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巷(歐陽山創作圖書)

作者與作品簡介

歐陽山30年代參加過左聯，1941年到延安。1947年出版寫“解放區”農村生活的長篇《高幹大》。50年代以後定居廣州，任華南和廣東地區文學界的主要領導職務。在五六十年代，歐陽山的小說有中篇《英雄三生》、《前途似錦》和短篇《鄉下奇人》、《在軟席臥車裡》、《金牛與美女》等。發表於60年代初的這些短篇，由於題材的新穎和寫法的特別，而受到注意。這個時間他最重要的創作，是總題為“一代風流”的五卷本長篇。作者說，他1942年在延安時，就有了寫作長篇，來反映“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的計畫。這一構想到1957年才得以實施。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鬥》分別出版於1959年和1962年。由於“文革”的發生，其他各卷（《柳暗花明》、《聖地》、《萬年春》），延至80年代才全部出齊。小說以周炳的生活經歷來結構作品，時間貫穿自1919年到1949年的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這五卷中，《苦鬥》、尤其是《三家巷》寫得較為出色，其他各部，由於筆力已衰，也由於出版時時勢的變化，未引起讀者和評論界更多的注意。

作品評價

《三家巷》作為十七年文學中獨具風貌的一部作品，其故事發生在“五四運動後和“”大革命”時期的廣州（有關家族歷史還回敘至晚清），而《苦鬥》則寫到“大革命”失敗後廣州近郊震南村的農民和農場工人的生活。與《紅旗譜》等長篇一樣，都是有關“革命”起源、過程的描述（即作者所說的，表現“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但也有著其他小說不同的特點。他選擇了對重大的歷史事變的側面描寫的角度。“五四”運動、“五卅”慘案、省港罷工、中山艦事件、北伐戰爭等沒有成為中心情節，而只是作為背景，在小說中構成特定的時代氛圍。人物對革命鬥爭的參與，在大多數情況下，也不被設定為描述的重點（周炳參加廣州起義的部分，應該說是個“例外”）。三家巷中幾個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輩、兒女之間複雜關係，構成故事的基本線索；因而或許也可以看做是“編年史式的姻親家族敘事”。周、陳、何三家分屬不同的階級（手工業工人、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地主），對時勢、政治有不同的立場和反應。但他們是近鄰，周陳兩家既是連襟親戚，兒女又是同學。基於人情、事理、利害等複雜糾葛的都市日常生活、家庭關係，在書中得到細緻描述。另一特點是人物創造上。能留給讀者較深印象的，不是那些作者並非不經意的革命者形象，而是周炳、陳文雄、陳文婷等有著性格複雜性的人物。

這兩個“特色”，是60年代對小說評價上的分歧點，也是小說內在結構矛盾的“根源”。側重日常生活情景和親友、戀人之間糾葛的描述，重視社會風俗和對周炳、陳文婷等的行為、感情狀態的細緻描寫，在小說的批評者看來，是以生活風俗畫沖淡了革命的氣氛，粉飾了殘酷激烈的階級鬥爭現實。即使是為這兩部小說辯護的論者，也會指出這種描述方式對反映“整個”階級鬥爭形勢和面貌帶來牽制，和作家對周炳的弱點“批判”不夠，對他與諸多女性關係的描寫“格調不高”。這裡涉及的是“革命小說”與舊“言情小說”的關係問題。從晚清到現代，“革命”與“戀愛”已經是小說的基本模式之一。50年代以後，由於“革命”的崇高和“純潔”化特徵的強化，由於現代“言情小說”受到的摒棄，作家對這一問題處理更加謹慎。歐陽山多少離開了這種嚴格的局限。那種“革命加戀愛”的人物關係和情節類型，傳統“才子佳人”言情小說的敘述方式和語言格調，在他小說中多有泄露、正因為如此，當時的一些批評者，便會把《三家巷》、《苦鬥》的這種表現，看作是對陳舊的美學情調和氣息的不健康迷戀。60年代圍繞這些小說的爭論，如果從小說類型層面觀察，提出的正是“言情小說”在當代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問題。《三家巷》的作者當然是要嚴肅地敘述，也多少明白“才子佳人”和他們的愛情，在現代革命小說中既不應占太多篇幅，也不具獨立的性質——只有作為對“革命”的或正或反的證明才能存在。但情愛的糾葛可能展示的細膩、曲折，加上中國言情小說“傳統”所提供的藝術經驗，在寫作中顯然成為更具誘惑力的因素而讓作者著迷。具體描述導致的結果，有時反而襯托所著力描寫的“革命”的乾枯和簡陋。在確立表現對象、敘述方式、語言風格上的猶豫，導致了小說（尤其是《三家巷》）結構上的內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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