎在喊。塔倫忍著沒笑出來。納迪娜似乎覺得既好笑又惱火。她轉過來抓著丈夫的胳膊。
“行了。”
她跟他說，好像他是個淘氣孩子，而她是他母親。
我結果發現，這是典型的奈保爾式表演：駭人，滑稽，讓人受不了。
如果你拋棄塑造你的國度，如同奈保爾三十多歲時主動為之，你就被這個拋棄所界定。這會令你掙扎。“你生在特立尼達？”伯納德·李文（Bernard Levin）一九八三年在一次訪談中向奈保爾提問。“我生在那兒，對。”奈保爾答道。“我認為這是一個大錯。”奈保爾對祖國的拒斥成為他外在形象的一部分，一個他虛構的外在形象，為了實現他的早期抱負，即從邊緣逃往中心，離開無力者投奔有力者，並讓自己成為一名偉大的作家。我有時把他想像成一個跑上沙灘的人，身後是推進的潮水，努力讓自己比潮水先行一步。為了成為他想成為的人，他得讓自己成為另外的人。他不能原地不動。他的抱負與害怕相連，如同一名作家或從事創造的藝術家常有的情形：害怕失敗，害怕不能寫作，害怕消失，害怕精神或身體崩潰，害怕人們試圖貶低他，害怕趴在地上，害怕丟臉，害怕被人發覺過氣。他不得不反覆重塑或掩飾自己，清除他的過去，為了成為表面上沒有國度、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全球觀察者，就像一位書評人所說，看著歷史的瘋狂之眼，眼睛都不眨一下。這也造成心理損害。一九七一年，他告訴一位採訪者，他早年曾發誓永遠不為任何人工作。“這給了我遠離人群、糾纏、對抗和競爭的自由。我沒有敵人，沒有對手，沒有主人；我誰也不怕。”每個人都有糾纏與對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奈保爾就有很多敵人，他躲避它們並且只是成為“作家”的企圖，本身就是一個先發制人的拋棄行為，這來自焦慮與害怕。
他把自己與其行為之後果分開的企圖，他不把自己當作一個人而只是當成“作家”、一個理論上可以客觀研究的人物來呈現的企圖，令這本傳記變得可能。相對於其他人，依照他的獨特眼光，他相信他的文學使命是與生俱來，並且無上崇高，這就是他對自己的看法的核心所在。它可能始於一個姿態，卻是一副融入面孔的面具。有一次，他告訴我：“我沒興趣而且我依然完全不在乎人們怎么想我，因為我服侍的這個東西叫做文學。”就某種意義來說，這句話是對的。理智上，他相信一本傳記中，真相不應節省，但就個人而言，他覺得必須保護自己。即使坦白說起極為個人的話題，他也戴上一副自我保護的面罩。在這些訪談期間，他的回答在絕對自信的陳述與情感脆弱的辯解之間交替。我為了寫作這本傳記而與之進行談話的所有人之中，他在表面上是最坦率的。他認為一本不那么坦率的傳記沒有意義，而他願意讓一本坦率的傳記在他有生之年出版，既是一個自戀之舉，也是一個謙遜之舉。
在特立尼達，V·S·奈保爾似乎受人仰慕，人們把他視為成功者，他以自己的方式跟外面的世界較量，並且獲勝。但這並不表示加勒比群島對他全然仰慕。有一個男人在向我描述奈保爾時，就曾說他是“失敗的卡利普索歌手”；我說我正在為奈保爾寫傳記，一個女人居然在一家商業中心揚言要打我；安東尼·佩蒂（Anthony Petit），自稱“有抱負的作家與特尼作家群之首”，二○○三年致信《特立尼達衛報》，說諾貝爾獎得主不配得到特立尼達人的絲毫尊敬，因為，“誰都可以像奈保爾那樣寫”。佩蒂認為，因為“該模範人物拋棄他的傳統，又把這一傳統用於發跡和博取讚譽，我們不得不傷心地搖搖頭，轉向別處去尋找安慰與靈感。”
儘管如此，並且相互挖苦數十載，奈保爾的成就卻是國民的一大驕傲。在托科，海邊的一家酒店，來自西班牙港的一對卡利普索歌手用一把小吉他伴奏，唱著有趣的快歌為遊客助興。其中一位名叫凱思·尤金·戴維斯（Keith Eugene Davis），我問他怎樣讓自己的素材保持新鮮。
“你想喝點朗姆酒嗎？”
我明白這一暗示，請他喝了一杯。
“我告訴你是怎樣。我讀報紙。”
“你聽說過一個名叫V·S·奈保爾的作家嗎？”我問。
“老兄，我當然聽說過他。”
“你能以奈保爾為題，即興唱首歌嗎？？”
他立刻手撫吉他，即興唱道：
V·S·奈保爾還用說，
人人知道這傢伙，
說來很是傷心啊，
他再也不住特立尼達，
但我必須說實話，
他是世上最好的作家，
可我還得說點自己的看法，
他也非常國際化，
他們給他諾貝爾獎，
我覺得是個明智的獎賞。
我採訪奈保爾的引述貫穿本書。他的利己或古怪言語，我通常保持原樣不加修改，估計讀者應該能夠判斷。這些談話，數年間在他威爾特郡（Wiltshire）鄉下的居所里不時進行，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奇怪的經歷。他會發怒，敏銳，坦誠，自憐，有趣，嘲諷，流淚——但他總是很認真。我傾向於不跟他爭辯，而是讓他盡情的說。起初，我意識到自己險些扮演下院自由派，一個我並不想扮演的角色。我發現與奈保爾作對抗式訪談，容易導致他沒有結果的立場強硬或泛泛而談，這本身就是遊戲與操縱的一種形式。我留著他談話時的重複，所謂奈保爾“重奏”，得名於表示一次重複的一個音樂（與調製調解器協定）術語。這一口頭語的效果不易描述。它成了他說話的一部分，可以很有趣很好笑，來自他的洪亮嗓音和他說話時的自信，直到被人反駁。記得在一次會議後用餐的時候，，我看到有人給奈保爾上了一盤像是肉的東西（那是烤苣菜，蓋了一層融化的乳酪），當侍者想要把它放在他面前時，他說：“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每次說這句話，他都改變它的含義。當誤解澄清，他溫順地接受了這盤菜，並說：“啊。”
我寫傳記的方法，其實如我開寫自己第一本書時所說。我當時寫道，傳記作家的目標，不應該是坐下來判斷，而是用毫不留情的呈現，把對象暴露給讀者的平靜之眼。因為是第一次為一位作家寫傳記，於是我越來越懷疑一位寫作技藝高超的作家自我說明的可信度任何一個具有想像力的創作者都會明白，這一過程依然神秘，哪怕對於作家，不論你多么努力想要把它解開。康拉德若還活著，他難道能清楚地回答柯茲講的“恐怖！恐怖！”是什麼意思？最好的寫作只能用效果來檢驗。有時，一位評論家或傳記作家可以看到作家看不到的東西。在諾貝爾演講中，V·S·奈保爾說，一位作家的傳記永遠也不可能完全顯露其作品的來源：“生活、怪癖和友情的所有細節可以為我們展開，但是寫作之謎依然。再多的檔案，不論怎樣引人入勝，也不能把我們帶去那裡。一位作家的傳記——甚或自傳——永遠都有這一不完整。”我要更進一步：一本傳記永遠也不可能完全顯露寫作對象的真實面貌。一位傳記作家發現對一個人的生活“很關鍵”的尋常事情——通常是些很隨意的事情，如一位兄弟姐妹死去，或者搬家——是難以置信的。人太複雜太不一致，因此難有真實。一位傳記作家頂多可以希望的是，把一個人的方方面面說清楚，並設法瞥上幾眼這個對象，就這么講一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