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模型

AIDS模型算法上的改進。迪頓和米爾鮑爾(Deaton&Muellbauer,1980)最初提出的AIDS模型的參數和變數都是非線性的,實際估計並不方便,他們用斯通價格指數線性化AIDS模型(LA/AIDS),作為AIDS模型的近似模型LA/AIDS模型簡化了估計過程,使AIDS模型得到了廣泛的套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AIDS模型
  • 外文名:AIDS model
發展,套用,套用研究,

發展

第一,格林和阿斯頓(Green&Alston,1990)基於LA/AIDS對收入和彈性的計算進行了發展。而布斯(Buse,1994)對該觀點存在異議,認為LA/AIDS這一替代模型內部變數含義不一致,缺乏足夠近似性,對格林一阿斯頓(Green—Alston)方法進行了擴展和修正。帕沙德斯(Pashardes,1993)提出了三階段最小平方的估計方法來解決在使用斯通價格指數時預算的內生性問題。萬廣華(Wan,1998)通過蒙特一卡羅(MontoCarlo)實驗對AIDS各種線性化的估計方法的效果做出了評估,提出改進方法和建議。
第二,靜態向動態的轉化。Deaton等人最初提出的AIDS模型是一個靜態需求系統,用來解釋動態數據不合適,比如當價格均發生變動或當價格發生相對變動時,再用原來的AIDS模型來解釋就不夠充分,針對這個缺陷,一些學者在原來靜態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一些動態元素,拓展了最初的框架模型。雷(Ray,1980)在其文章中通過加入家庭規模這個變數拓展了原先的模型,分析了印度的預算數據。
第三,引入序列相關問題。最初提出的AIDS模型沒有考慮序列相關問題,布朗斯佛等(Blaneiforti.eta1.,1986)人將序列相關問題納入靜態和動態AIDS模型。伊安和成恩(Yen&Chern,1992)則糾正了AIDS模型中的序列相關問題。契帕迪葉和哈斯尼(Xepapadeas&Hassini,1995)採用伊安和成恩(Yen&Chern)的方法,根據1960--1991年希臘奶製品的數據對希臘奶製品進行分析,估計了一個AIDS模型,糾正了模型的一階自相關問題,效果很好。
第四,引入收入分配因素。在研究中,一些學者發現由於不同收入組居民消費行為不同,如對不同的收入組採用一個總的需求分析,得出的結果可能無效甚至會對政策制定者造成誤導。因此學者嘗試將收入分配因素納入AIDS模型進行分析,如加奎(Jarque,1987)、簡森和馬日奎(Jensen&Manrique,1998)根據消費習慣等因素對居民進行分組,特克魯和詹森(Teklu&John—son,1988),薩瓦德哥和布蘭迪(Savadogo&Brande,1988),伯尼和阿克瑪(Burney&Akmal,1991),根據收入對居民進行了分組。

套用

正因為AIDS模型的優越性和實用性,在國際上已被廣泛地套用於消費問題的實證研究。黑登(Haden,1990)利用AIDS模型研究了日本香菸需求情況,結論表明美國和日本香菸都屬於普通商品,其他國家香菸屬於劣等消費品,菸民對美國煙的收入價格彈性大於日本煙,日本煙與其他國家香菸之問屬替代關係;阿爾德曼和戴維德(Alderman&David,1993)把具有相同形式的閒暇作為一種商品納入消費系統,利用AIDS模型考察了斯里蘭卡的居民對閒暇和其他消費品的消費是否存在替代的可能性,結果發現它們之間果然不是相互獨立的,特別是在農村地區人們對閒暇有著較高的消費傾向;霍布然德(Halbrendt,1994)採用中國廣東農村居民的家庭調查統計數據,通過AIDS模型參數的估計,發現廣東農村居民對食品大多數項目的消費都是缺乏彈性的,而且人們的食品消費模式已經發生了轉變;卡維基(Kalwij,1998)基於荷蘭的微觀統計數據進行了AIDS模型的估計,發現家庭消費支出和人口分布之間的相互影響對解釋消費者對商品的不同分配有著重要的意義,比如對衣著和住房的消費,隨著人口特徵的不同,可能是作為奢侈品,也可能是必需品,因此他認為對家庭預算數據的調查和價格彈性的估計,不能只把所有居民都作為完全相同的研究對象;惕茲(Tiezzi,2002)利用1985--1996年8個不同階層義大利家庭消費支出數據研究了義大利的家庭行為和環境保護支出的關係,結論表明環境保護費用支出與家庭消費之間不存在替代關係。

套用研究

我國目前利用AIDS模型進行的分析研究還不多,但AIDS模型的優越性已引起學者們的重視,並且開始利用AIDS模型進行分析研究。穆月英等(2001)人根據1995--1999年的面板數據,利用AIDS模型對中國城鄉居民的消費系統進行了分析研究,通過引人地區虛擬變數,對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消費系統進行了對比分析,但其對不同消費地區的劃分方法比較模糊,分析過程中並沒有體現出不同地區消費系統的差異。張冬平等(2001)人利用AIDS模型和河南省1985--1999年的數據對河南城鎮居民的食品消費狀況進行了系統分析,認為“隨著居民收入的提高,食品結構有了較大的改善:肉蛋奶、蔬菜、油脂的消費比例迅速增大,糧食的消費又是相對穩定的,而菸酒茶的消費份額呈下降趨勢”。不過他把城鎮居民的消費特徵看成是相同的而沒有考慮不同收入群體消費行為的差異,而且僅僅研究了食品消費,所以該分析研究還存在不足。臧旭恆和孫文祥(2003)利用ELES模型和AIDS模型對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進行研究,並從建模依據、模型特點和適用性方面進行了對比,認為“城鎮居民在基本實現小康後,消費熱點已經轉移到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交通通訊、文教娛樂方面”,但“農村居民仍然在儘可能壓低食品、衣著等基本消費需求的前提下,將新增收入集中投入到必需的地方(如住房、文教、基本的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等)或可能帶來收益的消費(如交通通訊)中”,但對AIDS模型部分的研究並不深入,模型選擇的時間序列只有兩年,在趨勢的反映上也存在不足。張廣勝(2002)根據1999年遼寧省農調隊住戶處抽樣調查數據用AIDS模型研究了農村市場發育對農戶消費的影響。
總結以上文獻,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已有的AIDS模型大都僅是對一定時期某幾年或一定地區或一定的消費群體的消費行為單獨進行研究,沒有從一個巨觀的角度分別對這些方面進行比較研究,而中國作為一個有特色的開發中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年份、不同收入組以及城鄉居民之間的消費行為都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本書基於AIDS模型,對中國由於城鄉差別、收入差距、地區差異以及時域變遷所造成的居民消費變異進行實證分析,揭示中國居民在經濟成長和社會變遷變化中的消費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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