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三晉名剎雙塔寺
- 占地面積：太原市城區東南方向
- 著名景點：明代牡丹
- 始建時間：1597——16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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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建築方位
一反我國千百年來寺院建築坐北朝南的傳統習慣，因地勢而拓建，居高臨下，坐南朝北。可謂背擁太行群峰，面俯汾水一帶。身臨其境，憑著古老的塔身，可廣瞰古城太原之全貌，晉中盆地之沃野千疇。
雙塔寺
本名“永祚寺”。只因其寺內那兩座”巍峨壯觀，聳入雲端的古塔，引人矚目，才被世人習呼為雙塔寺。久而久之，真正的寺名漸不被人注視，而俗稱卻家喻戶曉，盡人皆知。“永祚寺”之“永祚”二字，語出《詩經·大雅·既醉》中：“君子萬年，水錫祚胤”句，“永祚”就是“水錫祚胤”的略寫。《爾雅·釋古》說：“永，長也；永，遠也。”《說文解字》說：“祚，傳也；祚，福也。”《晉書·樂府》說：“永祚，猶遠祚也。”可見“永祚”一詞，似有“永遠傳流，萬世不竭”的意思。這就是寺名的來由和含意吧。
雙塔寺始建於明代萬曆中葉，大約在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間（公元1597——1602年），距今 38O餘年。初創之時，還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所寺院，也沒有達到現在這樣的規模。那時，僅建了一座補輔太原“文運”不足的文峰塔，取名“宣文塔”，即如今偏於東南隅的那座舊塔。至於那緊靠塔而建的幾間簡陋寺舍，而今早已蕩然無存。當時，寺名也不叫“永祚寺”，而是叫做“永明寺”。關於“永明寺”和“宣文塔”的起建原因，明萬曆本《山西通志》和萬曆本《太原府志》都曾作過明確的記載。
歷史背景
宣文塔和永明寺問世不久，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晉藩第十一代王——晉穆王朱敏淳覺得永明寺、宣文塔規模簡陋，與省城太原的地位不甚相稱，就下書五台山顯通寺，邀請該寺主持，當時在全國頗有些名氣的建築家福登和尚，來太原主持擴建“大塔寺殿宇”的工程。福登和尚是明代中葉著名高僧。萬曆皇帝的生母，那個篤信佛教的慈聖宣文李太后就拜他為師，皈依其門下。福登接到晉穆王邀請後，便來到太原。當他看到永明寺的宣文塔微向西北傾斜時，就向晉王建議，在擴建殿宇的同時，另建一新塔於舊塔之左。晉王採納了福登的建議並在慈聖皇太后出資佐助下，用了 4年的時間，即萬曆三十六年春至四十年九月（公元1608——1612年），新建了寺院的三座大殿，即現存永祚寺殿堂的主體建築：大雄寶殿、三聖閣、兩廂方丈和兩廊配殿，以及位於舊塔西北方的新塔，形成了“兩峰插天”，“樓閣巍然”的大觀。
民國以來，永祚寺因年久失修，尤其是大雄寶殿和三聖閣，多經風雨剝蝕，損壞到幾乎“傾覆”的地步。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楊子端等人積極活動，組織募集捐款，維修塔寺，並在修舊的基礎上，在大雄寶殿對面，東西配殿北端，破土動工建起六間單坡式北房，在原天王殿的位置上新辟院門，構成傳統的四合院式布局。如今的永祚寺三門，即門額書“永祚禪林”的寺門，就是當時的產物。
新中國成立後，古老的塔寺煥發了青春。建國40年來，黨和政府曾多次撥款，維修雙塔寺，特別是“文革”後，省、市政府對文物管理工作和旅遊事業的發展更加重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十年中，迅速地醫治了永祚寺的創傷，投資巨款，修復了重創於“太原戰役”的宣文西塔；精心設計，新建了嵌滿“寶賢堂集古法帖”和“古寶賢堂法帖”兩套珍貴碣石的碑廊；收集和薈萃了散佚在全市各處，不同歷史時期的石雕、石刻、石碑；仿建了具有明代特色，與永祚寺明代所建殿堂風格一致的寺院山門和前院東、西廂房；新植了數以千計的，來自山東菏澤的牡丹珍奇品種。使有著近四百載歷史的古剎，一掃往日頹勢，面貌為之一新。太原和日本的姬路市結為友好城市後，姬路市的日本友人，已在姬路市仿建了雙塔水祚寺。1989年 3月，在姬路市建市200周年紀念日中，正式剪彩接待遊人。
三晉名剎雙塔寺景點
明代牡丹
太原的牡丹花，不見經傳，無論從種植歷史，還是種植的數量和品種，別說與洛陽，就是與彭縣、亳縣、淮陽、菏澤相比，也難以同日而語。可是，太原也有種植牡丹的歷史，並且如今尚有明代中葉種植的牡丹花盛開於世，歷經三百五、六十個春秋而不衰，被世人稱作“明代牡丹”。這似乎又有別於幾個牡丹花盛地，使其難以望塵，而值得提它一筆。
近來來，雙塔寺文管所又在“明代牡丹”的基礎上，引進和培植了近千株牡丹，就品種而言大約有30餘種，從顏色來看，紅、粉、黃、白、紫、綠、墨，可謂九色齊全。如今，每逢春夏之交，立夏前後的20多天中，古剎雙塔寺，古技挺拔，競放新花，整個梵寺綺麗絢爛，嫣紅奼紫，爭芳鬥妍，清香飄溢。中外遊人世間接踵摩肩，爭相觀賞，置身於繽紛斑斕的牡丹花間，構成一幅花海人潮的春遊賞花風俗畫。
雙塔永祚寺的百年“明代牡丹”，名字叫做“紫霞仙”，它植根於寺院主殿大雄寶殿前的方形花壇里。“紫霞仙”，是這種牡丹花的古代名稱，從洛陽的牡丹花品名稱演變系統資料中，我們可以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紫霞仙的個名已經變作“紫雲仙”了。
紫霞仙，屬於毛良科，芍藥屬，牡丹種的多年生落葉灌木花卉。原產我國西北部，後經人工養植廣種於河南洛陽，明代中葉徙植於太原。這種牡丹花種植年代久遠，品種較為稀少，花型為單葉，也叫做單瓣型牡丹花，即使在盛開之日花瓣也比較少，是比較著名的觀賞花。據養殖牡丹花和研究牡丹花種的工作人員講，紫霞仙為早開晚收的牡丹花種，花期較長，花葉深綠，初開之時花瓣呈肉紅色，盛開之際呈淡紫色，臨近晚期則為正紫色，花期約20天。每當大部分品種的牡丹花開過盛期，臨近凋謝或已經調落時，正是紫霞仙噴芳吐艷，馨放沁香，蓬勃盛開之際。那時節，它獨樹一枝，花團錦簇，紫中透紅，紅里發紫 ，至為壯觀 ，無愧為牡丹花後期之佼佼者。難怪金元大詩人元好問看到盛開的紫霞仙時。倍感驚奇，欣然命筆讚美：
天上真妃玉鏡台，
醉中遺下紫霞懷。
已從香國編薰染，
更怕花神巧翦裁。
把“紫霞仙”比作醉酒的楊貴妃，從天宮重返大地，憨臥於古剎院中。
如今，有著“百年牡丹”之譽的“紫霞仙”已經成為太原市遊覽名勝中的一景，名曰“明代牡丹”。
寺藏碑碣
雙塔寺現今共收藏和保護有價值的碑碣刻石 260餘通。這些碑石中除一小部分是寺院原物外，絕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之後，從太原各個地方收集的散佚珍品。在這些碑石中，有明代的石刻珍品，名著三晉，海內知名的《寶賢堂集古法帖》180 余通；有清代的《古寶賢堂法帖》36通；有宋代大文豪蘇東坡的醉筆石刻“赤壁懷古” 3通；有清代著名書家祁雋藻的“子史萃言”石刻 4通；還有記述內容別具一格的“晉溪隱君家訓”碑，等等。這些古碑古碣，集清以前各代著名書法大家的墨跡寶瀚於一堂，真、草、隸、篆各種書體，無一不有，不僅為書法界和愛好書法的各界人士所珍視，也極為到此觀光和遊覽的人們所喜聞樂見。
雙塔寺“碑廊” 的最北端，鑲嵌有宋代大文豪，一代書法家蘇東坡的墨跡“ 赤壁懷古”刻石。這套刻石共三塊，是蘇武原跡的摹勒本，也是雙塔寺“碑廊”眾刻石中引以為重的佼佼者。據該刻石末一通的“跋文”看，該石為乾隆二十七年仲夏（公元1762年），依舊拓摹勒上石，迄今227年。茲引原“跋文”如後：
右東坡先生自書大江東去詞，乃為醉後神到之筆。余家藏舊拓也。詞與書並挾，莫偉勁傑之氣雅，類其為人。余愛而重之，固復鉤摹勒石以廣所傳。按先生脫御史台，獄謫黃州團練副使，前後赤壁二賦成於遷所，此詞寄託略同，應亦是時所作。觀其淋漓杯酒，逸興遄飛，伸底揮毫，盎然天趣，非見道深而胸無塊壘者能之乎？吁！信可愛而重也美，乾隆二十有七年壬午仲夏。西村鄂弼跋。
鄂弼為何許人，已不得而知。如今我國有東坡“赤壁懷古”刻石者，僅兩處。其一在“東坡赤壁”，即今湖北省黃州。其一即雙塔寺所在此石。據傳，黃州赤壁所藏乃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時鐫刻。如是則晚於太原雙塔寺所藏者百餘年矣。
蘇東坡乃宋代四大書法家之一，世稱蘇、黃（庭堅）、米（芾）、蔡（襄）。他擅長行、楷，取法顏真卿、楊凝式，而能自創新意。至於他的草書則較為鮮見，《念奴嬌·赤壁懷古》則是其草書的傳世之作。歷代名書法家評介“赤壁懷古”刻石時，認為它取法於張旭、懷素，筆勢奇勁，如驟雨旋風；飛動圓轉，同詞的豪放風格，相得益彰。書後款識作“久不作草書，適乘醉走筆，覺酒氣勃勃，似指端出也。東坡醉筆。”由此可見，這同張旭大醉後呼喊狂走而後落筆，以及懷素酒醉興到運筆，極為相似。
凌霄雙塔，是太原現存古建築中最高的建築，兩塔猶如一雙孿生姊妹，相映成趣，吸引著每一個專訪和途經太原的賓客。
凌霄雙塔，也曾使歷史上不少涉足於太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墨客騷人為之讚嘆。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曾為其頌詠；明代江南七大文人之一的李維楨曾為其吟詩；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藝術家傅山先生曾為其作畫；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將楊成武將軍曾為其揮毫；……不勝枚舉，不一而足。
數百年來，絕大部分人把永祚寺的“凌霄雙塔”，當作同時創於世，屬性一樣的藝術珍品和文物珍品給於珍視。但是，考其故事，研究其創建之因，並不如是。這兩座形同孿生的姊妹塔，一個是創建於先的“文峰塔”，一個是繼建於後的“舍利塔”，不僅非同時所建，而且屬性也根本不一樣。所謂“文峰塔”，是“起自堪與家言”的風水塔，即封建社會地方仕紳為補輔該地的地形缺陷，振興地區文化的一種帶有迷信色彩的標誌性、欣賞性建築。它的造形雖然取之於佛教的浮圖，但是，與佛的教義和佛門沒有絲毫的關係。而“舍利塔”則是佛門的聖物，是奉供佛舍利子，藏佛經，受佛門弟子瞻仰、頂禮膜拜的宗教建築。這正是永祚寺“凌霄漢塔”，近在咫尺，本質相去甚遠的差別。
舍利塔
舍利塔的原名叫做宣文塔（與文峰塔同名），因為它是由明代萬曆年間的高僧妙峰大師（即福登和尚）監造，而且塔內藏有佛舍利子，所以又叫做宣文佛塔，或舍利塔。舍利塔位於塔院的北端（西北隅），所以也有人按方位把它叫做北塔。
舍利塔，平面呈八角形，共13層，最低層邊長4.6米，全塔總高 54.78米，是典型的樓閣式空心磚塔。該塔的塔座為沙石條砌築，質樸堅固。塔身為一色青磚研磨對縫砌成，塔上的斗拱、飛檐、枋、椽、柱（垂柱），均為青磚仿木結構砍磨而成，13層塔檐都用孔雀藍色琉璃瓦砌出晶瑩美麗的邊沿。在塔的第一層撩檐枋下，斗拱與斗拱之間的空處，嵌刻有磚字“阿彌陀佛”，字型猶如一條飄帶，層層疊壓，美觀而勻稱。這幾個字既表明了塔的屬性為佛塔，也巧妙地添補了斗拱與斗拱間平板的空間，真可謂獨具匠心。
該塔1——7層的磚仿木斗拱，無論形制還是結構，均與大華寶殿相同，為“五踩重翅”，上承撩檐仿、椽、飛，組成塔檐。隨著塔身的拔高，塔層的上升，每層高度逐漸減低，斗拱形制也隨之變小，逮至 8層以上，斗拱結構則改變一跳（即三踩），明顯收分，使塔身輪廓造形呈流線形，十分美觀。
舍利塔每層的八個角，都鏤刻有磚雕的裝飾性蓮花垂檐柱，垂柱與垂柱之間，有磚砌欄額相連，垂柱上方，磚鏤的角替、枋頭、華板等上面，刻有細膩逼真的草紋、雲紋，大大地增強了塔外面的裝飾性。這種建築雕刻，不僅圖案富麗，鏤工精細，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和代表了明代磚構建築的藝術風格，可稱明代磚仿木建中的優秀作品。
舍利塔的底層開闢兩門，一為東南方向，一為西北方向。緣東門拾階而上，迎面是石砌的佛龕，龕中造像毀之戰火。繼續攀登，便進入塔外壁與內壁之間的階梯；盤旋而上，則可瀕臨頂層。站在塔的頂層，憑著古老的塔身，居高臨下俯瞰太原全城，目睹晉陽風光，確如郭沫若先生所述：“遠望太原氣勢雄，汾河兩岸稻田豐。新興工業高精大，後繼英才專敢紅。”難怪明人李博登臨塔頂之後深有感慨地賦詩：“矗矗蒼龍擎宇宙，綿綿紫氣發林巒。我來欲把星辰摘，到此方覺世界寬。”若進塔的西門，則與東門之內迥然不同。這裡沒有步步高升的台階，不用數步就可進入舍利塔的底層。在這裡可以欣賞明代空心磚塔，塔心空券 ，形成層層有塔室的建築風格和技藝 ，飽覽券進式樓閣寶塔的內部結構。那時，你將對當時勞動人民的精湛建築技術產生新的具體的認識，給你以美的知識的享受。
舍利塔塔頂的塔剎，由銅、鐵兩種金屬鑄制。剎座為覆盆仰蓮式須彌座，用生鐵鑄成。剎頂則為銅質寶瓶式，制於覆盆仰蓮座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剎頂寶瓶的外壁上樓刻著許多銘文，其中比較重要和有代表性的銘記，對於我們了解舍利塔、文峰塔的創建原因，是什麼人修建，以及這兩座塔各自的屬性，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下面我們摘錄幾段：
“山西太原陽曲縣城東南郝莊宣文塔萬曆三拾陸年吉月吉日興工至四十年吉月吉日工完”
“書寫入塔經僧人真澄”
“建舊塔工德主山東市政司參議傅霖同男傅之謨”
“晉國母馬氏、王氏同施寶頂”
通過這幾段銘文，每一個遊覽者都可以清楚地知道，這座舍利塔，創建於明萬曆三十六年——四十年（公元1608年——1612年），造塔總監是當時蜚聲海內，在沙門中頗有影響的著名高僧福登和尚。與明、清兩代地方府志、縣誌所載互見，可以知道：福登受晉王朱敏淳的邀請，來太原府建永柞寺時，發現這裡原有的“舊塔微側”（舊塔即指位於東南隅的文峰塔），才發念建起這座新塔——舍利塔。當然，通過上面所載的銘文，也直接和間接地揭開了多年來對永祚寺雙塔所流傳的一些訛傳和誤解之謎，基本弄清了舍利塔、文峰塔，既不是同時創建，也不屬同一屬性。被稱作“舊塔”的是文峰塔，創建舊塔的工（功）德主，既非府居晉東南上黨的沈王，也非萬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而是祖居陽曲縣的著名志士傅山先生的祖父傅霖和父親傅之謨。
舍利塔問世數百年來，幾經冷落，幾經凋蔽，飽經人間滄桑，到新中國建立前夕，已是老態龍鐘，滿目瘡攤，幾乎傾覆。是太原人民在重獲新生之後，人民政府撥巨款，聘高才，進行全面的修復，才使古老的舍利塔重獲新生，再放異彩，“舊貌變新顏”。而今，舍利寶塔整舊如舊，以新的姿態傲然挺立在晉陽大地，每逢輕風徐來，塔際的風鈴叮噹悠悠，清脆悅耳，似乎在向每一個前來觀光的中外遊人述訴著什麼。
文峰塔
與舍利塔比目並立，位於塔院東南隅的這座古老蒼朴的磚塔，即是文峰塔。文峰塔也叫宣文塔，宣文寶塔。它所以叫文峰塔，是因為它創建的原因本是為補輔太原府城“西北高東南低”，不利於發展文化的地形不足，用以“開山川之形勝，創文運之興盛”。對於這一點我國古塔研究的專家張馭寰先生和羅哲文先生曾有過明確的論斷。至於當地人們或地方志乘中把文峰塔稱作“舊塔”或“南塔”，那是因為它問世早於舍利塔和其所處方位的緣故了。
從建築特色看，文峰塔雖然略早於舍利塔問世，但是，它們同屬於明代中葉的作品，有著不少相似之處。比如：平面都是八角形狀，都是十三層建築，高低也僅有 2厘米之差。據測：文峰塔略低於舍利塔，總高度為54.76米。而且，斗拱的結構、造形，檐、椽、柱、枋的砍磨、砌築，可以說大同小異。這些都反映著它們為同一時代產物的鮮明特色。然而，它們也有不少不容忽視的差別，那就是，文峰塔沒有塔基座，僅開一門，沒有佛龕，沒有“阿彌陀佛”刻字，塔檐也不用琉璃瓦剪邊。這裡，我們且不說兩塔的塔剎造形無一相同之處，就是塔的主體塔身，也有很大的差別；文峰塔上下直徑幾乎相同，基本為直上直下，沒有明顯收分，外形呈直線形；而舍利塔卻是上下直徑相差很大，有明顯的收分，尤其是七層以上更為突出，使整個塔的外形呈弧狀流線形。這些大大小小的差別，無疑正反映著兩塔的設計者和建造者在造形、技藝和風格上的不同。
文峰塔一經問世，塔身便向西北微微側傾。對於這點歷代地方志乘都有確實的記載，並且成為福登造塔的發念和原由。多少年來，許多的傳言和不少對建築很有研究的人都說，文峰塔西北畢竟向微微傾倒，正是建塔匠師們在造塔之初，考慮到塔勢高峻，又是東山的前沿，容易受西北風的影響，所以才有意將塔身向西北向微側，以抵消西北風對塔的吹阻力。如若確實如傳言所述，文峰塔從誕生即向西北向傾斜，而歷經四百載一直沒有倒掉，不正說明當時匠師們設計的周密和建造工藝的絕倫嗎。
永祚寺東塔引偏修繕碑記
古城太原，歷史悠久，文物名勝，光輝燦爛，而永祚雙塔，尤以並肩矗立名冠全國，為太原之標誌。
永祚寺亦稱雙塔寺，明萬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建宣文塔，俗對東塔；萬曆三十九年建成立文佛塔，俗稱西塔。雙塔凌霄，巍巍壯觀，歷經滄桑，而屹立如故，遠望似迎賓衛士，令人肅然起敬；登臨可俯瞰市寰，盡收山河城市之美。鑄近百年來，西塔多處受損，經政府撥款於一九八四年修復。而東塔傾斜，日趨嚴重，據測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塔中心向西北偏離已達二點八二米，一九九三年十月增至二點八六米，且塔體劈裂縫隙逾百，最寬達零點零八米最長達五米，兩側下沉，高低不勻，總差異達零點六八米。情況危急，令人憂慮！
對此，黨和政府分外重視，一九九四年五月，果斷決定，搶修東塔，組成機構，制定方案，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組織實施，據其十年觀測之資料，請領導親臨，專家參與，六次論證，幾經協商，採納國家文物局建議，邀杭州曹氏建築物糾偏研究所負責糾偏，並簽定契約。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六日，糾偏大師曹時中偕技術人員進駐工地，採用沉井之法，鑿土井九眼於塔基之東南惻，科學操作，井下施工，歷時四十日，竟使高五十四米，基徑十二點五米之斜塔，驟然挺直。八月二十五日糾偏告成，斜度由二點八六米，縮小為零點八六米，糾回二米。十月二十五日，驗收合格。
越明年，為鞏固糾偏之成果，又進行了加固修繕。塔基加固，打樁圍箍，灰土筋帶，防水滲透 ，塔檐斗拱 ，精心修補，處理彌合，內設鋼混，塔剎歸正，塔身強固，層層鑽孔，加施描桿，槽鋼固定，整體修復，遵循傳統工藝，採用現代手段，使糾偏修繕後之東塔，塔體塔檐之原貌、原構、原有手法及雕造風格，得以保持，預期效果，完全實現。此工程於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告竣。
值此東塔創建四百周年來臨之際，特勒石以記。
楊瑞武撰文
趙望進書丹
安榮傑鐫刻
太原市人民政府立
一九九九年四月
永祚寺東塔糾偏點滴
雙塔巍峨俊秀，蒼勁挺拔，非常美觀，二塔總高度均在56米左右，是我國雙塔之最。雙塔歷經滄桑，飽經風矚，西塔已於1982年加固維修，1984年 9月26日竣工。而東塔年久未修、塔體酥鬆、嚴重傾斜、搖搖欲墜。
早在1993年 7月，經中國國家文物局專家之推薦、上海文管會牽線，太原市政府慕名、多次邀請並委託由杭州曹氏建築物糾偏加固研究所負責拯救東塔。但因我所系研究軟土地基、拯救比薩斜塔的專門研究所，對黃土高原的地質缺乏研究，因此我們對此邀請和委託一直婉言謝絕。1994年 1月21日，我們在上海文管會專人陪同下，對太原市進行了為期五天的實地考察參觀。我們利用深夜甚至通宵查閱東塔的所有資料、圖紙（片）、報告等，發現該塔存在有隨時倒塌的危險。到太原的第三天（即1994年 1月24日），沒有通知卻召開了“拯救東塔專家技術論證會”，會上我們提出了拯救東塔的初步方案，並分八大部分發了言，獲得了與會專家領導的首肯，在此後發生的一些事使我們深受感動。當時的太原市人大老主任谷文波、副市長張希升、市文管會主任肖盛炎三人，千里迢迢專程來杭州，再次邀請我們前去拯救。山西省和太原市政府對拯救東塔高度重視，把其列為市委市政府的十大實事之一。通過實地考查，我們被當地人民和政府如此熱愛祖先建造的文物的深厚感情深深打動，我們也感到作為一位中國普通公民對保護祖國文物古蹟的責任感，經再三研究決定，只有前進，沒有退路。為了山西和太原人民，冒再大的險，吃再多苦，也是值得的。
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專家學者、當地人民民眾的大力支持下，東塔的糾偏於1995年 4月13日正式簽訂契約。我們乾1995年 5且27日進場開工，經過我研究所以曹時中、查良璇為首的工程技術人員的拼搏奮鬥，做了大量的深入細緻的工作，糾編後，經驗收符合契約的要求。1995年10月20日和 1996年 5月 7日，分別對我研究所完成的東塔《結構加固維修復原》，又第二次經專家技術論證會通過，並於1996年 7月16日簽訂契約而開工，由當地施工，1997年 9月26日竣工。本工程被評為山西省優良工程。曹時中、查良璇為拯救東塔做出突出貢獻，二位被太原市授予該市榮譽市民的光榮稱號、
雙塔是太原的標誌，古太原八景之一的“雙塔凌霄”直到今天仍是太原久負盛名的風景名勝，它的身影甚至還出現在太原市的市徽之中。只因為寺中有這兩座引人矚目的古塔，以至於很多人只知雙塔寺而不知它本名叫做永祚寺。
雙塔寺雖然是一座佛教寺院，但它的始建卻是另有初衷。塔，既是佛教聖者的紀念物，也是佛教建築中的一種形式，但到了十四世紀，又出現了一種“風水塔”，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文峰塔”。這種塔根據傳統的陰陽風水學說，用來改變一個地方的風水，彌補當地在山川地形上的不足。風水塔僅是取塔的建築形式而已，與佛教並沒有本質上的聯繫。
宋太宗焚毀晉陽城後，在舊址東北三十里重建太原，趙宋天子如願以償的移除太原王氣、破壞太原風水之後，昔日文化之都的瑰麗風采煙消雲散無復追尋，只留下平淡的歷史和平庸的文采。馬背民族統治下的金、元亂世，沒有人會去在意這些，烽煙散盡，當華夏重歸一統之時，文化的衰落為一方士紳平添了淡淡的哀愁，他們渴望重溫盛唐風韻，他們力志振興太原文化。
按照風水家的解釋，太原西北高於東南，“左痹不勝右”，所以“文明不開”、“其民摯悍”，因為“奎星”所處的方位地勢較低，文運難以興盛，必須在太原城東南一帶建造高塔，才能彌補地形上不利於文化發展的不足，興盛士風，多出讀書人，也就是所謂的“開山川之形勝，創文運之興盛。”
萬曆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599年，太原士紳推舉深孚眾望的傅霖為首事，集資在太原東南郝莊的向山腳畔興建高約五十五米的文峰塔，同時還依塔興建了永明寺。
十三歲做秀才、二十歲中舉人、三十歲中進士的傅霖宦海沉浮十七載，官至山東布政司參議，但是，就在他三次擊敗後金軍隊的侵擾之後，卻以“擁兵拒調”的罪名被彈劾，解甲歸田。幾年之後，明廷讓他官復原職，早已厭倦官場傾軋的傅霖以一身傲骨拒不受命，他那個高山仰止的孫子傅山在這一點上與他是何其相似。傅霖回鄉後，以急公好義的善舉而受到太原士民的推崇。萬曆十四年，太原大荒，甚至發生人相食的慘劇，傅霖慷慨解囊，施粥賑災。傅霖去世前的萬曆二十九年，太原發生饑荒，他再次賑濟災民，直到第二年糧食收穫。
儘管風水學中含有天人合一、順乎自然的科學成分，但是，讓一座寶塔來背負繁榮文化的願望也未免過於迂腐了。當然，古人對此還是深信不疑趨之若鶩。明朝末年，在汾酒的故鄉，汾陽人朱之俊為匡扶當地文化而建造了高達八十米的文峰塔，這座山西第一、全國第二的古塔後來成為汾陽的標誌和象徵，就在這座汾陽文峰塔下，走出了冀貢泉、冀朝鼎、冀朝鑄、馬烽、田桂蘭等傑出的文化名人。建造於明代天啟年間又名雁塔的大同文峰塔位於古城東南部城牆上，塔內鑲嵌著題刻有歷代舉子姓名的石碑，清末的宣統帝師李殿林就是大同人。此外，山西的河曲、榆社、臨縣、霍州等地都有建於明清的文峰塔。太原文峰塔對於太原文化的振興起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對於傅家來說，他們的仁德與義舉卻因此得到回報，傅霖去世五年之後，他的孫子，山西歷史上最傑出的學者、思想家傅山先生誕生了。
做為明代中葉後的著名高僧，一生建設過許許多多寺廟、佛塔、橋樑的福登大師同時也一位傑出的建築師。五台山規模最大的、始建年代最早的寺廟是顯通寺，顯通寺里那座令人嘆為觀止的銅殿就是福登大師用銅十萬斤鑄造的。萬曆九年，慈聖宣文李太后邀請福登大師為成婚數年無子的萬曆皇帝辦“無遮大會”求子，第二年八月，李太后身邊的一個宮女為萬曆皇帝生下了後來“梃擊案”、“紅丸案”的主角明光宗朱常洛，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篤信佛教的李太后便皈依福登門下，並出資擴建了顯通寺，敕名為永明寺，封福登為護國禪師，住持該寺。
六十九歲的福登大師來到太原後，做了太原永明寺的住持並總理擴建事務，因為太原永明寺與五台山敕建永明寺同名，於是將其改名為永祚寺。祚，本指福運，也有流傳的意思，永祚二字，出自《詩經·大雅》中的“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寺名永祚，大約是為了祝願朱明王朝萬世永存吧。
或許是因為無力背負過於沉重的希冀，文峰塔在建成不久就開始向西北方向傾斜，因此，福登大師又建議晉王在文峰塔西北新建一座佛塔。四年後，佛塔建成，因為李太后出資佐助的緣故，所以，新塔用李太后的尊號命名為“宣文塔”。
福登的建設藍圖宏偉壯麗，遠非今日所見的永祚寺，然而，就在宣文塔落成的那一年，風燭殘年的福登大師心力交瘁，無力再堅持下去，在塔竣寺未成的情況下回到五台山。三個月後，福登圓寂，將深深的遺憾留在了永祚寺，留在了今天太原人的心中。
雙塔從它落成的那天起就成為太原的標誌，但它們的命運也充滿了滄桑與磨難。
崇禎末年，進軍北京的李自成率領二十萬大軍攻取太原，據說也在戎馬倥傯之間遊覽了雙塔寺，並且留下一首《詠雙塔寺》：“郝莊兩座塔，就把天來穿，穿也穿不上，多放兩塊磚。”儘管一些著作中言之鑿鑿，但此事是否屬實仍不得而知，不過，這首詩倒是頗符合李自成的語氣。
解放戰爭期間，地勢較高的永祚寺成為太原外圍的重要防禦據點，閻錫山的第四十三軍軍部就設在這裡，閻軍炮兵的觀察哨就設在塔上，解放軍偵察兵一度跟隨永祚寺僧人入寺偵察。1949年四月，雙方為爭奪雙塔要塞發生激烈交戰，為遏制閻軍炮兵火力，解放軍用重炮從東山轟擊雙塔防禦陣地，宣文塔中彈，二到八層被炸飛半邊。從此，殘破的宣文塔與日漸傾斜的文峰塔在一個個暮日斜陽間堅強挺立，歷經三十多年風雨之後，在1984年被修復。1986年，當年指揮作戰的原63軍軍長鄭維山重遊雙塔寺，不無惋惜地說：“當時不打就好了。”解說員回答說：“當時打是需要的，現在修也是應該的，人民是理解的。”
雙塔寺共收藏了碑碣刻石二百六十餘通，其中大部分是“文革”以後從太原各地收集來的散佚珍品。
當年晉王朱棡酷愛書法，朱元璋就賜給他許多歷代有名的墨寶和法帖。晉王朱棡的四世孫朱奇源更是嗜墨成癖，重金收集名帖名書，悉心於墨翰。弘治初年，因為宋代名帖“淳化帖世不多見”，朱奇源精選自己的藏品，鐫刻於一百八十餘塊石碑上，以其書齋“寶賢堂”為名，稱為《寶賢堂集古法帖》。《寶賢堂集古法帖》薈萃了魏晉以來十餘朝，鐘繇、衛夫人、王羲之、王獻之、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柳公權、顏真卿、懷素、黃庭堅、米芾、蔡襄、朱熹等一百餘名書法大家的作品寶翰。這一珍貴的藝術瑰寶在明末的戰亂中散落民間，清朝初年，戴夢熊等幾代充滿文化良知的地方官員將其收集補全後重新安置，1980年它們被遷入雙塔寺。清朝康熙年間，喜好書法的太原知府李清鑰對《寶賢堂集古法帖》十分痴迷，收集了以明清兩代大家唐伯虎、文徵明、傅山、董其昌為主的墨寶鐫刻於石，取名為《古寶賢堂法帖》，1980年也同時遷入雙塔寺。
不過，在雙塔寺碑廊中，最引人注目的卻是清初依舊拓摹勒上石的蘇東坡醉書《赤壁懷古》刻石。據說，目前蘇東坡《赤壁懷古》刻石全國僅存兩處，一處在湖北黃州，另一處就是雙塔寺。我曾看到雙塔寺的一家小店裡有該刻石的拓片出售，要價三百元。此外，雙塔寺碑廊里還有近溪隱君“家訓”碑、祁雋藻“子史粹言”石刻，書法愛好者值得一看。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太原牡丹雖然難以與洛陽、菏澤等牡丹之鄉相比，但雙塔寺里歷經三百餘年風雨的明代牡丹卻依然艷麗如故，盡吐芳菲。雙塔寺的牡丹每年四月底盛開，滿園嫣紅奼紫，爭芳鬥妍，平日裡的冷落門庭一到此時也是遊人如織。雖然對雙塔明代牡丹慕名已久，但直到去年我才得以一睹芳容，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什麼是國色天香，我才理解為什麼那多人建議將牡丹定為國花。雙塔寺的明代牡丹植根於寺院主殿大雄寶殿前，在眾多新植牡丹的簇擁之下更顯示出它尊貴的地位。明代牡丹有著引人入勝的名字：“紫霞仙”，能夠常盛三百餘年而不敗，也確實稱得上“仙”了。遺憾的是，紫霞仙的花期已過，雖然還未凋謝，但已失色不少，我也沒有拍到令人滿意的紫霞仙的照片。沉浸於滿園春色，我流連忘返不忍歸去，如果時間允許，我希望每年春天都能來雙塔寺拜訪紫霞仙，那種感受，一定如同看望心靈相通的故友一樣。
最後為大家介紹的是一位在雙塔寺出家的高僧，他的法號叫力空。俗名任重遠的力空大師是洪洞人，青年時代信奉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學說，積級參與辛亥革命，之後當選為趙城縣也就是現在的洪洞縣議會議員，先後出任定襄及河北等縣的縣長。
經歷了十餘年的宦海生涯，官場黑暗、軍閥混戰、愛子夭折都使任重遠的思想發生了急劇變化，最終促使他在步入中年之際，有如李叔同一樣，在眾人難以理解的目光中，於1932年在雙塔寺剃度出家，遁入空門。
抗日戰爭時期，侵華日軍準備將洪洞廣勝寺的曠世孤品《趙城金藏》運往日本，力空大師得知後立即與邊區政府聯繫，八路軍派出小分隊將這批多達四千餘軸的無價國寶安全轉移到了解放區，《趙城金藏》後來被收藏於北京圖書館。
建國後，力空大師再次住持太原最大的寺廟崇善寺，文革期間被迫返回原籍，1972年病逝於家中，終年81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